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日訊】2013年雅安地震有兩個值得關注的亮點：一是備受杯葛的紅十字會信譽（實則是政府公信力），二是在救災的表現出色的非官方NGO。當人們在揄揚這些 NGO的行動能力之時，似乎很少想到這些機構在災後可能的命運。
紅會信譽是北京的臉面
中國紅十字會的公信力是雅安震災捐款活動中最受杯葛的一點，郭美美事件成了民眾拒絕捐款的主要理由。其實，中國公眾並未將郭美美當作紅會腐敗的萬惡之源，因為誰都知道她只是附生於腐敗毒果的一株小芽，大家針對的是紅會及其後台，因此，拿郭美美說事，隱喻的其實是「中國紅會-政府」這一政治經濟共同體的公信力衰敗。
凡瞭解中國紅會政治背景的人，都知道中國紅十字會是政府主管主辦的慈善機構當中的No.1 ，是中共政府最得用的一隻白手套，其名譽會長先後由前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出任。先後任會長的王忠禹、彭佩雲都是政府正部級以上高官。現任會長華建敏曾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祕書長，他那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似乎可以使他忝居「黨與國家領導人」行列。因這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關係，紅會的信譽體現著政府的公信力，紅會在雅安地震後捐款遭遇的困境，其實就等於往政府臉上扇巴掌。
此次紅會募捐，在網上收穫12萬個滾字（一說16萬個）。4月20日當晚，中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僅為14萬餘元，而壹基金則高達2240萬元。這一結果使北京極為鬱悶光火，因為在北京眼中，這捐款不僅僅是幾個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民眾借此表示的順服、擁護。民眾不順服、不擁護，就意味著政府威信掃地，臉面無存。
中國政府一貫奉行「國家機會主義」，當時的情勢使北京「明智」地調整了政策，民政部宣稱不再限定災區接收捐款單位 ，也不再要求公益慈善組織將接受的捐贈匯繳給政府部門，以讓自己暫時有個台階可下。但北京又怎能嚥下這口惡氣？出於維持政治威信的考慮，隨即下令各地助捐。在各地政府卓有成效的逼捐之下，到4月24日總算持平，紅會與壹基金均達1.2億，只比壹基金少了幾百萬之數。各地政府下令黨政事業機關再接再勵，於是最後紅會終於籌得5.7億善款，約佔全國總捐款的一半。面對這個成績單，當局覺得好不容易挽回了面子，沒想到又起波瀾：中國紅十字會被迫承認挪用汶川賑災8470萬巨款，這筆巨款是5年前知名畫家方力鈞及100多名內地藝術家為襄助汶川地震災民義賣作品募得的8472萬元。
如此局面，國內有評論稱：「籌5.7億善款也難洗紅會污點」。
民意的暫時勝利
其實，非官方掌控的NGO在雅安救災中能夠獲得機會展現自身能力，基本上是靠民意的支持。沒有如潮水般洶湧的民意，政府還會沿襲善款收歸政府的故伎。
汶川地震時中央政府與民間合奏「多難興邦交響曲」之時，民眾的捐款是真誠的。這有事實為證：2008年之前，在慈善捐贈當中，個人捐贈為20%以下，企業捐贈為80%以上。但汶川地震後，個人捐贈總量與企業平分秋色，據某機構對汶川地震救災捐贈管理系統收錄的來源明確的164餘億元捐款的分析，個人捐款 70.12億元，佔 43%，超過企業69.29億和社會組織24.27億的捐款總額。而雅安地震後，個人捐贈已經縮減到10%，這說明中國「紅會-政府」這個政治經濟共同體的公信力已嚴重下降。
可以說，當北京集中全部力量舉辦奧運之時，中國公眾對紅會的信任，其實是對政府的信任。「全國人民」當中不少人正為中國即將舉辦的2008奧運激動不已，以為那就是中國正在和平崛起的標誌。即使事後，部分人權人士針對川震中「豆腐渣工程」與譚作人陷獄的批評，也多是針對四川省地方政府的。
這五年當中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我已經寫過很多文章分析批評。要言之，就是中國政府許諾的強國夢已經隨著2008奧運焰火展現的大腳印一道消逝，民意自然也就發生巨大變化。雅安地震後，民間通過反捐款表達的反對聲浪，應該說是中共1989年之後第一回遇到。北京政治高層從中意識到，那12萬個「滾」字背後，其實蘊含著中國人對現狀的嚴重不滿。
