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2日訊】最近幾天，「手撕汪丁丁」一詞突然在網絡走紅，事情源於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學教授汪丁丁作序的一部經濟學譯著《自由的界限》被讀者發現「開了天窗」——據網友爆料，這部印製精良的書籍竟然被出版社方面人工撕去正文前的8頁序言再行出售，書已成殘品。有網友表示，過去有「手撕雞，手撕包菜，手撕日本鬼子」，而今「『手撕汪丁丁』橫空出世！此舉實在是全球出版業的創新」！
同為讀書人、寫書人，我能想像汪丁丁知道自己被「手撕」後的光火與憤怒。這位仁兄果然在其博客中大罵杭州是個「小地方」，「小地方的文宣部門還自以為政治嗅覺敏銳」，居然做出如此荒唐的舉動。
但據我看，汪丁丁好像冤枉浙大出版社了。從最近中國意識形態演變的大背景看，出版社的「手撕」行為固然「愚蠢、膽小而且自私」，但並不「荒唐」，它是出版社基於風險和自身利益深入考量後做出的「理性選擇」。
那麼，什麼是當下中國意識形態演變的大背景、大趨勢？可以用四個字概括之：「左轉」和「收緊」。從年初南周的「憲政夢」新年獻詞被斃，到兩會後官方版「中國夢」的飆升，中國輿情的「左轉」來勢迅猛。最近網絡盛傳「7個不准講」，內容不一定準確，比如說「不准講公民權利」，我相信「黨」的正式文件中不會出現這樣的提法，那不是明擺著自己違憲麼！但「7個不准講」也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來頭的，反映了十八大後中共意識形態「收緊」的最新走向。果然，這個判斷已經被證實，那就是同樣通過網上披露出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之2013年9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東北的一家地方報紙《遼源日報》前不久這樣報導遼源市委組織部如何就這個「通報」「迅速召開全體機關幹部會議，認真開展學習貫徹活動」的情況：該市組織部特別要求「要鞏固和加強宣傳陣地管理。著力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教育引導全市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充分認識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經常分析研判，及時有效應對。要加強對黨員干部明辨理論是非的教育引導，嚴明政治紀律，時刻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真落實誰主管、誰負責和屬地管理原則，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事件和複雜難題，要勇於擔當，敢抓敢管，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此類中央「通報」文件，過去也有，像中國社科院這樣的機構每年都會傳達由中辦轉發的中宣部文件，內容也是通報「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我還在社科院時，別的會很少參加，此類「傳達」是一定要去聽的。但過去這些文件只在科研機構、大學等和意識形態有關的部門傳達，而這次一個小城市的市委組織部居然也要「召開全體機關幹部會議」傳達、「學習」、「貫徹」，足見此次意識形態「左轉」和「收緊」來勢之急、之迫，可謂洶洶然、鋪天蓋地。
我們再來看汪丁丁的序言寫了些什麼：這篇5000言的序，大部分篇幅是介紹譯著觀點，《自由的界限》出自美國學界名流、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之手，汪序概括了布坎南的「問題意識」，即個體理性選擇（這裡指選舉投票）的結果為什麼可能不是「公共善」（public goods），而是「公共惡」（public bads），即形成中央強權之「利維坦」，從而導致原有制度的失效並損害個人的自由。這當然是典型的「美國式問題」，但汪丁丁話鋒一轉談到了中國：「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思想開端是無政府主義的民主話語，那麼這一系列革命運動的政治結局何以總是公共之惡呢？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次失敗，從而救亡轉變為大眾革命，我推測，這是革命導致公共之惡的一個重要原因。大眾革命傾向於完全摧毀既有秩序，並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已指出的那樣，為革命之後的反革命獨裁創造了政治條件。有鑑於此，為免於公共之惡的結局，我們多數人可能主張改革而不主張革命。」