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7日訊】引言：語言的政治學
教育從語文開始。在多種意義上，語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礎。首先，學習語文，特別是語言，是教育的起步。這從幼兒呀呀學語就開始了，起步遠遠早於其它方面的智力教育。其次，語文是進行其它教育（特別是智力方面的教育）的基本工具，一切教育都首先以語言為基本載體。再次，語言是人們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的最為重要的媒介；在這個過程中，語文教育本身就成為社會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後，語文作為人類表達和交流的基本工具，還構成普遍意義上的長期（或繼續）教育的重要途徑。總之，可以說，沒有語文，就沒有教育；語文教育是最為基本的教育。
然而，與其它很多方面（如數學物理等）的教育不同，語文教育的基礎性和社會性，並不構成它對政治的免疫，反而為政治的介入敞開了大門。在一個具有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遺產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尤其如此；而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歷史上都高度重視語言文字的社會，也尤其如此。事實上，語言作為重要的社會現象，與政治制度往往有密切的關係。它一方面為政治生活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反過來給予政治變遷以重要影響。所以，「語文的政治」或「語文教育的政治」，就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本文就是從政治學的角度（而非語言學的角度），試圖提出這個問題，並做初步的探討。
我們探討的重點，不在於一般意義上的「語文政治」或「語文教育的政治」，而是聚焦於民主化的前景，觀察和分析目前中國的語文教育所可能在政治層面對民主化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謂「托克維爾式」(Tocquevillian)的研究，因為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國思想家、民主制度的最為深刻的觀察家之一托克維爾，就已經特別注意到了在美國語言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開創了這一方面研究的先河。
不過，在當代民主化研究中，似乎還鮮有這一方面的文獻；而在中文語境中，這更似乎僅僅是一種嘗試與開端。本文因此很難對此作系統的論述，而寧願從一種具有語言社會學含義的普遍而突出的現象即中國語文的「二元化」現象出發，借助政治科學的一些概念，聯繫政治制度轉型，初步地探討這一語文教育所生成的社會語言現象如何幫助維持政治專制，以及其對於中國民主化所可能具有的義涵。
公共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分裂：中國語言的二元化現象
什麼是所謂「語言的二元化」？請允許我從生活中的語言現象說起。
在某種程度上，聽中國話對我來說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精神折磨。生活在一九九七之後的香港，這有兩層含義：第一，在日常生活中，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學習講普通話。本來，對我這樣一個大陸背景、完全不懂廣東話的人來說，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語言交流上的便利不用說，還因此少受當地人的歧視。但是，頗有一些人，是從電視或與官方人員的交流中學習普通話，特別是那些所謂「精英分子」們。這就產生了這樣的事情：一次，我所在的學校接待北京市行政學院來的一個訪問團，本校一位專責與大陸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層官員，在飯桌上一口一個」共和國」如何如何。還有，回歸不到五年，香港政府那些多半輩子受英國教育的高級官員們，已經學會了拉著長腔講話，並隨時停頓以接受聽眾的鼓掌。這些作為，從詞彙到腔調，由於那種學習過程中所特有的誇張，恰恰凸現了中國語文所遭受的窘境。 精神折磨的第二種途徑是電視。最近幾年，香港的收費有線電視中外國頻道越來越少，中國頻道越來越多。比如說，我所在的學校教授宿捨區的有線電視，一共大約十個頻道，除了三、四個香港本地頻道之外，原來大約有一到兩個普通話頻道（一個是中央電視台，一個是鳳凰衛視），另外的多是各國電視，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今年以來，後者則減少到只剩一個（以新加坡為基地的美國商業電視頻道），新增加的都是中資電視頻道（僅中央電視台現在就佔三個頻道，包括普通話和英語廣播；事實上可以認為是中央電視台海外分部的鳳凰衛視又佔了三個）。打開電視，常常聽到的就是那種拿腔拿調的廣播。本文寫作時，正是「六一」前後，電視上多是有關兒童活動的報導。聽到那些孩子們也假模假式地說話，只能愈發感受到在中國語文教育被政治踐踏的病態。
