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1日訊】一、反憲政的官媒逆流和學者的回應
最近中國大陸官方媒體連續發表文章談論「憲政」。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在《紅旗文稿》發表《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署名「鄭志學」的作者（據爆料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陳紅太的筆名）在《黨建》發表《認清「憲政」的本質》，胡錫進在《環球時報》發表《「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幾乎眾口一辭，認為「憲政」觸及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以及「中國特色」，萬萬要不得。他們一致將「憲政」定義為「本身有著獨特的西方內涵和制度屬性」，「反映資產階級經濟政治理論與實踐」，「要改變中國的發展道路」，「斷不可接受」。因為國內知識界和民間對「習李新政」一度寄予了很多期待，也曾對「中國夢」是否「憲政夢」發生過爭論，官方媒體的動靜是否意味著中共官方在政策走向上將採取某種動作，就成了讓很多人十分敏感的話題。這幾篇文章發表之後，頓時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人們紛紛指責它們流露出的「文革」腔調、霸權姿態、荒謬學理和倒退氣息，也有人將其與最近網路盛傳的「高校七不講」、「高青十六條」聯繫起來，嚴厲批評中共當局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高壓管制的愚蠢舉措。也許有一股勢力在借這幾個人的文章投石問路，不過它應該已經感到了人們對逆流的憤怒。
在這一討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光滬和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的發聲。何光滬是神學學者，發言角度自不一般。他說：「所謂憲政，不過是說當官的要守規矩，現今中國最大最多的禍害就是當官不守規矩，社會沒有了基本規矩，就變成弱肉強食的野獸森林；現代國家憲法就是基本規矩，所以主張不要憲政，實質上是主張弱肉強食，主張中國人不要憲政，實際上是主張中國人都變成野獸，如此而已，豈有它哉。」何光滬教授的講法通俗易懂，以「基本規矩」為主題詞，既清楚解釋了大陸社會失序的真實原因，又揭示了「憲政」意在規範公權力的本質特徵。「當官的要守規矩」，天經地義，自古皆然。賀衛方是研究法律史的學者，他發表微博說：「【比爭論更重要的】我是法律史出身，深知憲政的形成有比理論研究更重要的起因，那就是社會結構本身的憲政化：各種社會組織的自治，包括封建主義構造起來的契約關係，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為利益的鬥爭與妥協，為這種爭鬥需要而形成的論壇及其議會化，還有獨立於世俗權威的精神權威的實體化。」針對網友對「精神權威實體化」的質疑，他又進一步說明：「恰恰相反，是政教分離，精神權威本身具有獨立於世俗政府的組織結構與運行資源。與此同時，這種宗教本身有合理的世俗關懷，塑造信徒追求自由與博愛的精神品格。」賀衛方教授的主題詞是「世俗權威」與「精神權威」，以及宗教信徒的「精神品格」。換句話說，好的Master，好的信仰，好的修行，與好的President，好的政府，好的治理，並行而不悖，共同構成好的社會。其實只要翻翻歷史，看看中國古代的盛世、治世，社會組織的自治已達到何種程度，不同階層之間彼此的妥協相安已達到何種程度，精神權威的獨立運行和宗教信徒的關懷追求是怎樣塑造了社會的品格，你就會知道：憲政不是個生硬的西洋詞彙，好社會需要一個穩定、合理的社會結構。反倒是中共的原始信仰，是徹頭徹尾西來的幽靈學說，難怪他們不懂也無法接受一些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二、反憲政的意識形態和權力的自殺
毛澤東當年熱衷於大談「憲政」，把它當作批評蔣介石政府的精神武器。但那不過是權宜之計。1949年建政之後，他立即撕毀了原來的所有「憲政」說辭。1954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從中可以看到今日普遍「當官不守規矩」的來源。中共是有其完備信仰的，而且在中共權力結構中，「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之間高度合一，中共的組織成員和信徒也是一人兼兩種身份，對於其教義直接去執行，去操作，罔顧「社會的基本規矩」和「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破除迷信，無法無天」。
