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9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後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 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分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注九】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瀰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注十】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台，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 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台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台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併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於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吶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注十一】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捲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注十二】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裡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注十三】
二 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注十四】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盡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斗，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斗。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注十五】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併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分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借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準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注十六】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準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它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 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注十七】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分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復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渠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它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台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注十八】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了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 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繫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遊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注 釋
【注九】 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數字。另有學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書記並頭會曾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七千萬。
【注十】 文革史研究家劉國凱先生，在他於一九七一年就祕密纂寫、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書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觀點。其理由是：自毛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造反派被鎮壓，毛所發動的文革就已經結束。作者初步接受劉的觀點，並明確地認為，除掉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被毛所鎮壓以外，文革應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後「毛氏君主式獨裁極權統治業已全面建立」，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經達成。其後直至毛死，由毛澤東和四人幫所發動的種種運動，均為文革餘波。參見劉國凱、王相先生等新編寫出版的《封殺不了的歷史》一書。（
【注十一】 一九七八年貴州民間詩人黃翔等曾赴北京貼大字報，公開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啟蒙社」，創辦第一個民 辦刊物《啟蒙雜誌》，並發表宣言。不久，啟蒙社乃分裂為三個組織，即啟蒙社，解凍社和新潮社。後來均迅速遭到鎮壓，黃翔等為此系獄數次，年將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注十二】 西單牆風雲正起之際，恰值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時。鄧小平遂利用民主牆上的民眾呼聲，擊敗了黨中「凡是派」，奪取了中共最高權力。為此，北京民間才流傳出文中的「兩句話」，以形容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及中共三中全會的關係。
【注十三】 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注十四】 文革後的文學解放運動以及其後的民主牆運動，曾帶來全國民辦刊物的興起。但鄧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牆積極分子之後，又因全國民刊協會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並發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締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辦者，一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因此而被中共撲滅。
【注十五】 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注十六】 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說、特別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等為發起作品。其後，所謂現代派文學因被中共官方文壇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壇。
【注十七】 〔法〕米涅著：《法國革命史》。
【注十八】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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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 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分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注九】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瀰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注十】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台，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 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台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台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併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於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吶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注十一】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捲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注十二】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裡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注十三】
二 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注十四】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盡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斗，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斗。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注十五】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併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分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借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準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注十六】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準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它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 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注十七】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分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復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渠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它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台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注十八】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了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 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繫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遊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注 釋
【注九】 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數字。另有學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書記並頭會曾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七千萬。
【注十】 文革史研究家劉國凱先生，在他於一九七一年就祕密纂寫、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書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觀點。其理由是：自毛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造反派被鎮壓，毛所發動的文革就已經結束。作者初步接受劉的觀點，並明確地認為，除掉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被毛所鎮壓以外，文革應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後「毛氏君主式獨裁極權統治業已全面建立」，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經達成。其後直至毛死，由毛澤東和四人幫所發動的種種運動，均為文革餘波。參見劉國凱、王相先生等新編寫出版的《封殺不了的歷史》一書。（
【注十一】 一九七八年貴州民間詩人黃翔等曾赴北京貼大字報，公開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啟蒙社」，創辦第一個民 辦刊物《啟蒙雜誌》，並發表宣言。不久，啟蒙社乃分裂為三個組織，即啟蒙社，解凍社和新潮社。後來均迅速遭到鎮壓，黃翔等為此系獄數次，年將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注十二】 西單牆風雲正起之際，恰值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時。鄧小平遂利用民主牆上的民眾呼聲，擊敗了黨中「凡是派」，奪取了中共最高權力。為此，北京民間才流傳出文中的「兩句話」，以形容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及中共三中全會的關係。
【注十三】 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注十四】 文革後的文學解放運動以及其後的民主牆運動，曾帶來全國民辦刊物的興起。但鄧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牆積極分子之後，又因全國民刊協會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並發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締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辦者，一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因此而被中共撲滅。
【注十五】 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注十六】 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說、特別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等為發起作品。其後，所謂現代派文學因被中共官方文壇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壇。
【注十七】 〔法〕米涅著：《法國革命史》。
【注十八】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