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9日訊】今天碰見我那當律師的侄子，因為他的孩子想上我們這裡的幼兒園；所以需要我們幫忙。在交談的過程中，他說『在中國當律師其實很難』；然而他的話卻使我想寫篇這方面的文章，『在中國難的只有律師嗎』？其實我很早就讀到了博聯訪談《劉曉原『在中國當律師很悲哀』》的這篇文章，但卻一直不知道寫點什麼；說律師不好嗎，可我們有很多律師照樣滋潤得很；因為我們的法官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而律師同樣也有這樣的人；因為我就領教過這樣的律師。正因為如此，我只能產生一個感慨；那就是今天的中國人都很悲哀，因為大家都不容易；都太累。
首先說我們社會最風光的官，這可是我們社會最光宗耀祖的人；然而沒有人知道，他們也有自己的心酸。首先是在自己的領導面前裝孫子，全部如同電視劇中黃埔軍校的學生見蔣介石；甚至比這更加過的官比比皆是。也就是說自己要會在上級領導面前裝無知，同時還要通過領導的講話就茅塞頓開。所以像我這種性格的人就當不了中國的官，因為我經常為上級領導指正其錯誤。如此說來中國的官悲哀吧，因為自己比領導強還要裝出領導真的是神；竟然事事都能指示自己。
要知道在上級領導面前裝孫子還只是我們社會官的一面，因為我們社會的官另一面是在下級或老百姓面前裝神；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官出席會議都緊張，因為他（她）要在祕書寫的講稿中加進自己神的內容。所以中國的官在上級領導面前沒有話說，而在下級或老百姓面前可是口若懸河；三不知地還要博古通今，給大家的感覺我們出席會議的領導真的是博學多才；因為有的典故連都學究都難查到，但我們的官通常要連夜翻來覆去地背誦。這能說我們的官風光嗎，因為風光背後是悲哀。
其三是中國的官靠運氣，因為我們社會的政績就是坐車；你這裡天災人禍，你這個官也就不好當了。你這裡老百姓上訪，你這個官也就當到頭了。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的官不需要什麼治國安民；需要的是維穩。所以會幹活的官不一定是我們社會的好官，會管理的官也不一定是好官；因為會維穩的官才是好官，而且還是上級領導需要的好官。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的媒體總是聚焦維穩的官；你能說這不是悲哀嗎？
既然連我們社會最風光的官都有這麼多的悲哀，那麼我們社會還能有什麼人不悲哀呢？我們知道我們社會的律師是體制內外兼備，所以律師的職業使然既有體制內官的悲哀；也有我們社會體制外百姓的悲哀。我們社會的律師還沒有人敢真的維護弱勢公民的尊嚴與自由，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表現形式而已。正如劉曉原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推出了律師制度，但隨著文革的到來，該制度被取消，1979年才開始恢復，到現在已經30多年。雖然《律師法》修改過兩次，但中國律師在處理公權力打壓的案件（特別是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特別敏感的案件）時，普遍感覺會見難，特別是在刑事偵查階段。在維穩案件中，當事人被抓後，律師去會見時，權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要麼明確不讓律師會見當事人， 要麼提出種種理由來刁難律師，更可笑的，還有公安機關稱『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律師』，甚至讓犯罪嫌疑人解聘律師」。
劉曉原說：「公安機關是政府的一個行政機關，只是它還行使刑事偵查職能，所以很多維穩案件、重大敏感有影響力案件往往是有行政權力、官權力關涉其中。有些案件的法院判決也會受到行政權力的影響。我曾辦過一個天津的阻礙交通的案件，在當地影響很大，最後判得很重。我明確問法官，為什麼這樣判？法官明確告訴我，這個案件我決定不了怎麼判，你們上訴吧。因為他知道，這是上面安排的，法官只是扮演扮演走過場的角色而已。為什麼這麼多年了，民眾對司法這麼失望？你去最高法院信訪室看，這麼多人上訪，都是因為行政權力貫徹到司法權，以致於很多案子的判決是不公的。公檢法之間雖說是各自獨立，但又說要互相協作的」。這的確是我們社會律師的悲哀，但更是老百姓的悲哀；因為公權力直接侵犯的不是律師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正因為如此，在律師悲哀的過程中最悲哀的還是老百姓；因為他們才是被權力侵犯的主體。
是啊！再看我們社會的下崗人員，他們竟然是我們社會的劣等公民；因為我們不僅權利被侵犯，而且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都沒有。我們沒有看到全國有一個律師為下崗人員打官司的吧，而且上訪與信訪還沒有人管；因為我們下崗是國策。其次是改革的國企強制性將他們下崗，可國企的利潤竟然從來沒有分過他們。這些人上訪無門，求助無人；他們不僅因為沒有利益，而且連話語權都沒有。我想這些人不悲哀嗎？他們難道沒有投錯胎的感慨嗎？還有我們的個體戶，他們同樣也是悲哀的人；因為收入水平還不是悲哀的主體，主體恐怕還是權力對他們的照顧。至於我們社會的農民工，恐怕更是悲哀的人；說他們是農民早就沒有田地了，說他們是工人可還是農民工的稱呼。
