【新唐人2012年6月17日訊】 孫中山曾將民生、民族與民權合稱「三民主義」，這「三民主義」曾經是20世紀中國人追求光明未來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識的極權或威權國家，民族主義極容易被煽動成盲目排外，民生主義則很容易被導向民粹主義，作為民生保障與富國足民前提的民權，更是極易被擠壓至可有可無的境地。中共建政60餘年以來，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鄧小平的「發展經濟是硬道理」，其實都是為瞭解決民生。至於民權的落實至今未見，民主話題更是被當局視為洪水猛獸。
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中，弘揚民族主義與保障民生的途徑完全不同。在民主國家，民族主義完全只是公民出於自願的一種政治表達，民生則屬於經濟權利，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證的公民權利，沒有民主制度，民權有如無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國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統治者的仁慈與開明，比如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意識到「文革」的後果是民不聊生，讓百姓吃飽飯才重要，於是開始允許發展商品經濟，開放農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場經濟道路；民族主義更是經常被專制統治者用來轉移國內矛盾，服務於外交。
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是普京構建強權政治的基礎，但因為俄羅斯已進入開明專制，政治領導人當選必須經過民選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後還是得通過選票體現，哪怕這選票是通過「購買」或者操縱得來。普京青年團支持普京的理由有兩條，一是「希望國家更強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對俄羅斯政治指手劃腳」。他們的團歌是「15年前，當我們的國家毀於一旦，他們嘲笑我們；我們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積蓄，沒有退休金，沒有未來；但是，現在我們重新站起來了，現在，我們要行動，我們將會更加堅強，因為我們的祖輩曾經在戰爭期間流血犧牲保衛祖國！」 當年在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陷入惡性通貨膨脹，俄國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後利用俄羅斯優質的天然資源與石油價格上漲這一時勢，迅速扭轉了俄羅斯的經濟形勢。這歌詞說明普京的選票來自於解決民生，讓俄羅斯人看到了國家強大的希望。
但中國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奠基於信奉者的自我欺騙，當局者也不需要像普京那樣用社會福利、經濟利益、為青年人提供進入各級政府的管道這種方式購買。對付不同層次的人民，北京當局嫻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對於知識界的新老左派，當局在打壓各種針對當局的批評意見，卻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戶，讓他們以自己擁有特殊活動空間而沾沾自喜，並以消滅不同意見為己任。這一點已經為過去十餘年的新左與自由主義的「交鋒」所證明，當局捆住政治自由主義者的手腳，讓新左放開手痛擊，形成了自由主義的敗局，不少自詡為自由主義的知識人紛紛倒戈。
對於中國民間底層成員懷念毛澤東的思潮，當局固然有不喜歡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當局不喜歡的是這類人物借懷念毛澤東批評時政，但對他們認同毛的專制與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緒，則從不忘記加以利用。政府與民間毛派也經常默契地在玩「扮傻遊戲」。對於參與扮傻遊戲的民眾來說，明明是一黨專制的政府在掠奪民眾生存資源如土地住房，但民眾卻硬要裝出一副（也許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這班「歪嘴和尚念壞了經」。這種「扮傻遊戲」上演到近兩年，導致出現這樣一種政治奇觀：一部分人選擇相信溫家寶是黨內改革派領軍人物，只是由於黨內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溫家寶無所作為。甚至有關溫家妻兒經商致富的消息，他們也寧可相信這是溫的政敵造謠中傷。另一部分人選擇相信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是出於讓底層受益的惠民考慮。這類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種悖論：現有體制放縱官商結合掠奪民眾，但對未來的希望則寄託在這一體制的開創者毛澤東身上。他們對於毛親手製造的種種國家之罪假裝不見，將毛時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實際是連當工人都需要打破頭）、有免費醫療的社會，以此作為鎮痛劑。
這種出於生存焦慮的民粹主義，其必然結果是對政治強人的期待。本來，在俄羅斯曾經有相當大影響的民粹主義，對領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國這塊骯髒的土壤中，時至今天，從政治泥潭打滾出來的的領袖人物，並沒有什麼人符合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國人卻可以自欺欺人對心中的領袖美化，這種精神，說是犬儒也罷，說是阿Q也罷，就是中國的國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週年，反觀這23年中國政府與民間互動的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主線：90年代前期，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再次啟動經濟改革，為國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鎮痛劑，一段時期內，「六四學生也有錯，是學生不撤出天安門才導致鎮壓」、「向前看」成為一種主流意見。在經濟學界，腐敗是瓦解舊體製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謬論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紀零年代，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共，無論是國內的異見者還是關注中國人權政治狀態的美國，都一致認為可以通過溫和方式讓中共走上依法治國的道路，於是國內有「護憲維權」之說，在法律框架內維權成為抗爭活動的主流形式，這種活動的最大特點是不提政治權利要求，比如選舉權、遊行集會權、自由結社權與新聞自由等權利，將重點放在經濟權利（如徵地拆遷利益受損）及司法受害申訴等上面。這條道路艱難行進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時，此後基本成了斷頭路。在真正的維權律師屢遭打壓之後，國內不少社會底層只好將希望寄託於毛澤東回歸。薄熙來的民意擁戴就來自這種因生存焦慮而引發的民粹主義。這種焦慮之嚴重，已讓民眾來不及辨識薄的真正政治意圖。
中國民心思變，已經是凡有眼者也可見之事實。但這種求變心態究竟出於生存焦慮還是出於權利意識覺醒？這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很重要。因為前者可以通過政治強權實行資源再分配獲得緩解；後者則必須是制度變革。民眾大多是短視的，民主制的希臘在面臨危機時，民眾尚且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在中國這種極權體制下，民粹主義更容易抄近路，走與強權相結合的道路。
