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2日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代價，是近年受到廣泛關注的問題，中共官方也難以再回避。僅從水資源一項看，2011年6月3日國家環保部副部長李幹傑在《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發佈會上表示，中國環境總體形勢十分嚴峻，七大水系全部都已經被污染。早在2005年對七大水系的175條河流、345個斷面的監測顯示，完全不可被利用的劣五類水已占到了總量的28.4%。
然而實際情況還不是表面數位這樣簡單，魔鬼時常藏在細節之中。因爲在所謂“改革年代”中，國家的“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也被多次修改，水質標準被降低。這個標準在1983年頒佈，1988年第一次修訂、1999年第二次修訂，現在施行的是2002年的第三次修訂版。旅德學者、德國多蒙大學工程博士王維洛曾撰文指出，化學需氧量（ＣＯＤ）是水質評價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過去，化學需氧量每升２０毫克即爲“重污染”的四級水，不能作爲飲用水，連澆灌農田都不行；按照現行的標準，只是“輕度污染”，依然可作爲飲用水源。在當前的中國，有水皆汙、有河皆黑已經是一個客觀現實。而空氣、土壤等其他環境污染問題也同樣的嚴峻。
主持人：關於與中國環境危機有關的問題，我們再來聽一下程曉農的看法。
主持人：請您簡要談一下，中國現在的環境危機多大程度上是工業化進程中的成本；多大程度上是不必要、又可避免的破壞？
程曉農：在工業化過程中，一開始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工業污染對人民生活的影響，這是有一個自然的認識過程。所以在工業化早期，像英國，還有日本在70年代都出現過這樣的問題，那個時候確實是存在著缺乏認知，人類的常識，和企業對環保問題的重視，再加上地方政府也不懂這個問題的危害，所以造成了相當多的污染的後果，然後引起了社會反彈，通過了一系列嚴格的環保法規來限制企業。現在問題是這都已經是別的國家承受過多慘痛的教訓，那麼，為什麼中共各級地方政府假裝糊塗？似乎中國只有增長多少個百分點。現在問題是，如果中國把土地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氣污染了，這種環境污染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能夠扭轉的，比方說，中國現在已經有相當一部分，據說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存在著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重金屬污染的後果是，土壤中殘存的重金屬物會通過農作物吸收後，留在農作物中，然後，再進到人的身上。重金屬到人體內是無法排出去的，它一定會留在人體內，產生一系列的致癌因素。換句話講，中共各級政府對污染的態度是，只要我有錢，能收到稅，能帶來經濟增長，我就哪怕把子孫後代都還成癌症患者，都把他們害死，那也是在所不惜的。問題是經濟增長，得到好處的只是政府官員。對老百姓來說，他們除了受到污染傷害，沒有任何好處。這也是為什麼像大連、四川什邡、江蘇啟東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起來反對污染這方面的危害。
主持人：最後來聽一下文昭的看法。共產黨向來強調所謂辯證法，在經濟增長和環保這對矛盾中，你認爲共產黨的體制能把它們辯證統一起來麽？
文昭：在民主社會做官其實不難，官員只要依法辦事，不越權不違法，同時注意自己的操守就能安全混到退休。而在中國做官看似是一件很高難的工作，官員們都要成爲哲學家，能把某些高深理論活學活用才行。但現實中做官不是寫哲學論文，利益問題是很具體的。實現不了經濟增長目標，當官的仕途肯定無望。出現群衆的抗議，只有在他發現不及時、鎮壓不得力的情況下才會丟官。所以我認爲毫無疑問，這些地方官仍然會以保增長爲第一目標，仍然會引污染專案，只不過會更細緻的宣傳欺騙工作、資訊控制工作，對群衆抗議及早發現、及時鎮壓。這可能是他們所理解的辨證統一。
