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2日訊】看了今年春晚小品《還錢》，我的感慨特別強烈，心裡冷嗖嗖的。環衛工人掃馬路揀到了10萬現金後，按照包內的名片主動打電話聯繫失主，要他過來取錢。失主根本不相信，他想是人家在設套，引蛇出洞，調虎離山，關門打狗，拒絕前來。環衛工人要把錢送上門，失主也不答應，他擔心自己經常不在家，老婆長得漂亮，人家是假冒送錢之名，打他老婆的主意。結果，雙方只好約定到世紀壇街頭，對暗號接頭，還錢。可見，我們社會的誠信已經毀壞到了何種程度？小品的編導者把接頭還錢的地點定在「世紀壇」，這也許是一種「匠心」表現——影射世紀之悲哀。
綿延數千年的舊中國，社會也始終存在不同程度的無信現象，甚至官場有「無官不詐」、商界有「無商不奸」的說法，但總體看，誠信還是社會的主流和公認的價值觀。人們都很看重信譽，不管是誰，一旦壞了信譽，小在家庭、親朋之間，大在一個村莊、一個行業，上至朝堂內外，他都很再難混下去。這應該說，與儒家文化之精華——誠實守信代代傳承至關重要。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則人任也」。作為人，不講信用是不行的。只有講信用，人家才會信任。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實在，是自然的規律；誠實，是做人的準則。
「兵不厭詐」，那是戰爭年代的經典，敵對雙方無論怎樣裝神弄鬼、欺瞞詭騙，人們都會不以為然，視作正常，並不會對社會誠信構成負面影響，因為那是戰亂非常時期。
問題是，新中國在政權建立和鞏固以後，頻繁發動的政治運動，總是充滿謊言和欺詐，把中華民族的誠信基因，一波一波吞噬，直至敗壞精光，把中國「煉」成了一個完全無信的社會。時至今日，官場流氓無賴橫行，商場假冒偽劣氾濫，人際間欺騙詭詐成為習慣……在這麼一個爭相弄虛作假，並以之為能事的社會氛圍裡，恪守誠實守信，被認為是「腦子進水」，無知傻冒，只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誠惶誠恐，每時每刻都要提心吊膽被當官騙，被商人騙，被同事騙。嗚呼，恐怖也哉！
必須深刻地總結、檢討和反思我們國家由誠信到無信的悲哀的墮落歷程，從而，重新構建中國的社會誠信。
首先是合作化運動。1950年6月至1952年冬，全國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完成，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此間，全國有3億多農民分到了土地和生產資料。讓億萬農民始料不及的是，1953年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把他們剛分到手不久的土地一律收歸合作社集體所有。到1956年底，全國全部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從此，中國農民被永遠剝奪了土地私有權。在中國公開出版的文學作品中，都宣揚廣大農民對農業合作化如何自覺自願、趨之若鶩，其實呢，都是逼迫強制的。哪個農民心甘情願把一家老小的命根子（土地）充公掉？我家土改時分了4畝地，加上祖業2畝，共有6畝地。聽說入社，祖母沒白沒夜地哭嚎：「分給的地還未種兩年，又要回去，還把老陵地賠上了，欺負人哪……」我當時剛念小學，學校把所有的學生都趕回家，誰家入了社，才准誰回校。我被趕回家十多天，直到家裡把土地交給了社裡，才讓我進教室。農業合作化運動讓人民群眾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不講信用，剛分給的土地，轉眼就收回，並收去了人家的祖傳田產。直到現在，我每當聽到「土地公有」這幾字時，就想笑，公有的土地都是哪裡來的？
再次是對私改造運動。從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強制性改造，統統變為公有制企業。建國之初，國家支持民族工商業，號召發展經濟。話音沒落，就推翻前言，「滅」了所有的私營企業。這讓全國工商者領略了政府的無信。近年來，我們拍了不少反映中國民族工業的電視劇，如《大宅門》、《大瓷商》、《望族》等等，最終都是一個無果的「懸念」——無外來侵略者沒有摧垮它們，國民黨政府沒有毀掉它們，是對私改造運動讓他們徹底絕了種。