這裡舉一個例子：中共「紅軍長征」時期的領導人之一方誌敏，1935年在江西被捕並被處死刑，臨刑時發表名言：「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他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的罪名是「謀殺來華傳教士師達能牧師夫婦」。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經過了軍事法庭的審理。1934年12月6日，紅軍方誌敏「北上先遣隊」下屬的尋淮洲「紅七軍團」佔領旌德縣城，綁架了在此傳道的師達能夫婦，以及他們剛出生兩個多月的女兒愛倫。紅軍為補充給養，提出由教會方面支付贖金貳萬元，被師達能夫婦拒絕後，紅軍於12月8日將師達能夫婦斬首「撕票」。（據《旌德縣誌》215頁）這一事件中還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一個紅軍士兵曾建議殺了小愛倫，因為她只會「礙手礙腳」。這時一個剛被紅軍釋放的農民囚犯問：「為什麼要殺死一個無辜的嬰兒？」紅軍士兵轉向他，問他是否情願為一個外國嬰兒而死。這個農民沒有絲毫猶豫地作出肯定回答，並在師達能夫婦眼前被紅軍士兵砍成碎片。尋淮州殺戮無辜的牧師和農民，他的上級方誌敏則親手殺害了自己的地主叔父，他們手起刀落之時哪裡顧及了「社會的基本規矩」？不過這卻符合中共自己的教義綱領。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說：「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中共的所謂「憲法」把社會憑空撕裂成兩類，又拒絕準確定義這兩類的內涵外延，只能任由被撕裂的人群彼此殺戮，這正是毛澤東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統治者坐收漁翁之利。這正是何光滬教授所說中國社會「變成弱肉強食的野獸森林」的原因。方誌敏、尋淮州的殘忍背後，是中共政教高度一元化的基因。嗜血殺人，以鬥為樂，如果也能算得上一種信仰，至少「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這一宣示，對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存在於其中的廣大宇宙來說，絕對是一種令人震驚的褻瀆。古老的中國文明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保合太和」，這都寫在《易傳》裡面。古老的中國思想如果稱得上古典憲法原則，那絕對不是可怖的死、也不是殘忍的鬥，而是溫暖和煦的「生」與「太和」。
轉眼八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共意識形態仍然在拒絕接受讓所有人、所有階層和平共生的「憲政」，而熱衷於維護和捍衛自己那一堆醜陋不堪的「特色」。而在此思想之下的官場，官員不守規矩，權力任意胡為，百姓朝夕濡染，早已經司空見慣。但問題是：官方媒體《解放軍報》重提「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是否意識到：信仰「鬥」，信仰嗜血殺人的「往死裡鬥」，其實是一種噬尾療飢的自殺行為？倘若所有人的末日到來，施暴者會獨享未來嗎？最近有兩則新聞耐人尋味：其一：中共「開國少將」胥治中的遺孀李靜、女兒胥曉琦，因為房子將被逼強拆，屢次遭毆打謾罵，不僅數次上訪無效，而且還遭到信訪人員訓斥：「你們不該來這裡！」胥曉琦說：「我都被他們欺壓成這樣，更可見老百姓受的是什麼樣欺壓了！」這算不算是一個遲來的覺悟？其二：官方媒體《環球時報》記者張治龍在陝西延安的家人因車禍遭遇當地交警部門的不公正對待，該記者希望當地媒體《華商報》能幫忙維權。《華商報》記者王歪問明對方是《環球時報》記者後，怒喝：「不管！」張治龍無奈地回應說：「希望王記者摒棄意識形態鬥爭，謹慎消費他人痛苦。」此事在網路上引起熱議。「摒棄意識形態鬥爭」難道不是慣於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環球時報》最該做的事？微博「@章文的文章」說：「環球時報記者在圈內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很簡單，大家瞧不起為了一碗飯而昧良心的人！」由此可見「意識形態鬥爭」到底有多恐怖：它是飛去來器，到最後，所有發出的暴力都會回落到自己頭上。
三、法輪功修鍊者與中國社會的質變
