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1日訊】若要說「門」，北京當為全中國城市之最。一般的城市就是東門、北門，或加上南門、北門。從北京的天安門出發，順時針行走你就會遇到前門、宣武門、復興門、阜成門、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建國門、崇文門，最後可以回到新華門、地安門。作為幾百年的帝都，北京烘托出了「門」所具有的強烈政治控制和軍事防衛含義，也最典型地詮釋了中國最重要的三個政治符號：隔開國內與國外的「國門」，區分民眾與官府的「衙門」，和幫助權勢利益集團逐利分贓的「後門」。由於這一原因，北京總是我試圖迴避的城市，我把中國的希望和未來更多地寄託在南方中國，所以，我在南方積累了更多的過門經歷。下面就給讀者講幾個我在南方的故事（如果南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言而喻了）。
故事1：深圳，2001年。九十年代末，我參與了一項與廣東深圳市委在美培訓幹部的項目。2001年夏天我到了深圳，入住華強賓館。市委組織部的谷祕書告訴我，陳部長和其他一些組織部官員想和我開個碰頭會，總結一下過去的工作，同時計劃和佈置下一步在美培訓工作。谷祕書說，「明天我帶車來賓館接你。「對我來說，資源最大的浪費是一個大活人跑來跑去浪費時間。我就回答說：「從賓館走到市委也就五分鐘的距離，你不用來接我。我走著去，明天下午兩點我會準時到會。」 第二天冒著南方的酷熱，我來到深圳市委。門衛攔住我，要我出示證件並登記。我拿出我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安部頒發的護照。門房裡的一位男性門衛說，「這不是有效的證件，要出具工作證。」我拿出了我的紐約城市大學的工作證。門衛又說，「這不是有效證件，我要中文的。」我解釋說，「我在美國大學工作，沒有中文工作證。」門衛也說：「我在中國工作，你不能要求我們都懂英文。」我請求道：「你這兒有內線電話，能否給組織部打個電話，告訴谷祕書我到了，他會出來接我。」門衛回答說：「既然是內部電話，就不會給外人使用。要打電話，你到附近的街上找去。」我知道，要在政府部門附近找到公共電話幾無可能。大夏天，我要麼走回賓館，或走到商業區。可這樣我又會遲到。所以，我有點生氣，說：「你們不能成心這樣折磨人。我就走進去，看你怎麼樣。」值班室內的一位女性門衛出來解圍，說：「看你可憐，就讓你登記吧！」因為她的開恩，我才准時到了會議室。
故事2：深圳，2001年。因為深圳是我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轉型選的一個點，我意識到「深圳革命」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價值，所以我去深圳做過幾次實地採訪調查。2001年夏天，我和市國土局的一位處長在上午見面訪談後，他把我帶到了國土局的城市發展和規劃展，要我看一看。我懷著濃厚的興趣參觀展覽。可沒過一、二十分鐘，一個門衛就要我離開，說是午間休息，要清場了。我看了看表，只有十點四十多分。我問，「你們幾點鐘下班午休？」門衛說：「十二點。」我說，「那現在還沒到時間。」他說，「但我們十一點就要閉館。」我又說，「那時間也沒到。」他又說，「但十點三刻我們就要清場，準備關門。」我看了看整個展廳，其實就是市國土局一樓大廳。我問道：「既然所有的模型和文字都在玻璃櫥窗和櫃子裡，這又有這麼多門衛和保安，能不能讓我自己參觀完後離開？」他說：「不行。想看下午再來。」我問他：「下午幾點開館？」他說：「兩點上班，兩點半開館。」我告訴他，「三個多小時我沒辦法安排其他的事。我住在遠處的賓館，來回出租車也要幾十塊。」他的回答依然是堅決不行，然後把我驅趕出門。終究我未能參觀完展示深圳現代化新形象的櫥窗。事後向國土局的處長提及此事，該處長說：「沒辦法，我們中國人就是要午休。」我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問題。銀行、商場和飯店裡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他們不關門午休？恐怕還是官僚的問題。」想想在深圳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員都以深圳位處中國現代化的前沿而自豪，我只能無語。
故事3：湖南鳳凰城，2007年。2010年兩位少女阿紅和麗麗在鳳凰城受辱於四名公安幹警手中和前者墜樓身亡，有了這樣的悲劇，我在湘西的經歷也就變得非常平淡無奇了。但我還是願意講給大家聽。2007年六月20號，趁我講學空隙，我帶著妻女到鳳凰城去旅遊。山山水水以外，我最想去的地方莫過於沈從文的故居了。到了門口售票點，我要買三張票。票房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一共820元。」即便我是從紐約來的，聽到這樣的價格也吃驚不少。如果折合成美元也有120多美元。在美國、甚至在歐洲，即便在巴黎的盧浮宮，一張門票也不要四十美元。我於是問售票員，「怎麼這麼貴？」他說，「這是通票，你可以參觀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我記不得其他的地方了）五個地方。」我說，「我不買通票，我只要單票。」他又說：「我們不買單票，只有通票。」我說：「我們對其他景點沒有興趣，再說我們要趕回吉首，也沒有時間參觀五個景點。「但售票員堅持說沒有單票買。我指著他們掛著的一個紅色條幅說：「上面說要把鳳凰城建成國際旅遊景點。我們不扯國際那麼遠，就說說我的老家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門票是60元一張，你可以買單票。如果你想玩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宮、浣花溪和錦裡，你可以買180元的套票。你們也應該給消費者一個選擇嘛！」售票員還是說，「我們就是這樣的規定。這是領導決定的，我也沒權作主。「我提出一個折中方案：「要麼這樣，我買一張套票，我們全家三口就參觀沈從文故居，你把票全部收掉。」這時已有負點小責的工作人員過來，告訴我：「這不行，我們的協作單位會有意見的。」我說，「市場經濟下你們這樣做，就是強買強賣。你應該向領導反映一下消費者的意見。」他說，「我們只執行領導的決定，我們沒有權利向領導反映意見。你有意見，你去向領導反映。」作為專門從事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位學者，我倒有興趣深探一下基層制度的運作，我就請教他們，問何處可以找到他們的領導。他們告訴我，「你朝前走100來米，左轉就是旅遊局。」於是我帶著老婆孩子去到了縣旅遊局，到了門衛收發室，說要找局長。門衛覺得我來勢不小，直接去局長室找局長。很快出來一位顯得較年輕的中年男子，向我說，「我是副局長田斌，可以接待你吧？！有什麼事情？」於是我向他講了來龍去脈。