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4日訊】中共佔據華夏神器已60多年，第五代執政者即將上位。儘管十八大已經被高層權力鬥爭攪得失去了國人的政治信任，但鑑於毛鄧這第一、二兩代換領袖就換了活法的經驗，還是有不少知識分子出於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憂慮，坦言了自己對時局的判斷。有意思的是，面對同一個中國，對中國面臨的危局的感受大致相似，但對危機的解決之道卻很不相同，甚至南轅北轍。
三種「改革」建議
近期內值得注意的有三篇文章，分別是：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首見於財經網）；榮劍：《中國十問——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劉昀獻：《中國共產黨在當代面臨的十大執政風險》。
這三篇文章各有特色，鄧文既為黨謀，也為國謀。他將國家的問題與黨的問題放置在一起，希望中共在解決社會危機的同時也讓自身重獲合法性，提出的是「救大清也救中國」的兩全之策；榮劍的文章則是謀國，黨如何想，他在此文中未多考慮，但後來他又發現了這一考慮不夠，在他剛發表的《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裡？》一文的末尾寫了五個限制性條件，算是釐清執政者的思路。本文限於篇幅，只論及《中國十問》一文。劉昀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專家，其思路最接近中共的危機認識及應對思路，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並由人民網、新華網鄭重轉載，鄧、榮兩文只能通過互聯網傳播。
以下先說三文看到的共同問題：
三篇文章都涉及價值系統崩潰的問題，但表述不太一樣，榮劍闡述得最痛心疾首，「中國的道德系統近乎崩潰，從執政黨內部到社會各個領域，物慾橫流，寡廉鮮恥，腐化墮落，炫富逐臭，以丑為美，謊言連篇，無視操守，出賣氣節，不重誠信，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各種反道德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幾無淨土，公共場域混亂不堪，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淪陷，中國傳承數千年的人倫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壞。」鄧文表述為「社會道德體系崩潰，意識形態破產，沒有建立一個能有效說服人的主流價值觀。……缺乏一種能讓全社會認同的主導價值。這是社會產生精神和信仰危機的原因所在。」劉文則認為這是「淡化黨的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
三種改革建議的差別
三種看法，其間區別卻非常大，榮劍是典型的自由知識分子思路；鄧聿文則是中共開明派的思路，即全社會思想要有一些空間與彈性，但還是要有主導價值觀（由誰的價值觀來主導則是核心），劉昀獻的意思是目前所產生的問題是思想控制太鬆，所以要強化意識形態宣傳與灌輸。以此切入，理解了三種思路的不同，就很容易理解三篇文章的差別在何處。
榮劍將執政黨的合法性作為第一問，十問都是涉及社會重建的大問題，如公民社會、信息傳播自由、司法獨立、尊重私有財產、認同普世價值等。這些問題相關性極強，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有所改變。地方自治與制度性腐敗問題，則是從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次級問題。可以說，榮劍的文章描繪了一幅理想主義的改革藍圖，符合中華民族的長期利益。
——以三權分立、主權於民、尊重言論思想自由、尊重私有財產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就是第四代胡錦濤總書記從上任以來就念茲在茲加以反對的「西方和平演變陰謀」，從「防範顏色革命」到吳邦國宣示「五不搞」，前後堅持長達十年。在中共眼中，這是「救中國不救大清」的思路，絕對不取。
鄧文的敘事正好相反，他先談一些中共執政者能聽進去、也在關注並有時也表示要改的問題，如戶籍制度、能源供應體系、教育與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救火式維穩缺乏戰略眼光等，還有人口、生態環境這類被中共列為「國情」範疇的問題（指不管中國的政體為何，都得面對的問題）。他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放在最後，並且很技巧地說明：「對於在中國實行民主，人們基本沒有異議，中共一向也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分歧在於，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實行民主」，「要一步到位推進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還權於民有個過程，需要慎重設置，但是，至少應該給人以希望，以一些實際的行動來體現執政黨的誠意」。鄧還提到「全民直選的選舉民主不是中國急需推進的民主。因為選舉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體現，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條件，如「國民的文化和素質相對較高，社會貧富分化不是很嚴峻，不存在嚴重的分離主義勢力，民眾有一定的民主訓練，建立了一定的規則意識，等等。可今天這些條件中國都還缺乏」，因此應該漸進式推進政治改革，比如在第五代執政後兩年開始。
