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後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七 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 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黨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制體制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制權力之下。其專制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制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制王朝「積穀」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徵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徵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占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僱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僱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僱農，其僱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僱農亦同樣有受雇傭和不受雇傭的自由，雇傭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僱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僱工。而這個僱農和僱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傭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了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制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余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注十二】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亘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注十三】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於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倖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制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制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黨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於作為黨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公」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占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餘作為剩餘價值被國家拿走，剩餘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注十四】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餘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黨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制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劃，即計劃因權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余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幹、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劃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制執行的辦法，其專制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制國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劃更無秩序的專制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制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制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採用的超級專制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裡，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台。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準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制度本質是專制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制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干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佔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制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象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制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注十五】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制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專制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劃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制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制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制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
注 釋
【注十二】 中共一直將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製造人禍餓死數千萬農民的罪惡，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後有學者查閱中央氣象局資料，才發現「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間竟風調雨順，根本沒有所謂自然災害。大陸農村老一輩農民亦對此記憶猶新。
【注十三】 上述引文均引自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注十四】 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七九頁。
【注十五】 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後的對內講話，曾發至省軍級。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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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 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黨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制體制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制權力之下。其專制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制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制王朝「積穀」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徵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徵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占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僱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僱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僱農，其僱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僱農亦同樣有受雇傭和不受雇傭的自由，雇傭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僱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僱工。而這個僱農和僱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傭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了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制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余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注十二】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亘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注十三】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於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倖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制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制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黨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於作為黨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公」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占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餘作為剩餘價值被國家拿走，剩餘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注十四】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餘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黨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制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劃，即計劃因權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余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幹、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劃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制執行的辦法，其專制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制國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劃更無秩序的專制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制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制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採用的超級專制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裡，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台。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準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制度本質是專制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制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干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佔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制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象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制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注十五】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制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專制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劃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制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制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制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
注 釋
【注十二】 中共一直將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製造人禍餓死數千萬農民的罪惡，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後有學者查閱中央氣象局資料，才發現「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間竟風調雨順，根本沒有所謂自然災害。大陸農村老一輩農民亦對此記憶猶新。
【注十三】 上述引文均引自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注十四】 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七九頁。
【注十五】 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後的對內講話，曾發至省軍級。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