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5日訊】46．毛澤東：「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
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
那麼，當時的中國究竟有沒有發生大饑荒呢？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可以說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不但發生了大饑荒，而且還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饑荒！
劉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說，「大躍進」期間共中國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事實上比這還多。專家根據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測算的結果表明，當時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約有三千八百萬，其中主要是餓死、累死的。
當年餓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這幾個省。
在毛澤東前祕書李銳所著的《「大躍進」親歷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饑荒時安徽省鳳陽縣情形的文字：「鳳陽全縣死絕8404戶， 死跑而空的村莊27個。村民嚴俊冒告訴記者：「1960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麼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怎麼能……？’她歎息道：‘餓極了。’」
在「大躍進」前一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樺是河南省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裡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裡，一隻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沖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裡還活著的人就會沖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麼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
四川的賴思強生於1942年，「鬧饑荒」時17歲，在四川省南部縣盤龍鎮的農村長大，21歲離家參軍，退伍轉業就職於國家事業單位，現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賴先生喜歡擺「龍門陣」，他說：「在當時，餓死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死者包括我身邊的親人鄰裡。長期的饑餓，很多人都得了水腫病，我的大伯娘（賴王氏）和堂兄（賴思孝）母子餓得‘三腫三消’，最後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親（賴崇玉）同樣也是因為饑餓，導致水腫過世。當時民間流傳一句俗語‘三腫三消，鋤頭鐵鍬’，意思就是說某人一旦‘三腫三消’，基本上就沒救了，親人們就可以拿上鋤頭鐵鍬，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個年月，就是眼睜睜看著親人餓死也無能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們，餓得整天無精打埰地呆坐在院壩裡曬太陽，一動不動，只要聽到食堂開飯的鐘聲，就都猛地跳起來躥向食堂。」
「那時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觀音土’，實際就是地裡的一種白色粘土。很多人為一時充饑，不顧後果吃下這種白泥，堵塞了消化道，無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當時我們家屬於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以我所在的大隊為例，1958年統計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銷以後統計為421人，減少約200人，其中死亡約150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飯吃了。」
賴思強熬過了那段饑餓的日子，可能是因為年輕，他說，「1958年我16歲，身高1米6，體重90來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腫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當時每人每天配給口糧只有2兩5錢，一家人從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許米粒的清水湯回家喝下，家中的長輩都是儘量讓自己的孩子們多吃點，可以說，父母是犧牲自己來保全我們的性命的。
湖南全省的饑荒狀況不難想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姐姐的兒子，就是餓死的。劉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當地幹部在被饑民剝掉樹皮的樹幹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掩蓋實情。
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饑。
三年大饑荒前夜，中國曾有兩句家喻戶曉的民謠：「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1958年，全國各地「高產衛星」不斷升空，老百姓們以為「共產主義天堂」已經近在咫尺，轉眼之間，中國百姓面對的竟然是噩夢一場。
但事情到了毛澤東嘴裡卻成了：「中國沒有饑荒」！
47．三年自然災害
1959年-1961年，在20世紀的中國及至世界的災害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後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親歷過的中國人都會想起那個饑餓的年代，那些到處餓死人的日子。
「三年自然災害」如今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片語。無論過來人還是沒有經歷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場災難，都會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導、黨政檔到後來的各種說法，無一例外地都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歷史的定論。
在這裡，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災害」麼？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佔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麼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似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
說明一下表4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從表4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災年。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只有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佈的數字計算，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步增長。
如果除去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災面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為2232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面積，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災面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面積為100，則1956年為68、1957年為67、1962年為74、1963年為89、1978年為97、1979年為67、1981年為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72。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準。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歷史最好水準。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面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只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個「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麼多。
其實，從氣象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分條件。
這裡有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歷年的水文氣象資料編制的，它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一劃分為5個等級，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1895-1979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資料綜合整理為表5，選擇的年份與表4相同。其中：－2度為澇，－1度為偏澇，0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1度為偏旱，2度為旱。一般而言，－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裡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銷。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儘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資料的支援。
表5顯示，1959-1961年期間，中國大地上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
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瀋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
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1895-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儘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甦。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面積表》更能準確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麼「自然災害」。在後面的附錄中，我們將會看到安徽省鳳陽縣關於種種人為災難的原始記載，將會深切理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本文選自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第二部分「考證：是‘三年自然災害麼」）（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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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