——鄧文總的特點是：對最關鍵的政治體制改革即要建立的民主制是何釋義比較模糊，他對政治改革與其說是出於對中國前途的考慮，倒不如說更像是建議執政者講究技巧，即給民眾以希望，至於最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大概只好由執政者踩著西瓜皮，溜到哪兒算哪兒——估計作者是從中共當局能夠接納的角度考慮，希望救大清也救中國。問題在於：中共政府現在就是中國許多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比如放縱執政集團劫掠民眾生存資源，以及由制度性腐敗派生的各種惡行嚴重侵犯民眾的生存權。但是，鄧文並未將制度性腐敗做為一個根本問題提出來，這個問題是中國的政治之癌，只要這個癌細胞的病灶存在，中國的現狀就別想有什麼改進。
劉昀獻由於多年浸淫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當中，這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黨先於國，黨如不存在，國之存在無意義，所以，他的文章是「救大清不救中國」（因為中國是為中共存在的）。他只列舉了十大執政風險：
1、動搖黨的基本路線產生的風險；2、淡化黨的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3、黨內民主不健全、權力過分集中產生的風險；4、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產生的風險；5、固步自封、能力不足產生的風險；6、背離黨的宗旨、官僚主義盛行產生的風險；7、忽視社會公正、動搖執政基礎產生的風險；8、為政不廉、腐敗變質產生的風險；9、權力異化、形成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風險；10、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風險。
中共執政造成的所有社會矛盾在劉眼裡，都是黨的執政能力不足引起的問題，只要多宣傳黨的宗旨、強化黨的意識形態，還有「黨內民主」實施得好點就行了。所以在文章最後，他還要將「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風險」，重複胡錦濤自2005年以來的「反對顏色革命論」。中共黨記憶體在這類冥頑不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專家我不奇怪，但《求是》雜誌將這篇文章刊發出來，卻代表了中共宣傳部門如何把握輿論方向，在如今信息暢通的互聯網時代，看重這種思想垃圾，只能表明中共宣傳部門的人是如何地麻木不仁、滿腦袋漿糊——「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不知死之將至矣。
中共可能接受的改革建議
現在再來討論即將上任的第五代領導層最有可能接受上述三種方案的哪一種。
在第五代領導人現有人選當中，真正信仰黨的意識形態的人大概不多了，他們如果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更多地是種姿態。比如據說鐵定「入常」的汪洋，去年在與薄督較勁時，還大談公民社會、開放社團登記、要讓媒體自由言說（實際上南方報系一些報紙已經由廣東省委宣傳部審稿了），最近卻帶上一個代表團訪問延安，給毛的銅像獻花，以示自己重視毛的政治遺產。這說明，中國第五代領導成員總的特點是現實主義，只要保住「核心利益」，用何種方式並不計較。
因此，榮劍的《中國十問》可能會成為「天問」，因為這會讓中共失去其堅持的「核心利益」。劉昀獻的《十大執政風險》是黨八股，宣傳部門會比較中意，中共領導層自己都未必願讀「毛鄧三科」（他們這級別，有需要時自有祕書代讀代寫稿）。倒是鄧聿文的建議可能會打動領導層，一是該文已將胡溫政治遺產的負面講足，短時期內（比如3-5年），第五代可以勉強應付，但要熬完兩個任期卻很困難。因此，那種「我就是不改，看你怎麼辦」的頑固派思路可能不受第五代歡迎。二是第五代履任後，為自身考慮，也總得擺出一副與民更始的姿態，提出沒有太多實質內容的政治改革的口號並不難，還可以收聚人心。但我相信第五代當中的多數人，骨子裡還是認為「麵包契約」最可靠，用「吃飽飯」這一承諾讓民眾讓渡自己的自由及權利，從而保住黨的執政權（實則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利益瓜分機制）。這種「新政」期既讓人民有希望，又不至於冒更大的政治風險，這是他們心目中的萬全之策。
