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日訊】「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導我(以及我的認同者)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這是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生前講的一句話。貫穿89年64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方勵之，他的勇闖美領館，常被拿來與去年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闖美領館卻命運迥異拿來做比較。
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預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長達647頁的「方勵之自傳」中，除了描寫中共如何在89年5月為開殺戒做準備、他如何避走美領館，還有一個細節是關於1989年6月3晚，即6.4前夕的描寫--「大屠殺開始了」。
以下「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自《世界新聞網》：
從懸空寺上下來後整十天，我就進了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那是絕沒有料到會發生的事。那十天裡，我想，幾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國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電視新聞的人，大概都沒有料到，中國就是發生了絕難料到會發生的事：中央政府調動20萬正規軍，用正規戰爭的武器，坦克和衝鋒槍，以正規戰爭的方式，殺進自己本來好端端占據的首都。
軍隊屠殺學生和平民從1989年6月3日晚上9時左右開始的。9點30分，我們就接到學生從第一個屠殺現場—木樨地打來的電話，電話中都可以聽到槍聲。
「打倒方勵之」為開殺戒做準備
我們的處境頓時危機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錢加脅迫在北京郊區組織遊行，為開殺戒做準備。政府發給每個參加者15元人民幣，外加一頂草帽。遊行者的任務就是呼喊口號「打倒方勵之」，以及焚燒模擬方勵之的紙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這則消息，很為我的安全擔憂。義大利的魯菲尼幾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電話，目的是為了聽到我的聲音，以證實我還沒有被捕，或遭不測。至於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覺得太危險。焚燒模擬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懼。有一位記者問一個高喊「打倒方勵之」的人「你認識方勵之嗎？」答曰：「不認識。」再問：「那你為什麼要打倒他呢？」「因為，人家說，他不讓我們進城去賣西瓜」。
屠殺之後，最後的幽默也沒有了。很多人來電話，都像那個學生一樣，很簡短，三個字，趕快跑。我一時還有些有些猶豫，和平時期還要逃難？ 似乎是弄錯了。上午10點左右，又有電話，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竊聽者識別他的口音，已經不用北京腔說話，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電話暨你們說，你們還等個什麼，還不快點兒找個乾淨的地方去！」這位朋友曾在最高層的機構裡工作過，消息常常是準確的。
美公使低聲說「你是總統的客人」
我們不能不開始認真考慮走。
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這兩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來了。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一個朋友把汽車也準備好了，晚8點開。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林培瑞教授說，他可以幫忙。我們不想牽連其他朋友陪同我們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個方案。但也不想馬上去美國使館，因為顧慮，消息一旦走漏，一定會被中共利用。當晚採取了一個折衷方案，由CBS電視幫忙，在香格裡拉飯店暫過一夜。
當時我們仍然把事情看得過輕，估計只要躲過三、五天的亂槍亂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離開家的時候，我只隨身帶了一個小書包，其中有幾樣日常用具，還有兩篇寫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時，我還請一位同事來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幾封信帶到天文台，以備過幾天上班時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勢更惡化，冷槍不斷，不能在香格裡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帶著應急無線電話的CBS電視台人員，陪我們轉移到使館區。
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去過美國大使館，我們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館人員認為後一條極難辦到。於是，基於上述同樣的考慮，我們在下午5點左右，離開了使館。
當晚留宿在建國飯店。那夜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來的是美國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顯然，事情升級了，很難再有其他選擇，我們當即接受了。幾分鐘後我們登上一輛等在飯店後門的一輛使館的車。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樣，駛入大使官邸。
那時正是1989年6月6日0時。就此開始歷時13個月（精確說，384天另10.5小時）的避難生活。
6日當天，白宮發言人就證實了我們的避難消息。事件公開化。
擔心重演火燒領事館「徹底的空城計」
這有好處，也有危險。
好處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們在哪裡，知道如何保護我們。24小時之後，我們就開始收到慰問的電報、電傳。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
公開化的危險是，有可能引至中國當局進大使館抓人。按常規，進使館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許的。但是殺人後的中國當局，已經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規並不是安全的絕對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紅衛兵就火燒過北京的英國領事館。1989年失去理性的當局會不會衝進大使館，活捉方勵之？ 難說。
最初的三周，最緊張。當時新大使李潔明剛剛到任，還沒有住進大使官邸。整個官邸大樓，都是空的。白天危險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嫻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員在樓內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時不聲不響地從大使官邸劫走一兩個人，不是辦不到的事。如果成功，當局完全可推脫一切外交責任，還可以借機宣傳這是「群眾」的憤怒雲雲。
