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2日訊】記得《紅樓夢》有兩句詩，「人情練達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學問」，幾乎概括了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所有奧祕，所謂「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就是要讓一個人學會世故，學會圓滑、鄉願。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大凡媚權、媚俗，泯滅個性，磨去棱角，人雲亦雲，隨波逐流，所有這些都被視為聰明、成熟的標誌，相反，則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從章立凡回憶其父親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總第三十九輯）可知，章乃器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時期，還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權。當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許亂說亂動，接受人民群眾的專政」時，他竟然不無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權，不是專政對象。」因為1957年周恩來曾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親口向他保證：「你們（指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權」。為此他冒著嚴寒、乘公共汽車進城，要到中南海當面問問曾是「患難之交」的總理：「這話還算不算數？」結果是——「鐵桶江山，進不去！」
只有讀了他下面的自述，我們今天才會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當中仍在爭公民權、捍衛尊嚴的舉動：
「我踏進社會五十多年了。在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號和『學生腔』的譏諷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改。因為我歲厭惡的是『世故甚深』、『暮氣沉沉』和『老氣橫秋』，那就不能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
這番話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寫給周恩來的萬言書中，當時他已74歲。可以看作是破譯他一生作為的精神密碼，也正是他精神底氣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學生腔」的嘲諷，所以他的生命才會一再呈現出那種與猥瑣的鄉願不可同日而語的亮色。
讓我們倒轉時光看看， 1946年他在寫下《我想寫一篇小說——二十年一夢》時，他發起民主建國會，創辦《平民》雜誌，要在國、共之外再造「第三種勢力」，「替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上和平奮鬥的典型」，堅持「不右傾，不左袒」時，無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氣和「學生腔」。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顧，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號，終於鋃鐺入獄，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讓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銀行界服務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份守己，獨自創辦了「一個小規模的言論機關」《新評論》半月刊，批評時政，激濁揚清。從寫稿、編輯、校對到發行，幾乎都是他一個人，而且完全利用業餘時間。他的職業、環境足以讓他養尊處優，他辦刊純粹是激於義憤、出於一種責任感，他獨立堅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發行。這樣的往事今天聽來彷彿如天方夜譚，那年頭卻確實發生過。要知道，那時與「四一二」屠殺相去不遠，黑雲壓城、血腥瀰漫，上海還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氣，憑「傻」勁，誰會去幹這樣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會喊『萬歲』，……我認為歌頌一個人總應該用點腦筋，舉出具體的事實加以肯定。空喊『萬歲』『偉大』，不能不是無原則的捧場。」1974年，在泰山壓頂、淪入地獄的日子裡，章乃器仍然說出了這樣「學生腔」的話。憑他這樣的性格，後半生的命運自然早已注定，聰明人都知道那是一個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絕喊「萬歲」的時代，只有「傻瓜」還要堅持做人的「原則」，還要自己「動腦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這樣的「傻瓜」身上，後世的人們才看到了知識分子或者中國人的一點氣節，一點做人的尊嚴。
我曾寫過一篇《「傻瓜」推動文明》的小文，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缺乏創造力，尤其是皇權制度經過十幾輪循環依然不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文化太早熟、太世故了，每個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費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國式的犬儒哲學、鄉願哲學為榮，所以我們自古以來就少有特立獨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為榮，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物，這樣的人即便出現了，也往往是以悲劇收場。難怪魯迅會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直言之，我們缺少的是一種凡事認真、認死理的「傻瓜」氣，一種天真的「學生腔」。中國的許多問題之所以積重難返，就是因為國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聰明，暮氣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當希特勒權勢顯赫、如日中天時，愛因斯坦沒有停止對法西斯主義、對野蠻暴政的公開批評，有朋友善意地勸他，他斷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試問，要是喬爾達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麼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後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表面看起來似乎是永遠屬於「聰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點滴進步幾乎都和這樣的「聰明人」無關。甚至可以說，文明從來都是的「傻瓜」們推動的。那些皓首窮經、探索學問奧祕的人顯然不是「聰明人」，那些殫精竭慮、廢寢忘食的科學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為一己私利、真誠追求理想的人，那些為民請命、捨生取義的人在「聰明人」眼裡只能是「傻瓜」。正是他們，正是這些與「聰明人」作出了截然不同選擇的「傻瓜」們，在日復一日悄悄地推動著文明，推動著歷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愛
因斯坦、章乃器這些「喜愛『傻瓜』和『學生腔』」的人，一部人類文明史將不知怎樣的不堪入目。
