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9日訊】3月1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閉幕，新任國主席習近平在閉幕式上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習再次強調了「中國夢」一詞，並稱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夢一詞的走紅，最初源於習在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一次參觀活動中的講話。他曾在參加《復興之路》展覽時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講話通過央視新聞聯播播出後，引發海內外輿論熱議，黨內理論家隨即開始歌頌「中國夢」一詞，並為之尋求理論依據。
此次國家領導人換屆的兩會上，習再次鄭重提及中國夢，可見習對「中國夢」一詞的醞釀已久，絕非當時參加展覽的隨口提及，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才向公眾公佈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黨內理論家能如此速度之快地發表諸多有關中國夢的論述，一切都像是一場事先精心準備好了的舞臺劇。
從習在各個不同場合的講話來看，他對中國夢的外延做了很嚴格的界定，即民族復興、國家強盛，並非御用理論家提及的「公平正義、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當然，公平正義、社會和諧以及人民幸福或許包含在習的「中國夢」一詞當中，但這些絕非主要，或者說絕非習的講話中所必須包含的元素，否則他完全可以直接提及這些詞，而不會只用一個籠而統之的「中國夢」代替。
因此，習所提及的「中國夢」與民眾所理解的「中國夢」，二者在內涵和外延上有著微妙的差異。前者側重民族，後者傾向個人；前者期盼國家富強，後者希望生活富足；前者強調的是宏達的集體敍事，後者關心的是現實的利益考慮。正因如此，所以各方對中國夢的表述出現了一個極為有意思的現象，即自說自話。無論是高居廟堂的黨國要員，還是漂泊江湖的鄉野村夫；不管是官方的輿論陣地，還是民間的資訊平臺，大家都在談論中國夢，做著中國夢，可結果卻是「同床異夢」。
剝離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民眾期盼的「中國夢」能否實現暫且不提。如果沒有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就連領導層所希望的中國夢也未必能實現。因為民族的復興除了需要經濟上的騰飛和綜合國力地增強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制度和文化的後續支撐力，而從制度和文化這兩方面來看，中國的境況無疑是非常糟糕。
這種糟糕在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過程中表露得尤為明顯。也正是因為正統意識形態的破產，所以才會有「中國夢」的出爐。中國夢與之前的共產主義社會、民族復興、大國崛起以及時常提及的小康生活，其本質上都是執政者對於民眾的許諾，或者是執政者自身的政治理想或執政目標。從共產主義社會到中國夢，這是一條連續跳躍的政治理想光譜，而這種變遷也並非簡單的文字變化，它是執政集團不斷自我調整後的結果。
如果把「美國夢」同「中國夢」相比較，我們會發現一個極為有意思的地方，即美國夢並沒有給出一個標準化的結果，而中國夢則定義了一個具體可見的目標。美國夢，這個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夢想很難被證偽，所有的人都認為：如果我成功了，那證明了美國夢的正確性，如果我沒有成功，那只能說我自身努力不夠，美國夢依舊正確；中國夢則不同，執政者以救世主的姿態對臣民許下承諾，所以則很容易被驗證。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能如此急遽的衰落，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執政集團無法兌現執政之初許下的一系列承諾。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正統意識形態破產之後，執政集團領導層在游離之中不停轉換各種執政目標，直至最近的「中國夢」。換言之，中國夢與之前的民族復興、大國崛起本質上並無差異，強調的都是國家層面的強大和復興，是領導人意志一以貫之的語言表現。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夢除了是執政集團領導人意志的表現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因而成為凝聚執政向心力的一道重要法碼。習提出中國夢，多少有點現代版的士大夫家國情懷，而家國情懷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被植入最深的文化基因之一，它借助聖賢書和一代代士大夫之口口，頑強地傳承了下來，家國情懷也曾一度被放到中國人生命最至高無上的制高點。
如果說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道路等宏大辭彙太過虛無縹緲，那麼中國夢就更具本土化色彩，更貼近民眾的生活和中國傳統文，其感召力也更明顯。正因如此，所以習提及中國夢，除了是個人政治理想和執政目標的外在表露外，更大程度上是借助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來增強執政集團的理論自信和道德自信。這點在他17日的講話之中便可窺端倪，在面對數千人大代表和億萬電視機前的民眾，習以他一貫自信的語調說道，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我們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我們也能夠繼續拓展和走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沿著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