再再次是反右派運動。1957年反右派運動，初起號召黨外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提意見，善良的人們掏心剖肺地建言獻策，想不到，都中了「引蛇出洞」的騙局。毛澤東說，是「陽謀」。所有的真話直言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淪為專政對象，或開除公職，或群眾管制，或勞動教養，或判刑蹲監，有的甚至被槍斃。打右派層層下指標，為完成任務，有些地方把初中學生也打成了右派。當年到底打了多少右派？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錯劃了右派55萬人」，被認為是官方說法。作家葉永烈在《反右始末》書中說：右派分子連同受株連的家屬算在內，達數百萬之眾。學者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書中說：57年劃右派80萬人，株連290萬人。這個龐大的蒙冤群體，1979年在整體上給予了改正摘帽，僅留5個民主黨派領袖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1個學生右派林希翎計6人不予改正摘帽，以此維持「反右派運動是正確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的既定結論。6個人與數百萬之眾相比，還能叫擴大化嗎？騙鬼都不信。
反右派鬥爭，向國民凸顯了政治運動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從而讓國民刻骨銘心——萬萬不可輕信號召，萬萬不可講真話。時至今日，親朋好友看了我寫的抨擊強權欺訛弱勢、腐敗墮落的文章，總常常提醒我：別忘了打右派的教訓，小心給你戴帽子。反右派運動對國民誠信理念的戕害實在太深！
再再再次是大躍進運動。1958年，被舉世公認為中國的「最牛皮年代」。毛澤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最愛聽糧食、鋼鐵放「衛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國層層級級、方方面面賽著鬼侃瞎說，「集全國之力吹牛皮」，發揮到了極致，普天之下競相放「衛星」，沒有例外，只有更凶。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不甘寂寞，居然玩偽科學文字遊戲，運用所謂的太陽光能的歪理論證，稻麥畝產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即畝產4萬多斤。《人民日報》提出了一個經典的「牛皮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給營造全國全民大放「衛星」的輿論氛圍，7—10月間，《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刊發「衛星」上天的虛假報導。水稻畝產「衛星」有：廣西環江紅旗公社130434斤，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82525斤，廣東連縣星子鄉田北社60437……小麥畝產「衛星」有：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8585斤，河南西平城關鎮和平農業社第四隊7320斤，河南西平猛進農業社7201斤……鋼鐵「衛星」有：河南省土高爐日產生鐵18693.92噸，河南禹縣日產生鐵4396噸，廣西鹿寨縣日產生鐵20多萬多噸……
所謂大煉鋼鐵運動，是人民戰爭，土法上馬，家家建爐，人人參與，全國投入9000萬人，加上直接間接支援的人，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一億。就連宋慶齡也在自家門口建了一座高爐，並且向外國人炫耀。真是滑稽可笑，她能從這種爐子裡煉出了鐵嗎？無非是要對牛皮運動的發動者表示忠心而已。
我當時讀小學5年級，教室門前就築了一個土高爐，發動學生把家裡的鐵鍋、鐵勺、菜刀、鐵鍁、糞耙等鐵器拿來裝爐，把桌椅、板凳等木家具拿來燒火，同學們輪班拉風箱燒火。我熬了兩個夜班。到頭來，五天五夜只收穫一堆廢鐵渣。土高爐能煉什麼生鐵熟鐵？想起來都想笑，愚昧至極！
與大躍進緊隨相伴的是全國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刮共產風，中國全面整體跑步跨入「共產主義」，「一大二公」，工資制，供應制，大食堂，社員吃飯不要錢……