那麼，當時的中國究竟有沒有發生大饑荒呢？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可以說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不但發生了大饑荒，而且還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饑荒！
劉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說，「大躍進」期間共中國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事實上比這還多。專家根據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測算的結果表明，當時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約有三千八百萬，其中主要是餓死、累死的。
當年餓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這幾個省。
在毛澤東前祕書李銳所著的《「大躍進」親歷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饑荒時安徽省鳳陽縣情形的文字：「鳳陽全縣死絕8404戶， 死跑而空的村莊27個。村民嚴俊冒告訴記者：「1960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麼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怎麼能……？’她歎息道：‘餓極了。’」
在「大躍進」前一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樺是河南省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裡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裡，一隻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沖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裡還活著的人就會沖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麼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
四川的賴思強生於1942年，「鬧饑荒」時17歲，在四川省南部縣盤龍鎮的農村長大，21歲離家參軍，退伍轉業就職於國家事業單位，現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賴先生喜歡擺「龍門陣」，他說：「在當時，餓死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死者包括我身邊的親人鄰裡。長期的饑餓，很多人都得了水腫病，我的大伯娘（賴王氏）和堂兄（賴思孝）母子餓得‘三腫三消’，最後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親（賴崇玉）同樣也是因為饑餓，導致水腫過世。當時民間流傳一句俗語‘三腫三消，鋤頭鐵鍬’，意思就是說某人一旦‘三腫三消’，基本上就沒救了，親人們就可以拿上鋤頭鐵鍬，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個年月，就是眼睜睜看著親人餓死也無能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們，餓得整天無精打埰地呆坐在院壩裡曬太陽，一動不動，只要聽到食堂開飯的鐘聲，就都猛地跳起來躥向食堂。」
「那時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觀音土’，實際就是地裡的一種白色粘土。很多人為一時充饑，不顧後果吃下這種白泥，堵塞了消化道，無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當時我們家屬於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以我所在的大隊為例，1958年統計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銷以後統計為421人，減少約200人，其中死亡約150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飯吃了。」
賴思強熬過了那段饑餓的日子，可能是因為年輕，他說，「1958年我16歲，身高1米6，體重90來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腫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當時每人每天配給口糧只有2兩5錢，一家人從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許米粒的清水湯回家喝下，家中的長輩都是儘量讓自己的孩子們多吃點，可以說，父母是犧牲自己來保全我們的性命的。
湖南全省的饑荒狀況不難想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姐姐的兒子，就是餓死的。劉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當地幹部在被饑民剝掉樹皮的樹幹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掩蓋實情。
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饑。
三年大饑荒前夜，中國曾有兩句家喻戶曉的民謠：「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1958年，全國各地「高產衛星」不斷升空，老百姓們以為「共產主義天堂」已經近在咫尺，轉眼之間，中國百姓面對的竟然是噩夢一場。
但事情到了毛澤東嘴裡卻成了：「中國沒有饑荒」！
47．三年自然災害
1959年-1961年，在20世紀的中國及至世界的災害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後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親歷過的中國人都會想起那個饑餓的年代，那些到處餓死人的日子。
「三年自然災害」如今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片語。無論過來人還是沒有經歷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場災難，都會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導、黨政檔到後來的各種說法，無一例外地都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歷史的定論。
在這裡，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災害」麼？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佔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麼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似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
說明一下表4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從表4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災年。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只有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佈的數字計算，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步增長。
如果除去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災面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為2232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面積，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災面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面積為100，則1956年為68、1957年為67、1962年為74、1963年為89、1978年為97、1979年為67、1981年為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72。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準。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歷史最好水準。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面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只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個「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麼多。
其實，從氣象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分條件。
這裡有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歷年的水文氣象資料編制的，它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一劃分為5個等級，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1895-1979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資料綜合整理為表5，選擇的年份與表4相同。其中：－2度為澇，－1度為偏澇，0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1度為偏旱，2度為旱。一般而言，－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裡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銷。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儘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資料的支援。
表5顯示，1959-1961年期間，中國大地上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
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瀋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
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1895-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儘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甦。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面積表》更能準確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麼「自然災害」。在後面的附錄中，我們將會看到安徽省鳳陽縣關於種種人為災難的原始記載，將會深切理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本文選自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第二部分「考證：是‘三年自然災害麼」）（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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