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訊】借助完備的洗腦機制，共產黨和納粹成功地將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變成了「腦殘」，從而把他們牢牢地綁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戰車上，徹底葬送了他們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這些被洗過腦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紂為虐，塗炭生靈，非但毫不自知，反而還以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維護正義。
——題記
熟悉「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中國人，當年恐怕都讀過《楓》。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這篇小說在《文匯報》亮相後，一度曾引發過巨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它真實地再現了文革時代兩派紅衛兵組織在武鬥中互相殘殺的悲慘一幕，觸痛了一代人的心靈敏感區。
《楓》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文革開始後，曾經相戀的青年學生李紅剛和盧丹楓分別加入了不同的紅衛兵組織——一派叫「井岡山」，一派叫「造總兵團」。這兩派組織都認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為維護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戰鬥的，而對方則是敵人，最後竟發展到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地步。在北京的彙報會上，中央文革首長分別向雙方旗幟鮮明地表了態：「造反有理！你們是左派，我們是支持你們的！」並重申了江青「九•五講話」文攻武衛的原則：「當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手無寸鐵，怎麼行呢？」「誰要對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根據北京來電，兩派都編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來幾次關於文攻武衛的講話摘錄，廣為散發。就這樣，在中央文革的教唆和挑動下，已處於白熱化的兩派組織被進一步推向了相互殘殺的武鬥戰場，許多年輕的生命在這場殘殺中無辜喪生，還有許多年輕的生命雖然在這場殘殺中倖存下來了，但卻因為它而受盡磨難和屈辱。
小說中寫道，當李紅剛率領「造總兵團」的戰友經過一番「浴血奮戰」，攻佔了「井岡山」盤踞的樓房，正要坐下來喘口氣時，忽然，從樓角裡慢悠悠地站起一個人，右手高舉著兩顆手榴彈，東搖西晃地向他們走來。這個意外情況把在場的人都嚇慌了，大家不約而同刷地臥倒一片。最先清醒過來的是李紅鋼，他跳起來把槍一舉，厲聲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開槍了！」
話音剛落，當他吃驚地發現，站在自己對面的敵人竟是盧丹楓時，他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盧丹楓緩緩走到李紅鋼面前，恨恨地責問道：
「你為什麼要來？為什麼要來？為什麼？……雙手沾滿井岡山人的鮮血——劊子手！劊子手！劊——子——手！……咱們這麼見最後一面，也是當初所想不到的吧！」
說完，她一把揪住李紅鋼的胸襟，熱切地說：「黔剛，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吧！你快點調轉槍口吧，黔剛！」
李紅鋼忍住淚水，背過了臉：
「不！……你，你……投降吧！」
盧丹楓憤然一掙，一把推開李紅鋼。她後退了幾步，整了整血跡斑斑的褪了色的舊軍衣，輕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膽小鬼，開槍吧！」說完，她高呼「井岡山人是殺不絕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然後毫無畏懼地縱身一躍，跳樓而亡。
盧丹楓生前，聯手都沒和李紅鋼拉過，他們在一起總是談生活，理想，鬥爭……在他們最後一次談心時，盧丹楓曾摘了兩片楓葉，遞給李紅鋼說：‘餵，給你。’……分手時，她說：‘讓咱們勇敢地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吧，一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起為共產主義偉大真理而奮鬥！’
在盧丹楓托人帶給李紅鋼的信裡，她說：「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之前，我們是沒有任何個人幸福可言的！你應當反戈一擊，儘快覺悟。否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你會在戰場上死在我的槍口下！丹楓」
盧丹楓和李紅鋼的故事雖說是虛構的，但小說《楓》卻是一代紅衛兵命運的真實縮影。在毛澤東和中共發動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類似盧丹楓和李紅鋼這樣的「紅衛兵小將」又何止千千萬萬？！
許多去過重慶沙坪壩公園的人，都知道那裡有一座著名的紅衛兵墓。高約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塊石疊砌而成的灰牆，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墓園西高東低，形成幾級梯形臺地；墓園占地約3000平方米左右（約合4.5畝）。墓群坐西朝東，寄寓著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的拳拳之意。