要中共重塑自身合法性，比如實行多黨制，讓中共以普通政黨身份與其他政黨一道競選的政治改革，不到中共走入絕境的那一天，這種政治改革不會到來。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第87期 2012年9月7日—9月20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三種「改革」建議
近期內值得注意的有三篇文章，分別是：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首見於財經網）；榮劍：《中國十問——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劉昀獻：《中國共產黨在當代面臨的十大執政風險》。
這三篇文章各有特色，鄧文既為黨謀，也為國謀。他將國家的問題與黨的問題放置在一起，希望中共在解決社會危機的同時也讓自身重獲合法性，提出的是「救大清也救中國」的兩全之策；榮劍的文章則是謀國，黨如何想，他在此文中未多考慮，但後來他又發現了這一考慮不夠，在他剛發表的《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裡？》一文的末尾寫了五個限制性條件，算是釐清執政者的思路。本文限於篇幅，只論及《中國十問》一文。劉昀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專家，其思路最接近中共的危機認識及應對思路，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並由人民網、新華網鄭重轉載，鄧、榮兩文只能通過互聯網傳播。
以下先說三文看到的共同問題：
三篇文章都涉及價值系統崩潰的問題，但表述不太一樣，榮劍闡述得最痛心疾首，「中國的道德系統近乎崩潰，從執政黨內部到社會各個領域，物慾橫流，寡廉鮮恥，腐化墮落，炫富逐臭，以丑為美，謊言連篇，無視操守，出賣氣節，不重誠信，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各種反道德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幾無淨土，公共場域混亂不堪，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淪陷，中國傳承數千年的人倫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壞。」鄧文表述為「社會道德體系崩潰，意識形態破產，沒有建立一個能有效說服人的主流價值觀。……缺乏一種能讓全社會認同的主導價值。這是社會產生精神和信仰危機的原因所在。」劉文則認為這是「淡化黨的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
三種改革建議的差別
三種看法，其間區別卻非常大，榮劍是典型的自由知識分子思路；鄧聿文則是中共開明派的思路，即全社會思想要有一些空間與彈性，但還是要有主導價值觀（由誰的價值觀來主導則是核心），劉昀獻的意思是目前所產生的問題是思想控制太鬆，所以要強化意識形態宣傳與灌輸。以此切入，理解了三種思路的不同，就很容易理解三篇文章的差別在何處。
榮劍將執政黨的合法性作為第一問，十問都是涉及社會重建的大問題，如公民社會、信息傳播自由、司法獨立、尊重私有財產、認同普世價值等。這些問題相關性極強，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有所改變。地方自治與制度性腐敗問題，則是從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次級問題。可以說，榮劍的文章描繪了一幅理想主義的改革藍圖，符合中華民族的長期利益。
——以三權分立、主權於民、尊重言論思想自由、尊重私有財產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就是第四代胡錦濤總書記從上任以來就念茲在茲加以反對的「西方和平演變陰謀」，從「防範顏色革命」到吳邦國宣示「五不搞」，前後堅持長達十年。在中共眼中，這是「救中國不救大清」的思路，絕對不取。
鄧文的敘事正好相反，他先談一些中共執政者能聽進去、也在關注並有時也表示要改的問題，如戶籍制度、能源供應體系、教育與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救火式維穩缺乏戰略眼光等，還有人口、生態環境這類被中共列為「國情」範疇的問題（指不管中國的政體為何，都得面對的問題）。他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放在最後，並且很技巧地說明：「對於在中國實行民主，人們基本沒有異議，中共一向也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分歧在於，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實行民主」，「要一步到位推進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還權於民有個過程，需要慎重設置，但是，至少應該給人以希望，以一些實際的行動來體現執政黨的誠意」。鄧還提到「全民直選的選舉民主不是中國急需推進的民主。因為選舉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體現，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條件，如「國民的文化和素質相對較高，社會貧富分化不是很嚴峻，不存在嚴重的分離主義勢力，民眾有一定的民主訓練，建立了一定的規則意識，等等。可今天這些條件中國都還缺乏」，因此應該漸進式推進政治改革，比如在第五代執政後兩年開始。
