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訊】【導讀】「統戰」是中共的一個獨創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統戰」在本質上是一層遮羞布，掩蓋了許多黑暗的領域，所以，「統戰」在某種意義上有很強的強迫性和欺騙性。統戰策略是中共政治戰略的延伸表現，其特點也與中共的政治特點緊密結合，在不同的時期統戰表現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對中共利用文獻資料，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進行的分析研究。
（接上期） 統戰西方
在中共的海外統戰戰略中，西方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史資料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或穿針引線，或錦上添花，或推波助瀾，或潤物無聲。總之，是一樁富有意味的雅事。通常的做法是全國政協經常將文史資料當作一種特殊禮物送給西方。比如，「向美國客人贈送了《淮海戰役親歷記》等文史書刊。」 或者是將文史資料直接打進西方圖書市場。比如，《閻錫山統治山西史料》「已擺在美國洛杉磯書店的貨架上」。 但就實際效果觀察，官方還是將文史資料在海外的統戰物件主要鎖定在歐美的各種華人圈。這是因為，華人特有的民族歷史情結，使得文史資料有可能在中共對西方的統戰謀略中發揮某種更為顯著的獨特作用。民族歷史情結是一種比民族主義更精緻、更安全的東西，也更容易直接轉化為中共需要的所謂愛國主義。文史資料在影響乃至塑造海外華人民族歷史情結方面，發揮了一種相當重要的作用。當然，中共不是一開始就明確意識到了這點。這中間有個過程。作為一個海外統戰戰略的系統工程，它正式啟動於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
據江蘇銅山縣文史部門介紹，八十年代初開始向海外徵稿時，「『海外關係』還是一個令人憂心的名詞，雖然不再當作洪水猛獸看待，影響並未消除，餘悸仍然尾大不掉。因而，在我們多次的業務會議上，總是議而不決，更不敢付諸行動。」國內如此，海外人士同樣疑慮重重。「流居海外的人士由於同我們長期隔離，不僅陌生而且存有戒心，無論我們表示如何熱情、誠懇，他們總是打個問號。」直到1985年春天，才從三藩市收到了大約20萬字的史料，「其中有成書，也有篇章。」經過閱讀，「有一個『中性』的感覺，多半是『不傷大雅』的材料。」「雅」就是政治。「大雅」就是極權政治。顯然這些史料並無多少違礙之處，基本屬於專制政治能夠接受的範疇，相當符合官方標準。當時想把這些史料刊出，但顧慮是，「查查包括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等各級資料，還很少見原文刊載迄今還在海外和台港居住的國民黨人士的材料。」後來學習了「中央領導人關於徵集文史資料方面的眾多講話，檔，思想有所解放。……中央並未規定『流居海外人士例外』。」於是，就從王公璵的《從政之罪》一文中選出他在銅山縣當縣長時的部分資料，加上一個《我在銅山縣長任上》的標題，「原文不動」發表在1985年8月出版的《銅山文史資料》第5輯上。三藩市華人得知此情況後，評價很高。「一是人民政協組織有膽略，敢於發表此類文章；二是人民政協的態度公正，能夠實事求是對待歷史。」文史部門反映，「通過他們的言傳、信遞，文史資料在華人心中有了良好的影響。於是，提供稿件的顧慮和偏見漸漸打消了。」在此基礎上，文史人員又給已經知道地址的每一位海外同胞發封信。經過兩年努力，「不僅陸續收到了在海外和台港公開出版的資料（書刊），還收到了相當數量的私人回憶資料、傳記、紀念文章、專集，並且還有手稿。」許多海外同胞索取文史資料的同時，還把在美、英等國出版的華文報刊上的有關史料剪寄來。至1992年，已收到120萬字的史料。
《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醴陵市文史委介紹，十多年來，前後有580多位海內外人士供稿。美籍華人文席謀，從親友中知道文史資料「客觀公正」介紹了一批湘籍民國時期的將領後，撰寫了一篇5000餘字的人物傳記。民國時期的建築工程師、熱心慈善和教育的陳盛芳的海外親友，「收到介紹其先輩的文史資料後，奔相走告，消除了原來對大陸的一些疑慮。居住在美國的民國時期知名人士劉師陶的親友，得知我們在收集整理劉師陶的詩詞後，欣喜萬分，來信致謝。」
《湘西文史資料》發表了熊希齡的事蹟後，「旅居臺北、美國、英國的熊氏親友，都設法得到了該文，十分欣慰。」 熊希齡在海外的親屬也多次寫信「表示感激」。
原長沙太和米廠的經理熊伯鵬為「長沙和平解放」出過力。他在「三反」、「五反」等運動中遭受迫害。1987年，「他在美國華盛頓『美國之音』當播音員的女兒，回國探親，看到《長沙文史資料》刊載有關熊伯鵬在解放前為爭取長沙和平解放活動情況的文章，深為感動，感謝大陸對他父親作了公正的評價。她回美國時還帶走了幾本《長沙文史資料》，華盛頓一些美籍華人知道這個消息後，都來打聽情況並爭相閱讀這本資料，為促進愛國統一戰線起了積極的作用。」
株洲市從1986年以來，文史部門「採取直接通信或通過僑屬聯繫等方法，先後向僑（旅）居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地的株洲籍華僑徵集了《懷念我的父親黃篤傑》、《張德粹自傳——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彭佐治生平事蹟》等5篇史料，計45000餘字。」原「新群學校」創始人黃篤傑，「一生獻身教育。」文史部門與其僑居加拿大的女兒黃守傅取得聯繫，請她撰寫其父的史料，她很快寄來《憶先父黃公志存》一文，在《株洲文史》第10輯刊出後，「黃守傅多次來信讚揚株洲市政協『做了一件好事』。」她還答應「聯繫更多的海外株洲籍人士給《株洲文史》撰稿」。 文史部門還通過協助有關部門解決三胞親屬的困難來徵集海外史料。文史人員在攸縣向僑居美國、在世界佛學界享有盛名的陳健民的夫人陳相攸徵集陳的史料時，陳女士反映，「縣僑聯分配給她的二居室房屋，因縣房地產局某些領導從中作梗，被人強行搶佔，多次交涉，未能解決。」文史官員向攸縣政協和僑聯作了反映，要求他們儘快處理，住房解決後，陳女士對文史部門非常感謝，不僅撰寫了《回憶我的丈夫陳健民先生》，「而且還向美國佛教協會徵集了《永懷陳健民上師》的史料，」給文史委送來。
仙桃市文史委為徵集王勁哉專題史料，給僑居美國的原國軍128師副旅長侯若愚去信徵稿，他「不顧年老體弱」撰寫了12000字的《王勁哉軼事》。他在史料的前言中寫道：「時隔半個世紀，該地區的政府和社會賢達對日侵華，國軍一二八師王勁哉先生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蹟，記憶猶新；顯見真正為國的忠臣良將，是不會被埋沒的。」 荊州地區文史部門在《抗日戰爭中的王勁哉》一書出版後，給僑居美國的王勁哉同僚寄去。他們來信說：「時隔半個多世紀，貴地區的政府和社會賢達，對日軍侵華，我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部英勇抗戰的事蹟，仍未忘懷，並出版專著，使我感慨萬分，顯見真正為國的忠臣良將，是不會被埋沒的，是非功過，自有公評。」
《鄂西文史資料》刊出客觀評介吳國楨父子的史料後，吳氏宗族、後裔看後很高興，解除了精神負擔。他們紛紛表示要更好地為四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吳國楨在美國的長子吳修廣來信說：「家鄉人民對先父的功過評價是實事求是的。鄂西人民沒有忘記我們，實為快慰。」他還特意從美國給文史部門寄來了「其父的專著《中國人的傳統》和江南撰寫的《吳國楨八十憶往》、《國士吳國楨》等近10萬字的資料」。 《吳國禎博士及其父兄》更是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吳國禎被中共感召，暮年摒棄「積久形成的政治成見，以欣喜的心情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並三閱《鄧小平文選》」的可疑細節，塑造出一個中共滿意的統戰人物形象。「政協文史資料的教育作用正是通過真實地敍述這類人物的生平尤其是其思想轉變的歷程充分地表達出來。」
常甯縣文史部門向政協委員郭亦萍徵集他參加劉建緒部抗日的一段史料時，「他在美國定居的哥哥郭笑安聞訊後，主動提供資料，並寄來題字一幀，還要求將出版的文史書刊寄去，以便幫助開展海外資料的徵集。」
邵陽市文史官員說，「一個特邀委員就動員定居美國的兩個原籍邵陽的知名人士為我們寫文史稿什，並把我市出版的文史資料通過各種渠道送到了港澳臺和海外，溝通了感情，擴大了影響。」
祖籍大庸的旅美經濟學家湯祖育教授，在《大庸市文史資料》第1輯上看到其堂兄湯於模的文章，「十分感動。」當即為市文史部門寄來了清朝臺灣總兵劉明燈的「全部史稿」。後來，湯教授又為他幼年就學的岩口小學和市盲聾啞協會「捐資7800元」。