墓園裡共有１１３座墳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他們中有年僅１４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 20歲的有69人，學生有104人。
碑文不但告訴了我們墓主的生平，而且間雜考績式的政治評語。如82號墓的碑文這樣寫道：「江丕嘉同志簡歷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慶小龍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 年僅二十歲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 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灑盡了最後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最讓人悲歎的莫過於下麵這篇碑文：「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用殷紅的鮮血染紅的旗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怕死就不革命了！」盧丹楓也好，李紅鋼也好，埋葬在沙坪壩公園的「紅衛兵烈士」也好，他們都是十足的理想主義者，都下定了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決心，都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這些可愛、善良、無辜的青年哪裡知道，他們所為之獻身的並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是中共骯髒血腥的權力鬥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至死都不曾明白，他們只不過是這種鬥爭的炮灰和犧牲品。
其實，充當這種炮灰和犧牲品的又何止是「毛澤東的紅衛兵」，放眼全球，各國共產黨不都曾培養了並且還在繼續培養著千千萬萬「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麼，他們不都是共產黨奪取權力和實施獨裁暴政的炮灰與犧牲品嗎？！
這樣的炮灰和犧牲品當然不是天生的。在共產黨國家長大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愚忠和愚狂並非偶然，而是被官方意識形態反復洗腦的必然結果。
《楓》裡有一段也專門交代了盧丹楓的成長背景：「丹楓是團幹部，又是全校學毛選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發表《再版前言》，丹楓不但把它背熟，還在一次全校學毛選經驗交流會上，從那個紅本子上，把一條條語錄背出來，講她怎樣‘反復學習，反復運用’。為了解釋‘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原則，她蹬地站起來，走到講桌前，強烈的聚光燈，把她的影子投射在講臺上……台下傳來會意的笑聲。丹楓看了看自己直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後來，在一次批判會上，同學們揭發批判校領導抵制學毛選的偉大群眾運動時，有人念了頁碼，叫他們背幾段語錄。可笑得很，書記、校長、教導主任，竟沒有一個象點樣，當場出醜。張校長還有點不服氣，嘟嚷了一聲：要這麼個檢查法，誰也不行！丹楓從人群中站起來走到臺上，把語錄本往張校長手裡一塞，說：來吧，隨使哪一段！張校長愣住了。大家你一條我一條地點了十來個頁碼，不管是常用的還是生僻的，丹楓一律背得滾瓜爛熟。這把大會主席也驚呆了，他翻了半天，點道：二百七十一頁第二段。大家刷刷地翻著，接著一片沉寂。丹楓想了想，答道：語錄本只有二百七十頁，沒有二百七十一頁，更沒有第二段……暴風雨般的掌聲淹沒了她的話尾。」
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早期紅衛兵運動的重要人物、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學生徐雅雅曾沉痛地總結道：「只要是毛澤東說過的，指示過的，甚至暗示過的，我們都會為之肝腦塗地。從我們一出生，父母、學校、社會、黨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不，從我們的父母一代就接受過這樣的教育，他們以遺傳基因的方式，將這些教育注入我們的血肉與生命。生活不容許我們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如果有一點這種念頭，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
顯然，不論是盧丹楓還是徐雅雅，她們的故事都不是孤例，而是共產黨國家青年一代共同的成長經歷。
如果說要瞭解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不可不讀《楓》，那麼要瞭解納粹德國時代的青年則不可不讀《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讀完這本書你就會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兩個國度的青年，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命運，竟是那麼的相似！
早在１９４４年，當希特勒看到西方盟軍打進德國本土已處於迫在眉睫之時，便在９月２５日下令正式組建國民軍，強令每個從１６歲到６０歲的德國男人都要應徵並接受軍事訓練，並極其蠻橫地將所有反對使用兒童作為炮灰的異議加以否決。
到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尾聲，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將對德國納粹發起最後的毀滅性的打擊。希特勒又喪心病狂地開始實施「狼人」計畫，鼓動全體德國人民組成遊擊隊，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讓任何一個在德國領土上的英國人、美國人、或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成為德國‘狼人’的‘野生獵物’。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將這些人置於死地。」