田斌副局長態度非常好，也很認真（他現在已升任局黨委書記，一點不讓我感到意外）。他指著牆上的一個政府部門職權分工圖表對我說：「其實，你的問題不屬於我管，而是屬於物價局。不過，我打個電話了解一下情況。」田局長撥通了沈從文故居的電話，說了一通話後，放下電話，告訴我：「我已經為你們安排好了，去參觀，不用買票。」我非常感激局長幫忙，但卻感到非常難為情，因為我也想為鳳凰城的地方經濟出力，所以還是堅持要付一點門票。田局長有點不耐煩了：「這不好操作，你就不要為難我了。去吧去吧！」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一家三口，受惠於田局長的安排，免費參觀了沈從文故居。近五年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田局長施予我的恩惠，希望今後田局長到紐約考察旅遊時，能與我聯絡，讓我能有機會盡地主之誼，了卻一樁心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沈從文故居的售票制度是否已有所改進。
故事4：湖南吉首大學，2007年。上面提到我參觀鳳凰城，那時我在湘西的吉首大學講學，給歷史文化學院的研究生講「全球化及其批評者」。那裡的研究生告訴我，沈從文和黃永玉是湘西文化的兩大瑰寶，吉首大學的黃永玉美術館絕對不能錯過。但因為忙於準備講稿和與學生交流，我一直到講學結束的那一天才抽出空，在離開吉首前參觀美術館。一天前，我的妻子和女兒已經參觀過了，她們也強烈推薦，要我不要錯過。我到了美術館，說要買一張票。一男一女兩位門衛，告訴我，「二十元。」我問他們：「昨天我的妻子和女兒剛參觀過，她們告訴我，門票五元一張。」門衛說：「那她們是家屬，外來的要20元。」我說，「我也不是外來的，我是歷史文化學院的訪問教授。」他們說：「如果你是訪問教授，那你就不要門票。但你必須出具介紹信。」我問，「該由誰出具介紹信？」答曰：「校長辦公室。你先要到歷史文化學院出具證明，然後到校長辦公室開證明。」望著外面六月的驕陽，而且學校又已經放假，如果走完一圈，即便拿到介紹信，恐怕也沒有時間看了。我於是提醒他們：「從你的電腦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列在歷史文化學院的網頁上的。」他們說：「這不算數，必須要有介紹信。」我只好作罷，決定買票，不管是二十元還是三十元，同時請求道：「可以給我看一下收費標準嗎？」他們回答說：「沒有收費標準，以我們說的算。」我感到非常詫異：「如果我在學校網頁上的信息都不作數，那憑什麼你們口說就更權威？」其實，對我來說，事情的核心不在五元還是二十元。作為一個熱愛藝術的文化人，即便沒有收費，我也總會在募捐箱或功德箱裡塞些錢。如果他們沒有門票，只有隨喜募捐的箱子，我也會給上三、五十塊。問題是，門衛可以隨意決定，他們的話就成了規則。當然我無法改變他們的工作作風和方法，也只好交上二十塊才得進門參觀。可以說，黃永玉的繪畫作品讓我永世難忘。但遺憾的是，與門衛的無效說理也同樣讓我難以忘懷。
故事5：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07年。從湘西回到上海，覺得事情要好辦一些，畢竟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過整整十年，對上海還算了解。再說，同學、學生和家庭的關係網在上海也還不算差。由於研究黑社會課題的緣故，我到華東政法大學去拜會了幾位同行，與邱格屏等教授討論黑社會問題。我的復旦老同學 童之偉也在那裡做教授。在那裡小住期間，童教授給我他的借書證，讓我到資料室去看一看資料。我拿著童教授的借書證，到了教工/研究生資料室。照著美國的規矩行事，我沒有冒充是童教授，晃一下證件、徑直進去，而是告訴資料室的門衛，我是由童教授介紹過來的，這有證件為憑，想看一下資料。門衛不允許，而把我領到了資料室負責人的辦公室。這位負責人說：「我們的教工/研究生資料室只為本校師生員工服務，是內部的，不對外開放。」根據我在國內各大學、甚至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所的經歷，我知道它們就我所做的課題的資料收藏基本達不到我的個人收藏的三分之一，我只要瀏覽一遍，就可以知道那一、兩本書是我沒有的。所以我要求只用一個下午。結果還是不行。我給他們解釋：在美國，我們幫助了無數中國學者查找資料，帶他們到圖書館，從未遇到過任何障礙。這位負責人還是不通融，堅持要有介紹信。我說，「那我去找《法學》編輯部的主編童之偉教授出具一份介紹信。」傍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笑了起來：「《法學》編輯部的行政級別比我們圖書館還要低，他們的介紹信管什麼用？」我想既然我來這裡與邱格屏交流，我說，「那我去找科技處的邱格屏處長開一個介紹信，行嗎？」結果這位工作人員又笑了，「科技處的級別才和我們一樣高。我們只認校長辦公室的介紹信。」當然，要找到校長辦公室也不是難於登天，也許會動用一下同學、學生和家人的關係，或者動用一下我主持的上海幹部留美培訓項目的學員。但畢竟為了此等區區小事、浪費一、兩天時間實在是不值。我的沮喪一定溢於言表。最後那位負責人說：「我可憐你一下吧，科技處的介紹信也可以。」結果，我又跑去找邱格屏，折騰了一天，兩天後拿著蓋著紅色印章的介紹信，再去資料室。不出我的預料，我也就找到了兩本書不在我的收藏之列。過去幾年，每當我把上面的故事講給親朋好友聽時，一般有三種反應：第一，為什麼這樣的爛事全都被你碰到？我從來不會遇到如此麻煩。我到哪兒去都是一路綠燈。沒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哪兒都是這樣的。我們都習慣了，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甚至感覺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飽了沒事幹，天真得很，還去自找麻煩。你還算幸運了。遇到更不講理的，你麻煩還會更大。這三種反映來自三類不同的人：有特權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種心態。