《老河口文史資料》第13期刊登了《我所知道的光化「國大」競選》一文，「記述了當時光化籍士紳張敷在競選中本來得票最多，而國民黨政府強迫將代表名額分配給青年黨，使張敷落選，張敷到南京以絕食、抬棺遊行表示抗議的經過。」張敷之子張曉霞為美籍電腦博士，「看了這篇史料後很受教育，激起了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多次回國講學，」還擔任老河口市一家公司顧問，「幫助引進技術和資料，為祖國建設出力。」
襄樊市文史部門出版的抗戰史料專輯中，刊發了穀城縣醫院護士長林韞山的《白衣戰士，炎黃子孫情》一文。「當林媼山將這期史料寄紿她在美國和新加坡的兄弟們時，他們很感激祖國沒有忘記他們，決心要要一秉初衷，繼續作一名愛國的炎黃子孫。」
原國民政府邵陽警備區司令、岳森的兒子岳侖在法國定居，聽說邵陽市文史部門要寫其父的史料，積極提供資料，並寫了「樹高千尺，葉落歸根」一文，刊載在《邵陽文史資料》第6輯上。原新陸軍副軍長劉建章在美國看到了文史資料後，「多次來信讚揚，」並撰寫了「轉戰異域揚國威——印緬血戰記」一文，刊載在《邵陽文史資料》第8期上，回到邵陽後，捐款5000元給有關單位。
羅翼群是國民黨元老，原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後被打成右派。其子羅祝年是美國高能物理專家。他在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應邀回國，看到政府為他父親恢復名譽，並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還將骨灰安放在「銀河革命公墓」。他自己受到中央和省上的熱情接待，「感動得幾次流淚。」特別是他回國第一次看到《文史資料選輯》發表的羅翼群回憶錄，更加激動。「他一再表示如果廣東要搞核電站，只要需要他，一定回來幫助工作。」他還在美國《北美日報》發表文章和詩詞，表達自己的「眷戀祖國之情」。
安徽《肥東文史資料》刊登了《抗戰時期六家畈的大冤案》一文，「系統揭露了抗戰初期當地四位社會名流無辜死於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經過。被害人之一吳中流的女兒吳世珊，為紐約安徽同鄉會名譽會長，旋即將該文轉刊於美國出版的《亞美時報》，該報並發表評論說：這一冤案，國民黨政府後來雖也承認，『但冤情並未大白』，現在大陸文史資料『才對這樁冤案有較詳盡的描述』，『作了歷史的平反』。」 肥東縣政協提供的關於抗戰時期六家畈冤案的文史資料，「由於辨明瞭歷史真相，終使這一冤案獲得平反，在美國、臺灣及海外引起較大反響。」
程君複是美國費城坦布林大學校長助理、費城華人總會會長。他看到江蘇《灌雲文史資料》上登載的《程君複博士家世瑣記》之後，「湧起了強烈的鄉思。」他在家鄉參觀後，決定向板浦中學贈送500箱圖書、5部微電腦、4台英文打字機，「還負責為該校資送一名外語教師到美國深造，資送兩名物理教師去黃河大學學習電腦知識和使用技術。」
《河北文史資料選輯》上刊登了晏陽初平民教育會的史料後，晏陽初通過國內親友，向文史部門索購此書。
呂霞光旅居法國的畫家。臨泉縣文史資料編發了呂霞光的文章，並將書寄給他。他很感動，消除了誤解，「增強了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並主動用自己的積蓄在巴黎市中心「美術城」購買一套畫室，「作為中國文化部、美術協會選派藝術人才赴法學習研究的場所。」後來，呂霞光又為縣裡寄款2萬元，「作為縣一中學生獎學金。」
湖北宜城縣編印的《懷念張自忠將軍》出版後，張自忠的孫子、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弗蘭大學教授張慶隆寫信給國內親人說，「祖國沒有忘記曾經為之犧牲的兒女，海外遊子也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祖國。」張慶隆回國考察後，「決心為祖國繁榮和振興獻計出力。」 《懷念張自忠將軍》「還引起了當年侵華日軍的關注」。池田壽龜來信說：「我是一個曾與張將軍打交道老軍人，對中國有愧也有罪。為中日兩國永不再戰和將軍的安魂，老早就盼著寫關於愛國將領張自忠的並非虛構的作品，以慰我愧疚之心，並祝中日永遠友好。」還有一些日本老軍人看了《懷念張自忠》專輯後表示，「該書內容很實在，他們如果不到中國去打仗，張將軍不會死，日本人民要世世代代吸取這血的教訓，與中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
江蘇吳江市文史部門在統戰部的支持安排下採訪了「來華演出的美國鋼鐵大王、華人企業家唐仲英的妹妹唐可（鋼琴演奏家），向她贈送文史資料。她看到文史資料第5輯內介紹他父親唐炳麟資助辦學的史料時，激動地說：『這些事我都不知道，這麼多年過去了，你們還寫他，真要謝謝你們。』」
在美國工作的工學博士張維功，1986年回縣探親。「當他得知縣政協在組織人撰寫他父親的抗日事蹟，非常感動。」又帶了幾本文史資料《選輯》回美國，並表示，「由他出面，成立一個海外撰寫文史資料聯絡點。」
國民黨元老徐謙，在兩次國共合作中起過「重要作用」。他的女兒徐英僑居美國，現為海外中國音藝中心負責人，得知安徽省準備徵集出版徐謙的史料專輯後，來皖訪問。「在商談中，她瞭解到出版這本史料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安排，十分滿意，對比臺灣當局對他們家族的冷漠和歧視，感慨萬千，說：『現在我終於找到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政府了。』並表示要為祖國和家鄉作貢獻。」
江西文史委編印了蔣經國在贛南的史料，一些在美國的老人看到後，讚揚「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烈鈞在西德的大女兒一家得知《李烈鈞楊賡笙詩選》將要出版的消息後，「託人向江西省政協致謝。」楊賡笙親戚陳素先教授從美國回來講學，知道此事後讚揚說，「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會在國外產生很大影響。」
原國民黨軍長張德能在美國的女兒，「因家庭曾評過反動官僚，30多年不敢回國。看了《回憶張德能將軍》，又經鄉親聯絡情誼，1986年春節後回鄉探親，並到政協文史組表示感謝，盛讚祖國政策好、建設快。」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叢書從籌備到出版，在海外產生了「很大反響」。特別是國軍高級將領和參加過抗戰的人士「反映非常強烈」，認為「這樣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對於促進臺灣回歸祖國，對於編修信史傳諸後代，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對於為國捐軀的先烈及其親屬也是極大的慰藉。」 旅居新加坡的施於國看到《遠征印緬抗戰》一書後，致函該書編審組，「你們能在中國共產黨政府主持下為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中親歷的戰事作公正的描述。難得！難得！』」
《哲裡木盟文史資料》第1輯編發了《達爾罕王世家》。這個王爺有個兒子，入了美國國籍，是個電子專家、企業家，看到文史資料，「很有感觸。」他說：「我的列祖列宗都是王爺，是貧困農牧民的『老爺』。聽說大陸『文革』中的說法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所以我對祖國、對家鄉存有疑慮，定居國外，不敢回顧鄉土。後來聽說恢復實事求是了，我還是不託底。看到這篇文史資料，思想上的疑慮徹底消除了。」
湖州文史資料專輯中有一篇關於國民黨第62師一位營長夜襲日軍獲勝的事蹟。該營長女婿是個美籍華人，來華學術交流時看到了這篇史料，很是高興，「特意要了一本書送給在臺灣的岳父。」原第62師的官兵得知此書，紛紛來信索要。「原該師副師長看到書後，懷著愛國熱情，撰寫了抗日回憶錄寄給市政協。」在史料徵集中擴大視野，「正確對待歷史上的國際友人。」湖州福音醫院創辦人、美國醫生孟傑，在湖州行醫38年，「頗負盛名。」文史資料刊發了有關他的史料，他兩位元女兒來信感謝文史資料對他的紀念。
《澳門回歸之路》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澳門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湖南文史資料》刊登了國民黨元老、原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覃振的史料後，其夫人全汝真致函國內表示感謝。著名經濟學家楊端六的親屬在美國看到《湖南文史資料》刊發了懷念楊端六的文章後「無比欣喜」，並推薦給華人月刊《珞珈》，該刊予以全文轉載。「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向心力，有助於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