貫穿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始終的是，精神裹脅與政治迫害相結合的野蠻強制。當年《人民日報》推廣的先進典型——河北徐水縣就是個代表和縮影，一切行動軍事化，縣裡為師，下設兵團，村裡為營，營下設連。凡對大躍進有不同意見的幹部和落後群眾及地、富、反、壞、右分子，一律送勞動教養。縣裡建三個勞教農場，每場可容1000多人，各鄉、村建勞改隊（點）。要求快捕快送，哪個鄉完不成任務，就勞改黨委書記。全縣勞教人員最多時達7295人。縣委書記張國忠的謬論是：「『捕人』能刺激生產積極性。」在我家鄉，幹部打罵群眾是隨心所欲的，只要稍不順眼，薅過來就拳打腳踢。我親眼看著，大隊幹部把一個姓顧的鄰居、50多歲老人，吊在社屋的房樑上，用荊條抽打，抬到家裡就斷氣了。禍起是，老人幹活偷懶，還趴在玉米地裡偷吮嫩玉米穗子的白水——餓急了。
徐水縣歷史上是個多水旱災害的窮地方，土地79萬畝，1957年糧食平均畝產200斤。1958年放「衛星」放出了名，毛澤東親臨徐水視察。毛聽張國忠說全縣夏秋兩季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高興得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最後毛澤東笑道：「（糧食）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要說是那些成裡長大的官員，五穀不分，不清楚一畝地能產多少斤糧食，也就罷了。而你姓毛的，是個農民的兒子，青少年時期躬耕壟畝於韶山沖，一畝地能打糧食幾何，他明白得很。地方酷吏謊報畝產噸糧，他聽了居然欣喜讚賞。這不是火上潑油，昧心鼓勵下面吹牛皮嗎？他生怕人家吹牛吹得不夠猛不夠大不能稱他的心。
毛澤東來了徐水，誰個敢怠慢，中央大員爭相接踵而至。先是劉少奇下來同吃同住同勞動，緊接著周恩來、李先念、薄一波、鄧子恢，鄧小平、譚震林、譚政、劉瀾濤、胡喬木、劉伯承、賀龍、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彭真、粟裕、楊成武、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都參觀學習，紛紛盛讚吆好，有的還寫詩讚頌，著文謳歌。難道，那土高爐煉出的不是鐵，畝產噸糧的牛皮，無端摧殘民眾的現象，這些國家高官和頂級英才都看不見聽不見嗎？嗚呼，一人「指鹿為馬」，百官皆喊「絕對是馬」，「千人爭喏喏，竟無一人敢愕愕」。這樣的政治生態，不釀舉國大難才怪哩！
牛皮不久就被吹炸了，一年的「牛皮運動」帶來了三年的大饑荒。1958年，可是個風調雨順的年景，豐產卻沒有豐收，為給大煉鋼鐵讓路，莊稼爛在地裡沒人收。公社大食堂，開張不久便斷炊散夥。社員人均口糧幾兩，只能以樹葉、野菜充飢。再來看看上述那個大方糧食「衛星」、鋼鐵「衛星」、共產「衛星」、備受毛澤東青睞的徐水縣吧，1958年該縣全縣糧食總產9214.5萬公斤，比1957年的12415.5萬公斤，減少3201萬公斤；財政收入減少1862.3萬元。1960年全縣有浮腫病人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災難達到高峰，全縣死亡1642人。中共元老李銳先生撰文說，三年災害期間，全國有3755萬人被活活餓死。根據黨史專家金沖《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披露的情況推算，三年災害期間餓死人數為3860萬人。
大躍進帶來了深重災難，卻不准說「不」。1959年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歷時1個月。原定議題是總結大躍進的教訓，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容不得批評，將糾「左」轉為批右，把講了實話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隨之而來的便是，席捲全國的反右傾運動，即批判講實話運動。餓死也不能說餓，說餓就是對社會不滿，就是反黨。1961年我讀初中，一位姓湯的高二學生因為在作文裡說吃不飽飯，被組織全校鬥爭，開牆報專欄批判，最後開除學籍。
最後說說文革浩劫。我作為文革的親歷者——紅衛兵、造反派，太瞭解文革的罪惡了，罄竹難書！限於篇幅，本文對文革的罪孽具體綜述，只著重說一下它對社會誠信的破壞。在文革「紅色恐怖」年代，紅衛兵、造反派的行為準則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謠言重複百遍就是真理」。只要是革命造反需要，都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擇手段，隨時隨地將對立面誣陷為現行反革命或歷史反革命，即便是對自己的生身父母、同胞兄妹、至親好友，都可翻臉不認，栽贓陷害。我的一位老師，就是被「對立面」的一個女孩子、自己的學生誣陷為強姦犯的。她設套約老師來家有事，老師剛踏進門檻，她就撕爛襯衣，大喊大叫，讓埋伏的「戰友」撲上來抓個現行。不能全怪這個女孩子歹毒，是文革吞噬了她誠實做人的底線。作為人，一旦無信，什麼壞事醜事惡事，都可以恬不知恥地去做！底層如此，國家最高層更是這樣。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毫無根據地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並被折磨致死。鄧小平等一大批出生入死的開國元勛，不都曾被憑空編造的「材料」蒙受冤屈的嗎？