記得2005年我被邀請到杭州參加《2005警察與科學國際講壇：情報信息主導警務》，就有關中國黑社會問題作報告。我們坐的車都有警車開道，進出大門都有武警開門、敬禮。由於這次會議的緣故，武漢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長邀請我到他的局裡給幹警作報告，同時給我在武漢調研黑社會犯罪和打黑工作提供方便。市局給我配備了一輛黑色的奧迪，車牌是「鄂0-A0096」，還有一位外事處辦公室主任和一位接待科副科長隨行陪同。這輛車既可以穿紅燈，又可以逆向行駛，還可以開到東湖景區的楚雲台下、離騷碑前；甚至在車未到時就有東湖景區警署的政委在辦公樓前等候。設想，如果我坐上深圳市委派來的車接我到組織部辦公室去開會，我就不會遇到刁難，門衛甚至會給我立正敬禮。在中國這些生存的藝術我還是明白的。但我還是有這個疑惑：為什麼中國社會運作的邏輯現在依然如魯迅所言：「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魯迅還指出，中國也只有兩種人：「主子」和「奴才」：「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貼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魯迅全集》，第一卷，《墳：燈下漫筆》，第195-200頁，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我想探出的究竟答案無非是，有特權的人當然樂於做主子，小人物也安於做「奴才」，因為就像任何一個守門的，他（或她）都有機會「凌虐別人」。一道道關卡、一道道門就必然成了中國人從「奴才」搖身變為「主子」的戲台，也成了中國人層層盤剝掠奪陌生人的機關。當整個國家都以這樣的邏輯運行時，這個國家也就成了「門衛國家」或者「守門人國家」。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紐約大學教授弗裡德裡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在研究後殖民時期的非洲專制政權時，提出了「守門人國家「（the 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見他的Africa since 1940）。許多的新興國家在獨立後儘管取代了殖民主義國家，其實依然只是控制著幾個關鍵的「門」來攫取資源、分配機會和維護權貴階層的蔭護關係。例如，控製本國與國際商業交往的海關，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兌換的外匯管制，進入官僚體系的人事部門，審批准入各個行業的監管機構，等等。「守門人國家」通常並不能真正控制社會的末端，但它可以控制官僚體系和地方政府，在官僚主義、腐敗分贓和裙帶關係瀰漫的情況下，國家極易墮落為掠奪性國家或「竊賊國家」。蒙博託之下的扎伊爾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同時，「守門人國家」把控制人才、資源和信息的各個「門」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政治鬥爭經常又集中表現為「門戶」爭奪或者是想方設法繞過各種「門檻」。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裡，有特權的「走後門」，有資源的收買門房，不守法有本事的「翻牆」，遵紀守法的良民往往會碰到「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窘境。
與非洲的後殖民國家相比，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看門人國家」，但它對社會內部的控制力要遠遠強於非洲國家。尤其對聯繫各個地區、部門、單位、行業、社區和公民的「關節點」，中國的國家更具有超強的控制力。中國國家的特徵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一方面受到革命時期建立「革命國家」的傳統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發展型國家」的影響。中國的「革命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拒敵於國門之外」：這裡的敵人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它的主要特徵是「閉關鎖國」和「自我封閉」。到了鄧小平時期，國家面臨的首要挑戰是經濟落後和民窮國弱。鄧小平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經過「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和「三個有利於」的各階段，中國建成了「發展型國家」。它的主要特徵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從1979年查封「民主牆」到1989年拉薩戒嚴和天安門開槍鎮壓，再到1999年鎮壓「法輪功」，在鄧、江時期中國基本處於「專制發展型國家」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和民眾權利意識的提升，中國國家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職能應當逐漸向「民主發展型國家」進化。關於國家內在邏輯和外在職能的「理想模式」莫過於「更夫國家」（或者又叫「守夜人國家」）的概念了。人們通常把它歸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所創。其實，「守夜人國家」最早是由德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於1862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使用的。作為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本意是要抨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國家」無所作為，結果自由主義很樂意地採納了這個概念，並用來界定國家的理想職能。既然亞當∙斯密被奉為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的鼻祖，許多作者將這一概念與《國富論》論述的國家職能聯繫在一起。從《國富論》的第五卷我們可以看到，斯密為國家界定了三項基本職能：建立軍隊維持國防安全、建立司法體系維護國內秩序和公正、提供私人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公共工程和服務（例如，教育和商業基礎施捨等）。