汪丁丁表示贊成代議制，「如果我們享有普遍的選舉權，如果每N 年舉行一次大選，又如果沒有『免費搭車』即不投票的選民，那麼通過N年一次的淘汰過程，最腐敗的黨魁最有可能首先被淘汰出局。假設N不是很大，例如是4或 5，那麼經過相當漫長的時段，例如一百年，我們可以預期，代議制的總成本，在邊際上大致相當於政治妥協過程中黨魁腐敗造成的總成本的邊際量。」而「就中國目前政治格局，我們不難推測，與多黨代議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執政黨內各派魁首之間達成政治妥協的過程。但是，由於以上的分析，這一過程的合理性，要求執政黨的最高權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領導人而不是如現在這樣的兩位或一位領導人手中。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由於『合作博弈』理論和『夏波利值』（Shapley value）在政治科學領域廣泛運用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希望執政黨內形成一個多數派和兩個享有合法權利的反對派。為實現這一可行方案，執政黨的組織部和宣傳部，必須分解為黨內各派相互獨立的組織部和宣傳部。當然，執政黨只有一個中央局（政治局）。不過，政治局常委名額的分配，即黨內各派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裡獲得的代議權，必須能夠充分體現『黨內代議制』這一憲法思想。」
在上述文字中，「公共之惡」是深刻的批判，但由於表述過於晦澀，沒有幾個人能看懂，此類批判一般反倒是安全的；更直接且更敏感的是汪對當下中國政治改革的建議，即「我們希望執政黨內形成一個多數派和兩個享有合法權利的反對派」，「為實現這一可行方案，執政黨的組織部和宣傳部，必須分解為黨內各派相互獨立的組織部和宣傳部」等等。據汪自己講，這些文字寫於兩年前。當時雖正值中國當局鎮壓「茉莉花散步」、大肆拘捕異議人士之時，但像汪丁丁這樣只是有些泛自由主義色彩的體制內學人，並沒有受到衝擊，大概也感覺不到什麼不安全，所以還會寫下此類建議。而據網上消息，布坎南的這部譯著今年初在中國圖書市場面世時，本來是有這篇序言的，這說明出版方當時不覺得序言的內容有什麼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當時並不認為汪教授的政治改革建言有「出格」的地方。完全出乎出版社預料的是幾個月內中國意識形態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左轉」趨勢越來越清晰，迫使他們不得不對已經出版的東西重新收回並再次自我審查。原來不認為「出格」的東西，現在已經成為危險之物，麻煩之源。
汪丁丁的序言被「手撕」——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至於是出版社受到來自上層的指令、還是出版社自己主動進行「手撕」，已經不重要，因為大形勢已經擺在這裡，任何一家出版社的領導都明白自己「守土有責」，必須「守土盡責」，否則就面臨「下課」的危險。他們既不敢觸碰紅線，「頂風作案」，又不願意出版社蒙受損失，撕掉序言就成了唯一的選擇。據網載，南都記者曾詢問出版方此事緣由，浙江大學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員在回應時未透露撕書原因，僅表示：「這年頭，大家活得都不容易，相互多體諒吧！」
據我看，浙大出版社的「手撕」固然膽小、懦弱、自私，是典型的犬儒行為，被「手撕」者汪丁丁其實也勇敢不到哪兒去。事情發生後，汪教授一方面厲聲指責「小地方很難培養具有宏大政治視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識」，宣稱與出版社「公開決裂」，斷絕原來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博客和通信中反覆表白「此事與中央政府無關，純係地方不良官員精神錯亂及浙大出版社喪失立場的結果。我寫文章幾十年，從未遇到此類事件。我們不應被偶然事件擾亂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場。」雲雲。為什麼一定要做此類「聲明」？如果真的認為「手撕」事件同上層無關，這個「聲明」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如果其實判斷這件事與上層有關，那發表「聲明」就是最精巧的自我保護。嚴格地講，包括「這篇序言的結尾建議，現在恰好被新的政治局常委會實現了」（汪丁丁語）之類的自我解釋，我以為均隱含著某種自我保護的動機。