一次次的政治運動，都是反誠實守信的，都是激勵背信棄義的，其最終結局就是，整個社會，誠信光光，虛假燁燁，人心悚悚。誠實守信，成了迂腐和傻瓜的代名詞，為人不屑和歧視。然而，無論通過什麼樣的弄虛作假、卑鄙無恥的手段，只要成了大官大款大腕，都會受到人們的豔羨追捧逢迎甚至主流認可。看看當今社會，靠權錢交易、政績造假，爬上顯赫官階的知多少？靠欺騙詭詐、行賄收買，假冒偽劣產品成為「優質」「名牌」的知多少？靠抄襲剽竊、槍手代勞，賺取學歷、學位、職稱和獎項的知多少？如果你不怕審丑疲勞，就請上網一搜。
社會無信，承諾也就行同放屁。承諾者，即答應照辦。中國自古就有「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之說，對於一個有德性的人，承諾勝過千鈞。然而在當下的官場，承諾卻被異化為忽悠。近年來，政府拖欠徵地補償款，市政建設拖欠工程款（新華社報導過，2004年全國政府投資項目拖欠工程款及農民工工資多達900億。有的地方黨委辦公大樓使用10年了，幾十萬元工程款仍賴著不還），黨政幹部「白條」吃垮飯店等等無信的醜聞，媒體時有曝光。在人們的心目中，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就是「老賴」，「寧信蛤蟆三條嘴，不信當官風箱嘴」。黨政官員的無信，對於社會誠信的破壞，具有無與倫比的負面導向作用，整個社會陷入無信狀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力求恢復社會誠信，譬如大力宣傳「以誠實守信為榮」，但收效甚微。要知道，宣傳力度再大，口號再響，也抵不上黨政官員撒謊、食言的破壞性和反作用力大。黨政官員一次說話不算數，足以抵消他一千次的「以誠實守信為榮」的吆喝，只能給人以「兩面人」的猙獰印象。
有人說，中國社會無信已經成「癌」，並且全面擴散，康復無望，只能任其下去。其實，也無須如此悲觀絕望。只要主政者想真心根治，能「壯士斷腕」，痛下「猛藥」，持之以恆，中國社會的誠信還是能夠逐步恢復的。當然，這不是發幾個紅頭文件，提幾句響亮的口號可以奏效的，而要動真格的，首先整飭好官場，以好的官風來影響和帶動民風社風。要把說不說假話、做不做假事作為吏治的「高壓線」，官德的底線。在曾經的年月裡，社會倡導「政治掛帥」，「只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只要結果正確，不管程序（手段）齷齪」。對於這一套，必須來個徹底顛覆！不管你的政治覺悟多麼可靠，不管你的才華多麼超群，不管你的能力多麼拔萃，不管你的政績多麼顯赫，只要你不誠實說假話，那就決不提拔重用，已經獲取了官位的，也要罷免，並且不管官階高低，一視同仁。倘真如此，看哪個還敢不誠實守信？
在不少民主法治國家就是這麼個理念。譬如，芬蘭第一位女總理耶滕邁基，2003年6月18日上台，僅63天就被迫辭職。其原因是，她在競選總理時，撒謊說競選對手「支持美國對伊動武，違背了芬蘭奉行的中立原則」，並以此擊敗了對手。謊言被揭露後，輿論大嘩，她難以維持，不得不主動辭職。撒謊無異於天下之大不韙！再如，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撒謊的醜行暴露後，激起全民口誅筆伐，信任大廈迅速垮塌，競選連任獲勝未滿9個月，就宣佈辭職。撒謊不是犯罪勝似犯罪！還有當政期間惹上了「萊溫斯風流韻事」的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他在被調查時撒了謊，遭到全國聲討，寶座一度岌岌可危，後來他「實話實說」了，國民反而諒解寬容了他。可見，在美國人民的眼裡，撒謊遠比「作風問題」惡劣，前者不可恕，後者卻可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們也能像人家那樣對撒謊、不誠信的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不予絲毫的姑息遷就，就也能「煉」出一個誠信的社會來。只是，社會由誠信「煉」成無信，是一個「酣暢淋漓」「瀟灑愜意」的過程，而由無信「煉」成誠信，則是一個「脫胎換骨」「涅槃重生」的過程。