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5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後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中共為復辟專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 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制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裡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注二】
第一 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 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制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凈。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裡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籤，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 取締宗教自由 毀滅宗教文化 壓制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餘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 設定反革命罪 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裡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佔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注三】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制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繫。
第四 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制制度」，帶來了專制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藉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台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制，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制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制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制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制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制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和宗教的關係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制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制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實話」吧。
注 釋
【注二】 此為王若望先生親自告訴作者。參見《王若望文集》，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出版。
【注三】 由於中共檔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根據內部人士揭發和部分學者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實際情形而言，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比較保守的。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接上期)
二 中共為復辟專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 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制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裡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注二】
第一 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 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制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凈。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裡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籤，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 取締宗教自由 毀滅宗教文化 壓制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餘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 設定反革命罪 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裡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佔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注三】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制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繫。
第四 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制制度」，帶來了專制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藉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台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制，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制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制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制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制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制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和宗教的關係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制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制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實話」吧。
注 釋
【注二】 此為王若望先生親自告訴作者。參見《王若望文集》，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出版。
【注三】 由於中共檔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根據內部人士揭發和部分學者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實際情形而言，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比較保守的。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