對那些批評強制學生、幼兒園家長捐款是「道德綁架」者，當局挑選了幾個他們眼中的「刺兒頭」喝茶，最早被請去喝茶的就有好作批評的葉隱。但從來不知反省，也從不知認錯為何物的中共，無法容忍民間與香港的「抗捐」姿態，於是先是讓香港《大公報》於4月26日發表評論，指責香港「抗捐」是反中央、反民族的行為，接著《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少數港人抵制賑災捐款——他們的理由站得住腳嗎？》，希望借此挑起香港與內地矛盾，讓「抗捐」活動蒙上污名，結果出於北京意料之外，許多中國網民表態，支持香港抗捐。
民意如此，中共縱有高壓與五毛大軍，目前能夠做的也只能是控制、打壓，無法操縱改變。
川震後中國NGO能否拓展生存空間
雅安地震之後的救援活動中，民間組織發揮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分析，這對中國那些沒有官方背景的NGO來說，到底是禍是福。
最新一期《亞洲週刊》的封面專題是《川震救援民間組織發揮關鍵角色》。這篇報導如是評價：「與五年前川震相比，此次地震後的官方表現有所進步，政府、軍方在震後第一時間做出響應部署，民間組織則在社會動員方面發揮最大作用。民間救援機構顯示出強大的組織力與專業水平，聯合行動，立體救援，還比拚透明度與公信力，促進中國紅十字會等官辦慈善機構轉變。」其中還特別提到公共知識分子李承鵬組織了專業救援隊伍，迅速深入災區，後方則由微博名人「肉唐僧」籌集資金、購買物資，過程公開透明，形成高效的民間救援團隊，比解放軍更早進入一些災區救援。
如果這事發生在民主國家，我相信政府會對壹基金及李承鵬等人表示感謝，因為這是為社會分憂，讓災民受益，幫政府減負。但中國政府骨子裡未脫朱元璋那種專制者思維——「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在共產黨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社會組織都被視為非常重要的「政治陣地」，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獨佔，絕不能由任何社會勢力染指──這是共產黨充分領悟的國民黨之失敗歷史經驗，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解釋，半個世紀以前中共政治宿敵國民黨丟掉大好江山，其主要原因就是允許民間社團（即今日之NGO），以及其它政黨如共產黨以及「第三種勢力」的各民主黨派存在發展。這一重要「歷史經驗」從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傳到了第四代，佔領 NGO這類「政治陣地」成了控制社會的重要舉措。從改革開放早期開始，中國政府就忙於成立各種由政府掌控的「非政府組織」，以便「與國際接軌」，有模有樣地以NGO的面目與國際間同類組織交流互訪，參與各種國際活動，並獲得各種國際援助。國際機構及外國政府就算知道中國的NGO由政府掌控，也假作不知地輸送各種援助。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數據庫（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統計，2002年到2009年，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 億3000萬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官方NGO的各佔 44.01%、25.38%、16.62%，三者共佔捐助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佔5.61%。
非官方控制的民間機構在雅安救災活動中的表現，讓北京當局受到巨大的刺痛，宣佈捐款不收歸政府只是迫於情勢的權宜之計。我憑經驗知道，這筆帳中國政府一定會算。更何況，在中共眼中，這是與朝廷爭奪民心的「叛逆」之舉。只是從何處下口，那是下一步計議的事情。
文章剛寫完，我在推特上就看到這麼一條信息：「@Danmuzhiyu政府給基層村一級單位的通知中講，傳言有壞人滲透進災區搞破壞。所以現在風聲鶴唳，有物資都不敢『私自』要了。」