除此之外，任何國家新職能的擴張都必須受到「自由主義剃刀」的檢審。如卡爾∙波普爾所說：「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可以把這原則稱為'自由主義剃刀'。（類似於奧卡姆剃刀，即那條著名的原則：如無必要，實體或本質不應增加。）」（見：《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1986年版，第499頁）在自由主義的思維裡，國家具有保護功能、管制功能和服務功能。當國家像一個「更夫」忠於職守巡邏社區時，衛民護財卻不擾亂鄉裡，同時能夠尊重各家各戶、各個個體安居樂業。與此相比，「門衛」國家卻是更像一個懶惰卻又貪婪凶狠的看門人，有人就管、卡、勒索甚至凌辱，無人就睡大覺，根本疏於巡邏，遠離民眾，忽略鄉裡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就是波普爾的著作被譯為中文，並風靡學術界的時候，中國的改革已提出了「大社會、小政府」的思路，在海南也開始了實驗。發展的專制主義模式有可能逐漸轉向民主發展型國家。但鄧小平沒有遠見成全這一轉型，也沒有能力來主導這一轉型。他繼續依賴暴力這一粗暴原始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社會問題，結果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屠殺。由於暴力高調走到政治前台，有了暴力的保駕護航，中國的國家逐漸喪失了發展型的特徵，而其掠奪性特徵愈加明顯和強化。既然暴力直接成為權力合法性的論證方式，權力就更加肆無忌憚、肆意妄行。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國家權力成為「點金術」，官府職位成為「吸金管」。面對日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經濟，權力在每一個人力、物質、資金、信息進行銜接、流通和交換的關節點上設置層層關卡，壟斷控制各種機會和資源，尤其是市場和行業的准入。官僚們以此顯示權力，收取租金，為自己獲得權力、財富和地位的全方位豐收。權力的尋租加快了國家的腐敗，守門人監守自盜的現象成為頑疾。
執政黨和權勢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給「門衛國家」構建出堅實的銅牆鐵壁，不僅收緊了對政治活躍份子和異議人士的控制，要麼把他們開關在鐵門後面（例如，王炳章、劉曉波、劉霞、劉賢斌、馮正虎、陳西、郭泉等），要麼把他們拒於國門之外、剝奪他們的族權、文化認同權和歸家認祖續親情的權利；而且還封鎖信息自由門，築建防火牆。以至中國的「門衛國家」不僅行為荒謬怪誕，而且心態越發封閉、狂妄自大。從我與中國社會和官府互動的親生經歷而言，儘管過去二十年基本一脈相承，但2004年胡溫執政後中國向「門衛國家」的下滑呈現了加速度發展。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也遊走了近三十個國家，在生活的細微層面上經常可以感覺到「門衛國家」和「更夫國家」的巨大差異。記得在復旦大學讀書任教時，最煩的是每次進出校門都要出示證件。男同學要訪問女同學，更要簽名登記、抵押證件，而且有規定的時間。好在我讀書時是班上年紀最小的，與班上女同學有兩歲的差異，沒有動力往女生宿捨跑，所以麻煩倒不大。只是我的學哥們經常是帶著對守門老太的怨氣回到寢室。後來我有學生在學生工作部跑腿，加入了復旦巡夜糾察隊，每個隊員拿著電筒專門到樹叢後面、花園角落去捉雙。我的岳父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位女博士生在我們家還抱怨，交大的巡夜糾察隊還專門喜歡照進女生宿捨的蚊帳。我至今還記得，無論走到中國的哪一個機構或辦公室，常聽到的訓斥是：「誰叫你進來的？門上有寫讓你進來嗎？」最讓我意外的是，我在無數國家進行過國際航班轉機，只有「改革開放」的中國會把我阻攔住。儘管我手持美國護照，早已跳出中共掌心，在廣州白雲機場也不許我過關換乘下一個國際航班。到了美國，第一個發現是美國的大學沒有校門（我現在的學校恐怕是紐約唯一有校門加門衛的）。另外，只要沒有「訪客止步」的明示，任何公共場所和機構都是對外人開放的，政府機構尤其如此。因為擔心如果沒有給納稅人提供服務，政府財政預算和部門都有可能會被削減，美國的政府和公益辦公室非常歡迎你去麻煩他們辦事。
我在華盛頓工作的一年間，我最喜歡的是所有的國立博物館都免費（對外國人也如此！）。到日本參觀京都的皇宮，天皇御所管理局為你提供精美的導遊圖，在休息室提供空調間和免費茶水，高水平的翻譯導遊陪同參觀一小時，所有這一切都免費。我琢磨其中的道理，原來是政府讓利於民，不與民爭利。如果遊客都喜歡到日本，來得越多，儘管政府的景點不收費，但給商家創造了更多的商機，讓百姓可以有錢可賺。這就不奇怪了：我全家在奧地利自駕游，沒有碰到過一個警察來找麻煩，沒交過一次罰款，沒有在國家經營的景點買過門票，但旅遊業卻給奧地利帶來了近50 %的國民生產總值。繁瑣、蠻狠、低效率、尋租和腐敗以及由此製造的屈辱和尊嚴的喪失是「門衛國家」的共同特徵。當一個國家把最簡單的事情可以搞得複雜起來，把日常生活的正常運作控制在行政官僚體系和規章之下，這樣的國家每一時刻、每一地點、在每一樁小事上都製造出「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成為「競爭型國家」的。在全球化使得國家創造和維持競爭優勢的「誤差幅度」（margin of error）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門衛國家」必然會喪失創新力和競爭力。前蘇聯從一個超級大國走向崩潰就是一個例證。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樣的命運也許難以避免，所以我們看到非洲的幾十個國家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就在裡面打滾。但對我個人選擇來講，我可以盡量做到少與「門衛國家」糾纏，多居「更夫國家」休閒。
由於殘存的文化認同，我過去極力動員和說服我的女兒與我一道去中國旅遊。對於出身在費城郊區的她來說，美國就是她的祖國，她沒有任何動力想去一個遠方陌生的國度。為此我給她把中國說的如何的好、如何的美。她反問我：「如果中國這麼好，你為什麼還要離開她？」我只好說：「中國真的很好、很美，只是少點自由，所以我離開了。」她又問：「什麼是自由？」面對五、六歲女兒天真的眼神，我只好告訴她，以後給她解釋什麼是自由。過了幾年，我們又回到上海，然後又離開回美國。在出浦東國際機場時，安檢搜查了我女兒的背包，查出一把小剪子，並當場沒收。熱愛美術的女兒當然不願意她心愛的藝術剪子被沒收，一下子大哭起來。我向安檢解釋，這是兒童用的塑料剪子，不含金屬，而且也沒有刀刃，是否可以例外。安檢說，「所有刀具都不許帶上飛機，這是刀具，一定要搜繳。」看著幾位安檢警惕性極高、而且毫無通融的樣子，我只好給女兒做工作：「這其實也是為我們好。你知道本∙拉登組織劫持飛機，炸了我們紐約的世界貿易大廈，所以飛機要有安全保障。」我女兒並未被說服，她反問一句：「如果不許帶上飛機，我怎麼又可以把它從紐約帶到上海呢？」我頓時無言，只好對她說：「記得你以前問過我，為什麼我說中國好，但又離開了中國。我說，因為中國少點自由。你問我什麼是自由？我現在告訴你，這就是自由。你可以把藝術小手工剪子從美國帶到中國，但你沒法從中國帶回美國，就是因為中國少點自由。」我女兒馬上說道：「我不喜歡中國！我再也不來中國了！」真的，從此以後，我們父女倆再也沒有回過中國了。
