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1日訊】我雖然沒有見過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但是在「文革」後期他執掌遼寧期間在遼寧住過，親眼目睹他把遼寧搞得民不聊生，成為全國生活最苦的省份之一。很多年輕人可能無法想像當時的情況。這裡就我所知給大家介紹一下當時老百姓的生活。
毛遠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遼寧搞到一個月每人只有三兩油。（當時的人不敢罵有著特殊身份的毛遠新，而罵陳錫聯「陳三兩」。其實陳當時是瀋陽軍區司令，並不主管遼寧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應的。每年年初一人發60張票。商店裡不定期地公布這些票可以買什麼東西。有的是買糖，有的可以買茶葉，也有的是買肉的。我當時沒有統計過，憑記憶大概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能有一張肉票，每張肉票可以買半斤豬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沒有吃過。由於油只有三兩，大家就都喜歡買肥肉，捨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時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豬油。記得和父親去買肉的時候，很多人寧願讓後邊的人先買，自己等售貨員切到肥肉的時候才買。
1968年遼寧革命委員會成立，27歲的毛遠新擔任副主任，
被視為「可靠接班人」，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級幹部。
糧食當時也是不夠吃的。不光農村有人吃不飽飯，城市裡孩子多的家庭糧食也不夠吃。當時要買糧食不光要錢，還要憑糧票。連在飯店吃飯也必須交糧票。一個成年人一個月定量是30斤。孩子還少。在缺油少肉的情況下，人們對糧食的消耗特別大。象我在工廠食堂吃飯，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沒有，一頓吃6兩玉米餅是很普通的。糧票（不是糧食）當時在黑市賣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準確）。以當時平均月工資36塊錢的水平，30斤糧票的價值就超過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糧票能買到的也是粗糧。當時每人每月只能買到兩斤米，兩斤面。其餘只能買玉米面，雜交高粱。雜交高粱是一種為了高產的數字而搞出來的粗糧。我一個朋友家庭生活比較困難，從小吃粗糧長大，都不肯吃那個雜交高粱。下鄉的同學說那東西餵馬，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時期還吃過榨過油的玉米。據說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軋了油，我們再運回來給我們的老百姓吃。還聽說當時的糧食部門象上級報告說這種玉米面不適合給人吃。上面批示繼續賣。這些內部消息我當然無法證實，當時也沒有人大代表質詢之類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閉的。但是我確實吃過那榨過油的玉米餅。比平常的玉米餅更鬆散，不成團。
那60張票裡，最貴重的是最後一張，第60號票。稍微搶手一點的工業品都是靠它。譬如單車，縫紉機，手錶這所謂的三大件。但是一張票時不夠的，只好把家裡的票集中起來，一年也許能買一件。當時年輕人最時髦的就是能擁有一輛上海產的錳鋼單車。大概就像現在的年輕人開寶馬一樣的吧。那樣的單車要多少張票，我是不記得了。反正我們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夠的。記得我文革後我上大學了，市場上供應寬鬆了。我父母終於給我買了一輛錳鋼車。其實那時我在外地上學，並不需要。但是父母還是買了一輛算是給我的。大概也是心理上的一種安慰吧。
這裡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遼寧並不窮，不光工業是當時全國的基地，農業也很發達的。盤錦的大米，錦州的蘋果（毛選裡都提到過），都是馳譽全國的農產品。事實上，文革前肉從來都不缺的。1968年文革高潮期間，忽然肉要憑票供應了，當時的說法是階級敵人把豬給毒死了。當年掌權的人就是拿這樣可笑而且缺乏常識的謊言來矇騙老百姓的。文革結束後，不到兩年，農業就恢復了，肉也敞開了。記得78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們就已經開始要求售貨員給切瘦肉了。事實證明，遼寧人民文革期間遭受的苦難完全是人禍，是毛遠新之流為了政治目的，不顧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結果。
民族主義是當今很流行的時尚。有些人講不出道理就喜歡用不愛國的大帽子來壓制別人。其實在我看來，愛國最基本的是要愛這個國家的人民。那些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於水火之中而不顧，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應該閉門思過，夾著尾巴做人才是。然而時至今日，並沒有聽說毛遠新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過任何的懺悔，也從未有公開向人民謝罪，卻跑出來參加公眾活動，而媒體也積極炒作，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當時的遼寧民不聊生，當時的媒體卻天天在唱讚歌，天天歌頌「大好形勢」，天天深情地告誡老百姓們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這些在憑票買糖的時代長大的青少年居然被稱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這就是當時的媒體。
現在網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時期的統計數字作為辯論的依據，在我看來這簡直是太天真了。當時遼寧的生活這麼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當時官方的統計數字一定是說糧食增產多少多少，豬肉增產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僅僅根據一兩本史書的記載，在沒有任何實物證明的情況下就大膽推斷鄭和當時的大船為長達130多米的萬噸巨輪。（唯一有關的實物是一個農民家裡收藏的大錨，據專家說「有可能」是鄭和的船用過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後，當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不在了的時候，會不會也有某個博士生作論文的時候從故紙堆裡找出些文革時的統計數字，並根據這些數字得出遼寧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間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結論？以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來看，文革時期的官方數字根本沒有資格作為研究資料，更不能用來作為辯論的依據。建議中國史學界和其他學術領域都將這一條作為共識傳給後人。