我這裡還不去涉及那些真正意義上的說假話。我要強調的是：目前中國存在一種「假語言」。通過語文教育，中國語文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的語言特點，就是公眾場合使用的語言和實際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在語言的兩個基本元素即詞彙和腔調上的二元化。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實際生活中，沒有人像電視播報或像官員講話那樣說話；而電視播報和官員講話，又一定不是像日常生活中哪怕這些播報者和官員本人的說話。如果以日常生活語言為「真」語言，則另一種語言即「假」。「假語言」與「真語言」形成兩個世界。前述本校官員尤其可笑，就在於他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種區別，把電視上的話搬到飯桌上來講。
如果我們把這種現象與其它社會，比如說，美國，做一個比較，中國語言的這種「二元化」就更是顯而易見了。美國總統在官式場合講話，當然嚴肅鄭重的多；但是，他的語言與日常生活語言有多大區別呢？那麼多的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他們在電視上講話的語速、腔調等等，與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說話有多大區別呢？ 如果區別不大，則我們即更加疑惑：為什麼中國語言就有這樣一個「二元化」的特點？這一特點，既然主要涉及公共場合與日常生活的區別，與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特質有什麼關聯嗎？它又會反過來如何影響公共生活呢？
「假語言」、「真語言」與人格分裂：語文教育如何維持政治專制
從政治的角度分析這些問題，本文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中國語言的這一「二元化」特質，是長期政治專制制度的產物。
在民主政治下，為了取得選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須用民眾的日常生活言說話；因此，語言自然趨向以真實的日常生活語言為基準，從而不斷打破在社會生活中本來也會隨時形成的「小圈子」語言規範，促成政治語言與日常語言一體化的現實。正像托克維爾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所觀察到的一樣，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數人為語言確定規則，就像他們為任何其它事情確定規則一樣。
中國政治的弔詭，在於它既不是民主政治，卻又標榜「人民民主」，也確實是二十世紀人民革命的產物，並從來都趨向於某種民眾主義(populism)。表現在語言中，就形成了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既不像一般非民主社會，具有貴族語言與平民語言的「二元化」，也當然不像民主社會，語言趨於一致；而是形成了我們這裡所觀察到的公共語言與生活語言的「二元化」。前者並不完全屬於官員，後者也並不完全屬於民眾。無論官員或民眾，只要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講話（當然官員更多地擁有這種機會），就會官腔官調；而即使是官員，日常說話也會回歸後者。
這樣一來，所謂「公共語言』實際上就失去了任何生活基礎－－這是我們稱之為「假語言」的根本原因。傳統權威主義社會的貴族語言，仍然具有其貴族生活的基礎，因此是一種真實的語言；它可能主導公共生活，尤其是主導國家政治生活，但這種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真實的，包括真實的不公平和真實的權威主義。中國今天的情況與此不同：所謂「公共語言」完全是一種虛假的語言，就像在這種政治制度下一切「公共生活』都是虛假的一樣。其直接政治影響，就是人們習慣於用「官腔」來對待公共生活（也就是這樣對待「政治』），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與公共生活中形成兩面人格。這就是說，在公共生活中，人們使用一套語言和相應的思維方式，也就當然地尊重那種語言所蘊含與表達的價值觀念，遵循那樣一種遊戲規則；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則回歸自我，是用另外一套語言和相應的思維方式，尊重另外的價值觀念和遊戲規則。這樣，人們就普遍出現了人格分裂的現象。
