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3月27日訊】《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寫道：「共產黨為什麼嗜殺？因為『殺』是共產邪靈為其終極目的在人間布下恐怖之場的戰略措施。共產黨把『殺』當作了一門『學問』、一種『藝術』，把『殺』做到了極致。」
中共土改時期的殺戮便是這段表述的典型寫照。
毛澤東堅決反對和平土改
在1950年6月中共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大二次全體會議上，許多民主開明人士討論《土地改革法》時主張通過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可是毛澤東卻堅決反對。毛主張組織農民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
1951年5月，毛澤東對鄧小平在《關於西南地區的土改情況和經驗》中所說的「那種認為經過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就可以和平土改的想法，已為事實所粉碎。經驗證明，土改必須在貧雇農發動起來的基礎上去進行，才不致煮夾生飯」[1]大加讚賞，批註「很好」，並在多處附註了他自己的意見，後指示轉發給了各地。
這正如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的：「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2]
廣東土改初期，在中南局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領導下，政策溫和。1951年11月，毛澤東嚴厲批評廣東土改迷失方向，進展太慢，像「烏龜」爬。 隨即毛澤東將陶鑄調到廣東。陶鑄在廣東颳「左狂風」，每個鄉定指標計劃殺地主，用數字完成毛澤東的指示。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僅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廣東有幾十萬人被殺。
大紀元新聞網2017年8月的一篇文章，報導了現定居加拿大的林女士，上個世紀40年代出生在廣東潮州。父親做海產生意。中共篡政後土改中被定為地主，一生頂著狂風惡浪攢下來的4000塊大洋作為罪證被沒收，緊接著被關監吊打，後被判刑8年，期滿仍不釋放，客死黑龍江，屍骨全無。全家老少三十多口被工作隊關進祖屋。五嬸臨盆生下了一個女兒，連臍帶都還沒有剪就直接被扔進了馬桶。阿爺七十多歲，1955年被活活打死。家族中大部份人不堪忍受凌辱，數次亡命偷渡香港，被押回。文革前的一次偷渡，全船21人全部葬身大海，其中包括那個死去女嬰的母親——五嬸。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份的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的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的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的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的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3]
黨內第二號人物的這段話，為中共和毛澤東建政後堅決反對和平土改，做了最準確最清晰的背書。
殺人權的下放與按比例殺人
「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絕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4] 1950年，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嘗試進行和平土改，毛不以為然。受到中共的批評後，胡志明將土改由和平轉向暴力，出現逼迫地主自己挖坑活埋自己的慘劇，批鬥會現場上方懸掛胡和毛的畫像。即便如此，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毛澤東還當面指責胡志明土改殺人殺少了。
有美國學者計算中共建政後土改使450萬人喪生，國內學者研究是200萬到300萬之間。我們並不知道毛對這個數字結果是否滿意。而中共土改中的殺人權是下放到區一級的。共產黨的區長、書記、工作組組長、貧農會成員可以隨意掌握地主、富農的生殺大權，也可以決定誰是地主誰是富農。貧雇農對誰不滿，私下跟工作組說一下，也能借刀殺人。
殺人是有比例的。據中共1948年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10%。」按這個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萬個階級敵人。後來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9百萬個階級敵人來。[5]
作家鐵流曾披露：「土改時，工作組組長就有權力批准逮人或殺人。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一批一批押出去斃了就是。把他們從監獄拉出來，對上名字、照片，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立刻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即向成都郊外二十裡的迥龍寺磨盤山駛去。到了刑場，從車上把他們甩下來，然後由兩個解放軍提著胳膊，飛快的跑向指定地點。二十人為一批，犯人齊嶄嶄的跪在地上。
「被殺的人全打腦袋，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裁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椿椿。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白的腦花和紅的血水流成一條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真叫慘不忍睹。」 [6]