但願我是杞人憂天。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紅會信譽是北京的臉面
中國紅十字會的公信力是雅安震災捐款活動中最受杯葛的一點，郭美美事件成了民眾拒絕捐款的主要理由。其實，中國公眾並未將郭美美當作紅會腐敗的萬惡之源，因為誰都知道她只是附生於腐敗毒果的一株小芽，大家針對的是紅會及其後台，因此，拿郭美美說事，隱喻的其實是「中國紅會-政府」這一政治經濟共同體的公信力衰敗。
凡瞭解中國紅會政治背景的人，都知道中國紅十字會是政府主管主辦的慈善機構當中的No.1 ，是中共政府最得用的一隻白手套，其名譽會長先後由前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出任。先後任會長的王忠禹、彭佩雲都是政府正部級以上高官。現任會長華建敏曾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祕書長，他那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似乎可以使他忝居「黨與國家領導人」行列。因這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關係，紅會的信譽體現著政府的公信力，紅會在雅安地震後捐款遭遇的困境，其實就等於往政府臉上扇巴掌。
此次紅會募捐，在網上收穫12萬個滾字（一說16萬個）。4月20日當晚，中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僅為14萬餘元，而壹基金則高達2240萬元。這一結果使北京極為鬱悶光火，因為在北京眼中，這捐款不僅僅是幾個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民眾借此表示的順服、擁護。民眾不順服、不擁護，就意味著政府威信掃地，臉面無存。
中國政府一貫奉行「國家機會主義」，當時的情勢使北京「明智」地調整了政策，民政部宣稱不再限定災區接收捐款單位 ，也不再要求公益慈善組織將接受的捐贈匯繳給政府部門，以讓自己暫時有個台階可下。但北京又怎能嚥下這口惡氣？出於維持政治威信的考慮，隨即下令各地助捐。在各地政府卓有成效的逼捐之下，到4月24日總算持平，紅會與壹基金均達1.2億，只比壹基金少了幾百萬之數。各地政府下令黨政事業機關再接再勵，於是最後紅會終於籌得5.7億善款，約佔全國總捐款的一半。面對這個成績單，當局覺得好不容易挽回了面子，沒想到又起波瀾：中國紅十字會被迫承認挪用汶川賑災8470萬巨款，這筆巨款是5年前知名畫家方力鈞及100多名內地藝術家為襄助汶川地震災民義賣作品募得的8472萬元。
如此局面，國內有評論稱：「籌5.7億善款也難洗紅會污點」。
民意的暫時勝利
其實，非官方掌控的NGO在雅安救災中能夠獲得機會展現自身能力，基本上是靠民意的支持。沒有如潮水般洶湧的民意，政府還會沿襲善款收歸政府的故伎。
汶川地震時中央政府與民間合奏「多難興邦交響曲」之時，民眾的捐款是真誠的。這有事實為證：2008年之前，在慈善捐贈當中，個人捐贈為20%以下，企業捐贈為80%以上。但汶川地震後，個人捐贈總量與企業平分秋色，據某機構對汶川地震救災捐贈管理系統收錄的來源明確的164餘億元捐款的分析，個人捐款 70.12億元，佔 43%，超過企業69.29億和社會組織24.27億的捐款總額。而雅安地震後，個人捐贈已經縮減到10%，這說明中國「紅會-政府」這個政治經濟共同體的公信力已嚴重下降。
可以說，當北京集中全部力量舉辦奧運之時，中國公眾對紅會的信任，其實是對政府的信任。「全國人民」當中不少人正為中國即將舉辦的2008奧運激動不已，以為那就是中國正在和平崛起的標誌。即使事後，部分人權人士針對川震中「豆腐渣工程」與譚作人陷獄的批評，也多是針對四川省地方政府的。
這五年當中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我已經寫過很多文章分析批評。要言之，就是中國政府許諾的強國夢已經隨著2008奧運焰火展現的大腳印一道消逝，民意自然也就發生巨大變化。雅安地震後，民間通過反捐款表達的反對聲浪，應該說是中共1989年之後第一回遇到。北京政治高層從中意識到，那12萬個「滾」字背後，其實蘊含著中國人對現狀的嚴重不滿。