原山西西北實業公司總經理彭士弘之子、現在美國休士頓工作的公路橋樑專家彭大鈞，在太原西北實業公司同仁聯誼會上，聽到山西文史委將出版西北實業公司文史資料專輯後，「極為感動。」他說：「中國共產黨和山西政協不忘總結過去經營工商業經驗，不忘西北實業公司創建歷史，不忘山西民族工業落後時期的開拓者，表現了寬大的政治胸懷和尊重歷史的態度，我代表已故父親向山西當局表示感謝。」西北實業公司同仁聯誼會也表示：「這本專輯，記錄了舊時代工商業者的艱難，記錄了舊時代工商業者的軌跡，對當代和後代都有歷史教育意義。」
湖北雲夢縣文史部門為了徵集「辛亥革命先驅吳祿貞」的史料，通過定居美國的吳祿貞女兒吳忠瑛，在美國、日本和臺灣收集了5份約4萬多字的資料。《吳祿貞專輯》出版後，中美友協加利福尼亞州分會副主席史迪威「將其中幾篇譯成英文」介紹給美國讀者。
書法家張荊野曾任民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祕書。黃岡縣文史部門根據線索，在漢口找到了他的遺子張子野。通過聯繫，由他從僑居新加坡的姐姐那裡，「徵得了一套張氏父女書法珍藏、照片、生平經歷的資料，實為難得。」
《武漢文史資料》第11輯刊發了盧作孚之子、長航工程師盧國維寫的《回憶先父盧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斷》。作者買了40本「分贈親友」。他妹妹從美國回漢探親，看到此文，激動地表態，「想不到父親在去世三十多年的今天，祖國的文史資料還刊載回憶他的文章，我回美國後，一定要收集和回憶父親的有關資料，寄一份給市政協。」
民國時期的廣東空軍是陳濟棠三十年代初建立起來的，「1936年北飛投蔣反陳，後被蔣編為國民黨空軍第二十八隊和二十九隊，參加抗日戰爭。他們英勇對敵，功勳卓著，但因非嫡系，受到排擠。他們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蹟，被美國報刊大篇幅報導，但在國內卻從來沒有宣揚。」廣州文史委赴美遍訪當事者數十人，採訪材料4萬多字，整理成《會議廣東空軍》一文。「發表以後，他們無比振奮，認為他們的事蹟被載入了祖國史籍，感到無尚光榮。通過這次組稿活動，不但使旅居海外的舊空軍人員彼此間加強了聯繫，也使身居大陸的舊空軍人員同海外舊同事恢復了聯繫，增進了感情。」另外，此前，「陳濟棠在廣東的治績沒人敢寫；對陳濟棠與中共談判，給紅軍讓路的進步事實，更諱莫如深。」文史委在編撰《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一書時，設法與陳濟棠在海外的親屬取得聯繫。「制定編輯大綱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掌握好分寸，既防止過多溢美，也尊重事實，力求做到功過表述恰如其分。」陳濟棠之子陳樹柏教授回國講學途徑廣州時，主動與文史部門聯繫，並送給《陳濟棠年譜》、《榮哀錄》、《詩集》等供參考。有的臺灣友人送來臺灣出版的《陳濟棠自傳》，文史人員還多次到陳的家鄉防城調查訪問，陳氏家鄉駐港代表陳耀桓積極協助，廣泛聯絡港方人士，徵集有關資料，還送給陳氏年譜參考。「因此，編撰這本專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擴大海外徵稿的過程，也是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過程。」這本見聞錄的部分章節在市政協主辦的《共鳴》雜誌刊登後，在香澳和海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有的報刊以大字標題報導，有的還全文連載，」海外歸來的人紛紛索書。「海外陳氏家族三十多人與大陸隔絕多年，過去不願回來，這本書出版以後，專門組團回鄉觀光。」
法國籍華人梁源法是法國《歐洲時報》總編輯，該報在六四慘案後「連續發表文章」，支持中共政府的鎮壓行動，「對反華反共敵對勢力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看了黃岩文史資料後，給黃岩文史委來信說，他從中「獲益良多」，並表示，「我是不會忘記祖國和人民的養育之恩的……希望能在海外做一點有利於祖國的事。」
統戰說起來是要贏得人心，真做起來就是想法讓對方開心。比如，為了趕在原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和夫人吳菊芳回國參觀訪問前獻上一份厚禮，《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刊載了他們主持粵政時辦理戰時兒童、婦女救濟工作的兩篇史料，「他們回國看到後，深為黨和政府尊重歷史事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動。」 此前，《廣州文史資料選輯》曾發表一篇《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其中因一字之差，引起軒然大波。」該文作者原是教養院的工作人員，「其本意是肯定該教養院在抗戰期間所起的積極作用。但由於作者一時疏失，對吳女士的稱謂上有錯誤，引起吳女士的不滿，一再致函作者，要求更正。」經過周旋，文史部門「刊登了作者的更正聲明；對於不利於發展統一戰線的詞語和記述予以刪節，並在編者附記中對工作上的疏失公開向吳菊芳女士道歉。吳女士表示諒解和滿意。」 又如，1979年《湖南文史資料》曾刊登了原省政協主席程星齡撰寫的一篇回憶湖南「和平解放」的文章，「由於作者對當時某些內幕情況瞭解有所局限，」在寫到起義將領、原長紗綏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時，「用詞不夠準確，因而引起了旅居美國的李先生的不快。」程星齡得知後，通過調查研究，弄清了真相，並於1984年在《湖南文史資料》上再次撰文，「更正了過去的說法，」肯定了李默庵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歷史作用。這使李默庵大為感動。1985年首次回國訪問，還與程星齡「共商如何為振興湖南經濟出力，一時傳為佳話」。
徵集史料方面，日美似有不同。對美是絕大部分是華人，極個別是美人。比如，南京文史委從1988年開始，與「南京中山陵園文史室」有了正式協作。「以南京航空烈士墓的史料為基礎，」編輯出版了中國空軍抗戰史料《藍天碧血揚國威》。當年參加中國抗戰的美國飛行員威廉來信中說：「你們如實客觀地記述了當時的戰鬥情景，是一本反映美、中、蘇空軍聯合抗戰的好書。我作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感謝你們。」 又如，《美國飛行員蕭特在吳縣殉難記述》在《文史通訊》發表後，「蕭特的弟弟等三批美國友人也聞訊前來拜祭，回國後都寫了很好的觀感文章。」
對日的史料徵集對象大多數都是日人。官方的原則是，「對於掌握偽滿史料的日本人，不管左、中、右，只要贊成中日友好，我們都可以徵稿。」據說，文史資料對於日本人，「具有較強的磁性和粘合力。」這顯然與抗戰有關。文史官員強調，為了擴大偽滿史料在日本社會的影響，「除積極尋找關係爭取在日本翻譯出版外，還要主動與外事接待部門、旅遊部門聯繫，把書送到對外開放的視窗，」使更多的日本人能看到文史資料，同時也為擴大徵稿創造條件。文史官員還表示，日本人來稿中，「有些和我們的觀點存在很大的差距。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過徵稿、撰稿，廣交朋友，宣傳政策，增進瞭解。」
在對外友協安排下，北京政協接待了來自日本的一個反戰人士團體，還向日本友人贈送了文史委編的《日偽統治下的北平》、《日偽統治下的北京郊區》、《抗戰紀事》等書。見到這些史料，他們如獲至寶，表示，「回國以後一定要利用這次收集到的資料，繼續致力於反戰和平運動，為促進日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奔走呼籲。」
焦作文史委征編了一本《抗日戰爭專輯》，其中收錄了一篇由前日軍軍醫中佐野田實提供的《回憶在太行山麓焦作解剖活人》的回憶錄。文中描寫了以中國活人搞醫學「教育」實驗的全過程。把一個「看上去很健康」的中國農民以檢查身體為由騙到實驗室，強行抬上手術臺，在麻醉藥不到位，人還在痛苦地掙扎時，日本軍醫就開始了殘忍的解剖手術，直至最後把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碎屍萬段，才祕密地弄到馬廄後面挖坑埋掉。寫到這裡，作者無限悔恨地說道，「就在這塊土地下面，埋葬著多少被我們奪去了生命飲恨而死的人們。我想到這裡只是悔恨，簡直想撕開自己的胸膛。」最後，還是這位悔改的侵略者，向全世界發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誓為反侵略戰爭而戰鬥不息。」
統戰華僑
統戰華僑是中共海外戰略的一項系統工程。文史資料在其中發揮的作是，用歷史喚起華僑的故國情思，贏得其好感，從而加強中共對海外華僑的潛在影響，最終達到塑造中共在海外正面形象的政治目的。這種方式靈活多樣。比如，國務院僑辦原副司長羅振輝稱讚《惠城文史資料》是一本好書，表示要帶15本到馬來西亞「送給各城市的惠州會館」。