我們的防備方法只有一個：徹底的空城計，讓外界根本探測不到整幢大樓裡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於大使及一兩個人同我們接觸；打電話，也接電話；晚上室內燈光照度大大低於室外路燈；盥洗室內放水泄水，不出聲音；睡覺時說夢話，也不夢唱。最後一條最難，但也辦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膽。6月12日當局發布了通緝我們的命令，緊張達到高潮，夜間值班官員都有些神色不安，擔心重演火燒英國領事館一幕。我們也作了相應的準備，以防事態有變。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動靜，甚至沒有在大使館門前組織抗議遊行和焚燒模擬像。看來，危險期是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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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預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長達647頁的「方勵之自傳」中，除了描寫中共如何在89年5月為開殺戒做準備、他如何避走美領館，還有一個細節是關於1989年6月3晚，即6.4前夕的描寫--「大屠殺開始了」。
以下「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自《世界新聞網》：
從懸空寺上下來後整十天，我就進了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那是絕沒有料到會發生的事。那十天裡，我想，幾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國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電視新聞的人，大概都沒有料到，中國就是發生了絕難料到會發生的事：中央政府調動20萬正規軍，用正規戰爭的武器，坦克和衝鋒槍，以正規戰爭的方式，殺進自己本來好端端占據的首都。
軍隊屠殺學生和平民從1989年6月3日晚上9時左右開始的。9點30分，我們就接到學生從第一個屠殺現場—木樨地打來的電話，電話中都可以聽到槍聲。
「打倒方勵之」為開殺戒做準備
我們的處境頓時危機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錢加脅迫在北京郊區組織遊行，為開殺戒做準備。政府發給每個參加者15元人民幣，外加一頂草帽。遊行者的任務就是呼喊口號「打倒方勵之」，以及焚燒模擬方勵之的紙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這則消息，很為我的安全擔憂。義大利的魯菲尼幾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電話，目的是為了聽到我的聲音，以證實我還沒有被捕，或遭不測。至於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覺得太危險。焚燒模擬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懼。有一位記者問一個高喊「打倒方勵之」的人「你認識方勵之嗎？」答曰：「不認識。」再問：「那你為什麼要打倒他呢？」「因為，人家說，他不讓我們進城去賣西瓜」。
屠殺之後，最後的幽默也沒有了。很多人來電話，都像那個學生一樣，很簡短，三個字，趕快跑。我一時還有些有些猶豫，和平時期還要逃難？ 似乎是弄錯了。上午10點左右，又有電話，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竊聽者識別他的口音，已經不用北京腔說話，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電話暨你們說，你們還等個什麼，還不快點兒找個乾淨的地方去！」這位朋友曾在最高層的機構裡工作過，消息常常是準確的。
美公使低聲說「你是總統的客人」
我們不能不開始認真考慮走。
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這兩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來了。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一個朋友把汽車也準備好了，晚8點開。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林培瑞教授說，他可以幫忙。我們不想牽連其他朋友陪同我們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個方案。但也不想馬上去美國使館，因為顧慮，消息一旦走漏，一定會被中共利用。當晚採取了一個折衷方案，由CBS電視幫忙，在香格裡拉飯店暫過一夜。
當時我們仍然把事情看得過輕，估計只要躲過三、五天的亂槍亂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離開家的時候，我只隨身帶了一個小書包，其中有幾樣日常用具，還有兩篇寫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時，我還請一位同事來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幾封信帶到天文台，以備過幾天上班時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勢更惡化，冷槍不斷，不能在香格裡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帶著應急無線電話的CBS電視台人員，陪我們轉移到使館區。
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去過美國大使館，我們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館人員認為後一條極難辦到。於是，基於上述同樣的考慮，我們在下午5點左右，離開了使館。
當晚留宿在建國飯店。那夜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來的是美國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顯然，事情升級了，很難再有其他選擇，我們當即接受了。幾分鐘後我們登上一輛等在飯店後門的一輛使館的車。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樣，駛入大使官邸。
那時正是1989年6月6日0時。就此開始歷時13個月（精確說，384天另10.5小時）的避難生活。
6日當天，白宮發言人就證實了我們的避難消息。事件公開化。
擔心重演火燒領事館「徹底的空城計」
這有好處，也有危險。
好處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們在哪裡，知道如何保護我們。24小時之後，我們就開始收到慰問的電報、電傳。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
公開化的危險是，有可能引至中國當局進大使館抓人。按常規，進使館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許的。但是殺人後的中國當局，已經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規並不是安全的絕對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紅衛兵就火燒過北京的英國領事館。1989年失去理性的當局會不會衝進大使館，活捉方勵之？ 難說。
最初的三周，最緊張。當時新大使李潔明剛剛到任，還沒有住進大使官邸。整個官邸大樓，都是空的。白天危險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嫻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員在樓內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時不聲不響地從大使官邸劫走一兩個人，不是辦不到的事。如果成功，當局完全可推脫一切外交責任，還可以借機宣傳這是「群眾」的憤怒雲雲。
我們的防備方法只有一個：徹底的空城計，讓外界根本探測不到整幢大樓裡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於大使及一兩個人同我們接觸；打電話，也接電話；晚上室內燈光照度大大低於室外路燈；盥洗室內放水泄水，不出聲音；睡覺時說夢話，也不夢唱。最後一條最難，但也辦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膽。6月12日當局發布了通緝我們的命令，緊張達到高潮，夜間值班官員都有些神色不安，擔心重演火燒英國領事館一幕。我們也作了相應的準備，以防事態有變。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動靜，甚至沒有在大使館門前組織抗議遊行和焚燒模擬像。看來，危險期是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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