不知何故，在行文結束時我想起了紅色革命教育殘留在記憶裡的葉挺的《囚歌》：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裡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於紐約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故事1：深圳，2001年。九十年代末，我參與了一項與廣東深圳市委在美培訓幹部的項目。2001年夏天我到了深圳，入住華強賓館。市委組織部的谷祕書告訴我，陳部長和其他一些組織部官員想和我開個碰頭會，總結一下過去的工作，同時計劃和佈置下一步在美培訓工作。谷祕書說，「明天我帶車來賓館接你。「對我來說，資源最大的浪費是一個大活人跑來跑去浪費時間。我就回答說：「從賓館走到市委也就五分鐘的距離，你不用來接我。我走著去，明天下午兩點我會準時到會。」 第二天冒著南方的酷熱，我來到深圳市委。門衛攔住我，要我出示證件並登記。我拿出我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安部頒發的護照。門房裡的一位男性門衛說，「這不是有效的證件，要出具工作證。」我拿出了我的紐約城市大學的工作證。門衛又說，「這不是有效證件，我要中文的。」我解釋說，「我在美國大學工作，沒有中文工作證。」門衛也說：「我在中國工作，你不能要求我們都懂英文。」我請求道：「你這兒有內線電話，能否給組織部打個電話，告訴谷祕書我到了，他會出來接我。」門衛回答說：「既然是內部電話，就不會給外人使用。要打電話，你到附近的街上找去。」我知道，要在政府部門附近找到公共電話幾無可能。大夏天，我要麼走回賓館，或走到商業區。可這樣我又會遲到。所以，我有點生氣，說：「你們不能成心這樣折磨人。我就走進去，看你怎麼樣。」值班室內的一位女性門衛出來解圍，說：「看你可憐，就讓你登記吧！」因為她的開恩，我才准時到了會議室。
故事2：深圳，2001年。因為深圳是我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轉型選的一個點，我意識到「深圳革命」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價值，所以我去深圳做過幾次實地採訪調查。2001年夏天，我和市國土局的一位處長在上午見面訪談後，他把我帶到了國土局的城市發展和規劃展，要我看一看。我懷著濃厚的興趣參觀展覽。可沒過一、二十分鐘，一個門衛就要我離開，說是午間休息，要清場了。我看了看表，只有十點四十多分。我問，「你們幾點鐘下班午休？」門衛說：「十二點。」我說，「那現在還沒到時間。」他說，「但我們十一點就要閉館。」我又說，「那時間也沒到。」他又說，「但十點三刻我們就要清場，準備關門。」我看了看整個展廳，其實就是市國土局一樓大廳。我問道：「既然所有的模型和文字都在玻璃櫥窗和櫃子裡，這又有這麼多門衛和保安，能不能讓我自己參觀完後離開？」他說：「不行。想看下午再來。」我問他：「下午幾點開館？」他說：「兩點上班，兩點半開館。」我告訴他，「三個多小時我沒辦法安排其他的事。我住在遠處的賓館，來回出租車也要幾十塊。」他的回答依然是堅決不行，然後把我驅趕出門。終究我未能參觀完展示深圳現代化新形象的櫥窗。事後向國土局的處長提及此事，該處長說：「沒辦法，我們中國人就是要午休。」我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問題。銀行、商場和飯店裡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他們不關門午休？恐怕還是官僚的問題。」想想在深圳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員都以深圳位處中國現代化的前沿而自豪，我只能無語。
故事3：湖南鳳凰城，2007年。2010年兩位少女阿紅和麗麗在鳳凰城受辱於四名公安幹警手中和前者墜樓身亡，有了這樣的悲劇，我在湘西的經歷也就變得非常平淡無奇了。但我還是願意講給大家聽。2007年六月20號，趁我講學空隙，我帶著妻女到鳳凰城去旅遊。山山水水以外，我最想去的地方莫過於沈從文的故居了。到了門口售票點，我要買三張票。票房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一共820元。」即便我是從紐約來的，聽到這樣的價格也吃驚不少。如果折合成美元也有120多美元。在美國、甚至在歐洲，即便在巴黎的盧浮宮，一張門票也不要四十美元。我於是問售票員，「怎麼這麼貴？」他說，「這是通票，你可以參觀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我記不得其他的地方了）五個地方。」我說，「我不買通票，我只要單票。」他又說：「我們不買單票，只有通票。」我說：「我們對其他景點沒有興趣，再說我們要趕回吉首，也沒有時間參觀五個景點。「但售票員堅持說沒有單票買。我指著他們掛著的一個紅色條幅說：「上面說要把鳳凰城建成國際旅遊景點。我們不扯國際那麼遠，就說說我的老家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門票是60元一張，你可以買單票。如果你想玩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宮、浣花溪和錦裡，你可以買180元的套票。你們也應該給消費者一個選擇嘛！」售票員還是說，「我們就是這樣的規定。這是領導決定的，我也沒權作主。「我提出一個折中方案：「要麼這樣，我買一張套票，我們全家三口就參觀沈從文故居，你把票全部收掉。」這時已有負點小責的工作人員過來，告訴我：「這不行，我們的協作單位會有意見的。」我說，「市場經濟下你們這樣做，就是強買強賣。你應該向領導反映一下消費者的意見。」他說，「我們只執行領導的決定，我們沒有權利向領導反映意見。你有意見，你去向領導反映。」作為專門從事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位學者，我倒有興趣深探一下基層制度的運作，我就請教他們，問何處可以找到他們的領導。他們告訴我，「你朝前走100來米，左轉就是旅遊局。」於是我帶著老婆孩子去到了縣旅遊局，到了門衛收發室，說要找局長。門衛覺得我來勢不小，直接去局長室找局長。很快出來一位顯得較年輕的中年男子，向我說，「我是副局長田斌，可以接待你吧？！有什麼事情？」於是我向他講了來龍去脈。田斌副局長態度非常好，也很認真（他現在已升任局黨委書記，一點不讓我感到意外）。他指著牆上的一個政府部門職權分工圖表對我說：「其實，你的問題不屬於我管，而是屬於物價局。不過，我打個電話了解一下情況。」田局長撥通了沈從文故居的電話，說了一通話後，放下電話，告訴我：「我已經為你們安排好了，去參觀，不用買票。」我非常感激局長幫忙，但卻感到非常難為情，因為我也想為鳳凰城的地方經濟出力，所以還是堅持要付一點門票。田局長有點不耐煩了：「這不好操作，你就不要為難我了。去吧去吧！」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一家三口，受惠於田局長的安排，免費參觀了沈從文故居。近五年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田局長施予我的恩惠，希望今後田局長到紐約考察旅遊時，能與我聯絡，讓我能有機會盡地主之誼，了卻一樁心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沈從文故居的售票制度是否已有所改進。