尤其重要的是，這樣兩套東西，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現實中，明顯地處於相互抵捂甚至衝突的狀態。身處其中的人們，是怎樣解決這種矛盾與衝突呢？看來，他們的基本戰略，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生活與所謂公共生活完全區隔開來。這就像演員演戲，明明知道戲劇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但是，上了戲台，就要用那種語言那種腔調講那一套；回到台下，一切如常。演戲與現實的最大甚至是唯一關聯，可能就是演員要藉此為生。同樣，在目前中國，幾乎沒有人相信那套所謂「公共語言』有什麼真實意義，但是那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 諷刺在於：那個虛假的語言世界，就政治層面而言，卻同時也是一個真實世界，甚至是一個比日常生活的真實世界更為堅硬因而更為真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生存的專制政治本身，並不僅僅是一個虛假的構造與存在。它有其虛假的一面，那就是幾乎沒有什麼人承認它的合法性；它更有其真實的一面，那就是它的權力使用。由於人們可以退回日常生活，於是大家就假裝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假裝」確實不過是「假裝」。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弔詭的社會現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能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他們為此願意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那種「假裝」；但恰恰是這種「假裝」，一則麻痺了人們的良知，二則模糊了人們的認知，從而使得人們能夠無限制地容忍公共生活的專制狀態。對專制政權和一般民眾來說，這種「語言的二元化」都成為非常必要的和可以容忍的：專制政權容忍真實語言，因為一般民眾因此願意與「官方語言」妥協；一般民眾需要「官方語言」，因為這是他們在政治專制下生存的起碼技巧。通過包括學校、媒體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語文教育，這種語言二元話與人格分裂成為正常狀態，政治專制的生命力因此居然蓬勃不衰。
停止「假嗓子」，還原真身份：真實公共空間的建構與政治專制的民主化轉型
十幾年前，當蘇聯東歐發生歷史性的政治變化時，整個世界都感到驚訝。為什麼這樣一種看來已經成為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會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那些昨天還在那個制度下「假裝」的人們，為什麼在那個晚上突然決定不再繼續「假裝」下去，而要完全拋棄那個制度？在有關這場革命的大量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那裡的人們曾經長期生活在私人願望(private preferences)與公共願望(public preferences)相分裂的狀態；他們雖然私下早就對這個制度極度不滿，但是不敢確定別人也是這樣不滿；他們甚至能夠矇騙自己，認為自己真的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政府和這樣一種制度。而一旦當某個機遇使大家相互發現了自己的真正意願時，革命就在一夜之間完成了。
中國其實早就走出了這一階段；現在，恐怕很少有人不敢確定別人也和自己一樣對於這個制度非常不滿。一九八九年的五六月間，人們已經充分地看到了這種不滿的積聚程度。問題是，在這之後，出於恐懼，人們再次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而當局則在中國社會徹底完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區隔，給你私人的自由，而在公共空間你則容忍政府為所欲為。但是，人們是不可能僅僅生活在私人空間的，他們必定同時生活在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於是，我們看到，89之後的中國，就是一個人們小心謹慎地不去在公共空間冒犯當局的局面；人們在這裡繼續使用當局的語言說話，從而「假裝」出一副相信當局並願意與當局合作的姿態。對這些「實際上」不再接受現政權和現制度的人來說，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不過是在「假裝」；可是，對於這個政權和這個制度，僅僅這種「假裝」本身，已經就是一種富有而強大的資源，可以支撐自己了。
這也等於說：一旦人們不再「假裝」，中國政治的巨大轉型就會發生。在公共空間以日常的真實語言說話，就是拋棄「假裝」的第一步。這也就是讓每一個人在面對國家權力的時候成為他（她）自己，而不僅僅是在面對自己和親朋的時候才成為自己。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所強調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說真話」，那主要涉及的是內容的判斷；我所強調的，僅僅是「用真實的方式說話」，那更多的是一種風格的真實。打一個比方：不管你表達的是什麼意見，可能你真的是在說謊，但是，只要不再使用「假嗓子」，人們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別人的真正身份(identity)，從而建構起具有起碼意義的真實」公共空間」。而從這樣的公共空間走向民主化，正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早就已經提供了許多案例的可能道路。
