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3日訊】 二○一二年正逢中共領導人換屆，多事之秋。從年初開始就接二連三發生多次震驚海內外的大事，王立軍夜奔美領館，薄熙來倒台，陳光誠向美使館尋求避難，什邡民變……這些事件加速了中國內部的深刻危機，也讓外部看到了中國社會種種難以化解的矛盾。中共高層的團結表象被打破，暴露出宮廷政治鬥爭亂局和中共群龍無首。政法委是維穩的專政工具，但是這個不斷自我膨脹的工具最終反過來危及台上的核心領導集團；民間普遍對當前的政府強烈不滿，隨時可能觸發大規模民變──這是從宏觀角度所能得到的大致印象。
維穩人員擔心自身安危
在另一方面，中國維穩的第一陣線──即具體參與維穩行動的基層人員──在微觀層面上的變數，一直少被關注。在過去，專制還固若金湯，高層矛盾還未徹底公開化，民怨尚未沸騰時，就研究意義而言，基層維穩人員並不具備獨立的觀察對象的地位，因其可被簡單視作專政工具──政法委自身的延伸。但是，當情況發展到現在，原本等同於專政工具的一部分的基層維穩人員，其個體的選擇就與龐大的暴力機關發生了分裂。長期以來政法委既是他們的上級又是他們的庇護者，只有在機器自身穩固時他們才會堅決執行來自上級的命令；但政法委被質疑所以乃至自身安危都成問題時，他們必然會對工作的前景、任務的可靠性、個人的安全感到極大的不確定，並隨著外部環境的惡化而對是否執行目標任務或者執行力度做出有利於個體的選擇。
維穩的實際執行人員雖然還沒有完整的、權威的綜述和分類，從大量維穩案例報道來看，兩種截然不同的人員類別已經凸顯出來了：一種是武裝員警部隊，或者特警以及參與處理突發事件的員警等等，往往以暴力壓制民眾，其開支正式納入國家財政；第二種是就地看管、囚禁、監視異見人士或其他敏感目標的人員，他們除了專業的國保公安多以所在地的基層員工為主，其費用多來源於非正式的支出。前者，以什邡事件為代表，在鎮壓當地人民反對污染環境專案的遊行示威中發揮作用，並遭到了全國輿論的聲討；後者則在陳光誠避難美使館的事情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陳光誠出逃曝維穩利益鏈
我們從陳光誠順利逃亡後接受的採訪得知，在東師古村家裡封鎖監控他的人員，少則七、八十人，最多達幾百人，層層看守至少七、八層。當地政府在鄉裡僱用人員看守陳光誠一天是一百元，維穩經費由縣裡一次性就可直接撥給鄉裡幾百萬，大部份的錢都被上層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錢。從這些碎片式的敘述可見維穩運作的方式：維穩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鏈條，費用從上面撥付，層層下發，層層剝蝕，最終基層維穩人員──只是得到少部分利益。同時我們也看到，看守人員就是陳光誠本鄉本土認識的人，他們接受這一任務僅僅只是為了得到額外收益，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個人矛盾。就維穩工作本身來說，這就存在漏洞：僅僅金錢刺激，能夠保證他們做好看守工作嗎？面對同鄉認識的人，維穩人員必定不願意為此承擔更多的風險。事實上，陳光誠的逃亡有很多難以解釋的東西：一個盲人，出逃的開始無人接應，到底是怎麼成功的呢？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守自身就存在大疏漏，這說明維穩到了最末端，其實遠遠不如我們想像的嚴密。而負責接應陳光誠的人，譬如何培蓉透露當時她接應陳光誠的過程出奇地順利，甚至在遭遇汽車「爆胎、走錯路、找不到人甚至把人搞丟」等「烏龍」之後，仍能成功解救腳骨受傷的陳光誠。這些細節也證明非職業化維穩人員拿錢應付了事的心態應該是一個原因。
什邡抗暴讓維穩人員心虛
在什邡抗暴中，維穩人員被公眾否定、批判和厭憎。參與維穩的什邡特警遭到了空前的抵制，被人們看成打手和走狗。這種反應，在越來越仇視政府的當下並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在這樣全國輿論一面倒的情形下，參與過當地維穩的特警紛紛上微博力證自己清白，說明己方來到什邡僅僅例行公事，絕對沒有採取過激的暴力行為。維穩人員的辯白表明他們意識到維穩工作缺乏正當性，而他們只是政府壓制民眾時的工具，因此他們不得不對外聲明自己並沒有「用力」，只是例行公事。這就形成了奇特的現象：政府命令專政機關人員維穩，但是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應付了事，並且還要把這種態度不斷向公眾表白。專業化的暴力機關人員尚且如此，那麼維穩還能持續下去嗎？這是值得懷疑的。
維穩體系不再穩固