殺人是革命的需要，殺得多、殺得狠是革命的忠誠表現。中共湖南沅陵地委曾電告漵浦縣，對罪大惡極、群眾痛恨的，即時槍斃。對發動群眾有利但來不及請示者，可個別的殺了再報，或電話中請示。根據這一指示，一時間，「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成為湘西區土改工作基本的殺人口徑。漵浦縣下屬江口區書記趙中財計劃全區殺二十人以內，聽說這個數字要挨批，嚇得一次就殺十幾二十人。
中共和毛澤東搞土改的真實目的，並不是著眼於分田到戶，而是出於中共新生政權的殺人立威與共產意識形態的鬥爭慣性。
觸目驚心的反人類酷刑
土改批鬥運動中的很多酷刑超乎人類的想像，有學者稱之為反人類酷刑。
僅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據中共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土地改革檢查隊的統計：奉賢縣5個區被鬥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來的13人，被捆綁的18人，被剝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種體罰；丹徒縣炭諸鄉等3個鄉鬥爭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剝掉衣服，有10人被剝光了衣服；太倉縣浮北鄉鬥爭時按照跪、剝衣服、澆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連2個60歲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7]
●「凌遲」
2007年，學者張英洪在調查湖南漵浦縣土改時，講述了一個地主遭群眾「凌遲」的案例：批鬥現場幹部向五九大聲廣播：「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腿部就是一槍，士兵們接連幾槍斃了陳老二。隨即苦大仇深的群眾，紛紛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個士兵一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不過一袋菸功夫，陳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大抹」與「咯利」
毛澤東說過一切權力歸於農會。農會定下誰死，怎麼死法、誰去執行，甚至刑罰細節都安排好了。批鬥第一天沒打死，第二天接著往死裡打。坦白不坦白都得死。
小時候學過一篇古文叫「庖丁解牛」，山西某地鬥地主的時候把這招用在人身上叫「大抹」，用鋒刃從脖子的前部直接割到後部，把腦袋割下來，還有一種把人當作羊一樣用尖刀從人的耳朵下面的殺口、頸動脈經過的地方扎下去，然後刀刃向前先割斷氣管，然後再把刀刃掉過來，向後把剩餘的頸椎部份割斷，這個酷刑致死過程山西地方方言叫「咯利」。
●「點天燈」
重慶師範大學譚松副教授在川東實地調查，揭露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土改積極份子如索要金銀珠寶不果，就使出種種酷刑，手段殘暴下流，喪盡天良。諸如在鐵皮桶裡裝滿燒紅的炭火，強迫地主背在背上，叫「背火背篼」；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取名「抱火柱頭」；吊木腦殼，即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稱「燒飛機洞」，變態下流；還有「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注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慘不忍睹，非人類所為。
●「活人肉包子」
「在我們當地土改時，有兩個地方在處死人的時候，使用了活體解剖。聽人說，有一次進行活體解剖，是由部隊醫院的醫生進行的，跟前還有不少實習人員。因為被解剖的人還處於清醒狀態，可能沒有給上蒙汗藥，當主刀的解剖者從被解剖的人的身上的某個部位割下一塊肉時，還要專門拿給被解剖的人讓他看，並問他說這塊肉是誰的肉，是從哪裡割下來的。這與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凌遲幾乎沒有什麼兩樣。解剖完以後，還將被解剖的人大腿上的肉割下來，當天就做成人肉包子，讓其家屬吃。當家屬吃了以後，有人還問家屬好吃不好吃，家屬說好吃，這人然後再告訴他說這是用今天剛解剖了的你的某某親屬的大腿肉包的。」[8]
●坐圪針櫃
這種酷刑在1949年前後的土改運動中多有運用。河南、山西等地都出現過。被鬥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中間去掉隔板存糧食的躺櫃裡，躺櫃裡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人塞進去後蓋上蓋，然後來回搖動櫃子。櫃裡的人從這邊滑到那邊，又從那邊滑到這邊，全身被圪針刺得肉腫皮爛，哭叫聲慘不忍聞。更有甚者，將地主或富農直接壓在一個石磨下，石磨上還坐著一個女人。然後拽著人的腿順路拖，後腦勺被石磨壓塌了，直拖得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得露出來，一根一根的，腦漿與鮮血攪和在一起，慘不忍睹。
●酷刑五花八門
被中共視為異議人士的高耀潔女士回憶說，河南豫西土改，她當時被迫分在工作組，「鬥爭地主的場面，實在太野蠻，拳打、腳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殺地主刑場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頭骨的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漿，撒滿一地……血腥、殘忍、 恐怖，使目睹者嚇得不自主的全身顫慄，幾天吃不下飯。各村鬥地主富農的辦法更是五花八門，慘絕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撲眼、耳朵插捻點燈之外，還有稜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鬥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地上面來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9]