文章來源：《新世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教育從語文開始。在多種意義上，語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礎。首先，學習語文，特別是語言，是教育的起步。這從幼兒呀呀學語就開始了，起步遠遠早於其它方面的智力教育。其次，語文是進行其它教育（特別是智力方面的教育）的基本工具，一切教育都首先以語言為基本載體。再次，語言是人們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的最為重要的媒介；在這個過程中，語文教育本身就成為社會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後，語文作為人類表達和交流的基本工具，還構成普遍意義上的長期（或繼續）教育的重要途徑。總之，可以說，沒有語文，就沒有教育；語文教育是最為基本的教育。
然而，與其它很多方面（如數學物理等）的教育不同，語文教育的基礎性和社會性，並不構成它對政治的免疫，反而為政治的介入敞開了大門。在一個具有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遺產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尤其如此；而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歷史上都高度重視語言文字的社會，也尤其如此。事實上，語言作為重要的社會現象，與政治制度往往有密切的關係。它一方面為政治生活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反過來給予政治變遷以重要影響。所以，「語文的政治」或「語文教育的政治」，就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本文就是從政治學的角度（而非語言學的角度），試圖提出這個問題，並做初步的探討。
我們探討的重點，不在於一般意義上的「語文政治」或「語文教育的政治」，而是聚焦於民主化的前景，觀察和分析目前中國的語文教育所可能在政治層面對民主化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謂「托克維爾式」(Tocquevillian)的研究，因為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國思想家、民主制度的最為深刻的觀察家之一托克維爾，就已經特別注意到了在美國語言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開創了這一方面研究的先河。
不過，在當代民主化研究中，似乎還鮮有這一方面的文獻；而在中文語境中，這更似乎僅僅是一種嘗試與開端。本文因此很難對此作系統的論述，而寧願從一種具有語言社會學含義的普遍而突出的現象即中國語文的「二元化」現象出發，借助政治科學的一些概念，聯繫政治制度轉型，初步地探討這一語文教育所生成的社會語言現象如何幫助維持政治專制，以及其對於中國民主化所可能具有的義涵。
公共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分裂：中國語言的二元化現象
什麼是所謂「語言的二元化」？請允許我從生活中的語言現象說起。
在某種程度上，聽中國話對我來說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精神折磨。生活在一九九七之後的香港，這有兩層含義：第一，在日常生活中，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學習講普通話。本來，對我這樣一個大陸背景、完全不懂廣東話的人來說，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語言交流上的便利不用說，還因此少受當地人的歧視。但是，頗有一些人，是從電視或與官方人員的交流中學習普通話，特別是那些所謂「精英分子」們。這就產生了這樣的事情：一次，我所在的學校接待北京市行政學院來的一個訪問團，本校一位專責與大陸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層官員，在飯桌上一口一個」共和國」如何如何。還有，回歸不到五年，香港政府那些多半輩子受英國教育的高級官員們，已經學會了拉著長腔講話，並隨時停頓以接受聽眾的鼓掌。這些作為，從詞彙到腔調，由於那種學習過程中所特有的誇張，恰恰凸現了中國語文所遭受的窘境。 精神折磨的第二種途徑是電視。最近幾年，香港的收費有線電視中外國頻道越來越少，中國頻道越來越多。比如說，我所在的學校教授宿捨區的有線電視，一共大約十個頻道，除了三、四個香港本地頻道之外，原來大約有一到兩個普通話頻道（一個是中央電視台，一個是鳳凰衛視），另外的多是各國電視，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今年以來，後者則減少到只剩一個（以新加坡為基地的美國商業電視頻道），新增加的都是中資電視頻道（僅中央電視台現在就佔三個頻道，包括普通話和英語廣播；事實上可以認為是中央電視台海外分部的鳳凰衛視又佔了三個）。打開電視，常常聽到的就是那種拿腔拿調的廣播。本文寫作時，正是「六一」前後，電視上多是有關兒童活動的報導。聽到那些孩子們也假模假式地說話，只能愈發感受到在中國語文教育被政治踐踏的病態。