不過，中國社會並不見得一定會走上「往死裡鬥」的末日之路。何光滬教授憂患地指出：「主張中國人不要憲政，實際上是主張中國人都變成野獸。」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被弱肉強食的鬥爭哲學洗腦，變成了野獸。恰恰相反，有一群人在「真善忍」信仰的指引下修鍊自己的身心，變成了傳播光明價值的天使，這就是令世界矚目的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從1992年到1999年，是法輪功精神信仰在中國大陸廣泛傳播並飽受民眾歡迎的時期；從1999年開始，是中共江氏集團以虐殺、關押、凌辱、煽動仇恨等方式殘酷鎮壓法輪功修鍊者群體的「紅色恐怖」時期。1999年之前，法輪功修鍊者群體秉持「真善忍」信仰，在道德規則嚴重失范的社會中，以自身善良、健康、陽光的言行感染著身邊的人，社會風氣在客觀上得到明顯改善。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轉法輪》中說：「我們人人都向內去修的話，人人都從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做的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慮別人。那麼人類社會也就變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變好了，治安狀況也就變好了，說不定還沒有警察了呢。」修鍊者注重心性的升華，其努力方向在於向內去改變自身，而不是向外去關注社會，但因法輪功修鍊者並不脫離社會離群索居，反而將正常的社會交往視為個人提升的必要環境，這一人數逾億的龐大群體，在無意中令整個社會風尚隨之而升華。1999年之後，由於中共江氏集團對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公開的虐殺、關押、凌辱、煽動仇恨，這一發生在世紀之交的人間慘劇令世人為之震驚。在現代文明價值已經深入人心的年代，普通民眾甚至被迫在極權恐怖下接受洗腦，違心表態，脅迫檢舉，誘導歧視，「文革」重演使得社會文明迅速退化至少二、三十年。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將如何面對長期的迫害，會不會被迫選擇走向極端的暴力反抗？這一問題一度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賀衛方教授在2005年的天則所雙周學術研討會上做了題為《憲政路上的絆腳石與推動力》的學術演講。其中談到「去曬太陽沒有危害任何人」，「我不太理解如果一個老太太把兩個手舉向天空的這個事實怎麼會危害別人呢？」現場對話中有人提出：「（去曬太陽）在有些條件下就可能造成很多家庭的離散。……（老太太）如果她要帶上小孫女呢？小孫女如果這樣，他的父母就會不同意，因為會影響高考。」賀衛方所說，正是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在1999年之後無辜受難的遭遇，在當時高壓的政治氣氛下，「曬太陽」、「把兩個手舉向天空」是對法輪功修鍊者正常的晨煉行為的一種心照不宣的描述。他以學者的良知和勇氣仗義執言，令人欽敬。提問者沿襲中共迫害的邏輯，將執政者的犯罪行為（「家庭的離散」和「影響高考」）歸咎於法輪功修鍊者對自身信仰的堅持，自是荒謬又冷血。但這個問題實際觸及到中共統治的要害：「沒有一種基本的政教分離的傳統來保障人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賀衛方語），他們很難像一個正常社會那樣，「世俗的政治不可以倡導一種宗教、保護一種宗教而反對、迫害另外的宗教」（賀衛方語）。因為他們推行其西來幽靈信仰的直接統治，共產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崇尚仇恨、暴力、瀆神的宗教政治。所以，在共產政治社會中，社會結構高度的「反憲政化」，體現為鬆散的原子化，缺乏善意與信任，行為和思想缺乏穩定的連貫性，彼此警覺而仇視，人與人之間既沒有合理的界限，也沒有有效的連結。由於不同群體和階層沒有有效溝通的對話平台，在社會衝突中只有兩種選擇：被動的麻木服從和殘酷的同歸於盡。世俗權威完全取代了精神權威，也導致人們沒有信仰，沒有希望，沒有尊嚴。但是，「精神權威」出現於世間，正信的傳播，信仰者的群體的形成，人們秉持正信參與社會生活，必然令共產社會結構隨之而發生變化。1999年的大規模鎮壓法輪功修鍊者的做法，表示共產政治無法容忍這種「反憲政化」的社會結構的改變，無法容忍共產黨的權威之外的「獨立的精神權威」及其信徒的出現，無法容忍人們在摒棄洗腦之後選擇精神自治的人生。共產政治將一切自由的、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事物都視為它的敵人。