但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能夠勇於面對和承受這個煉獄的考驗，並獲得新生！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綿延數千年的舊中國，社會也始終存在不同程度的無信現象，甚至官場有「無官不詐」、商界有「無商不奸」的說法，但總體看，誠信還是社會的主流和公認的價值觀。人們都很看重信譽，不管是誰，一旦壞了信譽，小在家庭、親朋之間，大在一個村莊、一個行業，上至朝堂內外，他都很再難混下去。這應該說，與儒家文化之精華——誠實守信代代傳承至關重要。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則人任也」。作為人，不講信用是不行的。只有講信用，人家才會信任。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實在，是自然的規律；誠實，是做人的準則。
「兵不厭詐」，那是戰爭年代的經典，敵對雙方無論怎樣裝神弄鬼、欺瞞詭騙，人們都會不以為然，視作正常，並不會對社會誠信構成負面影響，因為那是戰亂非常時期。
問題是，新中國在政權建立和鞏固以後，頻繁發動的政治運動，總是充滿謊言和欺詐，把中華民族的誠信基因，一波一波吞噬，直至敗壞精光，把中國「煉」成了一個完全無信的社會。時至今日，官場流氓無賴橫行，商場假冒偽劣氾濫，人際間欺騙詭詐成為習慣……在這麼一個爭相弄虛作假，並以之為能事的社會氛圍裡，恪守誠實守信，被認為是「腦子進水」，無知傻冒，只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誠惶誠恐，每時每刻都要提心吊膽被當官騙，被商人騙，被同事騙。嗚呼，恐怖也哉！
必須深刻地總結、檢討和反思我們國家由誠信到無信的悲哀的墮落歷程，從而，重新構建中國的社會誠信。
首先是合作化運動。1950年6月至1952年冬，全國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完成，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此間，全國有3億多農民分到了土地和生產資料。讓億萬農民始料不及的是，1953年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把他們剛分到手不久的土地一律收歸合作社集體所有。到1956年底，全國全部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從此，中國農民被永遠剝奪了土地私有權。在中國公開出版的文學作品中，都宣揚廣大農民對農業合作化如何自覺自願、趨之若鶩，其實呢，都是逼迫強制的。哪個農民心甘情願把一家老小的命根子（土地）充公掉？我家土改時分了4畝地，加上祖業2畝，共有6畝地。聽說入社，祖母沒白沒夜地哭嚎：「分給的地還未種兩年，又要回去，還把老陵地賠上了，欺負人哪……」我當時剛念小學，學校把所有的學生都趕回家，誰家入了社，才准誰回校。我被趕回家十多天，直到家裡把土地交給了社裡，才讓我進教室。農業合作化運動讓人民群眾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不講信用，剛分給的土地，轉眼就收回，並收去了人家的祖傳田產。直到現在，我每當聽到「土地公有」這幾字時，就想笑，公有的土地都是哪裡來的？
再次是對私改造運動。從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強制性改造，統統變為公有制企業。建國之初，國家支持民族工商業，號召發展經濟。話音沒落，就推翻前言，「滅」了所有的私營企業。這讓全國工商者領略了政府的無信。近年來，我們拍了不少反映中國民族工業的電視劇，如《大宅門》、《大瓷商》、《望族》等等，最終都是一個無果的「懸念」——無外來侵略者沒有摧垮它們，國民黨政府沒有毀掉它們，是對私改造運動讓他們徹底絕了種。