我這裡還不去涉及那些真正意義上的說假話。我要強調的是：目前中國存在一種「假語言」。通過語文教育，中國語文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的語言特點，就是公眾場合使用的語言和實際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在語言的兩個基本元素即詞彙和腔調上的二元化。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實際生活中，沒有人像電視播報或像官員講話那樣說話；而電視播報和官員講話，又一定不是像日常生活中哪怕這些播報者和官員本人的說話。如果以日常生活語言為「真」語言，則另一種語言即「假」。「假語言」與「真語言」形成兩個世界。前述本校官員尤其可笑，就在於他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種區別，把電視上的話搬到飯桌上來講。
如果我們把這種現象與其它社會，比如說，美國，做一個比較，中國語言的這種「二元化」就更是顯而易見了。美國總統在官式場合講話，當然嚴肅鄭重的多；但是，他的語言與日常生活語言有多大區別呢？那麼多的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他們在電視上講話的語速、腔調等等，與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說話有多大區別呢？ 如果區別不大，則我們即更加疑惑：為什麼中國語言就有這樣一個「二元化」的特點？這一特點，既然主要涉及公共場合與日常生活的區別，與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特質有什麼關聯嗎？它又會反過來如何影響公共生活呢？
「假語言」、「真語言」與人格分裂：語文教育如何維持政治專制
從政治的角度分析這些問題，本文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中國語言的這一「二元化」特質，是長期政治專制制度的產物。
在民主政治下，為了取得選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須用民眾的日常生活言說話；因此，語言自然趨向以真實的日常生活語言為基準，從而不斷打破在社會生活中本來也會隨時形成的「小圈子」語言規範，促成政治語言與日常語言一體化的現實。正像托克維爾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所觀察到的一樣，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數人為語言確定規則，就像他們為任何其它事情確定規則一樣。
中國政治的弔詭，在於它既不是民主政治，卻又標榜「人民民主」，也確實是二十世紀人民革命的產物，並從來都趨向於某種民眾主義(populism)。表現在語言中，就形成了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既不像一般非民主社會，具有貴族語言與平民語言的「二元化」，也當然不像民主社會，語言趨於一致；而是形成了我們這裡所觀察到的公共語言與生活語言的「二元化」。前者並不完全屬於官員，後者也並不完全屬於民眾。無論官員或民眾，只要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講話（當然官員更多地擁有這種機會），就會官腔官調；而即使是官員，日常說話也會回歸後者。
這樣一來，所謂「公共語言』實際上就失去了任何生活基礎－－這是我們稱之為「假語言」的根本原因。傳統權威主義社會的貴族語言，仍然具有其貴族生活的基礎，因此是一種真實的語言；它可能主導公共生活，尤其是主導國家政治生活，但這種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真實的，包括真實的不公平和真實的權威主義。中國今天的情況與此不同：所謂「公共語言」完全是一種虛假的語言，就像在這種政治制度下一切「公共生活』都是虛假的一樣。其直接政治影響，就是人們習慣於用「官腔」來對待公共生活（也就是這樣對待「政治』），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與公共生活中形成兩面人格。這就是說，在公共生活中，人們使用一套語言和相應的思維方式，也就當然地尊重那種語言所蘊含與表達的價值觀念，遵循那樣一種遊戲規則；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則回歸自我，是用另外一套語言和相應的思維方式，尊重另外的價值觀念和遊戲規則。這樣，人們就普遍出現了人格分裂的現象。