長期被視為固若金湯的維穩系統已經逐漸露出了頹勢，這已經在一系列事件中初露端倪了。營救陳光誠的何培蓉提及她被關在一間酒店裡，遭到嚴密看守，不過看守人員態度友善，她還有機會休息。有中國維權人士指出，當局維穩已經由過去的恐懼轉為常態。杭州還有國保向他監視目標「請假」，要對方不要在他離開辦私事期間「惹事」。當前的國保公安已知大勢已去，開始把控尺度為自己的未來著想了。一些被監視的北京異見人士指出，國保有消極怠工的姿態，他們外出，國保是睜一眼、閉一眼。這些事例就很能說明問題：維穩人員人心動盪，並給專政工具本身帶來了極大的損傷。從什邡抗暴中不難發現，部份維穩人員並不敢像過去一樣使用暴力，他們從頭到尾都暴露於媒體聚光燈下，不能毫無顧忌使用暴力。雖然其中有流血衝突，但與過去相比畢竟威力減弱了很多──什邡老百姓對他們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及公共知識份子李承鵬等人公開到什邡調查其實就是一種警示。
為什麼維穩人員心態會出現變化並導致維穩出現動搖？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維穩本身缺乏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不管從法律還是道義而言，維穩人員都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他們從事的工作並沒有正當的法理依據，也很難算是合理的國家機關職能。
第二，輿論壓力。暴力維穩遭到輿論的批判。站在政府對立面就等於正義的想法現在已經成為了社會思潮主流，因此當維穩人員暴露於媒體聚光燈下的時候，他們變成了完全的反面人物。現在的輿論不同於過去要通過主流媒體來傳播，如電視、大報等等，自從網路參與進來以後，重大事件時時刻刻都會被傳到網上，形成即時播放，加上微博等工具的引入，使整個社會同步跟進事態發展並作出反應：評論、批判、參與、反抗，並在顯微鏡下對所有人事進行追索。這就使得一切國家機關的暴力、罪行都越來越難以隱匿。通過新媒介，民間社會的輿論代替了沒有公信力的官方法庭，進行更有實質性權威效果的「審判」。這種壓力在什邡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警不對上級政府負責，而爭先向公眾表明自己對於任務的懈怠。
第三，對於自身安危的預判。有媒體從業員認為，一連串事件對國保公安造成很大打擊，自覺背了黑鍋，做事變得不積極。而陳光誠外逃、薄熙來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事件成了維穩轉向的契機。今年以來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揭露了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同時也讓多年來負責維穩工作的政法委遭到了極大的打擊，讓維穩人員感到前途莫測，所以態度軟化。在整個體系動搖的時候，狡兔死走狗烹就是工作人員的心結。例如，在李旺陽被自殺以後，英文《南華早報》派往湖南邵陽的記者說，邵陽公安局長李曉葵表示，這個案子很複雜，他沒有下令殺人。但他擔心他會成為替罪羊。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下的缺乏合法性的機構和人事，在逐漸陷入困境時就以犧牲下級來自保，王立軍和薄熙來的恩怨就是最轟動的例子。機構自身的安危成為問題，維穩人員自然會人心思變。
維穩人員心態變化是新變數
維穩人員的心態發生了轉變──這值得探究的原因就在於它可能啟動一連串不穩定因素。隨著民怨越來越呈沸騰之勢以及高層越來越難以對此進行疏導和控制，可以合理推測日後的不穩定事件將會持續性增長。這些不穩定事件的第一道防線就是眾多的維穩人員，從花錢臨時聘請的非職業人手到職業的公安國保武警之類，他們的態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軟化。處於鎮壓現場的他們將會做出怎樣的反應？當今缺乏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高層懼於承擔開動國家暴力機關的責任，加上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輿論的全面介入，衝在第一線的維穩人員誰敢賠上自己的安危？假如遇上一次規模足夠大、反抗人數足夠多、影響力足夠大的抗暴，維穩人員的消極不作為將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按照現在的態勢，出現東歐劇變時軍隊倒戈相向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歸根結底，這是在迅速變化的大環境中又一個新增變數。這一變數可能會對未來越來越多的反政府及重大事件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這個預測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