主持人：《南方周末》的專欄作者“笑蜀”在啓東事件後曾這樣評論：“以烏坎爲界，中國已進入公民對政府的訓政時代，什邡、啓東都是這種趨勢的延伸，這趨勢還將發展，不可阻擋”。確實，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已成爲時代的聲音，而這股聲浪正在從保衛生活的小訴求，一步步走向質問造成這一切問題的體制，這個大訴求。中國公民運動的後續發展，《世事關心》將爲您持續報道。
然而實際情況還不是表面數位這樣簡單，魔鬼時常藏在細節之中。因爲在所謂“改革年代”中，國家的“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也被多次修改，水質標準被降低。這個標準在1983年頒佈，1988年第一次修訂、1999年第二次修訂，現在施行的是2002年的第三次修訂版。旅德學者、德國多蒙大學工程博士王維洛曾撰文指出，化學需氧量（ＣＯＤ）是水質評價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過去，化學需氧量每升２０毫克即爲“重污染”的四級水，不能作爲飲用水，連澆灌農田都不行；按照現行的標準，只是“輕度污染”，依然可作爲飲用水源。在當前的中國，有水皆汙、有河皆黑已經是一個客觀現實。而空氣、土壤等其他環境污染問題也同樣的嚴峻。
主持人：關於與中國環境危機有關的問題，我們再來聽一下程曉農的看法。
主持人：請您簡要談一下，中國現在的環境危機多大程度上是工業化進程中的成本；多大程度上是不必要、又可避免的破壞？
程曉農：在工業化過程中，一開始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工業污染對人民生活的影響，這是有一個自然的認識過程。所以在工業化早期，像英國，還有日本在70年代都出現過這樣的問題，那個時候確實是存在著缺乏認知，人類的常識，和企業對環保問題的重視，再加上地方政府也不懂這個問題的危害，所以造成了相當多的污染的後果，然後引起了社會反彈，通過了一系列嚴格的環保法規來限制企業。現在問題是這都已經是別的國家承受過多慘痛的教訓，那麼，為什麼中共各級地方政府假裝糊塗？似乎中國只有增長多少個百分點。現在問題是，如果中國把土地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氣污染了，這種環境污染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能夠扭轉的，比方說，中國現在已經有相當一部分，據說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存在著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重金屬污染的後果是，土壤中殘存的重金屬物會通過農作物吸收後，留在農作物中，然後，再進到人的身上。重金屬到人體內是無法排出去的，它一定會留在人體內，產生一系列的致癌因素。換句話講，中共各級政府對污染的態度是，只要我有錢，能收到稅，能帶來經濟增長，我就哪怕把子孫後代都還成癌症患者，都把他們害死，那也是在所不惜的。問題是經濟增長，得到好處的只是政府官員。對老百姓來說，他們除了受到污染傷害，沒有任何好處。這也是為什麼像大連、四川什邡、江蘇啟東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起來反對污染這方面的危害。
主持人：最後來聽一下文昭的看法。共產黨向來強調所謂辯證法，在經濟增長和環保這對矛盾中，你認爲共產黨的體制能把它們辯證統一起來麽？
文昭：在民主社會做官其實不難，官員只要依法辦事，不越權不違法，同時注意自己的操守就能安全混到退休。而在中國做官看似是一件很高難的工作，官員們都要成爲哲學家，能把某些高深理論活學活用才行。但現實中做官不是寫哲學論文，利益問題是很具體的。實現不了經濟增長目標，當官的仕途肯定無望。出現群衆的抗議，只有在他發現不及時、鎮壓不得力的情況下才會丟官。所以我認爲毫無疑問，這些地方官仍然會以保增長爲第一目標，仍然會引污染專案，只不過會更細緻的宣傳欺騙工作、資訊控制工作，對群衆抗議及早發現、及時鎮壓。這可能是他們所理解的辨證統一。
主持人：《南方周末》的專欄作者“笑蜀”在啓東事件後曾這樣評論：“以烏坎爲界，中國已進入公民對政府的訓政時代，什邡、啓東都是這種趨勢的延伸，這趨勢還將發展，不可阻擋”。確實，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已成爲時代的聲音，而這股聲浪正在從保衛生活的小訴求，一步步走向質問造成這一切問題的體制，這個大訴求。中國公民運動的後續發展，《世事關心》將爲您持續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