故事4：湖南吉首大學，2007年。上面提到我參觀鳳凰城，那時我在湘西的吉首大學講學，給歷史文化學院的研究生講「全球化及其批評者」。那裡的研究生告訴我，沈從文和黃永玉是湘西文化的兩大瑰寶，吉首大學的黃永玉美術館絕對不能錯過。但因為忙於準備講稿和與學生交流，我一直到講學結束的那一天才抽出空，在離開吉首前參觀美術館。一天前，我的妻子和女兒已經參觀過了，她們也強烈推薦，要我不要錯過。我到了美術館，說要買一張票。一男一女兩位門衛，告訴我，「二十元。」我問他們：「昨天我的妻子和女兒剛參觀過，她們告訴我，門票五元一張。」門衛說：「那她們是家屬，外來的要20元。」我說，「我也不是外來的，我是歷史文化學院的訪問教授。」他們說：「如果你是訪問教授，那你就不要門票。但你必須出具介紹信。」我問，「該由誰出具介紹信？」答曰：「校長辦公室。你先要到歷史文化學院出具證明，然後到校長辦公室開證明。」望著外面六月的驕陽，而且學校又已經放假，如果走完一圈，即便拿到介紹信，恐怕也沒有時間看了。我於是提醒他們：「從你的電腦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列在歷史文化學院的網頁上的。」他們說：「這不算數，必須要有介紹信。」我只好作罷，決定買票，不管是二十元還是三十元，同時請求道：「可以給我看一下收費標準嗎？」他們回答說：「沒有收費標準，以我們說的算。」我感到非常詫異：「如果我在學校網頁上的信息都不作數，那憑什麼你們口說就更權威？」其實，對我來說，事情的核心不在五元還是二十元。作為一個熱愛藝術的文化人，即便沒有收費，我也總會在募捐箱或功德箱裡塞些錢。如果他們沒有門票，只有隨喜募捐的箱子，我也會給上三、五十塊。問題是，門衛可以隨意決定，他們的話就成了規則。當然我無法改變他們的工作作風和方法，也只好交上二十塊才得進門參觀。可以說，黃永玉的繪畫作品讓我永世難忘。但遺憾的是，與門衛的無效說理也同樣讓我難以忘懷。
故事5：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07年。從湘西回到上海，覺得事情要好辦一些，畢竟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過整整十年，對上海還算了解。再說，同學、學生和家庭的關係網在上海也還不算差。由於研究黑社會課題的緣故，我到華東政法大學去拜會了幾位同行，與邱格屏等教授討論黑社會問題。我的復旦老同學 童之偉也在那裡做教授。在那裡小住期間，童教授給我他的借書證，讓我到資料室去看一看資料。我拿著童教授的借書證，到了教工/研究生資料室。照著美國的規矩行事，我沒有冒充是童教授，晃一下證件、徑直進去，而是告訴資料室的門衛，我是由童教授介紹過來的，這有證件為憑，想看一下資料。門衛不允許，而把我領到了資料室負責人的辦公室。這位負責人說：「我們的教工/研究生資料室只為本校師生員工服務，是內部的，不對外開放。」根據我在國內各大學、甚至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所的經歷，我知道它們就我所做的課題的資料收藏基本達不到我的個人收藏的三分之一，我只要瀏覽一遍，就可以知道那一、兩本書是我沒有的。所以我要求只用一個下午。結果還是不行。我給他們解釋：在美國，我們幫助了無數中國學者查找資料，帶他們到圖書館，從未遇到過任何障礙。這位負責人還是不通融，堅持要有介紹信。我說，「那我去找《法學》編輯部的主編童之偉教授出具一份介紹信。」傍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笑了起來：「《法學》編輯部的行政級別比我們圖書館還要低，他們的介紹信管什麼用？」我想既然我來這裡與邱格屏交流，我說，「那我去找科技處的邱格屏處長開一個介紹信，行嗎？」結果這位工作人員又笑了，「科技處的級別才和我們一樣高。我們只認校長辦公室的介紹信。」當然，要找到校長辦公室也不是難於登天，也許會動用一下同學、學生和家人的關係，或者動用一下我主持的上海幹部留美培訓項目的學員。但畢竟為了此等區區小事、浪費一、兩天時間實在是不值。我的沮喪一定溢於言表。最後那位負責人說：「我可憐你一下吧，科技處的介紹信也可以。」結果，我又跑去找邱格屏，折騰了一天，兩天後拿著蓋著紅色印章的介紹信，再去資料室。不出我的預料，我也就找到了兩本書不在我的收藏之列。過去幾年，每當我把上面的故事講給親朋好友聽時，一般有三種反應：第一，為什麼這樣的爛事全都被你碰到？我從來不會遇到如此麻煩。我到哪兒去都是一路綠燈。沒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哪兒都是這樣的。我們都習慣了，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甚至感覺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飽了沒事幹，天真得很，還去自找麻煩。你還算幸運了。遇到更不講理的，你麻煩還會更大。這三種反映來自三類不同的人：有特權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種心態。
記得2005年我被邀請到杭州參加《2005警察與科學國際講壇：情報信息主導警務》，就有關中國黑社會問題作報告。我們坐的車都有警車開道，進出大門都有武警開門、敬禮。由於這次會議的緣故，武漢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長邀請我到他的局裡給幹警作報告，同時給我在武漢調研黑社會犯罪和打黑工作提供方便。市局給我配備了一輛黑色的奧迪，車牌是「鄂0-A0096」，還有一位外事處辦公室主任和一位接待科副科長隨行陪同。這輛車既可以穿紅燈，又可以逆向行駛，還可以開到東湖景區的楚雲台下、離騷碑前；甚至在車未到時就有東湖景區警署的政委在辦公樓前等候。設想，如果我坐上深圳市委派來的車接我到組織部辦公室去開會，我就不會遇到刁難，門衛甚至會給我立正敬禮。在中國這些生存的藝術我還是明白的。