總之今天的中國人不知道有沒有自豪的人，但悲哀的人應該是絕大多數；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悲哀的還真的不僅僅是律師，因為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悲哀。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首先說我們社會最風光的官，這可是我們社會最光宗耀祖的人；然而沒有人知道，他們也有自己的心酸。首先是在自己的領導面前裝孫子，全部如同電視劇中黃埔軍校的學生見蔣介石；甚至比這更加過的官比比皆是。也就是說自己要會在上級領導面前裝無知，同時還要通過領導的講話就茅塞頓開。所以像我這種性格的人就當不了中國的官，因為我經常為上級領導指正其錯誤。如此說來中國的官悲哀吧，因為自己比領導強還要裝出領導真的是神；竟然事事都能指示自己。
要知道在上級領導面前裝孫子還只是我們社會官的一面，因為我們社會的官另一面是在下級或老百姓面前裝神；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官出席會議都緊張，因為他（她）要在祕書寫的講稿中加進自己神的內容。所以中國的官在上級領導面前沒有話說，而在下級或老百姓面前可是口若懸河；三不知地還要博古通今，給大家的感覺我們出席會議的領導真的是博學多才；因為有的典故連都學究都難查到，但我們的官通常要連夜翻來覆去地背誦。這能說我們的官風光嗎，因為風光背後是悲哀。
其三是中國的官靠運氣，因為我們社會的政績就是坐車；你這裡天災人禍，你這個官也就不好當了。你這裡老百姓上訪，你這個官也就當到頭了。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的官不需要什麼治國安民；需要的是維穩。所以會幹活的官不一定是我們社會的好官，會管理的官也不一定是好官；因為會維穩的官才是好官，而且還是上級領導需要的好官。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的媒體總是聚焦維穩的官；你能說這不是悲哀嗎？
既然連我們社會最風光的官都有這麼多的悲哀，那麼我們社會還能有什麼人不悲哀呢？我們知道我們社會的律師是體制內外兼備，所以律師的職業使然既有體制內官的悲哀；也有我們社會體制外百姓的悲哀。我們社會的律師還沒有人敢真的維護弱勢公民的尊嚴與自由，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表現形式而已。正如劉曉原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推出了律師制度，但隨著文革的到來，該制度被取消，1979年才開始恢復，到現在已經30多年。雖然《律師法》修改過兩次，但中國律師在處理公權力打壓的案件（特別是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特別敏感的案件）時，普遍感覺會見難，特別是在刑事偵查階段。在維穩案件中，當事人被抓後，律師去會見時，權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要麼明確不讓律師會見當事人， 要麼提出種種理由來刁難律師，更可笑的，還有公安機關稱『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律師』，甚至讓犯罪嫌疑人解聘律師」。
劉曉原說：「公安機關是政府的一個行政機關，只是它還行使刑事偵查職能，所以很多維穩案件、重大敏感有影響力案件往往是有行政權力、官權力關涉其中。有些案件的法院判決也會受到行政權力的影響。我曾辦過一個天津的阻礙交通的案件，在當地影響很大，最後判得很重。我明確問法官，為什麼這樣判？法官明確告訴我，這個案件我決定不了怎麼判，你們上訴吧。因為他知道，這是上面安排的，法官只是扮演扮演走過場的角色而已。為什麼這麼多年了，民眾對司法這麼失望？你去最高法院信訪室看，這麼多人上訪，都是因為行政權力貫徹到司法權，以致於很多案子的判決是不公的。公檢法之間雖說是各自獨立，但又說要互相協作的」。這的確是我們社會律師的悲哀，但更是老百姓的悲哀；因為公權力直接侵犯的不是律師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正因為如此，在律師悲哀的過程中最悲哀的還是老百姓；因為他們才是被權力侵犯的主體。
是啊！再看我們社會的下崗人員，他們竟然是我們社會的劣等公民；因為我們不僅權利被侵犯，而且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都沒有。我們沒有看到全國有一個律師為下崗人員打官司的吧，而且上訪與信訪還沒有人管；因為我們下崗是國策。其次是改革的國企強制性將他們下崗，可國企的利潤竟然從來沒有分過他們。這些人上訪無門，求助無人；他們不僅因為沒有利益，而且連話語權都沒有。我想這些人不悲哀嗎？他們難道沒有投錯胎的感慨嗎？還有我們的個體戶，他們同樣也是悲哀的人；因為收入水平還不是悲哀的主體，主體恐怕還是權力對他們的照顧。至於我們社會的農民工，恐怕更是悲哀的人；說他們是農民早就沒有田地了，說他們是工人可還是農民工的稱呼。
總之今天的中國人不知道有沒有自豪的人，但悲哀的人應該是絕大多數；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悲哀的還真的不僅僅是律師，因為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悲哀。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