由於德國兵員缺乏，在「狼人」計畫的實施中，訓練青少年，讓他們攜帶砒霜和炸藥前往盟軍戰線的背後進行活動，就成為主要內容。
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本書中，德國歷史學家古多•克諾普博士曾將書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兩個德國男孩，一個叫弗蘭茨，一個叫赫伯特。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他們倆作為德國間諜和破壞份子被空投到艾弗爾山的敵軍後方。但由於空投的地方距離目標太遠，他們還沒來得及開展活動，就被美軍巡邏兵捕獲了。
經過審訊，美軍第九軍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他們死刑。他們的辯護人，一位美國軍官，向法庭遞交了赦免申請書，說明他們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幾個星期後，他們被告知，赦免申請遭到拒絕。
在給父母的遺書中，弗蘭茨寫道：「我這樣做是深切地希望為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服務。」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不清楚，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已經離最終的覆滅只剩下最後的３４天了。他們同樣不知道的是，他們所崇拜的帝國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個月前就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逃避了歷史的最終審判。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兒童歡慶自己節日的那一天，德國布倫瑞克的采砂廠中，兩名德國少年被緊緊地綁在了柱子上。隨著淒厲的槍聲，他們默默地死去了，鮮血順著他們還未成年的軀體，慢慢地浸透了腳下的德國土地。不會有人再為他們祈禱，也不會有人再把他們歌頌為英雄，因為，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的歷史即將改寫。此時，弗蘭茨只有１６歲零５個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僅僅才１７歲。
像這樣悲慘的事件，絕非只發生在弗蘭茨與赫伯特身上，在納粹德國時期，何止成千上萬。
號稱黨衛軍「精銳之師」的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師」，全部是由１７歲左右的青年人而組建起來的。師長少將弗裡特茲•維特只有３４歲，在１９３３年前他也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希特勒青年師」是黨衛軍僅有的三個被用於西線防禦的裝甲師之一。在諾曼第戰役中，「希特勒青年師」那種駭人聽聞的狂熱和不計後果的勇猛，讓英國和加拿大士兵也大吃一驚。「這些勇敢的、殘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們，在戰場上歲數太小以至於完全藐視危險」，「他們像潮水般撲向敵人坦克，如果他們被包圍或被優勢兵力壓倒，他們就一直戰鬥到無人倖存。年輕的孩子們，連第一次刮鬍子的歲數還沒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們爸爸的盟軍士兵射倒」。
1941年，一支德軍部隊被蘇聯軍隊強大的火力壓制在一座河堤後面，德軍頭頂是一片片被子彈打出的土霧，152毫米炮彈不時在河堤四周爆炸，一個年輕的德軍士兵正在沖出河堤掩體，目光異常堅定。他是一個純正的日爾曼人，一頭金髮，眼睛如海一樣藍。他的目標是前方蘇軍的機槍陣地，只有炸毀它，被壓制的戰友才有可能突出重圍，但是他失敗了。這個年輕的日爾曼擲彈兵軍士倒在了蘇軍密集的機槍火力之下，他左手拿著SGT44突擊步槍，右手還緊握著一枚已擰開蓋的手雷，鮮血從他胸口流出，那枚掛在胸前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在陽光與硝煙的映襯下顯得莊嚴神聖。他給中尉留下了一份遺書：「告訴元首我已盡力，告訴父親我依然愛他。」
這些充滿朝氣、原本善良的德國青少年，到死都沒明白過來，他們懷著滿腔熱誠所為之獻身的並不是 「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而是「一個出賣了自己，欺騙了自己的政府」，他們所充當的也不是什麼為國捐軀的愛國勇士，而是愚昧瘋狂的法西斯炮灰，屠殺人民的無知兇手。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設計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德國孩子出生後，並不能馬上成為公民，而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為他設計的學校教育和體能訓練，並在統一的軍事系統中參加軍事訓練之後，「這個年輕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檔案中沒有污點，才會被授予公民權」。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德國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腦，不接受納粹的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隸。