徵集華僑史料成績最顯著的是廣東。早在1959年開展文史工作時，廣東文史委「就把徵集和出版華僑史料列入工作範圍之內。」至1989年5月，徵集華僑史料132篇、104萬字。 廣東一些沿海地區，「把贈送文史資料作為當地開展『三胞』工作和祖國統一聯誼活動的一個重要渠道。他們認為這種交往方式『高雅、自然和親切』，為海外人士樂於接受，能夠在思想上、心靈上引起共鳴。」 廣州市政協「每年接待『三胞』都在千人以上」，他們有意識地從中物色和發展一些能夠撰寫和提供史料的重要徵集物件。
文史資料在落實僑房政策以及搞好「三胞」聯絡這項工作中發揮了「歷史參謀作用」。比如，珠海市前山區有一座面積達3800多平方米的僑房，「房主的後代早已要求歸還。」為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文史機構「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國內外文獻關於這座僑房的資料，查明房子的第一代主人是旅居夏威夷的富商陳芳，第二代是曾任民國廣東省省長的陳席儒，其後代200多人主要旅居海外。落實這個僑房政策，對聯絡陳氏家族的作用很大。」據此，他們直接向前來檢查工作的政協主席鄧穎超作了彙報，在鄧穎超的重視和支持下，這個問題迅速得到解決。「其後陳氏家族已先後有十多人返回了家鄉，連陳芳的第五代玄孫女和她的美國丈夫也來了，並到市政協表示感謝。」唐家區的旅加拿大華僑唐穎坡，因居屋的落實政策問題沒有解決，「幾十年不同家鄉聯繫。」文史機構在收集整理文史資料過程中，「發現他擔任過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孫科的祕書、中山紀念中學代校長等職務，據此敦促唐家區及早為他的居屋落實了政策。」後來，文史部門又整理了「他在家鄉創辦唐家中學的資料，在校慶專刊上發表，他很高興，主動提出將歸還居屋的折價款捐贈給唐家中學。去年又以80多歲的高齡趕回珠海參加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
很長一段時間，官方對華僑歷史的定性就是「華僑的歷史就是發財剝削的歷史，政治上反動的歷史」。 現在因急需統戰，由打變拉，這就要求文史資料必須配合形勢，制定新的方案。於是，又打又拉，就成為徵集華僑史料的標準格式。比如，1984年，廣東文史委出版的《華僑滄桑錄》，記載了12個國家的華僑史料。「內容有『豬仔華工』的血淚史；有華僑為僑居國的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流血流汗的奮鬥史；有華僑支援祖國革命和建設的愛國史；還有華僑巨賈的創業史等。」該書還被選送到1985年「香港圖書展覽會」展出。 隨著政治形勢變化，文史資料對華僑的評價也越來越趨於正面和積極。比如，1988年，編輯出版的華僑史料專輯，「內容有記述印尼一批愛國僑領支援祖國革命鬥爭和建國初期第一批集資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蹟；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華僑工人為反抗殖民主義者壓迫的鬥爭史；有馬來西亞華僑同當地人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史。」 又如，龍岩市文史委在2000年，根據「多宣傳海外鄉親艱苦創業、熱心桑梓事業的事蹟」的上級指示，把編輯出版「閩西僑港澳臺人物史料選編」作為2001年工作的重點。於是，「召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邀請市、縣僑辦、台辦、僑聯、台聯等有關部門領導和縣（市、區）政協文史辦主任及部分知情人參加。」會上，文史官員「對人物入選條件、落實撰稿人員、文稿的基本內容、交稿時間等有關問題提出了要求。」該書2001年出版。
其實，在文史資料對華僑史料的徵集和刊發中，始終存在有某種隱蔽性的宣傳策略。這就是刻意使用對比性的史料來顯示其政治意圖。比如，廣東文史委選刊了一些「華僑在國外生活的血淚史，華僑參加民主革命和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史料，也在華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種手法符合官方對華僑的歷史定位和現實想像。這就是華僑在外國（其實好多都已經加入了所在國國籍，已經和中國沒什麼關係了）都是受苦受難，水深火熱，饑寒交迫；反之，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則是前途光明，幸福萬分。
沿著這個思路，華僑在國內的所作所為不管「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都要儘量往好處寫，博其歡心，贏其好感。《海口文史資料》先後登載了《瓊僑出洋概況及其貢獻》等史料，「銘記他們勤儉致富、愛國愛鄉的光輝業績，歌頌他們捐資辦醫院，建學校，修橋建路等不忘桑梓、樂善好施的高貴品質。」香港瓊籍人士吳先生閱讀這些史料後，「欣喜之餘，特意來函道：『貴刊篇篇珠璣，珠琅滿目，不勝歡喜與欽佩，尤以海外遊子讀後更感鄉情之親切』。」 當然，最後還要將史料統戰的成效落實在經濟指標上。這對中共標榜「中國道路」或「中國特色」尤為重要。比如，福建《惠安文史資料》刊載了旅星僑胞柳金定生前在家鄉獨資創辦蒼湖小學的史料，其子讀後深受感動，「捐資人民幣38萬元辦起了蒼湖學校。」其弟捐資4萬元發展家鄉電力照明事業，「又捐星幣20萬元修建華僑醫院門診部。」又如，《晉江文史資料》刊載的《許子玉牧師與金井基督教會》一文，「肯定了許氏創辦毓英男女合校的貢獻，引起了菲律賓、美國等地許氏家族和毓英校友的注意，在菲校友集資為金井建了一座圖書樓，邀請這篇傳記的作者撰記立碑，並組團回國參加剪綵儀式。」再如，《雲霄文史資料》發表了《張篤生先生愛國愛鄉二三事》，「激發了僑居泰國的張篤生愛鄉之情，先後捐資人民幣5萬元和港幣1萬元，助建幼稚園；又另捐人民幣2萬元修繕『雲山書院』；還將七個子女送回祖國學習，期望他們學好中華文化，不忘『中國根』。」
應該說，政治價值和經濟效益是文史資料撰寫華僑歷史的特殊要求。它構成了華僑史料編寫模式的雙重意圖，一是發財不忘愛國的黨化需要，一是「投桃報李」式的利益交換。這一模式自然與華僑這一特定人群和身份直接相關。華僑有錢是人們對華僑的習慣看法。中共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文史資料對於華僑的期待和反應，就不能僅僅限於政治意圖，同時還必須包括相應的經濟考慮。相對文史資料的其他類別，華僑史料明顯帶有一種以史謀財的斂錢效應。它構成了文史資料中專門用於編寫華僑歷史的通用筆法。其實，文史資料中的華僑模式可以追溯到中共樹立的「華僑旗幟」的陳嘉庚身上。中共通過編寫《回憶陳嘉庚》，製造出一個將思想進步和物質奉獻完美集於一身的華僑形象，並賦予其一種感恩中共的華僑愛國主義情結。據官方說，《回憶陳嘉庚》使華僑們「無不受到感動和鼓舞，感到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沒有忘記這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老朋友，激勵著他們沿著陳嘉庚走過來的道路做一些愛國愛鄉的工作。很多華僑在家鄉捐資興學，辦福利事業，總是說：『我們學習陳嘉庚』。」
經濟改革時代，中共將華僑定性為友方。這種務實的定性肯定有其鞭長莫及的現實考慮。這種客觀的權力限度，多少類似於戰國時代諸侯無奈於游士的流動狀態。君主以士為友，同時不忘誘之以利。中共以華僑為友，則亟需華僑之財力。在某種意義上，史料統戰對華僑的歷史形象塑造其實就建立在史料搭台、經濟唱戲這個政治預期上。理由很簡單，市場經濟需要華僑以及華僑所在國的雄厚資金、豐富經驗、成熟技術和廣泛人脈。比如，海口文史委將載有《願將鐵血洗神州——記旅泰華僑林文英烈士的愛國事蹟》的《海口文史資料》，通過本市林氏兄弟，送給東南亞瓊籍林氏宗親組織的「回鄉謁祖團」。次年清明節，就引來了泰、新、馬三國瓊籍林氏華僑、華人「百餘人回鄉觀光、謁祖」。他們對海口文史委說，「林文英烈士祖籍文昌，出生泰國，辦報海口，我們向來都重視研究他的史料，以榮宗耀祖，教育後人，想不到貴刊所載的史料翔實、具體、生動。我們將以貴刊的文章教育後代，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培育後繼之人。」此後不但每年清明節都組團回鄉，並專程到林文英紀念碑祭拜，「同時參加海南椰子節活動，投資開發建設家鄉。」
史料與華僑的互動關係雖然服從於統戰大局，但實際的利益還是顯而易見。比如，福建龍海縣政協出版的《華僑史料》專輯上，刊有《華僑贊助家鄉醫療衛生事業》的一文，「適逢當年獻資贊助者、印尼華僑曾靜江回鄉探親，他見到此文，心情興奮，再次訪問了龍海華僑醫院，他出國後繼續發動僑胞為家鄉衛生事業貢獻力量。永定縣還結合對僑領胡文虎的重新評價，徵集了《胡文虎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的有關史料。」 又如，廣州市番禺縣文史部門「為配合縣裡舉行『何賢紀念醫院』落成剪綵活動」，徵集了10篇文章，紀念何賢愛國愛鄉事蹟，在《番禺文史資料》第3期上刊登，「送其親屬100本。」何賢長子何厚鏗來信致謝，「專輯對先父之事蹟有所表揚，足見先父所作之勞碌未有白費；縣政協之照顧關懷，有如知音、知心，我等兄弟實感動萬分。」