再再次是反右派運動。1957年反右派運動，初起號召黨外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提意見，善良的人們掏心剖肺地建言獻策，想不到，都中了「引蛇出洞」的騙局。毛澤東說，是「陽謀」。所有的真話直言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淪為專政對象，或開除公職，或群眾管制，或勞動教養，或判刑蹲監，有的甚至被槍斃。打右派層層下指標，為完成任務，有些地方把初中學生也打成了右派。當年到底打了多少右派？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錯劃了右派55萬人」，被認為是官方說法。作家葉永烈在《反右始末》書中說：右派分子連同受株連的家屬算在內，達數百萬之眾。學者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書中說：57年劃右派80萬人，株連290萬人。這個龐大的蒙冤群體，1979年在整體上給予了改正摘帽，僅留5個民主黨派領袖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1個學生右派林希翎計6人不予改正摘帽，以此維持「反右派運動是正確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的既定結論。6個人與數百萬之眾相比，還能叫擴大化嗎？騙鬼都不信。
反右派鬥爭，向國民凸顯了政治運動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從而讓國民刻骨銘心——萬萬不可輕信號召，萬萬不可講真話。時至今日，親朋好友看了我寫的抨擊強權欺訛弱勢、腐敗墮落的文章，總常常提醒我：別忘了打右派的教訓，小心給你戴帽子。反右派運動對國民誠信理念的戕害實在太深！
再再再次是大躍進運動。1958年，被舉世公認為中國的「最牛皮年代」。毛澤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最愛聽糧食、鋼鐵放「衛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國層層級級、方方面面賽著鬼侃瞎說，「集全國之力吹牛皮」，發揮到了極致，普天之下競相放「衛星」，沒有例外，只有更凶。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不甘寂寞，居然玩偽科學文字遊戲，運用所謂的太陽光能的歪理論證，稻麥畝產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即畝產4萬多斤。《人民日報》提出了一個經典的「牛皮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給營造全國全民大放「衛星」的輿論氛圍，7—10月間，《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刊發「衛星」上天的虛假報導。水稻畝產「衛星」有：廣西環江紅旗公社130434斤，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82525斤，廣東連縣星子鄉田北社60437……小麥畝產「衛星」有：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8585斤，河南西平城關鎮和平農業社第四隊7320斤，河南西平猛進農業社7201斤……鋼鐵「衛星」有：河南省土高爐日產生鐵18693.92噸，河南禹縣日產生鐵4396噸，廣西鹿寨縣日產生鐵20多萬多噸……
所謂大煉鋼鐵運動，是人民戰爭，土法上馬，家家建爐，人人參與，全國投入9000萬人，加上直接間接支援的人，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一億。就連宋慶齡也在自家門口建了一座高爐，並且向外國人炫耀。真是滑稽可笑，她能從這種爐子裡煉出了鐵嗎？無非是要對牛皮運動的發動者表示忠心而已。
我當時讀小學5年級，教室門前就築了一個土高爐，發動學生把家裡的鐵鍋、鐵勺、菜刀、鐵鍁、糞耙等鐵器拿來裝爐，把桌椅、板凳等木家具拿來燒火，同學們輪班拉風箱燒火。我熬了兩個夜班。到頭來，五天五夜只收穫一堆廢鐵渣。土高爐能煉什麼生鐵熟鐵？想起來都想笑，愚昧至極！
與大躍進緊隨相伴的是全國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刮共產風，中國全面整體跑步跨入「共產主義」，「一大二公」，工資制，供應制，大食堂，社員吃飯不要錢……
貫穿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始終的是，精神裹脅與政治迫害相結合的野蠻強制。當年《人民日報》推廣的先進典型——河北徐水縣就是個代表和縮影，一切行動軍事化，縣裡為師，下設兵團，村裡為營，營下設連。凡對大躍進有不同意見的幹部和落後群眾及地、富、反、壞、右分子，一律送勞動教養。縣裡建三個勞教農場，每場可容1000多人，各鄉、村建勞改隊（點）。要求快捕快送，哪個鄉完不成任務，就勞改黨委書記。全縣勞教人員最多時達7295人。縣委書記張國忠的謬論是：「『捕人』能刺激生產積極性。」在我家鄉，幹部打罵群眾是隨心所欲的，只要稍不順眼，薅過來就拳打腳踢。我親眼看著，大隊幹部把一個姓顧的鄰居、50多歲老人，吊在社屋的房樑上，用荊條抽打，抬到家裡就斷氣了。禍起是，老人幹活偷懶，還趴在玉米地裡偷吮嫩玉米穗子的白水——餓急了。