正是因為原意識形態的衰落，所以才會衍生出今日的「中國夢」。如果說當初的共產主義是所有億萬中國人的中國夢，是全體中國人至高無上的夢想圖騰，那麼今日的中國夢則是昔日共產主義破產後的無奈選擇。因此，「中國夢」一詞歸根結底是原意識形態破產後，執政集團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一個從屬性價值觀，是國家領導人對於自身政治理想和個人豪情的一種外在表現，是執政迷茫之中的慌亂選擇。它並非什麼神聖不可褻瀆的辭彙，它只是層層紅旗包裹之下的一個蛋，而這面曾經高高飄揚的紅如今旗早已泛黃發白，殘破不堪。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中國夢一詞的走紅，最初源於習在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一次參觀活動中的講話。他曾在參加《復興之路》展覽時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講話通過央視新聞聯播播出後，引發海內外輿論熱議，黨內理論家隨即開始歌頌「中國夢」一詞，並為之尋求理論依據。
此次國家領導人換屆的兩會上，習再次鄭重提及中國夢，可見習對「中國夢」一詞的醞釀已久，絕非當時參加展覽的隨口提及，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才向公眾公佈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黨內理論家能如此速度之快地發表諸多有關中國夢的論述，一切都像是一場事先精心準備好了的舞臺劇。
從習在各個不同場合的講話來看，他對中國夢的外延做了很嚴格的界定，即民族復興、國家強盛，並非御用理論家提及的「公平正義、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當然，公平正義、社會和諧以及人民幸福或許包含在習的「中國夢」一詞當中，但這些絕非主要，或者說絕非習的講話中所必須包含的元素，否則他完全可以直接提及這些詞，而不會只用一個籠而統之的「中國夢」代替。
因此，習所提及的「中國夢」與民眾所理解的「中國夢」，二者在內涵和外延上有著微妙的差異。前者側重民族，後者傾向個人；前者期盼國家富強，後者希望生活富足；前者強調的是宏達的集體敍事，後者關心的是現實的利益考慮。正因如此，所以各方對中國夢的表述出現了一個極為有意思的現象，即自說自話。無論是高居廟堂的黨國要員，還是漂泊江湖的鄉野村夫；不管是官方的輿論陣地，還是民間的資訊平臺，大家都在談論中國夢，做著中國夢，可結果卻是「同床異夢」。
剝離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民眾期盼的「中國夢」能否實現暫且不提。如果沒有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就連領導層所希望的中國夢也未必能實現。因為民族的復興除了需要經濟上的騰飛和綜合國力地增強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制度和文化的後續支撐力，而從制度和文化這兩方面來看，中國的境況無疑是非常糟糕。
這種糟糕在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過程中表露得尤為明顯。也正是因為正統意識形態的破產，所以才會有「中國夢」的出爐。中國夢與之前的共產主義社會、民族復興、大國崛起以及時常提及的小康生活，其本質上都是執政者對於民眾的許諾，或者是執政者自身的政治理想或執政目標。從共產主義社會到中國夢，這是一條連續跳躍的政治理想光譜，而這種變遷也並非簡單的文字變化，它是執政集團不斷自我調整後的結果。
如果把「美國夢」同「中國夢」相比較，我們會發現一個極為有意思的地方，即美國夢並沒有給出一個標準化的結果，而中國夢則定義了一個具體可見的目標。美國夢，這個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夢想很難被證偽，所有的人都認為：如果我成功了，那證明了美國夢的正確性，如果我沒有成功，那只能說我自身努力不夠，美國夢依舊正確；中國夢則不同，執政者以救世主的姿態對臣民許下承諾，所以則很容易被驗證。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能如此急遽的衰落，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執政集團無法兌現執政之初許下的一系列承諾。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正統意識形態破產之後，執政集團領導層在游離之中不停轉換各種執政目標，直至最近的「中國夢」。換言之，中國夢與之前的民族復興、大國崛起本質上並無差異，強調的都是國家層面的強大和復興，是領導人意志一以貫之的語言表現。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夢除了是執政集團領導人意志的表現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因而成為凝聚執政向心力的一道重要法碼。習提出中國夢，多少有點現代版的士大夫家國情懷，而家國情懷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被植入最深的文化基因之一，它借助聖賢書和一代代士大夫之口口，頑強地傳承了下來，家國情懷也曾一度被放到中國人生命最至高無上的制高點。
如果說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道路等宏大辭彙太過虛無縹緲，那麼中國夢就更具本土化色彩，更貼近民眾的生活和中國傳統文，其感召力也更明顯。正因如此，所以習提及中國夢，除了是個人政治理想和執政目標的外在表露外，更大程度上是借助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來增強執政集團的理論自信和道德自信。這點在他17日的講話之中便可窺端倪，在面對數千人大代表和億萬電視機前的民眾，習以他一貫自信的語調說道，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我們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我們也能夠繼續拓展和走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沿著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
正是因為原意識形態的衰落，所以才會衍生出今日的「中國夢」。如果說當初的共產主義是所有億萬中國人的中國夢，是全體中國人至高無上的夢想圖騰，那麼今日的中國夢則是昔日共產主義破產後的無奈選擇。因此，「中國夢」一詞歸根結底是原意識形態破產後，執政集團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一個從屬性價值觀，是國家領導人對於自身政治理想和個人豪情的一種外在表現，是執政迷茫之中的慌亂選擇。它並非什麼神聖不可褻瀆的辭彙，它只是層層紅旗包裹之下的一個蛋，而這面曾經高高飄揚的紅如今旗早已泛黃發白，殘破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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