（完）
原標題：中共利用文獻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接上期） 統戰西方
在中共的海外統戰戰略中，西方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史資料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或穿針引線，或錦上添花，或推波助瀾，或潤物無聲。總之，是一樁富有意味的雅事。通常的做法是全國政協經常將文史資料當作一種特殊禮物送給西方。比如，「向美國客人贈送了《淮海戰役親歷記》等文史書刊。」 或者是將文史資料直接打進西方圖書市場。比如，《閻錫山統治山西史料》「已擺在美國洛杉磯書店的貨架上」。 但就實際效果觀察，官方還是將文史資料在海外的統戰物件主要鎖定在歐美的各種華人圈。這是因為，華人特有的民族歷史情結，使得文史資料有可能在中共對西方的統戰謀略中發揮某種更為顯著的獨特作用。民族歷史情結是一種比民族主義更精緻、更安全的東西，也更容易直接轉化為中共需要的所謂愛國主義。文史資料在影響乃至塑造海外華人民族歷史情結方面，發揮了一種相當重要的作用。當然，中共不是一開始就明確意識到了這點。這中間有個過程。作為一個海外統戰戰略的系統工程，它正式啟動於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
據江蘇銅山縣文史部門介紹，八十年代初開始向海外徵稿時，「『海外關係』還是一個令人憂心的名詞，雖然不再當作洪水猛獸看待，影響並未消除，餘悸仍然尾大不掉。因而，在我們多次的業務會議上，總是議而不決，更不敢付諸行動。」國內如此，海外人士同樣疑慮重重。「流居海外的人士由於同我們長期隔離，不僅陌生而且存有戒心，無論我們表示如何熱情、誠懇，他們總是打個問號。」直到1985年春天，才從三藩市收到了大約20萬字的史料，「其中有成書，也有篇章。」經過閱讀，「有一個『中性』的感覺，多半是『不傷大雅』的材料。」「雅」就是政治。「大雅」就是極權政治。顯然這些史料並無多少違礙之處，基本屬於專制政治能夠接受的範疇，相當符合官方標準。當時想把這些史料刊出，但顧慮是，「查查包括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等各級資料，還很少見原文刊載迄今還在海外和台港居住的國民黨人士的材料。」後來學習了「中央領導人關於徵集文史資料方面的眾多講話，檔，思想有所解放。……中央並未規定『流居海外人士例外』。」於是，就從王公璵的《從政之罪》一文中選出他在銅山縣當縣長時的部分資料，加上一個《我在銅山縣長任上》的標題，「原文不動」發表在1985年8月出版的《銅山文史資料》第5輯上。三藩市華人得知此情況後，評價很高。「一是人民政協組織有膽略，敢於發表此類文章；二是人民政協的態度公正，能夠實事求是對待歷史。」文史部門反映，「通過他們的言傳、信遞，文史資料在華人心中有了良好的影響。於是，提供稿件的顧慮和偏見漸漸打消了。」在此基礎上，文史人員又給已經知道地址的每一位海外同胞發封信。經過兩年努力，「不僅陸續收到了在海外和台港公開出版的資料（書刊），還收到了相當數量的私人回憶資料、傳記、紀念文章、專集，並且還有手稿。」許多海外同胞索取文史資料的同時，還把在美、英等國出版的華文報刊上的有關史料剪寄來。至1992年，已收到120萬字的史料。
《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醴陵市文史委介紹，十多年來，前後有580多位海內外人士供稿。美籍華人文席謀，從親友中知道文史資料「客觀公正」介紹了一批湘籍民國時期的將領後，撰寫了一篇5000餘字的人物傳記。民國時期的建築工程師、熱心慈善和教育的陳盛芳的海外親友，「收到介紹其先輩的文史資料後，奔相走告，消除了原來對大陸的一些疑慮。居住在美國的民國時期知名人士劉師陶的親友，得知我們在收集整理劉師陶的詩詞後，欣喜萬分，來信致謝。」
《湘西文史資料》發表了熊希齡的事蹟後，「旅居臺北、美國、英國的熊氏親友，都設法得到了該文，十分欣慰。」 熊希齡在海外的親屬也多次寫信「表示感激」。
原長沙太和米廠的經理熊伯鵬為「長沙和平解放」出過力。他在「三反」、「五反」等運動中遭受迫害。1987年，「他在美國華盛頓『美國之音』當播音員的女兒，回國探親，看到《長沙文史資料》刊載有關熊伯鵬在解放前為爭取長沙和平解放活動情況的文章，深為感動，感謝大陸對他父親作了公正的評價。她回美國時還帶走了幾本《長沙文史資料》，華盛頓一些美籍華人知道這個消息後，都來打聽情況並爭相閱讀這本資料，為促進愛國統一戰線起了積極的作用。」
株洲市從1986年以來，文史部門「採取直接通信或通過僑屬聯繫等方法，先後向僑（旅）居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地的株洲籍華僑徵集了《懷念我的父親黃篤傑》、《張德粹自傳——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彭佐治生平事蹟》等5篇史料，計45000餘字。」原「新群學校」創始人黃篤傑，「一生獻身教育。」文史部門與其僑居加拿大的女兒黃守傅取得聯繫，請她撰寫其父的史料，她很快寄來《憶先父黃公志存》一文，在《株洲文史》第10輯刊出後，「黃守傅多次來信讚揚株洲市政協『做了一件好事』。」她還答應「聯繫更多的海外株洲籍人士給《株洲文史》撰稿」。 文史部門還通過協助有關部門解決三胞親屬的困難來徵集海外史料。文史人員在攸縣向僑居美國、在世界佛學界享有盛名的陳健民的夫人陳相攸徵集陳的史料時，陳女士反映，「縣僑聯分配給她的二居室房屋，因縣房地產局某些領導從中作梗，被人強行搶佔，多次交涉，未能解決。」文史官員向攸縣政協和僑聯作了反映，要求他們儘快處理，住房解決後，陳女士對文史部門非常感謝，不僅撰寫了《回憶我的丈夫陳健民先生》，「而且還向美國佛教協會徵集了《永懷陳健民上師》的史料，」給文史委送來。
仙桃市文史委為徵集王勁哉專題史料，給僑居美國的原國軍128師副旅長侯若愚去信徵稿，他「不顧年老體弱」撰寫了12000字的《王勁哉軼事》。他在史料的前言中寫道：「時隔半個世紀，該地區的政府和社會賢達對日侵華，國軍一二八師王勁哉先生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蹟，記憶猶新；顯見真正為國的忠臣良將，是不會被埋沒的。」 荊州地區文史部門在《抗日戰爭中的王勁哉》一書出版後，給僑居美國的王勁哉同僚寄去。他們來信說：「時隔半個多世紀，貴地區的政府和社會賢達，對日軍侵華，我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部英勇抗戰的事蹟，仍未忘懷，並出版專著，使我感慨萬分，顯見真正為國的忠臣良將，是不會被埋沒的，是非功過，自有公評。」
《鄂西文史資料》刊出客觀評介吳國楨父子的史料後，吳氏宗族、後裔看後很高興，解除了精神負擔。他們紛紛表示要更好地為四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吳國楨在美國的長子吳修廣來信說：「家鄉人民對先父的功過評價是實事求是的。鄂西人民沒有忘記我們，實為快慰。」他還特意從美國給文史部門寄來了「其父的專著《中國人的傳統》和江南撰寫的《吳國楨八十憶往》、《國士吳國楨》等近10萬字的資料」。 《吳國禎博士及其父兄》更是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吳國禎被中共感召，暮年摒棄「積久形成的政治成見，以欣喜的心情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並三閱《鄧小平文選》」的可疑細節，塑造出一個中共滿意的統戰人物形象。「政協文史資料的教育作用正是通過真實地敍述這類人物的生平尤其是其思想轉變的歷程充分地表達出來。」
常甯縣文史部門向政協委員郭亦萍徵集他參加劉建緒部抗日的一段史料時，「他在美國定居的哥哥郭笑安聞訊後，主動提供資料，並寄來題字一幀，還要求將出版的文史書刊寄去，以便幫助開展海外資料的徵集。」
邵陽市文史官員說，「一個特邀委員就動員定居美國的兩個原籍邵陽的知名人士為我們寫文史稿什，並把我市出版的文史資料通過各種渠道送到了港澳臺和海外，溝通了感情，擴大了影響。」
祖籍大庸的旅美經濟學家湯祖育教授，在《大庸市文史資料》第1輯上看到其堂兄湯於模的文章，「十分感動。」當即為市文史部門寄來了清朝臺灣總兵劉明燈的「全部史稿」。後來，湯教授又為他幼年就學的岩口小學和市盲聾啞協會「捐資7800元」。
《老河口文史資料》第13期刊登了《我所知道的光化「國大」競選》一文，「記述了當時光化籍士紳張敷在競選中本來得票最多，而國民黨政府強迫將代表名額分配給青年黨，使張敷落選，張敷到南京以絕食、抬棺遊行表示抗議的經過。」張敷之子張曉霞為美籍電腦博士，「看了這篇史料後很受教育，激起了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多次回國講學，」還擔任老河口市一家公司顧問，「幫助引進技術和資料，為祖國建設出力。」