希特勒甚至還為「他的青年人」設計了具體的人生規劃：「這些年輕人什麼也不必學，他們只要按照德國人的樣子去學習，去行動。這些在十歲就加入我們組織的男孩第一次就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四年後，他們將從德國少年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這裡再待上四年。我們不準備把他們交還到那些製造我們的階級和地位障礙的人手中。們將立刻把他們送入黨，送入勞動陣線，送入到衝鋒隊或黨衛隊。假如他們在那裡待上十八個月或者兩年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種族社會主義者，他們就會去參加勞動服務，在那裡經受六千個月的德國鐵鏟的鍛煉。假如在六七個月之後依然存在著階級意識的殘餘或者以自己的社會地位為榮，武裝部隊將接管兩年的進一步教育，當他們兩年或四年之後歸來的時候，為了防止他們再次回到舊習慣當中，我們會把他們立刻送到衝鋒隊或黨衛隊那裡，他們在餘生不會再有自由。」
希特勒不但是這麼想的，而且確實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通過納粹當局不厭其煩的反復宣傳和洗腦，種族社會主義的種子不但從小就被潛移默化地種進了德國青少年的心裡，而且在慢慢地發芽、開花、結果。於是，當他們長大成人時，幾乎個個都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毫無懷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爾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的歪理邪說，成了他的忠實信徒。為了建設一個所謂「全新的、強大的德國」，為了成為所謂「人民的英雄」，幾乎所有的德國年輕人當年都是那麼的狂熱，都在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而拼死努力著，他們從來都不會去想是否為人所利用、成為別人的工具，更不會認為這會是錯誤。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說：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
試想，當這些吃著「狼奶」長大的孩子加入國防軍或衝鋒隊，被派去進行侵略戰爭或屠殺猶太人時，他們還會感到內疚和自責嗎？當然不會！恰恰相反，他們感到的絕不會是內疚和自責，只能是為國獻身的滿腔自豪感和崇高的責任感。這種自豪感和責任感甚至能讓他們象「英勇就義」的弗蘭茨與赫伯特那樣視死如歸，象「完全藐視危險」的「希特勒青年師」那樣在戰場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按當下流行的說法，不論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還是「希特勒青年師」，都是地地道道的「腦殘」。借助完備的洗腦機制，共產黨和納粹成功地將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變成了這樣的「腦殘」，從而把他們牢牢地綁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戰車上，徹底葬送了他們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這些被洗過腦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紂為虐，塗炭生靈，非但毫不自知，反而還以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維護正義。如今，在少數殘存的共產黨國家，這樣的慘劇不是仍在繼續上演著麼。
——題記
熟悉「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中國人，當年恐怕都讀過《楓》。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這篇小說在《文匯報》亮相後，一度曾引發過巨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它真實地再現了文革時代兩派紅衛兵組織在武鬥中互相殘殺的悲慘一幕，觸痛了一代人的心靈敏感區。
《楓》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文革開始後，曾經相戀的青年學生李紅剛和盧丹楓分別加入了不同的紅衛兵組織——一派叫「井岡山」，一派叫「造總兵團」。這兩派組織都認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為維護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戰鬥的，而對方則是敵人，最後竟發展到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地步。在北京的彙報會上，中央文革首長分別向雙方旗幟鮮明地表了態：「造反有理！你們是左派，我們是支持你們的！」並重申了江青「九•五講話」文攻武衛的原則：「當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手無寸鐵，怎麼行呢？」「誰要對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根據北京來電，兩派都編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來幾次關於文攻武衛的講話摘錄，廣為散發。就這樣，在中央文革的教唆和挑動下，已處於白熱化的兩派組織被進一步推向了相互殘殺的武鬥戰場，許多年輕的生命在這場殘殺中無辜喪生，還有許多年輕的生命雖然在這場殘殺中倖存下來了，但卻因為它而受盡磨難和屈辱。
小說中寫道，當李紅剛率領「造總兵團」的戰友經過一番「浴血奮戰」，攻佔了「井岡山」盤踞的樓房，正要坐下來喘口氣時，忽然，從樓角裡慢悠悠地站起一個人，右手高舉著兩顆手榴彈，東搖西晃地向他們走來。這個意外情況把在場的人都嚇慌了，大家不約而同刷地臥倒一片。最先清醒過來的是李紅鋼，他跳起來把槍一舉，厲聲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開槍了！」
話音剛落，當他吃驚地發現，站在自己對面的敵人竟是盧丹楓時，他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盧丹楓緩緩走到李紅鋼面前，恨恨地責問道：