對那些批評強制學生、幼兒園家長捐款是「道德綁架」者，當局挑選了幾個他們眼中的「刺兒頭」喝茶，最早被請去喝茶的就有好作批評的葉隱。但從來不知反省，也從不知認錯為何物的中共，無法容忍民間與香港的「抗捐」姿態，於是先是讓香港《大公報》於4月26日發表評論，指責香港「抗捐」是反中央、反民族的行為，接著《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少數港人抵制賑災捐款——他們的理由站得住腳嗎？》，希望借此挑起香港與內地矛盾，讓「抗捐」活動蒙上污名，結果出於北京意料之外，許多中國網民表態，支持香港抗捐。
民意如此，中共縱有高壓與五毛大軍，目前能夠做的也只能是控制、打壓，無法操縱改變。
川震後中國NGO能否拓展生存空間
雅安地震之後的救援活動中，民間組織發揮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分析，這對中國那些沒有官方背景的NGO來說，到底是禍是福。
最新一期《亞洲週刊》的封面專題是《川震救援民間組織發揮關鍵角色》。這篇報導如是評價：「與五年前川震相比，此次地震後的官方表現有所進步，政府、軍方在震後第一時間做出響應部署，民間組織則在社會動員方面發揮最大作用。民間救援機構顯示出強大的組織力與專業水平，聯合行動，立體救援，還比拚透明度與公信力，促進中國紅十字會等官辦慈善機構轉變。」其中還特別提到公共知識分子李承鵬組織了專業救援隊伍，迅速深入災區，後方則由微博名人「肉唐僧」籌集資金、購買物資，過程公開透明，形成高效的民間救援團隊，比解放軍更早進入一些災區救援。
如果這事發生在民主國家，我相信政府會對壹基金及李承鵬等人表示感謝，因為這是為社會分憂，讓災民受益，幫政府減負。但中國政府骨子裡未脫朱元璋那種專制者思維——「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在共產黨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社會組織都被視為非常重要的「政治陣地」，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獨佔，絕不能由任何社會勢力染指──這是共產黨充分領悟的國民黨之失敗歷史經驗，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解釋，半個世紀以前中共政治宿敵國民黨丟掉大好江山，其主要原因就是允許民間社團（即今日之NGO），以及其它政黨如共產黨以及「第三種勢力」的各民主黨派存在發展。這一重要「歷史經驗」從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傳到了第四代，佔領 NGO這類「政治陣地」成了控制社會的重要舉措。從改革開放早期開始，中國政府就忙於成立各種由政府掌控的「非政府組織」，以便「與國際接軌」，有模有樣地以NGO的面目與國際間同類組織交流互訪，參與各種國際活動，並獲得各種國際援助。國際機構及外國政府就算知道中國的NGO由政府掌控，也假作不知地輸送各種援助。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數據庫（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統計，2002年到2009年，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 億3000萬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官方NGO的各佔 44.01%、25.38%、16.62%，三者共佔捐助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佔5.61%。
非官方控制的民間機構在雅安救災活動中的表現，讓北京當局受到巨大的刺痛，宣佈捐款不收歸政府只是迫於情勢的權宜之計。我憑經驗知道，這筆帳中國政府一定會算。更何況，在中共眼中，這是與朝廷爭奪民心的「叛逆」之舉。只是從何處下口，那是下一步計議的事情。
文章剛寫完，我在推特上就看到這麼一條信息：「@Danmuzhiyu政府給基層村一級單位的通知中講，傳言有壞人滲透進災區搞破壞。所以現在風聲鶴唳，有物資都不敢『私自』要了。」
但願我是杞人憂天。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