襄樊市文史部門出版的抗戰史料專輯中，刊發了穀城縣醫院護士長林韞山的《白衣戰士，炎黃子孫情》一文。「當林媼山將這期史料寄紿她在美國和新加坡的兄弟們時，他們很感激祖國沒有忘記他們，決心要要一秉初衷，繼續作一名愛國的炎黃子孫。」
原國民政府邵陽警備區司令、岳森的兒子岳侖在法國定居，聽說邵陽市文史部門要寫其父的史料，積極提供資料，並寫了「樹高千尺，葉落歸根」一文，刊載在《邵陽文史資料》第6輯上。原新陸軍副軍長劉建章在美國看到了文史資料後，「多次來信讚揚，」並撰寫了「轉戰異域揚國威——印緬血戰記」一文，刊載在《邵陽文史資料》第8期上，回到邵陽後，捐款5000元給有關單位。
羅翼群是國民黨元老，原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後被打成右派。其子羅祝年是美國高能物理專家。他在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應邀回國，看到政府為他父親恢復名譽，並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還將骨灰安放在「銀河革命公墓」。他自己受到中央和省上的熱情接待，「感動得幾次流淚。」特別是他回國第一次看到《文史資料選輯》發表的羅翼群回憶錄，更加激動。「他一再表示如果廣東要搞核電站，只要需要他，一定回來幫助工作。」他還在美國《北美日報》發表文章和詩詞，表達自己的「眷戀祖國之情」。
安徽《肥東文史資料》刊登了《抗戰時期六家畈的大冤案》一文，「系統揭露了抗戰初期當地四位社會名流無辜死於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經過。被害人之一吳中流的女兒吳世珊，為紐約安徽同鄉會名譽會長，旋即將該文轉刊於美國出版的《亞美時報》，該報並發表評論說：這一冤案，國民黨政府後來雖也承認，『但冤情並未大白』，現在大陸文史資料『才對這樁冤案有較詳盡的描述』，『作了歷史的平反』。」 肥東縣政協提供的關於抗戰時期六家畈冤案的文史資料，「由於辨明瞭歷史真相，終使這一冤案獲得平反，在美國、臺灣及海外引起較大反響。」
程君複是美國費城坦布林大學校長助理、費城華人總會會長。他看到江蘇《灌雲文史資料》上登載的《程君複博士家世瑣記》之後，「湧起了強烈的鄉思。」他在家鄉參觀後，決定向板浦中學贈送500箱圖書、5部微電腦、4台英文打字機，「還負責為該校資送一名外語教師到美國深造，資送兩名物理教師去黃河大學學習電腦知識和使用技術。」
《河北文史資料選輯》上刊登了晏陽初平民教育會的史料後，晏陽初通過國內親友，向文史部門索購此書。
呂霞光旅居法國的畫家。臨泉縣文史資料編發了呂霞光的文章，並將書寄給他。他很感動，消除了誤解，「增強了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並主動用自己的積蓄在巴黎市中心「美術城」購買一套畫室，「作為中國文化部、美術協會選派藝術人才赴法學習研究的場所。」後來，呂霞光又為縣裡寄款2萬元，「作為縣一中學生獎學金。」
湖北宜城縣編印的《懷念張自忠將軍》出版後，張自忠的孫子、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弗蘭大學教授張慶隆寫信給國內親人說，「祖國沒有忘記曾經為之犧牲的兒女，海外遊子也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祖國。」張慶隆回國考察後，「決心為祖國繁榮和振興獻計出力。」 《懷念張自忠將軍》「還引起了當年侵華日軍的關注」。池田壽龜來信說：「我是一個曾與張將軍打交道老軍人，對中國有愧也有罪。為中日兩國永不再戰和將軍的安魂，老早就盼著寫關於愛國將領張自忠的並非虛構的作品，以慰我愧疚之心，並祝中日永遠友好。」還有一些日本老軍人看了《懷念張自忠》專輯後表示，「該書內容很實在，他們如果不到中國去打仗，張將軍不會死，日本人民要世世代代吸取這血的教訓，與中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
江蘇吳江市文史部門在統戰部的支持安排下採訪了「來華演出的美國鋼鐵大王、華人企業家唐仲英的妹妹唐可（鋼琴演奏家），向她贈送文史資料。她看到文史資料第5輯內介紹他父親唐炳麟資助辦學的史料時，激動地說：『這些事我都不知道，這麼多年過去了，你們還寫他，真要謝謝你們。』」
在美國工作的工學博士張維功，1986年回縣探親。「當他得知縣政協在組織人撰寫他父親的抗日事蹟，非常感動。」又帶了幾本文史資料《選輯》回美國，並表示，「由他出面，成立一個海外撰寫文史資料聯絡點。」
國民黨元老徐謙，在兩次國共合作中起過「重要作用」。他的女兒徐英僑居美國，現為海外中國音藝中心負責人，得知安徽省準備徵集出版徐謙的史料專輯後，來皖訪問。「在商談中，她瞭解到出版這本史料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安排，十分滿意，對比臺灣當局對他們家族的冷漠和歧視，感慨萬千，說：『現在我終於找到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政府了。』並表示要為祖國和家鄉作貢獻。」
江西文史委編印了蔣經國在贛南的史料，一些在美國的老人看到後，讚揚「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烈鈞在西德的大女兒一家得知《李烈鈞楊賡笙詩選》將要出版的消息後，「託人向江西省政協致謝。」楊賡笙親戚陳素先教授從美國回來講學，知道此事後讚揚說，「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會在國外產生很大影響。」
原國民黨軍長張德能在美國的女兒，「因家庭曾評過反動官僚，30多年不敢回國。看了《回憶張德能將軍》，又經鄉親聯絡情誼，1986年春節後回鄉探親，並到政協文史組表示感謝，盛讚祖國政策好、建設快。」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叢書從籌備到出版，在海外產生了「很大反響」。特別是國軍高級將領和參加過抗戰的人士「反映非常強烈」，認為「這樣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對於促進臺灣回歸祖國，對於編修信史傳諸後代，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對於為國捐軀的先烈及其親屬也是極大的慰藉。」 旅居新加坡的施於國看到《遠征印緬抗戰》一書後，致函該書編審組，「你們能在中國共產黨政府主持下為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中親歷的戰事作公正的描述。難得！難得！』」
《哲裡木盟文史資料》第1輯編發了《達爾罕王世家》。這個王爺有個兒子，入了美國國籍，是個電子專家、企業家，看到文史資料，「很有感觸。」他說：「我的列祖列宗都是王爺，是貧困農牧民的『老爺』。聽說大陸『文革』中的說法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所以我對祖國、對家鄉存有疑慮，定居國外，不敢回顧鄉土。後來聽說恢復實事求是了，我還是不託底。看到這篇文史資料，思想上的疑慮徹底消除了。」
湖州文史資料專輯中有一篇關於國民黨第62師一位營長夜襲日軍獲勝的事蹟。該營長女婿是個美籍華人，來華學術交流時看到了這篇史料，很是高興，「特意要了一本書送給在臺灣的岳父。」原第62師的官兵得知此書，紛紛來信索要。「原該師副師長看到書後，懷著愛國熱情，撰寫了抗日回憶錄寄給市政協。」在史料徵集中擴大視野，「正確對待歷史上的國際友人。」湖州福音醫院創辦人、美國醫生孟傑，在湖州行醫38年，「頗負盛名。」文史資料刊發了有關他的史料，他兩位元女兒來信感謝文史資料對他的紀念。
《澳門回歸之路》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澳門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湖南文史資料》刊登了國民黨元老、原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覃振的史料後，其夫人全汝真致函國內表示感謝。著名經濟學家楊端六的親屬在美國看到《湖南文史資料》刊發了懷念楊端六的文章後「無比欣喜」，並推薦給華人月刊《珞珈》，該刊予以全文轉載。「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向心力，有助於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
原山西西北實業公司總經理彭士弘之子、現在美國休士頓工作的公路橋樑專家彭大鈞，在太原西北實業公司同仁聯誼會上，聽到山西文史委將出版西北實業公司文史資料專輯後，「極為感動。」他說：「中國共產黨和山西政協不忘總結過去經營工商業經驗，不忘西北實業公司創建歷史，不忘山西民族工業落後時期的開拓者，表現了寬大的政治胸懷和尊重歷史的態度，我代表已故父親向山西當局表示感謝。」西北實業公司同仁聯誼會也表示：「這本專輯，記錄了舊時代工商業者的艱難，記錄了舊時代工商業者的軌跡，對當代和後代都有歷史教育意義。」