「你為什麼要來？為什麼要來？為什麼？……雙手沾滿井岡山人的鮮血——劊子手！劊子手！劊——子——手！……咱們這麼見最後一面，也是當初所想不到的吧！」
說完，她一把揪住李紅鋼的胸襟，熱切地說：「黔剛，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吧！你快點調轉槍口吧，黔剛！」
李紅鋼忍住淚水，背過了臉：
「不！……你，你……投降吧！」
盧丹楓憤然一掙，一把推開李紅鋼。她後退了幾步，整了整血跡斑斑的褪了色的舊軍衣，輕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膽小鬼，開槍吧！」說完，她高呼「井岡山人是殺不絕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然後毫無畏懼地縱身一躍，跳樓而亡。
盧丹楓生前，聯手都沒和李紅鋼拉過，他們在一起總是談生活，理想，鬥爭……在他們最後一次談心時，盧丹楓曾摘了兩片楓葉，遞給李紅鋼說：‘餵，給你。’……分手時，她說：‘讓咱們勇敢地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吧，一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起為共產主義偉大真理而奮鬥！’
在盧丹楓托人帶給李紅鋼的信裡，她說：「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之前，我們是沒有任何個人幸福可言的！你應當反戈一擊，儘快覺悟。否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你會在戰場上死在我的槍口下！丹楓」
盧丹楓和李紅鋼的故事雖說是虛構的，但小說《楓》卻是一代紅衛兵命運的真實縮影。在毛澤東和中共發動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類似盧丹楓和李紅鋼這樣的「紅衛兵小將」又何止千千萬萬？！
許多去過重慶沙坪壩公園的人，都知道那裡有一座著名的紅衛兵墓。高約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塊石疊砌而成的灰牆，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墓園西高東低，形成幾級梯形臺地；墓園占地約3000平方米左右（約合4.5畝）。墓群坐西朝東，寄寓著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的拳拳之意。
墓園裡共有１１３座墳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他們中有年僅１４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 20歲的有69人，學生有104人。
碑文不但告訴了我們墓主的生平，而且間雜考績式的政治評語。如82號墓的碑文這樣寫道：「江丕嘉同志簡歷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慶小龍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 年僅二十歲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 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灑盡了最後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最讓人悲歎的莫過於下麵這篇碑文：「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用殷紅的鮮血染紅的旗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怕死就不革命了！」盧丹楓也好，李紅鋼也好，埋葬在沙坪壩公園的「紅衛兵烈士」也好，他們都是十足的理想主義者，都下定了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決心，都認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毛主席。這些可愛、善良、無辜的青年哪裡知道，他們所為之獻身的並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是中共骯髒血腥的權力鬥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至死都不曾明白，他們只不過是這種鬥爭的炮灰和犧牲品。
其實，充當這種炮灰和犧牲品的又何止是「毛澤東的紅衛兵」，放眼全球，各國共產黨不都曾培養了並且還在繼續培養著千千萬萬「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麼，他們不都是共產黨奪取權力和實施獨裁暴政的炮灰與犧牲品嗎？！
這樣的炮灰和犧牲品當然不是天生的。在共產黨國家長大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愚忠和愚狂並非偶然，而是被官方意識形態反復洗腦的必然結果。
《楓》裡有一段也專門交代了盧丹楓的成長背景：「丹楓是團幹部，又是全校學毛選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發表《再版前言》，丹楓不但把它背熟，還在一次全校學毛選經驗交流會上，從那個紅本子上，把一條條語錄背出來，講她怎樣‘反復學習，反復運用’。為了解釋‘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原則，她蹬地站起來，走到講桌前，強烈的聚光燈，把她的影子投射在講臺上……台下傳來會意的笑聲。丹楓看了看自己直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後來，在一次批判會上，同學們揭發批判校領導抵制學毛選的偉大群眾運動時，有人念了頁碼，叫他們背幾段語錄。可笑得很，書記、校長、教導主任，竟沒有一個象點樣，當場出醜。張校長還有點不服氣，嘟嚷了一聲：要這麼個檢查法，誰也不行！丹楓從人群中站起來走到臺上，把語錄本往張校長手裡一塞，說：來吧，隨使哪一段！張校長愣住了。大家你一條我一條地點了十來個頁碼，不管是常用的還是生僻的，丹楓一律背得滾瓜爛熟。這把大會主席也驚呆了，他翻了半天，點道：二百七十一頁第二段。大家刷刷地翻著，接著一片沉寂。丹楓想了想，答道：語錄本只有二百七十頁，沒有二百七十一頁，更沒有第二段……暴風雨般的掌聲淹沒了她的話尾。」