文章來源：《凱迪社區》
毛遠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遼寧搞到一個月每人只有三兩油。（當時的人不敢罵有著特殊身份的毛遠新，而罵陳錫聯「陳三兩」。其實陳當時是瀋陽軍區司令，並不主管遼寧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應的。每年年初一人發60張票。商店裡不定期地公布這些票可以買什麼東西。有的是買糖，有的可以買茶葉，也有的是買肉的。我當時沒有統計過，憑記憶大概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能有一張肉票，每張肉票可以買半斤豬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沒有吃過。由於油只有三兩，大家就都喜歡買肥肉，捨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時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豬油。記得和父親去買肉的時候，很多人寧願讓後邊的人先買，自己等售貨員切到肥肉的時候才買。
1968年遼寧革命委員會成立，27歲的毛遠新擔任副主任，
被視為「可靠接班人」，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級幹部。
糧食當時也是不夠吃的。不光農村有人吃不飽飯，城市裡孩子多的家庭糧食也不夠吃。當時要買糧食不光要錢，還要憑糧票。連在飯店吃飯也必須交糧票。一個成年人一個月定量是30斤。孩子還少。在缺油少肉的情況下，人們對糧食的消耗特別大。象我在工廠食堂吃飯，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沒有，一頓吃6兩玉米餅是很普通的。糧票（不是糧食）當時在黑市賣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準確）。以當時平均月工資36塊錢的水平，30斤糧票的價值就超過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糧票能買到的也是粗糧。當時每人每月只能買到兩斤米，兩斤面。其餘只能買玉米面，雜交高粱。雜交高粱是一種為了高產的數字而搞出來的粗糧。我一個朋友家庭生活比較困難，從小吃粗糧長大，都不肯吃那個雜交高粱。下鄉的同學說那東西餵馬，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時期還吃過榨過油的玉米。據說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軋了油，我們再運回來給我們的老百姓吃。還聽說當時的糧食部門象上級報告說這種玉米面不適合給人吃。上面批示繼續賣。這些內部消息我當然無法證實，當時也沒有人大代表質詢之類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閉的。但是我確實吃過那榨過油的玉米餅。比平常的玉米餅更鬆散，不成團。
那60張票裡，最貴重的是最後一張，第60號票。稍微搶手一點的工業品都是靠它。譬如單車，縫紉機，手錶這所謂的三大件。但是一張票時不夠的，只好把家裡的票集中起來，一年也許能買一件。當時年輕人最時髦的就是能擁有一輛上海產的錳鋼單車。大概就像現在的年輕人開寶馬一樣的吧。那樣的單車要多少張票，我是不記得了。反正我們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夠的。記得我文革後我上大學了，市場上供應寬鬆了。我父母終於給我買了一輛錳鋼車。其實那時我在外地上學，並不需要。但是父母還是買了一輛算是給我的。大概也是心理上的一種安慰吧。
這裡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遼寧並不窮，不光工業是當時全國的基地，農業也很發達的。盤錦的大米，錦州的蘋果（毛選裡都提到過），都是馳譽全國的農產品。事實上，文革前肉從來都不缺的。1968年文革高潮期間，忽然肉要憑票供應了，當時的說法是階級敵人把豬給毒死了。當年掌權的人就是拿這樣可笑而且缺乏常識的謊言來矇騙老百姓的。文革結束後，不到兩年，農業就恢復了，肉也敞開了。記得78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們就已經開始要求售貨員給切瘦肉了。事實證明，遼寧人民文革期間遭受的苦難完全是人禍，是毛遠新之流為了政治目的，不顧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結果。
民族主義是當今很流行的時尚。有些人講不出道理就喜歡用不愛國的大帽子來壓制別人。其實在我看來，愛國最基本的是要愛這個國家的人民。那些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於水火之中而不顧，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應該閉門思過，夾著尾巴做人才是。然而時至今日，並沒有聽說毛遠新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過任何的懺悔，也從未有公開向人民謝罪，卻跑出來參加公眾活動，而媒體也積極炒作，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當時的遼寧民不聊生，當時的媒體卻天天在唱讚歌，天天歌頌「大好形勢」，天天深情地告誡老百姓們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這些在憑票買糖的時代長大的青少年居然被稱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這就是當時的媒體。
現在網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時期的統計數字作為辯論的依據，在我看來這簡直是太天真了。當時遼寧的生活這麼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當時官方的統計數字一定是說糧食增產多少多少，豬肉增產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僅僅根據一兩本史書的記載，在沒有任何實物證明的情況下就大膽推斷鄭和當時的大船為長達130多米的萬噸巨輪。（唯一有關的實物是一個農民家裡收藏的大錨，據專家說「有可能」是鄭和的船用過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後，當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不在了的時候，會不會也有某個博士生作論文的時候從故紙堆裡找出些文革時的統計數字，並根據這些數字得出遼寧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間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結論？以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來看，文革時期的官方數字根本沒有資格作為研究資料，更不能用來作為辯論的依據。建議中國史學界和其他學術領域都將這一條作為共識傳給後人。
文章來源：《凱迪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