湖北雲夢縣文史部門為了徵集「辛亥革命先驅吳祿貞」的史料，通過定居美國的吳祿貞女兒吳忠瑛，在美國、日本和臺灣收集了5份約4萬多字的資料。《吳祿貞專輯》出版後，中美友協加利福尼亞州分會副主席史迪威「將其中幾篇譯成英文」介紹給美國讀者。
書法家張荊野曾任民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祕書。黃岡縣文史部門根據線索，在漢口找到了他的遺子張子野。通過聯繫，由他從僑居新加坡的姐姐那裡，「徵得了一套張氏父女書法珍藏、照片、生平經歷的資料，實為難得。」
《武漢文史資料》第11輯刊發了盧作孚之子、長航工程師盧國維寫的《回憶先父盧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斷》。作者買了40本「分贈親友」。他妹妹從美國回漢探親，看到此文，激動地表態，「想不到父親在去世三十多年的今天，祖國的文史資料還刊載回憶他的文章，我回美國後，一定要收集和回憶父親的有關資料，寄一份給市政協。」
民國時期的廣東空軍是陳濟棠三十年代初建立起來的，「1936年北飛投蔣反陳，後被蔣編為國民黨空軍第二十八隊和二十九隊，參加抗日戰爭。他們英勇對敵，功勳卓著，但因非嫡系，受到排擠。他們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蹟，被美國報刊大篇幅報導，但在國內卻從來沒有宣揚。」廣州文史委赴美遍訪當事者數十人，採訪材料4萬多字，整理成《會議廣東空軍》一文。「發表以後，他們無比振奮，認為他們的事蹟被載入了祖國史籍，感到無尚光榮。通過這次組稿活動，不但使旅居海外的舊空軍人員彼此間加強了聯繫，也使身居大陸的舊空軍人員同海外舊同事恢復了聯繫，增進了感情。」另外，此前，「陳濟棠在廣東的治績沒人敢寫；對陳濟棠與中共談判，給紅軍讓路的進步事實，更諱莫如深。」文史委在編撰《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一書時，設法與陳濟棠在海外的親屬取得聯繫。「制定編輯大綱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掌握好分寸，既防止過多溢美，也尊重事實，力求做到功過表述恰如其分。」陳濟棠之子陳樹柏教授回國講學途徑廣州時，主動與文史部門聯繫，並送給《陳濟棠年譜》、《榮哀錄》、《詩集》等供參考。有的臺灣友人送來臺灣出版的《陳濟棠自傳》，文史人員還多次到陳的家鄉防城調查訪問，陳氏家鄉駐港代表陳耀桓積極協助，廣泛聯絡港方人士，徵集有關資料，還送給陳氏年譜參考。「因此，編撰這本專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擴大海外徵稿的過程，也是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過程。」這本見聞錄的部分章節在市政協主辦的《共鳴》雜誌刊登後，在香澳和海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有的報刊以大字標題報導，有的還全文連載，」海外歸來的人紛紛索書。「海外陳氏家族三十多人與大陸隔絕多年，過去不願回來，這本書出版以後，專門組團回鄉觀光。」
法國籍華人梁源法是法國《歐洲時報》總編輯，該報在六四慘案後「連續發表文章」，支持中共政府的鎮壓行動，「對反華反共敵對勢力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看了黃岩文史資料後，給黃岩文史委來信說，他從中「獲益良多」，並表示，「我是不會忘記祖國和人民的養育之恩的……希望能在海外做一點有利於祖國的事。」
統戰說起來是要贏得人心，真做起來就是想法讓對方開心。比如，為了趕在原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和夫人吳菊芳回國參觀訪問前獻上一份厚禮，《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刊載了他們主持粵政時辦理戰時兒童、婦女救濟工作的兩篇史料，「他們回國看到後，深為黨和政府尊重歷史事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動。」 此前，《廣州文史資料選輯》曾發表一篇《廣東兒童教養院始末記》，「其中因一字之差，引起軒然大波。」該文作者原是教養院的工作人員，「其本意是肯定該教養院在抗戰期間所起的積極作用。但由於作者一時疏失，對吳女士的稱謂上有錯誤，引起吳女士的不滿，一再致函作者，要求更正。」經過周旋，文史部門「刊登了作者的更正聲明；對於不利於發展統一戰線的詞語和記述予以刪節，並在編者附記中對工作上的疏失公開向吳菊芳女士道歉。吳女士表示諒解和滿意。」 又如，1979年《湖南文史資料》曾刊登了原省政協主席程星齡撰寫的一篇回憶湖南「和平解放」的文章，「由於作者對當時某些內幕情況瞭解有所局限，」在寫到起義將領、原長紗綏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時，「用詞不夠準確，因而引起了旅居美國的李先生的不快。」程星齡得知後，通過調查研究，弄清了真相，並於1984年在《湖南文史資料》上再次撰文，「更正了過去的說法，」肯定了李默庵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歷史作用。這使李默庵大為感動。1985年首次回國訪問，還與程星齡「共商如何為振興湖南經濟出力，一時傳為佳話」。
徵集史料方面，日美似有不同。對美是絕大部分是華人，極個別是美人。比如，南京文史委從1988年開始，與「南京中山陵園文史室」有了正式協作。「以南京航空烈士墓的史料為基礎，」編輯出版了中國空軍抗戰史料《藍天碧血揚國威》。當年參加中國抗戰的美國飛行員威廉來信中說：「你們如實客觀地記述了當時的戰鬥情景，是一本反映美、中、蘇空軍聯合抗戰的好書。我作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感謝你們。」 又如，《美國飛行員蕭特在吳縣殉難記述》在《文史通訊》發表後，「蕭特的弟弟等三批美國友人也聞訊前來拜祭，回國後都寫了很好的觀感文章。」
對日的史料徵集對象大多數都是日人。官方的原則是，「對於掌握偽滿史料的日本人，不管左、中、右，只要贊成中日友好，我們都可以徵稿。」據說，文史資料對於日本人，「具有較強的磁性和粘合力。」這顯然與抗戰有關。文史官員強調，為了擴大偽滿史料在日本社會的影響，「除積極尋找關係爭取在日本翻譯出版外，還要主動與外事接待部門、旅遊部門聯繫，把書送到對外開放的視窗，」使更多的日本人能看到文史資料，同時也為擴大徵稿創造條件。文史官員還表示，日本人來稿中，「有些和我們的觀點存在很大的差距。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過徵稿、撰稿，廣交朋友，宣傳政策，增進瞭解。」
在對外友協安排下，北京政協接待了來自日本的一個反戰人士團體，還向日本友人贈送了文史委編的《日偽統治下的北平》、《日偽統治下的北京郊區》、《抗戰紀事》等書。見到這些史料，他們如獲至寶，表示，「回國以後一定要利用這次收集到的資料，繼續致力於反戰和平運動，為促進日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奔走呼籲。」
焦作文史委征編了一本《抗日戰爭專輯》，其中收錄了一篇由前日軍軍醫中佐野田實提供的《回憶在太行山麓焦作解剖活人》的回憶錄。文中描寫了以中國活人搞醫學「教育」實驗的全過程。把一個「看上去很健康」的中國農民以檢查身體為由騙到實驗室，強行抬上手術臺，在麻醉藥不到位，人還在痛苦地掙扎時，日本軍醫就開始了殘忍的解剖手術，直至最後把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碎屍萬段，才祕密地弄到馬廄後面挖坑埋掉。寫到這裡，作者無限悔恨地說道，「就在這塊土地下面，埋葬著多少被我們奪去了生命飲恨而死的人們。我想到這裡只是悔恨，簡直想撕開自己的胸膛。」最後，還是這位悔改的侵略者，向全世界發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誓為反侵略戰爭而戰鬥不息。」
統戰華僑
統戰華僑是中共海外戰略的一項系統工程。文史資料在其中發揮的作是，用歷史喚起華僑的故國情思，贏得其好感，從而加強中共對海外華僑的潛在影響，最終達到塑造中共在海外正面形象的政治目的。這種方式靈活多樣。比如，國務院僑辦原副司長羅振輝稱讚《惠城文史資料》是一本好書，表示要帶15本到馬來西亞「送給各城市的惠州會館」。
徵集華僑史料成績最顯著的是廣東。早在1959年開展文史工作時，廣東文史委「就把徵集和出版華僑史料列入工作範圍之內。」至1989年5月，徵集華僑史料132篇、104萬字。 廣東一些沿海地區，「把贈送文史資料作為當地開展『三胞』工作和祖國統一聯誼活動的一個重要渠道。他們認為這種交往方式『高雅、自然和親切』，為海外人士樂於接受，能夠在思想上、心靈上引起共鳴。」 廣州市政協「每年接待『三胞』都在千人以上」，他們有意識地從中物色和發展一些能夠撰寫和提供史料的重要徵集物件。