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早期紅衛兵運動的重要人物、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學生徐雅雅曾沉痛地總結道：「只要是毛澤東說過的，指示過的，甚至暗示過的，我們都會為之肝腦塗地。從我們一出生，父母、學校、社會、黨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不，從我們的父母一代就接受過這樣的教育，他們以遺傳基因的方式，將這些教育注入我們的血肉與生命。生活不容許我們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如果有一點這種念頭，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
顯然，不論是盧丹楓還是徐雅雅，她們的故事都不是孤例，而是共產黨國家青年一代共同的成長經歷。
如果說要瞭解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不可不讀《楓》，那麼要瞭解納粹德國時代的青年則不可不讀《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讀完這本書你就會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兩個國度的青年，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命運，竟是那麼的相似！
早在１９４４年，當希特勒看到西方盟軍打進德國本土已處於迫在眉睫之時，便在９月２５日下令正式組建國民軍，強令每個從１６歲到６０歲的德國男人都要應徵並接受軍事訓練，並極其蠻橫地將所有反對使用兒童作為炮灰的異議加以否決。
到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尾聲，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將對德國納粹發起最後的毀滅性的打擊。希特勒又喪心病狂地開始實施「狼人」計畫，鼓動全體德國人民組成遊擊隊，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讓任何一個在德國領土上的英國人、美國人、或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成為德國‘狼人’的‘野生獵物’。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將這些人置於死地。」
由於德國兵員缺乏，在「狼人」計畫的實施中，訓練青少年，讓他們攜帶砒霜和炸藥前往盟軍戰線的背後進行活動，就成為主要內容。
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本書中，德國歷史學家古多•克諾普博士曾將書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兩個德國男孩，一個叫弗蘭茨，一個叫赫伯特。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他們倆作為德國間諜和破壞份子被空投到艾弗爾山的敵軍後方。但由於空投的地方距離目標太遠，他們還沒來得及開展活動，就被美軍巡邏兵捕獲了。
經過審訊，美軍第九軍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他們死刑。他們的辯護人，一位美國軍官，向法庭遞交了赦免申請書，說明他們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幾個星期後，他們被告知，赦免申請遭到拒絕。
在給父母的遺書中，弗蘭茨寫道：「我這樣做是深切地希望為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服務。」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不清楚，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已經離最終的覆滅只剩下最後的３４天了。他們同樣不知道的是，他們所崇拜的帝國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個月前就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逃避了歷史的最終審判。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兒童歡慶自己節日的那一天，德國布倫瑞克的采砂廠中，兩名德國少年被緊緊地綁在了柱子上。隨著淒厲的槍聲，他們默默地死去了，鮮血順著他們還未成年的軀體，慢慢地浸透了腳下的德國土地。不會有人再為他們祈禱，也不會有人再把他們歌頌為英雄，因為，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的歷史即將改寫。此時，弗蘭茨只有１６歲零５個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僅僅才１７歲。
像這樣悲慘的事件，絕非只發生在弗蘭茨與赫伯特身上，在納粹德國時期，何止成千上萬。
號稱黨衛軍「精銳之師」的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師」，全部是由１７歲左右的青年人而組建起來的。師長少將弗裡特茲•維特只有３４歲，在１９３３年前他也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希特勒青年師」是黨衛軍僅有的三個被用於西線防禦的裝甲師之一。在諾曼第戰役中，「希特勒青年師」那種駭人聽聞的狂熱和不計後果的勇猛，讓英國和加拿大士兵也大吃一驚。「這些勇敢的、殘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們，在戰場上歲數太小以至於完全藐視危險」，「他們像潮水般撲向敵人坦克，如果他們被包圍或被優勢兵力壓倒，他們就一直戰鬥到無人倖存。年輕的孩子們，連第一次刮鬍子的歲數還沒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們爸爸的盟軍士兵射倒」。
