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6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後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禁區 死區 後果及專制改良本質
第一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准許經濟改革，而不准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準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裡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注六】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污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制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鬆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不準串連和不準胡說」的陰冷沉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裡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復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鬆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裡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吶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制、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 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而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黨管人事」的制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制。十年改革中，黨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沉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又為什麼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 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 經濟 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
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制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總算沒有沉沒」。【注七】
二 專制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
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制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黨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 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
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佔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陞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佔有，為嚐盡人生的艷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制制度和由專制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不治之症，成為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 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黨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 政治改革呼聲迭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注八】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黨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黨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制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 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制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劃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杆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分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 中共改革的專制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黨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制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黨的黨權和中共的整個專制極權制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制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制統治，意在維護其一黨江山的專制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制國家的專制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注 釋
【注六】 一九八零年，李劍所寫的「歌德還是缺德」一文原發表於《河北文學》，中共遂利用這篇 文章挑起了一場「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所謂文藝論爭，並批判 了一些所謂「缺社會主義德」的作品。
【注七】 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禮堂的講話。
【注八】 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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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禁區 死區 後果及專制改良本質
第一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准許經濟改革，而不准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準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裡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注六】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污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制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鬆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不準串連和不準胡說」的陰冷沉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裡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復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鬆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裡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吶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制、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 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而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黨管人事」的制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制。十年改革中，黨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沉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又為什麼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 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 經濟 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
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制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總算沒有沉沒」。【注七】
二 專制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
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制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黨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 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
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佔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陞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佔有，為嚐盡人生的艷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制制度和由專制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不治之症，成為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 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黨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 政治改革呼聲迭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注八】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黨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黨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制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 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制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劃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杆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分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 中共改革的專制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黨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制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黨的黨權和中共的整個專制極權制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制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制統治，意在維護其一黨江山的專制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制國家的專制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注 釋
【注六】 一九八零年，李劍所寫的「歌德還是缺德」一文原發表於《河北文學》，中共遂利用這篇 文章挑起了一場「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所謂文藝論爭，並批判 了一些所謂「缺社會主義德」的作品。
【注七】 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禮堂的講話。
【注八】 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