民粹與民主，在今後的中國誰主沉浮？這關係到中國今後能否擺脫專制桎梏。在這個問題上，我並不樂觀。只要滋養民粹主義兼民族主義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來從中國政壇上消失，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國卻始終存在。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中，弘揚民族主義與保障民生的途徑完全不同。在民主國家，民族主義完全只是公民出於自願的一種政治表達，民生則屬於經濟權利，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證的公民權利，沒有民主制度，民權有如無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國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統治者的仁慈與開明，比如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意識到「文革」的後果是民不聊生，讓百姓吃飽飯才重要，於是開始允許發展商品經濟，開放農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場經濟道路；民族主義更是經常被專制統治者用來轉移國內矛盾，服務於外交。
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是普京構建強權政治的基礎，但因為俄羅斯已進入開明專制，政治領導人當選必須經過民選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後還是得通過選票體現，哪怕這選票是通過「購買」或者操縱得來。普京青年團支持普京的理由有兩條，一是「希望國家更強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對俄羅斯政治指手劃腳」。他們的團歌是「15年前，當我們的國家毀於一旦，他們嘲笑我們；我們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積蓄，沒有退休金，沒有未來；但是，現在我們重新站起來了，現在，我們要行動，我們將會更加堅強，因為我們的祖輩曾經在戰爭期間流血犧牲保衛祖國！」 當年在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陷入惡性通貨膨脹，俄國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後利用俄羅斯優質的天然資源與石油價格上漲這一時勢，迅速扭轉了俄羅斯的經濟形勢。這歌詞說明普京的選票來自於解決民生，讓俄羅斯人看到了國家強大的希望。
但中國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奠基於信奉者的自我欺騙，當局者也不需要像普京那樣用社會福利、經濟利益、為青年人提供進入各級政府的管道這種方式購買。對付不同層次的人民，北京當局嫻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對於知識界的新老左派，當局在打壓各種針對當局的批評意見，卻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戶，讓他們以自己擁有特殊活動空間而沾沾自喜，並以消滅不同意見為己任。這一點已經為過去十餘年的新左與自由主義的「交鋒」所證明，當局捆住政治自由主義者的手腳，讓新左放開手痛擊，形成了自由主義的敗局，不少自詡為自由主義的知識人紛紛倒戈。
對於中國民間底層成員懷念毛澤東的思潮，當局固然有不喜歡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當局不喜歡的是這類人物借懷念毛澤東批評時政，但對他們認同毛的專制與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緒，則從不忘記加以利用。政府與民間毛派也經常默契地在玩「扮傻遊戲」。對於參與扮傻遊戲的民眾來說，明明是一黨專制的政府在掠奪民眾生存資源如土地住房，但民眾卻硬要裝出一副（也許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這班「歪嘴和尚念壞了經」。這種「扮傻遊戲」上演到近兩年，導致出現這樣一種政治奇觀：一部分人選擇相信溫家寶是黨內改革派領軍人物，只是由於黨內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溫家寶無所作為。甚至有關溫家妻兒經商致富的消息，他們也寧可相信這是溫的政敵造謠中傷。另一部分人選擇相信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是出於讓底層受益的惠民考慮。這類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種悖論：現有體制放縱官商結合掠奪民眾，但對未來的希望則寄託在這一體制的開創者毛澤東身上。他們對於毛親手製造的種種國家之罪假裝不見，將毛時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實際是連當工人都需要打破頭）、有免費醫療的社會，以此作為鎮痛劑。
這種出於生存焦慮的民粹主義，其必然結果是對政治強人的期待。本來，在俄羅斯曾經有相當大影響的民粹主義，對領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國這塊骯髒的土壤中，時至今天，從政治泥潭打滾出來的的領袖人物，並沒有什麼人符合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國人卻可以自欺欺人對心中的領袖美化，這種精神，說是犬儒也罷，說是阿Q也罷，就是中國的國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週年，反觀這23年中國政府與民間互動的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主線：90年代前期，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再次啟動經濟改革，為國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鎮痛劑，一段時期內，「六四學生也有錯，是學生不撤出天安門才導致鎮壓」、「向前看」成為一種主流意見。在經濟學界，腐敗是瓦解舊體製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謬論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紀零年代，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共，無論是國內的異見者還是關注中國人權政治狀態的美國，都一致認為可以通過溫和方式讓中共走上依法治國的道路，於是國內有「護憲維權」之說，在法律框架內維權成為抗爭活動的主流形式，這種活動的最大特點是不提政治權利要求，比如選舉權、遊行集會權、自由結社權與新聞自由等權利，將重點放在經濟權利（如徵地拆遷利益受損）及司法受害申訴等上面。這條道路艱難行進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時，此後基本成了斷頭路。在真正的維權律師屢遭打壓之後，國內不少社會底層只好將希望寄託於毛澤東回歸。薄熙來的民意擁戴就來自這種因生存焦慮而引發的民粹主義。這種焦慮之嚴重，已讓民眾來不及辨識薄的真正政治意圖。
中國民心思變，已經是凡有眼者也可見之事實。但這種求變心態究竟出於生存焦慮還是出於權利意識覺醒？這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很重要。因為前者可以通過政治強權實行資源再分配獲得緩解；後者則必須是制度變革。民眾大多是短視的，民主制的希臘在面臨危機時，民眾尚且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在中國這種極權體制下，民粹主義更容易抄近路，走與強權相結合的道路。
民粹與民主，在今後的中國誰主沉浮？這關係到中國今後能否擺脫專制桎梏。在這個問題上，我並不樂觀。只要滋養民粹主義兼民族主義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來從中國政壇上消失，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國卻始終存在。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