1941年，一支德軍部隊被蘇聯軍隊強大的火力壓制在一座河堤後面，德軍頭頂是一片片被子彈打出的土霧，152毫米炮彈不時在河堤四周爆炸，一個年輕的德軍士兵正在沖出河堤掩體，目光異常堅定。他是一個純正的日爾曼人，一頭金髮，眼睛如海一樣藍。他的目標是前方蘇軍的機槍陣地，只有炸毀它，被壓制的戰友才有可能突出重圍，但是他失敗了。這個年輕的日爾曼擲彈兵軍士倒在了蘇軍密集的機槍火力之下，他左手拿著SGT44突擊步槍，右手還緊握著一枚已擰開蓋的手雷，鮮血從他胸口流出，那枚掛在胸前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在陽光與硝煙的映襯下顯得莊嚴神聖。他給中尉留下了一份遺書：「告訴元首我已盡力，告訴父親我依然愛他。」
這些充滿朝氣、原本善良的德國青少年，到死都沒明白過來，他們懷著滿腔熱誠所為之獻身的並不是 「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而是「一個出賣了自己，欺騙了自己的政府」，他們所充當的也不是什麼為國捐軀的愛國勇士，而是愚昧瘋狂的法西斯炮灰，屠殺人民的無知兇手。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設計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德國孩子出生後，並不能馬上成為公民，而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為他設計的學校教育和體能訓練，並在統一的軍事系統中參加軍事訓練之後，「這個年輕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檔案中沒有污點，才會被授予公民權」。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德國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腦，不接受納粹的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隸。
希特勒甚至還為「他的青年人」設計了具體的人生規劃：「這些年輕人什麼也不必學，他們只要按照德國人的樣子去學習，去行動。這些在十歲就加入我們組織的男孩第一次就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四年後，他們將從德國少年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這裡再待上四年。我們不準備把他們交還到那些製造我們的階級和地位障礙的人手中。們將立刻把他們送入黨，送入勞動陣線，送入到衝鋒隊或黨衛隊。假如他們在那裡待上十八個月或者兩年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種族社會主義者，他們就會去參加勞動服務，在那裡經受六千個月的德國鐵鏟的鍛煉。假如在六七個月之後依然存在著階級意識的殘餘或者以自己的社會地位為榮，武裝部隊將接管兩年的進一步教育，當他們兩年或四年之後歸來的時候，為了防止他們再次回到舊習慣當中，我們會把他們立刻送到衝鋒隊或黨衛隊那裡，他們在餘生不會再有自由。」
希特勒不但是這麼想的，而且確實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通過納粹當局不厭其煩的反復宣傳和洗腦，種族社會主義的種子不但從小就被潛移默化地種進了德國青少年的心裡，而且在慢慢地發芽、開花、結果。於是，當他們長大成人時，幾乎個個都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毫無懷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爾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的歪理邪說，成了他的忠實信徒。為了建設一個所謂「全新的、強大的德國」，為了成為所謂「人民的英雄」，幾乎所有的德國年輕人當年都是那麼的狂熱，都在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而拼死努力著，他們從來都不會去想是否為人所利用、成為別人的工具，更不會認為這會是錯誤。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說：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
試想，當這些吃著「狼奶」長大的孩子加入國防軍或衝鋒隊，被派去進行侵略戰爭或屠殺猶太人時，他們還會感到內疚和自責嗎？當然不會！恰恰相反，他們感到的絕不會是內疚和自責，只能是為國獻身的滿腔自豪感和崇高的責任感。這種自豪感和責任感甚至能讓他們象「英勇就義」的弗蘭茨與赫伯特那樣視死如歸，象「完全藐視危險」的「希特勒青年師」那樣在戰場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按當下流行的說法，不論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還是「希特勒青年師」，都是地地道道的「腦殘」。借助完備的洗腦機制，共產黨和納粹成功地將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變成了這樣的「腦殘」，從而把他們牢牢地綁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戰車上，徹底葬送了他們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這些被洗過腦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紂為虐，塗炭生靈，非但毫不自知，反而還以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維護正義。如今，在少數殘存的共產黨國家，這樣的慘劇不是仍在繼續上演著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