尤其重要的是，這樣兩套東西，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現實中，明顯地處於相互抵捂甚至衝突的狀態。身處其中的人們，是怎樣解決這種矛盾與衝突呢？看來，他們的基本戰略，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生活與所謂公共生活完全區隔開來。這就像演員演戲，明明知道戲劇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但是，上了戲台，就要用那種語言那種腔調講那一套；回到台下，一切如常。演戲與現實的最大甚至是唯一關聯，可能就是演員要藉此為生。同樣，在目前中國，幾乎沒有人相信那套所謂「公共語言』有什麼真實意義，但是那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 諷刺在於：那個虛假的語言世界，就政治層面而言，卻同時也是一個真實世界，甚至是一個比日常生活的真實世界更為堅硬因而更為真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生存的專制政治本身，並不僅僅是一個虛假的構造與存在。它有其虛假的一面，那就是幾乎沒有什麼人承認它的合法性；它更有其真實的一面，那就是它的權力使用。由於人們可以退回日常生活，於是大家就假裝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假裝」確實不過是「假裝」。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弔詭的社會現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能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他們為此願意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那種「假裝」；但恰恰是這種「假裝」，一則麻痺了人們的良知，二則模糊了人們的認知，從而使得人們能夠無限制地容忍公共生活的專制狀態。對專制政權和一般民眾來說，這種「語言的二元化」都成為非常必要的和可以容忍的：專制政權容忍真實語言，因為一般民眾因此願意與「官方語言」妥協；一般民眾需要「官方語言」，因為這是他們在政治專制下生存的起碼技巧。通過包括學校、媒體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語文教育，這種語言二元話與人格分裂成為正常狀態，政治專制的生命力因此居然蓬勃不衰。
停止「假嗓子」，還原真身份：真實公共空間的建構與政治專制的民主化轉型
十幾年前，當蘇聯東歐發生歷史性的政治變化時，整個世界都感到驚訝。為什麼這樣一種看來已經成為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會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那些昨天還在那個制度下「假裝」的人們，為什麼在那個晚上突然決定不再繼續「假裝」下去，而要完全拋棄那個制度？在有關這場革命的大量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那裡的人們曾經長期生活在私人願望(private preferences)與公共願望(public preferences)相分裂的狀態；他們雖然私下早就對這個制度極度不滿，但是不敢確定別人也是這樣不滿；他們甚至能夠矇騙自己，認為自己真的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政府和這樣一種制度。而一旦當某個機遇使大家相互發現了自己的真正意願時，革命就在一夜之間完成了。
中國其實早就走出了這一階段；現在，恐怕很少有人不敢確定別人也和自己一樣對於這個制度非常不滿。一九八九年的五六月間，人們已經充分地看到了這種不滿的積聚程度。問題是，在這之後，出於恐懼，人們再次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而當局則在中國社會徹底完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區隔，給你私人的自由，而在公共空間你則容忍政府為所欲為。但是，人們是不可能僅僅生活在私人空間的，他們必定同時生活在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於是，我們看到，89之後的中國，就是一個人們小心謹慎地不去在公共空間冒犯當局的局面；人們在這裡繼續使用當局的語言說話，從而「假裝」出一副相信當局並願意與當局合作的姿態。對這些「實際上」不再接受現政權和現制度的人來說，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不過是在「假裝」；可是，對於這個政權和這個制度，僅僅這種「假裝」本身，已經就是一種富有而強大的資源，可以支撐自己了。
這也等於說：一旦人們不再「假裝」，中國政治的巨大轉型就會發生。在公共空間以日常的真實語言說話，就是拋棄「假裝」的第一步。這也就是讓每一個人在面對國家權力的時候成為他（她）自己，而不僅僅是在面對自己和親朋的時候才成為自己。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所強調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說真話」，那主要涉及的是內容的判斷；我所強調的，僅僅是「用真實的方式說話」，那更多的是一種風格的真實。打一個比方：不管你表達的是什麼意見，可能你真的是在說謊，但是，只要不再使用「假嗓子」，人們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別人的真正身份(identity)，從而建構起具有起碼意義的真實」公共空間」。而從這樣的公共空間走向民主化，正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早就已經提供了許多案例的可能道路。
文章來源：《新世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