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7日訊】中國互聯網研究者、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古川，從2003年起廣泛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後來一直低調地參與維權事件，並因此兩次被國保抄家和禁止出境。他在寫過的一篇文章中說，自己曾被一群素質低下、蠻橫無恥、為黨國充當打手的狗奴才強迫失蹤63天。
慘無人道的酷刑發生在黑監獄中
這篇題為《『茉莉花』飛來『黑頭套』—被綁架失蹤63天的日子裡》的文章，詳細記錄了這一過程。「2011年2月19日，是一個讓我永世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下午4點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區分局的20多名國保警察闖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區5號樓5單元802家中，強行將我綁架抬走。之後到4月22日的63天『被失蹤』的日子裡，我先後被關押在三個『黑監獄』，對我實施的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就發生在這三個『黑監獄』中」。
「這一切都是因為2月17日下午，我在推特（TWITTER）上轉發了有關『中國茉莉花革命』的信息。18日晚上，我就接到昌平區國保陳世傑的電話，說第二天早上9點要來我家找我『喝茶』，19日上午國保來談了一陣後走了。下午卻再次返回，這次國保幾十個人強行闖進我家，幾個人圍著我，他們抓住我的雙手，試圖將我的雙手反剪到背後，但由於我使勁反抗，他們沒能成功。他們一看這樣不行，就試圖將我抬起來，但由於我緊緊抓住一個國保的衣服，他們又沒有成功，這名國保當時還喊『他緊緊抓住了我』。後來他們變換姿勢，才將我抬了起來，四個人分別抓住我的雙臂與雙腿，將我抬出了門。反抗之中，我的眼鏡掉在了地上，穿的拖鞋也掉了一隻在地上。我就這樣四肢朝天被他們抬走了。」
「不過我認為，國保只是借茉莉花之機整我，可能認為我之前很不聽話想趁機教訓我，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夫妻常年為維權網工作。」
他認為，三個黑監獄都是位於北京郊區的賓館。第一個祕密關押地大概是在昌平區，第二個大概是在密雲區，第三個可能是昌平區的『九華山莊』。「不過這些都是猜測，還無法證實。」
63個黑暗晝夜
古川在文章中描寫了自己在黑監獄渡過的63個黑暗晝夜。
「在63天中，前後有15天不讓睡覺。最初三個北京市局國保審訊我的時候要求我跪下，被我拒絕後，他們強行將我踢打跪下，又強行脫光我的衣服，其中一個國保還對我進行『性騷擾』，用腳碰我的生殖器。最後還恐嚇說如果明天真發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將我殺了。還說這荒郊野嶺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將我挖個坑埋了。並說到了這裡就要守『規矩』。所謂『規矩』，就是有人進入房間要說『領導好』，有事情，比如要上廁所、喝水、吃飯要喊『報告』。」
「正式的審問是從2月20日下午開始的。集中在關於我在推特上轉發信息的問題上，認定我的轉推就是對『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進行了宣傳，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月22日下午又對我進行了一次審問，從下午持續到深夜，這次審問主要提到的是維權網的事情，他們認定我參與了維權網的工作。期間還有很多次提審，還會打探各種隱私問題，非常無恥。最後並沒有給我具體定什麼罪名，只說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在第一個黑監獄，由十名昌平區警察24小時看守，兩人一組共五組，每兩小時一班輪流看著我，上廁所、洗澡都貼身監視。後來換成四小時一班。換到第二個『黑監獄』之後，他們變成八個人共四組，兩人一組六小時一班輪流看守，一直持續到我獲釋。」
「悔過」與「保證」非真心
古川還提到：「2011年2月28日，國保逼我寫了一份保證書，但是說寫得不深刻不行。3月17日，我又被迫寫了一份，說還是不夠深刻。4月21日，市局國保領導來了，要求我寫一份悔過書，他給我提出了具體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寫，內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個人情況、違反的法律、悔過反省、今後的打算等五部分。4月22日早上，又要求我寫一份保證書，並讓我把我們夫婦二人的姓名與身分證號碼填上，按他們提供的模板抄寫一遍就行。其內容大致如下：一、擁護黨和政府，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二、不再發表反對黨和政府，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三、不再為維權網工作以及不再參與維權活動；四、不接受媒體或其他人的約談；五、不得將這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六、說服我妻子李昕艾，讓她也不再與政府作對。」
但他表示，無論如何，對於那些所謂的「認識」、「悔過」與「保證」，自己都不會當真，「因為那是在暴力威脅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與真心。」
中共「受驚」 開始紅色恐怖抓捕
中共當局對於當時「號召茉莉花集會」的消息「受驚」過度，開始在全國大肆抓捕。2月19日開始，大批異見人士被失蹤，不少網友被警察找上門，要求提供服務器記錄，希望能揪出是誰發出的信息。