但我還是有這個疑惑：為什麼中國社會運作的邏輯現在依然如魯迅所言：「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魯迅還指出，中國也只有兩種人：「主子」和「奴才」：「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貼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魯迅全集》，第一卷，《墳：燈下漫筆》，第195-200頁，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我想探出的究竟答案無非是，有特權的人當然樂於做主子，小人物也安於做「奴才」，因為就像任何一個守門的，他（或她）都有機會「凌虐別人」。一道道關卡、一道道門就必然成了中國人從「奴才」搖身變為「主子」的戲台，也成了中國人層層盤剝掠奪陌生人的機關。當整個國家都以這樣的邏輯運行時，這個國家也就成了「門衛國家」或者「守門人國家」。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紐約大學教授弗裡德裡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在研究後殖民時期的非洲專制政權時，提出了「守門人國家「（the 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見他的Africa since 1940）。許多的新興國家在獨立後儘管取代了殖民主義國家，其實依然只是控制著幾個關鍵的「門」來攫取資源、分配機會和維護權貴階層的蔭護關係。例如，控製本國與國際商業交往的海關，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兌換的外匯管制，進入官僚體系的人事部門，審批准入各個行業的監管機構，等等。「守門人國家」通常並不能真正控制社會的末端，但它可以控制官僚體系和地方政府，在官僚主義、腐敗分贓和裙帶關係瀰漫的情況下，國家極易墮落為掠奪性國家或「竊賊國家」。蒙博託之下的扎伊爾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同時，「守門人國家」把控制人才、資源和信息的各個「門」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政治鬥爭經常又集中表現為「門戶」爭奪或者是想方設法繞過各種「門檻」。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裡，有特權的「走後門」，有資源的收買門房，不守法有本事的「翻牆」，遵紀守法的良民往往會碰到「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窘境。
與非洲的後殖民國家相比，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看門人國家」，但它對社會內部的控制力要遠遠強於非洲國家。尤其對聯繫各個地區、部門、單位、行業、社區和公民的「關節點」，中國的國家更具有超強的控制力。中國國家的特徵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一方面受到革命時期建立「革命國家」的傳統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發展型國家」的影響。中國的「革命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拒敵於國門之外」：這裡的敵人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它的主要特徵是「閉關鎖國」和「自我封閉」。到了鄧小平時期，國家面臨的首要挑戰是經濟落後和民窮國弱。鄧小平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經過「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和「三個有利於」的各階段，中國建成了「發展型國家」。它的主要特徵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從1979年查封「民主牆」到1989年拉薩戒嚴和天安門開槍鎮壓，再到1999年鎮壓「法輪功」，在鄧、江時期中國基本處於「專制發展型國家」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和民眾權利意識的提升，中國國家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職能應當逐漸向「民主發展型國家」進化。關於國家內在邏輯和外在職能的「理想模式」莫過於「更夫國家」（或者又叫「守夜人國家」）的概念了。人們通常把它歸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所創。其實，「守夜人國家」最早是由德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於1862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使用的。作為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本意是要抨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國家」無所作為，結果自由主義很樂意地採納了這個概念，並用來界定國家的理想職能。既然亞當∙斯密被奉為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的鼻祖，許多作者將這一概念與《國富論》論述的國家職能聯繫在一起。從《國富論》的第五卷我們可以看到，斯密為國家界定了三項基本職能：建立軍隊維持國防安全、建立司法體系維護國內秩序和公正、提供私人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公共工程和服務（例如，教育和商業基礎施捨等）。
除此之外，任何國家新職能的擴張都必須受到「自由主義剃刀」的檢審。如卡爾∙波普爾所說：「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可以把這原則稱為'自由主義剃刀'。（類似於奧卡姆剃刀，即那條著名的原則：如無必要，實體或本質不應增加。）」（見：《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1986年版，第499頁）在自由主義的思維裡，國家具有保護功能、管制功能和服務功能。當國家像一個「更夫」忠於職守巡邏社區時，衛民護財卻不擾亂鄉裡，同時能夠尊重各家各戶、各個個體安居樂業。與此相比，「門衛」國家卻是更像一個懶惰卻又貪婪凶狠的看門人，有人就管、卡、勒索甚至凌辱，無人就睡大覺，根本疏於巡邏，遠離民眾，忽略鄉裡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就是波普爾的著作被譯為中文，並風靡學術界的時候，中國的改革已提出了「大社會、小政府」的思路，在海南也開始了實驗。發展的專制主義模式有可能逐漸轉向民主發展型國家。