文章來源：《爭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維穩人員擔心自身安危
在另一方面，中國維穩的第一陣線──即具體參與維穩行動的基層人員──在微觀層面上的變數，一直少被關注。在過去，專制還固若金湯，高層矛盾還未徹底公開化，民怨尚未沸騰時，就研究意義而言，基層維穩人員並不具備獨立的觀察對象的地位，因其可被簡單視作專政工具──政法委自身的延伸。但是，當情況發展到現在，原本等同於專政工具的一部分的基層維穩人員，其個體的選擇就與龐大的暴力機關發生了分裂。長期以來政法委既是他們的上級又是他們的庇護者，只有在機器自身穩固時他們才會堅決執行來自上級的命令；但政法委被質疑所以乃至自身安危都成問題時，他們必然會對工作的前景、任務的可靠性、個人的安全感到極大的不確定，並隨著外部環境的惡化而對是否執行目標任務或者執行力度做出有利於個體的選擇。
維穩的實際執行人員雖然還沒有完整的、權威的綜述和分類，從大量維穩案例報道來看，兩種截然不同的人員類別已經凸顯出來了：一種是武裝員警部隊，或者特警以及參與處理突發事件的員警等等，往往以暴力壓制民眾，其開支正式納入國家財政；第二種是就地看管、囚禁、監視異見人士或其他敏感目標的人員，他們除了專業的國保公安多以所在地的基層員工為主，其費用多來源於非正式的支出。前者，以什邡事件為代表，在鎮壓當地人民反對污染環境專案的遊行示威中發揮作用，並遭到了全國輿論的聲討；後者則在陳光誠避難美使館的事情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陳光誠出逃曝維穩利益鏈
我們從陳光誠順利逃亡後接受的採訪得知，在東師古村家裡封鎖監控他的人員，少則七、八十人，最多達幾百人，層層看守至少七、八層。當地政府在鄉裡僱用人員看守陳光誠一天是一百元，維穩經費由縣裡一次性就可直接撥給鄉裡幾百萬，大部份的錢都被上層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錢。從這些碎片式的敘述可見維穩運作的方式：維穩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鏈條，費用從上面撥付，層層下發，層層剝蝕，最終基層維穩人員──只是得到少部分利益。同時我們也看到，看守人員就是陳光誠本鄉本土認識的人，他們接受這一任務僅僅只是為了得到額外收益，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個人矛盾。就維穩工作本身來說，這就存在漏洞：僅僅金錢刺激，能夠保證他們做好看守工作嗎？面對同鄉認識的人，維穩人員必定不願意為此承擔更多的風險。事實上，陳光誠的逃亡有很多難以解釋的東西：一個盲人，出逃的開始無人接應，到底是怎麼成功的呢？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守自身就存在大疏漏，這說明維穩到了最末端，其實遠遠不如我們想像的嚴密。而負責接應陳光誠的人，譬如何培蓉透露當時她接應陳光誠的過程出奇地順利，甚至在遭遇汽車「爆胎、走錯路、找不到人甚至把人搞丟」等「烏龍」之後，仍能成功解救腳骨受傷的陳光誠。這些細節也證明非職業化維穩人員拿錢應付了事的心態應該是一個原因。
什邡抗暴讓維穩人員心虛
在什邡抗暴中，維穩人員被公眾否定、批判和厭憎。參與維穩的什邡特警遭到了空前的抵制，被人們看成打手和走狗。這種反應，在越來越仇視政府的當下並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在這樣全國輿論一面倒的情形下，參與過當地維穩的特警紛紛上微博力證自己清白，說明己方來到什邡僅僅例行公事，絕對沒有採取過激的暴力行為。維穩人員的辯白表明他們意識到維穩工作缺乏正當性，而他們只是政府壓制民眾時的工具，因此他們不得不對外聲明自己並沒有「用力」，只是例行公事。這就形成了奇特的現象：政府命令專政機關人員維穩，但是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應付了事，並且還要把這種態度不斷向公眾表白。專業化的暴力機關人員尚且如此，那麼維穩還能持續下去嗎？這是值得懷疑的。
維穩體系不再穩固