總之，在「手撕」事件中，撕書的一方和被「撕」的一方，其實都很懦弱。他們都是意識形態「左轉」和「收緊」政策的受害者，但又都不敢明言。面對寒風凜冽的意識形態高壓，出版社固然是典型的自我閹割，為了保住烏紗帽和那點可憐的利益不惜創下「撕書」之舉；被撕的一方也只能拿「小地方」出氣，而不敢面對事情背後的更大的背景。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左轉」大背景下中國知識界的自我審查、自我閹割，是否將就此進入一個新的輪迴？！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同為讀書人、寫書人，我能想像汪丁丁知道自己被「手撕」後的光火與憤怒。這位仁兄果然在其博客中大罵杭州是個「小地方」，「小地方的文宣部門還自以為政治嗅覺敏銳」，居然做出如此荒唐的舉動。
但據我看，汪丁丁好像冤枉浙大出版社了。從最近中國意識形態演變的大背景看，出版社的「手撕」行為固然「愚蠢、膽小而且自私」，但並不「荒唐」，它是出版社基於風險和自身利益深入考量後做出的「理性選擇」。
那麼，什麼是當下中國意識形態演變的大背景、大趨勢？可以用四個字概括之：「左轉」和「收緊」。從年初南周的「憲政夢」新年獻詞被斃，到兩會後官方版「中國夢」的飆升，中國輿情的「左轉」來勢迅猛。最近網絡盛傳「7個不准講」，內容不一定準確，比如說「不准講公民權利」，我相信「黨」的正式文件中不會出現這樣的提法，那不是明擺著自己違憲麼！但「7個不准講」也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來頭的，反映了十八大後中共意識形態「收緊」的最新走向。果然，這個判斷已經被證實，那就是同樣通過網上披露出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之2013年9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東北的一家地方報紙《遼源日報》前不久這樣報導遼源市委組織部如何就這個「通報」「迅速召開全體機關幹部會議，認真開展學習貫徹活動」的情況：該市組織部特別要求「要鞏固和加強宣傳陣地管理。著力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教育引導全市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充分認識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經常分析研判，及時有效應對。要加強對黨員干部明辨理論是非的教育引導，嚴明政治紀律，時刻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真落實誰主管、誰負責和屬地管理原則，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事件和複雜難題，要勇於擔當，敢抓敢管，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此類中央「通報」文件，過去也有，像中國社科院這樣的機構每年都會傳達由中辦轉發的中宣部文件，內容也是通報「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我還在社科院時，別的會很少參加，此類「傳達」是一定要去聽的。但過去這些文件只在科研機構、大學等和意識形態有關的部門傳達，而這次一個小城市的市委組織部居然也要「召開全體機關幹部會議」傳達、「學習」、「貫徹」，足見此次意識形態「左轉」和「收緊」來勢之急、之迫，可謂洶洶然、鋪天蓋地。
我們再來看汪丁丁的序言寫了些什麼：這篇5000言的序，大部分篇幅是介紹譯著觀點，《自由的界限》出自美國學界名流、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之手，汪序概括了布坎南的「問題意識」，即個體理性選擇（這裡指選舉投票）的結果為什麼可能不是「公共善」（public goods），而是「公共惡」（public bads），即形成中央強權之「利維坦」，從而導致原有制度的失效並損害個人的自由。這當然是典型的「美國式問題」，但汪丁丁話鋒一轉談到了中國：「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思想開端是無政府主義的民主話語，那麼這一系列革命運動的政治結局何以總是公共之惡呢？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次失敗，從而救亡轉變為大眾革命，我推測，這是革命導致公共之惡的一個重要原因。大眾革命傾向於完全摧毀既有秩序，並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已指出的那樣，為革命之後的反革命獨裁創造了政治條件。有鑑於此，為免於公共之惡的結局，我們多數人可能主張改革而不主張革命。」汪丁丁表示贊成代議制，「如果我們享有普遍的選舉權，如果每N 年舉行一次大選，又如果沒有『免費搭車』即不投票的選民，那麼通過N年一次的淘汰過程，最腐敗的黨魁最有可能首先被淘汰出局。假設N不是很大，例如是4或 5，那麼經過相當漫長的時段，例如一百年，我們可以預期，代議制的總成本，在邊際上大致相當於政治妥協過程中黨魁腐敗造成的總成本的邊際量。」