據維權網統計，此次聲勢浩大的紅色恐怖行動，導致有至少百餘人被抓捕，更多的人被警方約談。
在今年2月19日，中國「茉莉花」革命被鎮壓兩周年的日子，大陸網友開始在網路揭露中共國保的罪行，收集受害者的名單、被關押失蹤時間以及遭遇。
慘無人道的酷刑發生在黑監獄中
這篇題為《『茉莉花』飛來『黑頭套』—被綁架失蹤63天的日子裡》的文章，詳細記錄了這一過程。「2011年2月19日，是一個讓我永世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下午4點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區分局的20多名國保警察闖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區5號樓5單元802家中，強行將我綁架抬走。之後到4月22日的63天『被失蹤』的日子裡，我先後被關押在三個『黑監獄』，對我實施的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就發生在這三個『黑監獄』中」。
「這一切都是因為2月17日下午，我在推特（TWITTER）上轉發了有關『中國茉莉花革命』的信息。18日晚上，我就接到昌平區國保陳世傑的電話，說第二天早上9點要來我家找我『喝茶』，19日上午國保來談了一陣後走了。下午卻再次返回，這次國保幾十個人強行闖進我家，幾個人圍著我，他們抓住我的雙手，試圖將我的雙手反剪到背後，但由於我使勁反抗，他們沒能成功。他們一看這樣不行，就試圖將我抬起來，但由於我緊緊抓住一個國保的衣服，他們又沒有成功，這名國保當時還喊『他緊緊抓住了我』。後來他們變換姿勢，才將我抬了起來，四個人分別抓住我的雙臂與雙腿，將我抬出了門。反抗之中，我的眼鏡掉在了地上，穿的拖鞋也掉了一隻在地上。我就這樣四肢朝天被他們抬走了。」
「不過我認為，國保只是借茉莉花之機整我，可能認為我之前很不聽話想趁機教訓我，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夫妻常年為維權網工作。」
他認為，三個黑監獄都是位於北京郊區的賓館。第一個祕密關押地大概是在昌平區，第二個大概是在密雲區，第三個可能是昌平區的『九華山莊』。「不過這些都是猜測，還無法證實。」
63個黑暗晝夜
古川在文章中描寫了自己在黑監獄渡過的63個黑暗晝夜。
「在63天中，前後有15天不讓睡覺。最初三個北京市局國保審訊我的時候要求我跪下，被我拒絕後，他們強行將我踢打跪下，又強行脫光我的衣服，其中一個國保還對我進行『性騷擾』，用腳碰我的生殖器。最後還恐嚇說如果明天真發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將我殺了。還說這荒郊野嶺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將我挖個坑埋了。並說到了這裡就要守『規矩』。所謂『規矩』，就是有人進入房間要說『領導好』，有事情，比如要上廁所、喝水、吃飯要喊『報告』。」
「正式的審問是從2月20日下午開始的。集中在關於我在推特上轉發信息的問題上，認定我的轉推就是對『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進行了宣傳，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月22日下午又對我進行了一次審問，從下午持續到深夜，這次審問主要提到的是維權網的事情，他們認定我參與了維權網的工作。期間還有很多次提審，還會打探各種隱私問題，非常無恥。最後並沒有給我具體定什麼罪名，只說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在第一個黑監獄，由十名昌平區警察24小時看守，兩人一組共五組，每兩小時一班輪流看著我，上廁所、洗澡都貼身監視。後來換成四小時一班。換到第二個『黑監獄』之後，他們變成八個人共四組，兩人一組六小時一班輪流看守，一直持續到我獲釋。」
「悔過」與「保證」非真心
古川還提到：「2011年2月28日，國保逼我寫了一份保證書，但是說寫得不深刻不行。3月17日，我又被迫寫了一份，說還是不夠深刻。4月21日，市局國保領導來了，要求我寫一份悔過書，他給我提出了具體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寫，內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個人情況、違反的法律、悔過反省、今後的打算等五部分。4月22日早上，又要求我寫一份保證書，並讓我把我們夫婦二人的姓名與身分證號碼填上，按他們提供的模板抄寫一遍就行。其內容大致如下：一、擁護黨和政府，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二、不再發表反對黨和政府，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三、不再為維權網工作以及不再參與維權活動；四、不接受媒體或其他人的約談；五、不得將這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六、說服我妻子李昕艾，讓她也不再與政府作對。」
但他表示，無論如何，對於那些所謂的「認識」、「悔過」與「保證」，自己都不會當真，「因為那是在暴力威脅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與真心。」
中共「受驚」 開始紅色恐怖抓捕
中共當局對於當時「號召茉莉花集會」的消息「受驚」過度，開始在全國大肆抓捕。2月19日開始，大批異見人士被失蹤，不少網友被警察找上門，要求提供服務器記錄，希望能揪出是誰發出的信息。
據維權網統計，此次聲勢浩大的紅色恐怖行動，導致有至少百餘人被抓捕，更多的人被警方約談。
在今年2月19日，中國「茉莉花」革命被鎮壓兩周年的日子，大陸網友開始在網路揭露中共國保的罪行，收集受害者的名單、被關押失蹤時間以及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