——鄧文總的特點是：對最關鍵的政治體制改革即要建立的民主制是何釋義比較模糊，他對政治改革與其說是出於對中國前途的考慮，倒不如說更像是建議執政者講究技巧，即給民眾以希望，至於最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大概只好由執政者踩著西瓜皮，溜到哪兒算哪兒——估計作者是從中共當局能夠接納的角度考慮，希望救大清也救中國。問題在於：中共政府現在就是中國許多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比如放縱執政集團劫掠民眾生存資源，以及由制度性腐敗派生的各種惡行嚴重侵犯民眾的生存權。但是，鄧文並未將制度性腐敗做為一個根本問題提出來，這個問題是中國的政治之癌，只要這個癌細胞的病灶存在，中國的現狀就別想有什麼改進。
劉昀獻由於多年浸淫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當中，這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黨先於國，黨如不存在，國之存在無意義，所以，他的文章是「救大清不救中國」（因為中國是為中共存在的）。他只列舉了十大執政風險：
1、動搖黨的基本路線產生的風險；2、淡化黨的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3、黨內民主不健全、權力過分集中產生的風險；4、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產生的風險；5、固步自封、能力不足產生的風險；6、背離黨的宗旨、官僚主義盛行產生的風險；7、忽視社會公正、動搖執政基礎產生的風險；8、為政不廉、腐敗變質產生的風險；9、權力異化、形成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風險；10、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風險。
中共執政造成的所有社會矛盾在劉眼裡，都是黨的執政能力不足引起的問題，只要多宣傳黨的宗旨、強化黨的意識形態，還有「黨內民主」實施得好點就行了。所以在文章最後，他還要將「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風險」，重複胡錦濤自2005年以來的「反對顏色革命論」。中共黨記憶體在這類冥頑不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專家我不奇怪，但《求是》雜誌將這篇文章刊發出來，卻代表了中共宣傳部門如何把握輿論方向，在如今信息暢通的互聯網時代，看重這種思想垃圾，只能表明中共宣傳部門的人是如何地麻木不仁、滿腦袋漿糊——「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不知死之將至矣。
中共可能接受的改革建議
現在再來討論即將上任的第五代領導層最有可能接受上述三種方案的哪一種。
在第五代領導人現有人選當中，真正信仰黨的意識形態的人大概不多了，他們如果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更多地是種姿態。比如據說鐵定「入常」的汪洋，去年在與薄督較勁時，還大談公民社會、開放社團登記、要讓媒體自由言說（實際上南方報系一些報紙已經由廣東省委宣傳部審稿了），最近卻帶上一個代表團訪問延安，給毛的銅像獻花，以示自己重視毛的政治遺產。這說明，中國第五代領導成員總的特點是現實主義，只要保住「核心利益」，用何種方式並不計較。
因此，榮劍的《中國十問》可能會成為「天問」，因為這會讓中共失去其堅持的「核心利益」。劉昀獻的《十大執政風險》是黨八股，宣傳部門會比較中意，中共領導層自己都未必願讀「毛鄧三科」（他們這級別，有需要時自有祕書代讀代寫稿）。倒是鄧聿文的建議可能會打動領導層，一是該文已將胡溫政治遺產的負面講足，短時期內（比如3-5年），第五代可以勉強應付，但要熬完兩個任期卻很困難。因此，那種「我就是不改，看你怎麼辦」的頑固派思路可能不受第五代歡迎。二是第五代履任後，為自身考慮，也總得擺出一副與民更始的姿態，提出沒有太多實質內容的政治改革的口號並不難，還可以收聚人心。但我相信第五代當中的多數人，骨子裡還是認為「麵包契約」最可靠，用「吃飽飯」這一承諾讓民眾讓渡自己的自由及權利，從而保住黨的執政權（實則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利益瓜分機制）。這種「新政」期既讓人民有希望，又不至於冒更大的政治風險，這是他們心目中的萬全之策。
要中共重塑自身合法性，比如實行多黨制，讓中共以普通政黨身份與其他政黨一道競選的政治改革，不到中共走入絕境的那一天，這種政治改革不會到來。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第87期 2012年9月7日—9月20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