從1999年到現在，十四年之間，法輪功修鍊者克服了內心恐懼，戰勝了暴力逼迫，始終堅持和平善良的信仰，沒有屈服和退卻，也沒有改變以「真、善、忍」信仰面對一切的初衷。這是一群完全對人間政治沒有興趣的人，但是，正是他們以喪失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對精神自治的堅持，讓共產政治為之而震動甚至趨於瓦解。他們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共產權威」強大無敵的篤信，也幫助其他備感壓抑的善良民眾消除了深重的恐懼感。「退黨」精神運動，旨在拒絕共產信仰的醜惡價值對無辜民眾的綁架裹挾，鼓勵人們回歸精神自治的正常世界；「講真相，救世人」，旨在消除被迫洗腦、煽動仇恨給無辜民眾造成的精神傷害，幫助人們形成不受操縱的獨立判斷和清醒認知。不同階層、群體、個人正在各自的友善、文明的堅持之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社會結構的「反憲政化」正gai在逆轉。在這一群體對其他階層、群體、個人的持續不斷、友善開放的溝通的過程中，他們所堅持的「真善忍」的精神品格已慢慢地轉換、積淀，已在濡染和啟迪更多的人，並將最終成就未來社會的品格。讓所有人都守規矩，讓社會不再「變成弱肉強食的野獸森林」，這正是好的Master、好的信仰、好的修行帶給一個好社會的最重要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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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大陸官方媒體連續發表文章談論「憲政」。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在《紅旗文稿》發表《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署名「鄭志學」的作者（據爆料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陳紅太的筆名）在《黨建》發表《認清「憲政」的本質》，胡錫進在《環球時報》發表《「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幾乎眾口一辭，認為「憲政」觸及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以及「中國特色」，萬萬要不得。他們一致將「憲政」定義為「本身有著獨特的西方內涵和制度屬性」，「反映資產階級經濟政治理論與實踐」，「要改變中國的發展道路」，「斷不可接受」。因為國內知識界和民間對「習李新政」一度寄予了很多期待，也曾對「中國夢」是否「憲政夢」發生過爭論，官方媒體的動靜是否意味著中共官方在政策走向上將採取某種動作，就成了讓很多人十分敏感的話題。這幾篇文章發表之後，頓時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人們紛紛指責它們流露出的「文革」腔調、霸權姿態、荒謬學理和倒退氣息，也有人將其與最近網路盛傳的「高校七不講」、「高青十六條」聯繫起來，嚴厲批評中共當局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高壓管制的愚蠢舉措。也許有一股勢力在借這幾個人的文章投石問路，不過它應該已經感到了人們對逆流的憤怒。
在這一討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光滬和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的發聲。何光滬是神學學者，發言角度自不一般。他說：「所謂憲政，不過是說當官的要守規矩，現今中國最大最多的禍害就是當官不守規矩，社會沒有了基本規矩，就變成弱肉強食的野獸森林；現代國家憲法就是基本規矩，所以主張不要憲政，實質上是主張弱肉強食，主張中國人不要憲政，實際上是主張中國人都變成野獸，如此而已，豈有它哉。」何光滬教授的講法通俗易懂，以「基本規矩」為主題詞，既清楚解釋了大陸社會失序的真實原因，又揭示了「憲政」意在規範公權力的本質特徵。「當官的要守規矩」，天經地義，自古皆然。賀衛方是研究法律史的學者，他發表微博說：「【比爭論更重要的】我是法律史出身，深知憲政的形成有比理論研究更重要的起因，那就是社會結構本身的憲政化：各種社會組織的自治，包括封建主義構造起來的契約關係，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為利益的鬥爭與妥協，為這種爭鬥需要而形成的論壇及其議會化，還有獨立於世俗權威的精神權威的實體化。」針對網友對「精神權威實體化」的質疑，他又進一步說明：「恰恰相反，是政教分離，精神權威本身具有獨立於世俗政府的組織結構與運行資源。與此同時，這種宗教本身有合理的世俗關懷，塑造信徒追求自由與博愛的精神品格。」賀衛方教授的主題詞是「世俗權威」與「精神權威」，以及宗教信徒的「精神品格」。換句話說，好的Master，好的信仰，好的修行，與好的President，好的政府，好的治理，並行而不悖，共同構成好的社會。其實只要翻翻歷史，看看中國古代的盛世、治世，社會組織的自治已達到何種程度，不同階層之間彼此的妥協相安已達到何種程度，精神權威的獨立運行和宗教信徒的關懷追求是怎樣塑造了社會的品格，你就會知道：憲政不是個生硬的西洋詞彙，好社會需要一個穩定、合理的社會結構。反倒是中共的原始信仰，是徹頭徹尾西來的幽靈學說，難怪他們不懂也無法接受一些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二、反憲政的意識形態和權力的自殺