文史資料在落實僑房政策以及搞好「三胞」聯絡這項工作中發揮了「歷史參謀作用」。比如，珠海市前山區有一座面積達3800多平方米的僑房，「房主的後代早已要求歸還。」為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文史機構「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國內外文獻關於這座僑房的資料，查明房子的第一代主人是旅居夏威夷的富商陳芳，第二代是曾任民國廣東省省長的陳席儒，其後代200多人主要旅居海外。落實這個僑房政策，對聯絡陳氏家族的作用很大。」據此，他們直接向前來檢查工作的政協主席鄧穎超作了彙報，在鄧穎超的重視和支持下，這個問題迅速得到解決。「其後陳氏家族已先後有十多人返回了家鄉，連陳芳的第五代玄孫女和她的美國丈夫也來了，並到市政協表示感謝。」唐家區的旅加拿大華僑唐穎坡，因居屋的落實政策問題沒有解決，「幾十年不同家鄉聯繫。」文史機構在收集整理文史資料過程中，「發現他擔任過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孫科的祕書、中山紀念中學代校長等職務，據此敦促唐家區及早為他的居屋落實了政策。」後來，文史部門又整理了「他在家鄉創辦唐家中學的資料，在校慶專刊上發表，他很高興，主動提出將歸還居屋的折價款捐贈給唐家中學。去年又以80多歲的高齡趕回珠海參加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
很長一段時間，官方對華僑歷史的定性就是「華僑的歷史就是發財剝削的歷史，政治上反動的歷史」。 現在因急需統戰，由打變拉，這就要求文史資料必須配合形勢，制定新的方案。於是，又打又拉，就成為徵集華僑史料的標準格式。比如，1984年，廣東文史委出版的《華僑滄桑錄》，記載了12個國家的華僑史料。「內容有『豬仔華工』的血淚史；有華僑為僑居國的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流血流汗的奮鬥史；有華僑支援祖國革命和建設的愛國史；還有華僑巨賈的創業史等。」該書還被選送到1985年「香港圖書展覽會」展出。 隨著政治形勢變化，文史資料對華僑的評價也越來越趨於正面和積極。比如，1988年，編輯出版的華僑史料專輯，「內容有記述印尼一批愛國僑領支援祖國革命鬥爭和建國初期第一批集資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蹟；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華僑工人為反抗殖民主義者壓迫的鬥爭史；有馬來西亞華僑同當地人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史。」 又如，龍岩市文史委在2000年，根據「多宣傳海外鄉親艱苦創業、熱心桑梓事業的事蹟」的上級指示，把編輯出版「閩西僑港澳臺人物史料選編」作為2001年工作的重點。於是，「召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邀請市、縣僑辦、台辦、僑聯、台聯等有關部門領導和縣（市、區）政協文史辦主任及部分知情人參加。」會上，文史官員「對人物入選條件、落實撰稿人員、文稿的基本內容、交稿時間等有關問題提出了要求。」該書2001年出版。
其實，在文史資料對華僑史料的徵集和刊發中，始終存在有某種隱蔽性的宣傳策略。這就是刻意使用對比性的史料來顯示其政治意圖。比如，廣東文史委選刊了一些「華僑在國外生活的血淚史，華僑參加民主革命和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史料，也在華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種手法符合官方對華僑的歷史定位和現實想像。這就是華僑在外國（其實好多都已經加入了所在國國籍，已經和中國沒什麼關係了）都是受苦受難，水深火熱，饑寒交迫；反之，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則是前途光明，幸福萬分。
沿著這個思路，華僑在國內的所作所為不管「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都要儘量往好處寫，博其歡心，贏其好感。《海口文史資料》先後登載了《瓊僑出洋概況及其貢獻》等史料，「銘記他們勤儉致富、愛國愛鄉的光輝業績，歌頌他們捐資辦醫院，建學校，修橋建路等不忘桑梓、樂善好施的高貴品質。」香港瓊籍人士吳先生閱讀這些史料後，「欣喜之餘，特意來函道：『貴刊篇篇珠璣，珠琅滿目，不勝歡喜與欽佩，尤以海外遊子讀後更感鄉情之親切』。」 當然，最後還要將史料統戰的成效落實在經濟指標上。這對中共標榜「中國道路」或「中國特色」尤為重要。比如，福建《惠安文史資料》刊載了旅星僑胞柳金定生前在家鄉獨資創辦蒼湖小學的史料，其子讀後深受感動，「捐資人民幣38萬元辦起了蒼湖學校。」其弟捐資4萬元發展家鄉電力照明事業，「又捐星幣20萬元修建華僑醫院門診部。」又如，《晉江文史資料》刊載的《許子玉牧師與金井基督教會》一文，「肯定了許氏創辦毓英男女合校的貢獻，引起了菲律賓、美國等地許氏家族和毓英校友的注意，在菲校友集資為金井建了一座圖書樓，邀請這篇傳記的作者撰記立碑，並組團回國參加剪綵儀式。」再如，《雲霄文史資料》發表了《張篤生先生愛國愛鄉二三事》，「激發了僑居泰國的張篤生愛鄉之情，先後捐資人民幣5萬元和港幣1萬元，助建幼稚園；又另捐人民幣2萬元修繕『雲山書院』；還將七個子女送回祖國學習，期望他們學好中華文化，不忘『中國根』。」
應該說，政治價值和經濟效益是文史資料撰寫華僑歷史的特殊要求。它構成了華僑史料編寫模式的雙重意圖，一是發財不忘愛國的黨化需要，一是「投桃報李」式的利益交換。這一模式自然與華僑這一特定人群和身份直接相關。華僑有錢是人們對華僑的習慣看法。中共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文史資料對於華僑的期待和反應，就不能僅僅限於政治意圖，同時還必須包括相應的經濟考慮。相對文史資料的其他類別，華僑史料明顯帶有一種以史謀財的斂錢效應。它構成了文史資料中專門用於編寫華僑歷史的通用筆法。其實，文史資料中的華僑模式可以追溯到中共樹立的「華僑旗幟」的陳嘉庚身上。中共通過編寫《回憶陳嘉庚》，製造出一個將思想進步和物質奉獻完美集於一身的華僑形象，並賦予其一種感恩中共的華僑愛國主義情結。據官方說，《回憶陳嘉庚》使華僑們「無不受到感動和鼓舞，感到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沒有忘記這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老朋友，激勵著他們沿著陳嘉庚走過來的道路做一些愛國愛鄉的工作。很多華僑在家鄉捐資興學，辦福利事業，總是說：『我們學習陳嘉庚』。」
經濟改革時代，中共將華僑定性為友方。這種務實的定性肯定有其鞭長莫及的現實考慮。這種客觀的權力限度，多少類似於戰國時代諸侯無奈於游士的流動狀態。君主以士為友，同時不忘誘之以利。中共以華僑為友，則亟需華僑之財力。在某種意義上，史料統戰對華僑的歷史形象塑造其實就建立在史料搭台、經濟唱戲這個政治預期上。理由很簡單，市場經濟需要華僑以及華僑所在國的雄厚資金、豐富經驗、成熟技術和廣泛人脈。比如，海口文史委將載有《願將鐵血洗神州——記旅泰華僑林文英烈士的愛國事蹟》的《海口文史資料》，通過本市林氏兄弟，送給東南亞瓊籍林氏宗親組織的「回鄉謁祖團」。次年清明節，就引來了泰、新、馬三國瓊籍林氏華僑、華人「百餘人回鄉觀光、謁祖」。他們對海口文史委說，「林文英烈士祖籍文昌，出生泰國，辦報海口，我們向來都重視研究他的史料，以榮宗耀祖，教育後人，想不到貴刊所載的史料翔實、具體、生動。我們將以貴刊的文章教育後代，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培育後繼之人。」此後不但每年清明節都組團回鄉，並專程到林文英紀念碑祭拜，「同時參加海南椰子節活動，投資開發建設家鄉。」
史料與華僑的互動關係雖然服從於統戰大局，但實際的利益還是顯而易見。比如，福建龍海縣政協出版的《華僑史料》專輯上，刊有《華僑贊助家鄉醫療衛生事業》的一文，「適逢當年獻資贊助者、印尼華僑曾靜江回鄉探親，他見到此文，心情興奮，再次訪問了龍海華僑醫院，他出國後繼續發動僑胞為家鄉衛生事業貢獻力量。永定縣還結合對僑領胡文虎的重新評價，徵集了《胡文虎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的有關史料。」 又如，廣州市番禺縣文史部門「為配合縣裡舉行『何賢紀念醫院』落成剪綵活動」，徵集了10篇文章，紀念何賢愛國愛鄉事蹟，在《番禺文史資料》第3期上刊登，「送其親屬100本。」何賢長子何厚鏗來信致謝，「專輯對先父之事蹟有所表揚，足見先父所作之勞碌未有白費；縣政協之照顧關懷，有如知音、知心，我等兄弟實感動萬分。」
（完）
原標題：中共利用文獻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