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的章乃器們保持敬意。遺憾的是，與處處明哲保身、苟安圖存、永遠將眼睛盯住錢和權的「聰明人」相比，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傻瓜」和「學生腔調實在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世界是不會進步的，如果沒有「傻瓜」們付出的努力與犧牲，文明將會停滯，歷史只能重複。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從章立凡回憶其父親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總第三十九輯）可知，章乃器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時期，還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權。當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許亂說亂動，接受人民群眾的專政」時，他竟然不無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權，不是專政對象。」因為1957年周恩來曾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親口向他保證：「你們（指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權」。為此他冒著嚴寒、乘公共汽車進城，要到中南海當面問問曾是「患難之交」的總理：「這話還算不算數？」結果是——「鐵桶江山，進不去！」
只有讀了他下面的自述，我們今天才會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當中仍在爭公民權、捍衛尊嚴的舉動：
「我踏進社會五十多年了。在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號和『學生腔』的譏諷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改。因為我歲厭惡的是『世故甚深』、『暮氣沉沉』和『老氣橫秋』，那就不能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
這番話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寫給周恩來的萬言書中，當時他已74歲。可以看作是破譯他一生作為的精神密碼，也正是他精神底氣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學生腔」的嘲諷，所以他的生命才會一再呈現出那種與猥瑣的鄉願不可同日而語的亮色。
讓我們倒轉時光看看， 1946年他在寫下《我想寫一篇小說——二十年一夢》時，他發起民主建國會，創辦《平民》雜誌，要在國、共之外再造「第三種勢力」，「替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上和平奮鬥的典型」，堅持「不右傾，不左袒」時，無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氣和「學生腔」。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顧，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號，終於鋃鐺入獄，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讓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銀行界服務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份守己，獨自創辦了「一個小規模的言論機關」《新評論》半月刊，批評時政，激濁揚清。從寫稿、編輯、校對到發行，幾乎都是他一個人，而且完全利用業餘時間。他的職業、環境足以讓他養尊處優，他辦刊純粹是激於義憤、出於一種責任感，他獨立堅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發行。這樣的往事今天聽來彷彿如天方夜譚，那年頭卻確實發生過。要知道，那時與「四一二」屠殺相去不遠，黑雲壓城、血腥瀰漫，上海還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氣，憑「傻」勁，誰會去幹這樣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會喊『萬歲』，……我認為歌頌一個人總應該用點腦筋，舉出具體的事實加以肯定。空喊『萬歲』『偉大』，不能不是無原則的捧場。」1974年，在泰山壓頂、淪入地獄的日子裡，章乃器仍然說出了這樣「學生腔」的話。憑他這樣的性格，後半生的命運自然早已注定，聰明人都知道那是一個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絕喊「萬歲」的時代，只有「傻瓜」還要堅持做人的「原則」，還要自己「動腦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這樣的「傻瓜」身上，後世的人們才看到了知識分子或者中國人的一點氣節，一點做人的尊嚴。
我曾寫過一篇《「傻瓜」推動文明》的小文，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缺乏創造力，尤其是皇權制度經過十幾輪循環依然不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文化太早熟、太世故了，每個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費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國式的犬儒哲學、鄉願哲學為榮，所以我們自古以來就少有特立獨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為榮，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物，這樣的人即便出現了，也往往是以悲劇收場。難怪魯迅會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直言之，我們缺少的是一種凡事認真、認死理的「傻瓜」氣，一種天真的「學生腔」。中國的許多問題之所以積重難返，就是因為國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聰明，暮氣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當希特勒權勢顯赫、如日中天時，愛因斯坦沒有停止對法西斯主義、對野蠻暴政的公開批評，有朋友善意地勸他，他斷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試問，要是喬爾達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麼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後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表面看起來似乎是永遠屬於「聰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點滴進步幾乎都和這樣的「聰明人」無關。甚至可以說，文明從來都是的「傻瓜」們推動的。那些皓首窮經、探索學問奧祕的人顯然不是「聰明人」，那些殫精竭慮、廢寢忘食的科學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為一己私利、真誠追求理想的人，那些為民請命、捨生取義的人在「聰明人」眼裡只能是「傻瓜」。正是他們，正是這些與「聰明人」作出了截然不同選擇的「傻瓜」們，在日復一日悄悄地推動著文明，推動著歷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愛
因斯坦、章乃器這些「喜愛『傻瓜』和『學生腔』」的人，一部人類文明史將不知怎樣的不堪入目。
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的章乃器們保持敬意。遺憾的是，與處處明哲保身、苟安圖存、永遠將眼睛盯住錢和權的「聰明人」相比，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傻瓜」和「學生腔調實在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世界是不會進步的，如果沒有「傻瓜」們付出的努力與犧牲，文明將會停滯，歷史只能重複。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