徐水縣歷史上是個多水旱災害的窮地方，土地79萬畝，1957年糧食平均畝產200斤。1958年放「衛星」放出了名，毛澤東親臨徐水視察。毛聽張國忠說全縣夏秋兩季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高興得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最後毛澤東笑道：「（糧食）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要說是那些成裡長大的官員，五穀不分，不清楚一畝地能產多少斤糧食，也就罷了。而你姓毛的，是個農民的兒子，青少年時期躬耕壟畝於韶山沖，一畝地能打糧食幾何，他明白得很。地方酷吏謊報畝產噸糧，他聽了居然欣喜讚賞。這不是火上潑油，昧心鼓勵下面吹牛皮嗎？他生怕人家吹牛吹得不夠猛不夠大不能稱他的心。
毛澤東來了徐水，誰個敢怠慢，中央大員爭相接踵而至。先是劉少奇下來同吃同住同勞動，緊接著周恩來、李先念、薄一波、鄧子恢，鄧小平、譚震林、譚政、劉瀾濤、胡喬木、劉伯承、賀龍、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彭真、粟裕、楊成武、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都參觀學習，紛紛盛讚吆好，有的還寫詩讚頌，著文謳歌。難道，那土高爐煉出的不是鐵，畝產噸糧的牛皮，無端摧殘民眾的現象，這些國家高官和頂級英才都看不見聽不見嗎？嗚呼，一人「指鹿為馬」，百官皆喊「絕對是馬」，「千人爭喏喏，竟無一人敢愕愕」。這樣的政治生態，不釀舉國大難才怪哩！
牛皮不久就被吹炸了，一年的「牛皮運動」帶來了三年的大饑荒。1958年，可是個風調雨順的年景，豐產卻沒有豐收，為給大煉鋼鐵讓路，莊稼爛在地裡沒人收。公社大食堂，開張不久便斷炊散夥。社員人均口糧幾兩，只能以樹葉、野菜充飢。再來看看上述那個大方糧食「衛星」、鋼鐵「衛星」、共產「衛星」、備受毛澤東青睞的徐水縣吧，1958年該縣全縣糧食總產9214.5萬公斤，比1957年的12415.5萬公斤，減少3201萬公斤；財政收入減少1862.3萬元。1960年全縣有浮腫病人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災難達到高峰，全縣死亡1642人。中共元老李銳先生撰文說，三年災害期間，全國有3755萬人被活活餓死。根據黨史專家金沖《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披露的情況推算，三年災害期間餓死人數為3860萬人。
大躍進帶來了深重災難，卻不准說「不」。1959年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歷時1個月。原定議題是總結大躍進的教訓，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容不得批評，將糾「左」轉為批右，把講了實話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隨之而來的便是，席捲全國的反右傾運動，即批判講實話運動。餓死也不能說餓，說餓就是對社會不滿，就是反黨。1961年我讀初中，一位姓湯的高二學生因為在作文裡說吃不飽飯，被組織全校鬥爭，開牆報專欄批判，最後開除學籍。
最後說說文革浩劫。我作為文革的親歷者——紅衛兵、造反派，太瞭解文革的罪惡了，罄竹難書！限於篇幅，本文對文革的罪孽具體綜述，只著重說一下它對社會誠信的破壞。在文革「紅色恐怖」年代，紅衛兵、造反派的行為準則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謠言重複百遍就是真理」。只要是革命造反需要，都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擇手段，隨時隨地將對立面誣陷為現行反革命或歷史反革命，即便是對自己的生身父母、同胞兄妹、至親好友，都可翻臉不認，栽贓陷害。我的一位老師，就是被「對立面」的一個女孩子、自己的學生誣陷為強姦犯的。她設套約老師來家有事，老師剛踏進門檻，她就撕爛襯衣，大喊大叫，讓埋伏的「戰友」撲上來抓個現行。不能全怪這個女孩子歹毒，是文革吞噬了她誠實做人的底線。作為人，一旦無信，什麼壞事醜事惡事，都可以恬不知恥地去做！底層如此，國家最高層更是這樣。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毫無根據地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並被折磨致死。鄧小平等一大批出生入死的開國元勛，不都曾被憑空編造的「材料」蒙受冤屈的嗎？