但鄧小平沒有遠見成全這一轉型，也沒有能力來主導這一轉型。他繼續依賴暴力這一粗暴原始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社會問題，結果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屠殺。由於暴力高調走到政治前台，有了暴力的保駕護航，中國的國家逐漸喪失了發展型的特徵，而其掠奪性特徵愈加明顯和強化。既然暴力直接成為權力合法性的論證方式，權力就更加肆無忌憚、肆意妄行。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國家權力成為「點金術」，官府職位成為「吸金管」。面對日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經濟，權力在每一個人力、物質、資金、信息進行銜接、流通和交換的關節點上設置層層關卡，壟斷控制各種機會和資源，尤其是市場和行業的准入。官僚們以此顯示權力，收取租金，為自己獲得權力、財富和地位的全方位豐收。權力的尋租加快了國家的腐敗，守門人監守自盜的現象成為頑疾。
執政黨和權勢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給「門衛國家」構建出堅實的銅牆鐵壁，不僅收緊了對政治活躍份子和異議人士的控制，要麼把他們開關在鐵門後面（例如，王炳章、劉曉波、劉霞、劉賢斌、馮正虎、陳西、郭泉等），要麼把他們拒於國門之外、剝奪他們的族權、文化認同權和歸家認祖續親情的權利；而且還封鎖信息自由門，築建防火牆。以至中國的「門衛國家」不僅行為荒謬怪誕，而且心態越發封閉、狂妄自大。從我與中國社會和官府互動的親生經歷而言，儘管過去二十年基本一脈相承，但2004年胡溫執政後中國向「門衛國家」的下滑呈現了加速度發展。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也遊走了近三十個國家，在生活的細微層面上經常可以感覺到「門衛國家」和「更夫國家」的巨大差異。記得在復旦大學讀書任教時，最煩的是每次進出校門都要出示證件。男同學要訪問女同學，更要簽名登記、抵押證件，而且有規定的時間。好在我讀書時是班上年紀最小的，與班上女同學有兩歲的差異，沒有動力往女生宿捨跑，所以麻煩倒不大。只是我的學哥們經常是帶著對守門老太的怨氣回到寢室。後來我有學生在學生工作部跑腿，加入了復旦巡夜糾察隊，每個隊員拿著電筒專門到樹叢後面、花園角落去捉雙。我的岳父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位女博士生在我們家還抱怨，交大的巡夜糾察隊還專門喜歡照進女生宿捨的蚊帳。我至今還記得，無論走到中國的哪一個機構或辦公室，常聽到的訓斥是：「誰叫你進來的？門上有寫讓你進來嗎？」最讓我意外的是，我在無數國家進行過國際航班轉機，只有「改革開放」的中國會把我阻攔住。儘管我手持美國護照，早已跳出中共掌心，在廣州白雲機場也不許我過關換乘下一個國際航班。到了美國，第一個發現是美國的大學沒有校門（我現在的學校恐怕是紐約唯一有校門加門衛的）。另外，只要沒有「訪客止步」的明示，任何公共場所和機構都是對外人開放的，政府機構尤其如此。因為擔心如果沒有給納稅人提供服務，政府財政預算和部門都有可能會被削減，美國的政府和公益辦公室非常歡迎你去麻煩他們辦事。
我在華盛頓工作的一年間，我最喜歡的是所有的國立博物館都免費（對外國人也如此！）。到日本參觀京都的皇宮，天皇御所管理局為你提供精美的導遊圖，在休息室提供空調間和免費茶水，高水平的翻譯導遊陪同參觀一小時，所有這一切都免費。我琢磨其中的道理，原來是政府讓利於民，不與民爭利。如果遊客都喜歡到日本，來得越多，儘管政府的景點不收費，但給商家創造了更多的商機，讓百姓可以有錢可賺。這就不奇怪了：我全家在奧地利自駕游，沒有碰到過一個警察來找麻煩，沒交過一次罰款，沒有在國家經營的景點買過門票，但旅遊業卻給奧地利帶來了近50 %的國民生產總值。繁瑣、蠻狠、低效率、尋租和腐敗以及由此製造的屈辱和尊嚴的喪失是「門衛國家」的共同特徵。當一個國家把最簡單的事情可以搞得複雜起來，把日常生活的正常運作控制在行政官僚體系和規章之下，這樣的國家每一時刻、每一地點、在每一樁小事上都製造出「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成為「競爭型國家」的。在全球化使得國家創造和維持競爭優勢的「誤差幅度」（margin of error）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門衛國家」必然會喪失創新力和競爭力。前蘇聯從一個超級大國走向崩潰就是一個例證。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樣的命運也許難以避免，所以我們看到非洲的幾十個國家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就在裡面打滾。但對我個人選擇來講，我可以盡量做到少與「門衛國家」糾纏，多居「更夫國家」休閒。
由於殘存的文化認同，我過去極力動員和說服我的女兒與我一道去中國旅遊。對於出身在費城郊區的她來說，美國就是她的祖國，她沒有任何動力想去一個遠方陌生的國度。為此我給她把中國說的如何的好、如何的美。她反問我：「如果中國這麼好，你為什麼還要離開她？」我只好說：「中國真的很好、很美，只是少點自由，所以我離開了。」她又問：「什麼是自由？」面對五、六歲女兒天真的眼神，我只好告訴她，以後給她解釋什麼是自由。過了幾年，我們又回到上海，然後又離開回美國。在出浦東國際機場時，安檢搜查了我女兒的背包，查出一把小剪子，並當場沒收。熱愛美術的女兒當然不願意她心愛的藝術剪子被沒收，一下子大哭起來。我向安檢解釋，這是兒童用的塑料剪子，不含金屬，而且也沒有刀刃，是否可以例外。安檢說，「所有刀具都不許帶上飛機，這是刀具，一定要搜繳。」看著幾位安檢警惕性極高、而且毫無通融的樣子，我只好給女兒做工作：「這其實也是為我們好。你知道本∙拉登組織劫持飛機，炸了我們紐約的世界貿易大廈，所以飛機要有安全保障。」我女兒並未被說服，她反問一句：「如果不許帶上飛機，我怎麼又可以把它從紐約帶到上海呢？」我頓時無言，只好對她說：「記得你以前問過我，為什麼我說中國好，但又離開了中國。我說，因為中國少點自由。你問我什麼是自由？我現在告訴你，這就是自由。你可以把藝術小手工剪子從美國帶到中國，但你沒法從中國帶回美國，就是因為中國少點自由。」我女兒馬上說道：「我不喜歡中國！我再也不來中國了！」真的，從此以後，我們父女倆再也沒有回過中國了。
不知何故，在行文結束時我想起了紅色革命教育殘留在記憶裡的葉挺的《囚歌》：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裡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於紐約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