長期被視為固若金湯的維穩系統已經逐漸露出了頹勢，這已經在一系列事件中初露端倪了。營救陳光誠的何培蓉提及她被關在一間酒店裡，遭到嚴密看守，不過看守人員態度友善，她還有機會休息。有中國維權人士指出，當局維穩已經由過去的恐懼轉為常態。杭州還有國保向他監視目標「請假」，要對方不要在他離開辦私事期間「惹事」。當前的國保公安已知大勢已去，開始把控尺度為自己的未來著想了。一些被監視的北京異見人士指出，國保有消極怠工的姿態，他們外出，國保是睜一眼、閉一眼。這些事例就很能說明問題：維穩人員人心動盪，並給專政工具本身帶來了極大的損傷。從什邡抗暴中不難發現，部份維穩人員並不敢像過去一樣使用暴力，他們從頭到尾都暴露於媒體聚光燈下，不能毫無顧忌使用暴力。雖然其中有流血衝突，但與過去相比畢竟威力減弱了很多──什邡老百姓對他們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及公共知識份子李承鵬等人公開到什邡調查其實就是一種警示。
為什麼維穩人員心態會出現變化並導致維穩出現動搖？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維穩本身缺乏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不管從法律還是道義而言，維穩人員都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他們從事的工作並沒有正當的法理依據，也很難算是合理的國家機關職能。
第二，輿論壓力。暴力維穩遭到輿論的批判。站在政府對立面就等於正義的想法現在已經成為了社會思潮主流，因此當維穩人員暴露於媒體聚光燈下的時候，他們變成了完全的反面人物。現在的輿論不同於過去要通過主流媒體來傳播，如電視、大報等等，自從網路參與進來以後，重大事件時時刻刻都會被傳到網上，形成即時播放，加上微博等工具的引入，使整個社會同步跟進事態發展並作出反應：評論、批判、參與、反抗，並在顯微鏡下對所有人事進行追索。這就使得一切國家機關的暴力、罪行都越來越難以隱匿。通過新媒介，民間社會的輿論代替了沒有公信力的官方法庭，進行更有實質性權威效果的「審判」。這種壓力在什邡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警不對上級政府負責，而爭先向公眾表明自己對於任務的懈怠。
第三，對於自身安危的預判。有媒體從業員認為，一連串事件對國保公安造成很大打擊，自覺背了黑鍋，做事變得不積極。而陳光誠外逃、薄熙來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事件成了維穩轉向的契機。今年以來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揭露了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同時也讓多年來負責維穩工作的政法委遭到了極大的打擊，讓維穩人員感到前途莫測，所以態度軟化。在整個體系動搖的時候，狡兔死走狗烹就是工作人員的心結。例如，在李旺陽被自殺以後，英文《南華早報》派往湖南邵陽的記者說，邵陽公安局長李曉葵表示，這個案子很複雜，他沒有下令殺人。但他擔心他會成為替罪羊。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下的缺乏合法性的機構和人事，在逐漸陷入困境時就以犧牲下級來自保，王立軍和薄熙來的恩怨就是最轟動的例子。機構自身的安危成為問題，維穩人員自然會人心思變。
維穩人員心態變化是新變數
維穩人員的心態發生了轉變──這值得探究的原因就在於它可能啟動一連串不穩定因素。隨著民怨越來越呈沸騰之勢以及高層越來越難以對此進行疏導和控制，可以合理推測日後的不穩定事件將會持續性增長。這些不穩定事件的第一道防線就是眾多的維穩人員，從花錢臨時聘請的非職業人手到職業的公安國保武警之類，他們的態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軟化。處於鎮壓現場的他們將會做出怎樣的反應？當今缺乏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高層懼於承擔開動國家暴力機關的責任，加上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輿論的全面介入，衝在第一線的維穩人員誰敢賠上自己的安危？假如遇上一次規模足夠大、反抗人數足夠多、影響力足夠大的抗暴，維穩人員的消極不作為將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按照現在的態勢，出現東歐劇變時軍隊倒戈相向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歸根結底，這是在迅速變化的大環境中又一個新增變數。這一變數可能會對未來越來越多的反政府及重大事件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這個預測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
文章來源：《爭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