而「就中國目前政治格局，我們不難推測，與多黨代議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執政黨內各派魁首之間達成政治妥協的過程。但是，由於以上的分析，這一過程的合理性，要求執政黨的最高權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領導人而不是如現在這樣的兩位或一位領導人手中。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由於『合作博弈』理論和『夏波利值』（Shapley value）在政治科學領域廣泛運用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希望執政黨內形成一個多數派和兩個享有合法權利的反對派。為實現這一可行方案，執政黨的組織部和宣傳部，必須分解為黨內各派相互獨立的組織部和宣傳部。當然，執政黨只有一個中央局（政治局）。不過，政治局常委名額的分配，即黨內各派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裡獲得的代議權，必須能夠充分體現『黨內代議制』這一憲法思想。」
在上述文字中，「公共之惡」是深刻的批判，但由於表述過於晦澀，沒有幾個人能看懂，此類批判一般反倒是安全的；更直接且更敏感的是汪對當下中國政治改革的建議，即「我們希望執政黨內形成一個多數派和兩個享有合法權利的反對派」，「為實現這一可行方案，執政黨的組織部和宣傳部，必須分解為黨內各派相互獨立的組織部和宣傳部」等等。據汪自己講，這些文字寫於兩年前。當時雖正值中國當局鎮壓「茉莉花散步」、大肆拘捕異議人士之時，但像汪丁丁這樣只是有些泛自由主義色彩的體制內學人，並沒有受到衝擊，大概也感覺不到什麼不安全，所以還會寫下此類建議。而據網上消息，布坎南的這部譯著今年初在中國圖書市場面世時，本來是有這篇序言的，這說明出版方當時不覺得序言的內容有什麼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當時並不認為汪教授的政治改革建言有「出格」的地方。完全出乎出版社預料的是幾個月內中國意識形態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左轉」趨勢越來越清晰，迫使他們不得不對已經出版的東西重新收回並再次自我審查。原來不認為「出格」的東西，現在已經成為危險之物，麻煩之源。
汪丁丁的序言被「手撕」——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至於是出版社受到來自上層的指令、還是出版社自己主動進行「手撕」，已經不重要，因為大形勢已經擺在這裡，任何一家出版社的領導都明白自己「守土有責」，必須「守土盡責」，否則就面臨「下課」的危險。他們既不敢觸碰紅線，「頂風作案」，又不願意出版社蒙受損失，撕掉序言就成了唯一的選擇。據網載，南都記者曾詢問出版方此事緣由，浙江大學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員在回應時未透露撕書原因，僅表示：「這年頭，大家活得都不容易，相互多體諒吧！」
據我看，浙大出版社的「手撕」固然膽小、懦弱、自私，是典型的犬儒行為，被「手撕」者汪丁丁其實也勇敢不到哪兒去。事情發生後，汪教授一方面厲聲指責「小地方很難培養具有宏大政治視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識」，宣稱與出版社「公開決裂」，斷絕原來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博客和通信中反覆表白「此事與中央政府無關，純係地方不良官員精神錯亂及浙大出版社喪失立場的結果。我寫文章幾十年，從未遇到此類事件。我們不應被偶然事件擾亂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場。」雲雲。為什麼一定要做此類「聲明」？如果真的認為「手撕」事件同上層無關，這個「聲明」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如果其實判斷這件事與上層有關，那發表「聲明」就是最精巧的自我保護。嚴格地講，包括「這篇序言的結尾建議，現在恰好被新的政治局常委會實現了」（汪丁丁語）之類的自我解釋，我以為均隱含著某種自我保護的動機。
總之，在「手撕」事件中，撕書的一方和被「撕」的一方，其實都很懦弱。他們都是意識形態「左轉」和「收緊」政策的受害者，但又都不敢明言。面對寒風凜冽的意識形態高壓，出版社固然是典型的自我閹割，為了保住烏紗帽和那點可憐的利益不惜創下「撕書」之舉；被撕的一方也只能拿「小地方」出氣，而不敢面對事情背後的更大的背景。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左轉」大背景下中國知識界的自我審查、自我閹割，是否將就此進入一個新的輪迴？！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