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9日訊】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發表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自此歷時十五年之久的「新生活運動」揭開序幕，這是民國政府在全國推廣的公民教育運動。
「新生活運動」的背景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既表現出了其內在的生機，又確實處在或明或暗的驚濤駭浪之中。面對「內有赤匪之亂，外有日本入侵」的艱難時局，「新生活運動」是一場積極的民族復興運動，體現出當時仁人志士不屈不饒為國家、民族分憂的情懷。「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的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為道德標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這就是蔣中正開展「新生活運動」的初衷。
「新生活運動」的內容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調查設計會所時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兩日後，即2月19日，蔣中正即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蔣介石手書「新生活運動須知」第一次改正草案。（網絡圖片）
同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成立。23日，蔣介石在南昌再次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詳盡說明，他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從改造國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標準，以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改造社會、復興國家。」新生活所提倡的「軍事化」，其實是宣導一種自律精神，力爭恢復傳統的道德人格理想。 當然，也是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散漫習性，開出的一劑良方。
「新生活運動」的發展
從一開始，這個運動就由「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主持，蔣介石本人擔任會長，宋美齡任指導長，大批高官或為指導員，或為幹事。可以說，此項運動在國民黨內得到許多人的呼應。「新生活運動」實質是道德復興運動。 當時，道德沒落已引起世界性的反叛和背叛浪潮，中國遭殃、受害尤巨。 以欺騙和暴力作後盾的中共本身，就是道德沒落的一個後果。 而共禍可說是「新生活運動」的一個直接觸發因素。
當時，「新生活運動」在國際上也頗具影響力。 蔣先生夫婦每逢「新生活運動」紀念周，都會向國內外發表有關的廣播講話。宋美齡用英文撰寫的介紹「新生活運動」的書籍，也在國外各教會流傳，蔣夫人還將《新生活運動綱要》譯成英文，送各國傳教士寄給國外本教會的傳道部（差會）。
1941年2月，蔣介石（右三）及夫人宋美齡（右四）在重慶參加新生活運動七週年晚宴上與社會各界賢達帶頭食素。（網絡圖片）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新生活運動」涉及社會、心理、身體各方面，相當於一場真正的健康生活運動，要完善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康理念上，甚至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完整健康概念相符合，處於那個「唯物」的年代，可說是相當先進的。 如今中共統治下的民眾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健康」潮，但人的健康狀態卻是每況愈下，對此不能不警醒和深思。 在道德淪喪的社會環境中追逐健康，當然只能是南轅北轍。
「新生活運動」本質上是中西傳統的交匯，頗富於時代精神。其靈魂是「禮義廉恥」，這既是西方的古老道德傳統，也是東方的古老道德傳統。 「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是傳統道德之復興，而中西方的道德傳統其實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沒有社會中多數個人的道德修養，民主政治就少了根底，孟德斯鳩即認為，道德是共和國的基礎。 而民主決不是個人放縱，反而是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
1947年，山西臨潼，新生活運動時期的新式婚禮。現在婚禮的各項流程，也大多是在那個時候制定並一直沿襲至今。(網絡圖片）
「新生活運動」是一場從上到下的運動，首先要求社會的上層以身作則。 蔣介石本人就幾十年如一日，在生活中以身作則。 由個人而及之於社會，令人想起那句古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濟）天下」（《孟子• 盡心上》）。 又再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參閱《大學》）的道德理想，反映出社會中當代君子（包括一些民國官員、知識份子等）的高度社會責任心。 只有這樣，「新生活運動」才能夠做到實至名歸，不僅適合當時中國之需，實際上也為現今環境、資源慘遭破壞的中國所急需。
「新生活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機勃勃的民族復興運動，它直接支持了艱苦的對日抗戰。民國政府在全國推出的這一公民教育運動，最後因1949年內戰失利而暫停。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這場運動的延續。
中華民國的故事《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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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運動」的背景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既表現出了其內在的生機，又確實處在或明或暗的驚濤駭浪之中。面對「內有赤匪之亂，外有日本入侵」的艱難時局，「新生活運動」是一場積極的民族復興運動，體現出當時仁人志士不屈不饒為國家、民族分憂的情懷。「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的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為道德標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這就是蔣中正開展「新生活運動」的初衷。
「新生活運動」的內容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調查設計會所時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兩日後，即2月19日，蔣中正即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蔣介石手書「新生活運動須知」第一次改正草案。（網絡圖片）
同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成立。23日，蔣介石在南昌再次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詳盡說明，他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從改造國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標準，以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改造社會、復興國家。」新生活所提倡的「軍事化」，其實是宣導一種自律精神，力爭恢復傳統的道德人格理想。 當然，也是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散漫習性，開出的一劑良方。
「新生活運動」的發展
從一開始，這個運動就由「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主持，蔣介石本人擔任會長，宋美齡任指導長，大批高官或為指導員，或為幹事。可以說，此項運動在國民黨內得到許多人的呼應。「新生活運動」實質是道德復興運動。 當時，道德沒落已引起世界性的反叛和背叛浪潮，中國遭殃、受害尤巨。 以欺騙和暴力作後盾的中共本身，就是道德沒落的一個後果。 而共禍可說是「新生活運動」的一個直接觸發因素。
當時，「新生活運動」在國際上也頗具影響力。 蔣先生夫婦每逢「新生活運動」紀念周，都會向國內外發表有關的廣播講話。宋美齡用英文撰寫的介紹「新生活運動」的書籍，也在國外各教會流傳，蔣夫人還將《新生活運動綱要》譯成英文，送各國傳教士寄給國外本教會的傳道部（差會）。
1941年2月，蔣介石（右三）及夫人宋美齡（右四）在重慶參加新生活運動七週年晚宴上與社會各界賢達帶頭食素。（網絡圖片）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新生活運動」涉及社會、心理、身體各方面，相當於一場真正的健康生活運動，要完善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康理念上，甚至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完整健康概念相符合，處於那個「唯物」的年代，可說是相當先進的。 如今中共統治下的民眾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健康」潮，但人的健康狀態卻是每況愈下，對此不能不警醒和深思。 在道德淪喪的社會環境中追逐健康，當然只能是南轅北轍。
「新生活運動」本質上是中西傳統的交匯，頗富於時代精神。其靈魂是「禮義廉恥」，這既是西方的古老道德傳統，也是東方的古老道德傳統。 「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是傳統道德之復興，而中西方的道德傳統其實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沒有社會中多數個人的道德修養，民主政治就少了根底，孟德斯鳩即認為，道德是共和國的基礎。 而民主決不是個人放縱，反而是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
1947年，山西臨潼，新生活運動時期的新式婚禮。現在婚禮的各項流程，也大多是在那個時候制定並一直沿襲至今。(網絡圖片）
「新生活運動」是一場從上到下的運動，首先要求社會的上層以身作則。 蔣介石本人就幾十年如一日，在生活中以身作則。 由個人而及之於社會，令人想起那句古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濟）天下」（《孟子• 盡心上》）。 又再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參閱《大學》）的道德理想，反映出社會中當代君子（包括一些民國官員、知識份子等）的高度社會責任心。 只有這樣，「新生活運動」才能夠做到實至名歸，不僅適合當時中國之需，實際上也為現今環境、資源慘遭破壞的中國所急需。
「新生活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機勃勃的民族復興運動，它直接支持了艱苦的對日抗戰。民國政府在全國推出的這一公民教育運動，最後因1949年內戰失利而暫停。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這場運動的延續。
中華民國的故事《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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