自己人也鬥
中共在土改中地主鬥完了，要鬥富農，富農鬥沒了，把中農拉過來當富農鬥，彈性標準。「該批評的、該鬥爭的、該處分的、該撤職的，大家都可以批評、可以鬥爭、可以處分、可以撤職。」[10] 鬥來鬥去，自己人也鬥。土改中的農村二流子比較符合流氓無產者的特點，會被委以重任，加上貧農團的力量，這些人在農村中並不具備很高的聲望與威信。因此打倒原來的村幹部就成為扶植貧農團的必要手段。在抗戰後康生領導的土改晉綏全區，據統計共死中共黨員幹部357人，其中縣級幹部7人、區級幹部33人、村的黨員幹部317人。
川東共產黨的一個區長叫李金斗，山東調到四川的，因娶了地主家族中的女兒，共產黨讓他親自批鬥審訊其岳父，李金斗「大義滅親」，岳父李問州被槍斃時腦袋開花，李金斗的媳婦眼淚嘩嘩的。共產黨還不相信他，讓他反省，他生的第一個兒子取名「李反省」，後共產黨把他撤職貶為工人，他生的二兒子乾脆叫「李撤職」。
在毛發動血腥運動的初期，廣東有部份幹部和土改工作隊人員不贊同暴力土改，消極對待。陶鑄南下廣東後，在毛的支持下對這些人關押、施酷刑、殺害，總數近萬人，罪名是「反黨集團案」、「地方主義份子」。其中全省5%的土改工作隊員遭到殺害。
中共的5%和95%的階級敵人劃線其實是沒有確定對象的，中共在執行錯誤政策或犯罪後，往往都用所謂「某某路線過左、偏右」「革命需要」「發展的階段化理論」逃避和掩蓋了中共本身的罪錯。可是只要人們稍加冷靜思考，對比其它政黨的做法，就會明白中共本身的思維方式和執政理念與普世人類是格格不入的。
中共竊國後進行土改的同時，台灣在國民黨治下也進行了溫和土改，台灣省主席陳誠採用「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頒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沒鬥一個地主，也沒死一個人，為台灣以後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生態奠定了制度保障。
「鬥婆分妻」 對女性的摧殘
中共為了配合土改煽仇和訴苦，編寫了歌劇《白毛女》，控訴地主黃世仁。工作組在陝南土改中演《白毛女》，當地農民反映冷淡，說：「黃世仁是遠處的地主，是好人。」中共塑造的喜兒形象，在土改運動中恰恰是地主女性和地主家眷的悲慘寫照。
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長石克堅1949年「起義」後被中共關監，杳無音信。妻子沈應倫年輕美貌、知書達理。1951年4月被當作地主批鬥，沈應倫鎮定自若，據理力爭。工作隊聯防人員在「地主太太」的優雅儀態面前大失顏面。雨點般的拳打、腳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塊落在沈應倫身上，當場把她打翻在地。沈應倫反抗著、掙扎著，直到口吐鮮血不再動彈，當暴打停止後她已經奄奄一息，當晚撒手人寰。
川東一位地主媳婦因交不起財寶，被碳烤活人。土改人員拿四塊磚燒紅，擺在地上四個角，強迫她雙手和兩個膝蓋拄在燙磚上面，再在她的乳房和肚皮底下用熱碳烤，烤得直流油，使得乳房肚皮腐爛，雙手致殘，晚間躺在床上痛苦呻吟。
另一位叫黎瓊瑤的川東女子，當年二十出頭，未婚。因交不出浮財，先被工作隊員暴打並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身心受辱，被逼當天跳堰塘自殺。四川忠縣的著名美女梁文華，是個未婚姑娘，十多個土改民兵因垂涎她的美貌將她抓去輪姦致死，可她壓根就不是地主。
還有的地方土改積極份子先分田地搶浮財，後分地主、富農的老婆和分閨女。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裡討不起老婆的男人。富裕中農的閨女分配給了貧雇農作老婆，有些女子不從而自殺。河南滑縣一個寡婦領著五個小孩，土改時劃成地主成份，小會批、大會鬥，最後把她扔河裡淹死了。還要把她12歲的女兒分給30多歲的男貧農作童養媳，這個12歲的女孩投井自盡了，悽慘絕倫。
得到中共肯定和摘帽的地痞流氓成為土改積極份子，也是對地主妻女進行殘忍性虐的主要施暴者。花樣眾多，手段殘忍。如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覆朝裡捅。被暴打灌辣椒水、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被逼自殺者，數字難以統計。
結語
歷次土改運動，中共都會把土地做成一塊帶血的蛋糕。在這過程中，吹奏著「革命」號角，灌輸階級鬥爭理論，蠱惑中國人互相殘殺。殺戮的瘋狂與被殺的痛楚製造著仇恨，也製造著生命之間的業債，使中國人宿命綿延、冤怨相報。這正是中共邪靈毀滅中國人的手段之一。#
資料來源：
[1]《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3]轉引李肅：「1949之後：土改何以要殺人？」，VOA美國之音網站，2007年10月26日 08:00
[4]同[1]
[5]網文：「土地改革運動暴行：死亡人數為200至300萬」，迎春論壇，2015-01-17 2:09
[6]鐵流：《成都的土改殺人》，大紀元2011年03月24日黑五類憶舊
[7]莫宏偉：《蘇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鬥爭》，《當代中國研究》雜誌，2006年第4期(總第95期)
[8]徐水良：《我是如何了解並進而關注土改運動的》，土改系列之一，2009年9月19日，獨立評論網
[9]蒙勇鵬：《土改運動，撕裂神州的暴風驟雨
[10]《晉綏日報》：《告農民書》，1947年9月24日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蕭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