一次次的政治運動，都是反誠實守信的，都是激勵背信棄義的，其最終結局就是，整個社會，誠信光光，虛假燁燁，人心悚悚。誠實守信，成了迂腐和傻瓜的代名詞，為人不屑和歧視。然而，無論通過什麼樣的弄虛作假、卑鄙無恥的手段，只要成了大官大款大腕，都會受到人們的豔羨追捧逢迎甚至主流認可。看看當今社會，靠權錢交易、政績造假，爬上顯赫官階的知多少？靠欺騙詭詐、行賄收買，假冒偽劣產品成為「優質」「名牌」的知多少？靠抄襲剽竊、槍手代勞，賺取學歷、學位、職稱和獎項的知多少？如果你不怕審丑疲勞，就請上網一搜。
社會無信，承諾也就行同放屁。承諾者，即答應照辦。中國自古就有「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之說，對於一個有德性的人，承諾勝過千鈞。然而在當下的官場，承諾卻被異化為忽悠。近年來，政府拖欠徵地補償款，市政建設拖欠工程款（新華社報導過，2004年全國政府投資項目拖欠工程款及農民工工資多達900億。有的地方黨委辦公大樓使用10年了，幾十萬元工程款仍賴著不還），黨政幹部「白條」吃垮飯店等等無信的醜聞，媒體時有曝光。在人們的心目中，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就是「老賴」，「寧信蛤蟆三條嘴，不信當官風箱嘴」。黨政官員的無信，對於社會誠信的破壞，具有無與倫比的負面導向作用，整個社會陷入無信狀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力求恢復社會誠信，譬如大力宣傳「以誠實守信為榮」，但收效甚微。要知道，宣傳力度再大，口號再響，也抵不上黨政官員撒謊、食言的破壞性和反作用力大。黨政官員一次說話不算數，足以抵消他一千次的「以誠實守信為榮」的吆喝，只能給人以「兩面人」的猙獰印象。
有人說，中國社會無信已經成「癌」，並且全面擴散，康復無望，只能任其下去。其實，也無須如此悲觀絕望。只要主政者想真心根治，能「壯士斷腕」，痛下「猛藥」，持之以恆，中國社會的誠信還是能夠逐步恢復的。當然，這不是發幾個紅頭文件，提幾句響亮的口號可以奏效的，而要動真格的，首先整飭好官場，以好的官風來影響和帶動民風社風。要把說不說假話、做不做假事作為吏治的「高壓線」，官德的底線。在曾經的年月裡，社會倡導「政治掛帥」，「只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只要結果正確，不管程序（手段）齷齪」。對於這一套，必須來個徹底顛覆！不管你的政治覺悟多麼可靠，不管你的才華多麼超群，不管你的能力多麼拔萃，不管你的政績多麼顯赫，只要你不誠實說假話，那就決不提拔重用，已經獲取了官位的，也要罷免，並且不管官階高低，一視同仁。倘真如此，看哪個還敢不誠實守信？
在不少民主法治國家就是這麼個理念。譬如，芬蘭第一位女總理耶滕邁基，2003年6月18日上台，僅63天就被迫辭職。其原因是，她在競選總理時，撒謊說競選對手「支持美國對伊動武，違背了芬蘭奉行的中立原則」，並以此擊敗了對手。謊言被揭露後，輿論大嘩，她難以維持，不得不主動辭職。撒謊無異於天下之大不韙！再如，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撒謊的醜行暴露後，激起全民口誅筆伐，信任大廈迅速垮塌，競選連任獲勝未滿9個月，就宣佈辭職。撒謊不是犯罪勝似犯罪！還有當政期間惹上了「萊溫斯風流韻事」的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他在被調查時撒了謊，遭到全國聲討，寶座一度岌岌可危，後來他「實話實說」了，國民反而諒解寬容了他。可見，在美國人民的眼裡，撒謊遠比「作風問題」惡劣，前者不可恕，後者卻可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們也能像人家那樣對撒謊、不誠信的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不予絲毫的姑息遷就，就也能「煉」出一個誠信的社會來。只是，社會由誠信「煉」成無信，是一個「酣暢淋漓」「瀟灑愜意」的過程，而由無信「煉」成誠信，則是一個「脫胎換骨」「涅槃重生」的過程。但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能夠勇於面對和承受這個煉獄的考驗，並獲得新生！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