毛澤東當年熱衷於大談「憲政」，把它當作批評蔣介石政府的精神武器。但那不過是權宜之計。1949年建政之後，他立即撕毀了原來的所有「憲政」說辭。1954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從中可以看到今日普遍「當官不守規矩」的來源。中共是有其完備信仰的，而且在中共權力結構中，「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之間高度合一，中共的組織成員和信徒也是一人兼兩種身份，對於其教義直接去執行，去操作，罔顧「社會的基本規矩」和「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破除迷信，無法無天」。
這裡舉一個例子：中共「紅軍長征」時期的領導人之一方誌敏，1935年在江西被捕並被處死刑，臨刑時發表名言：「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他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的罪名是「謀殺來華傳教士師達能牧師夫婦」。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經過了軍事法庭的審理。1934年12月6日，紅軍方誌敏「北上先遣隊」下屬的尋淮洲「紅七軍團」佔領旌德縣城，綁架了在此傳道的師達能夫婦，以及他們剛出生兩個多月的女兒愛倫。紅軍為補充給養，提出由教會方面支付贖金貳萬元，被師達能夫婦拒絕後，紅軍於12月8日將師達能夫婦斬首「撕票」。（據《旌德縣誌》215頁）這一事件中還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一個紅軍士兵曾建議殺了小愛倫，因為她只會「礙手礙腳」。這時一個剛被紅軍釋放的農民囚犯問：「為什麼要殺死一個無辜的嬰兒？」紅軍士兵轉向他，問他是否情願為一個外國嬰兒而死。這個農民沒有絲毫猶豫地作出肯定回答，並在師達能夫婦眼前被紅軍士兵砍成碎片。尋淮州殺戮無辜的牧師和農民，他的上級方誌敏則親手殺害了自己的地主叔父，他們手起刀落之時哪裡顧及了「社會的基本規矩」？不過這卻符合中共自己的教義綱領。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說：「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中共的所謂「憲法」把社會憑空撕裂成兩類，又拒絕準確定義這兩類的內涵外延，只能任由被撕裂的人群彼此殺戮，這正是毛澤東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統治者坐收漁翁之利。這正是何光滬教授所說中國社會「變成弱肉強食的野獸森林」的原因。方誌敏、尋淮州的殘忍背後，是中共政教高度一元化的基因。嗜血殺人，以鬥為樂，如果也能算得上一種信仰，至少「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這一宣示，對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存在於其中的廣大宇宙來說，絕對是一種令人震驚的褻瀆。古老的中國文明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保合太和」，這都寫在《易傳》裡面。古老的中國思想如果稱得上古典憲法原則，那絕對不是可怖的死、也不是殘忍的鬥，而是溫暖和煦的「生」與「太和」。
轉眼八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共意識形態仍然在拒絕接受讓所有人、所有階層和平共生的「憲政」，而熱衷於維護和捍衛自己那一堆醜陋不堪的「特色」。而在此思想之下的官場，官員不守規矩，權力任意胡為，百姓朝夕濡染，早已經司空見慣。但問題是：官方媒體《解放軍報》重提「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是否意識到：信仰「鬥」，信仰嗜血殺人的「往死裡鬥」，其實是一種噬尾療飢的自殺行為？倘若所有人的末日到來，施暴者會獨享未來嗎？最近有兩則新聞耐人尋味：其一：中共「開國少將」胥治中的遺孀李靜、女兒胥曉琦，因為房子將被逼強拆，屢次遭毆打謾罵，不僅數次上訪無效，而且還遭到信訪人員訓斥：「你們不該來這裡！」胥曉琦說：「我都被他們欺壓成這樣，更可見老百姓受的是什麼樣欺壓了！」這算不算是一個遲來的覺悟？其二：官方媒體《環球時報》記者張治龍在陝西延安的家人因車禍遭遇當地交警部門的不公正對待，該記者希望當地媒體《華商報》能幫忙維權。《華商報》記者王歪問明對方是《環球時報》記者後，怒喝：「不管！」張治龍無奈地回應說：「希望王記者摒棄意識形態鬥爭，謹慎消費他人痛苦。」此事在網路上引起熱議。「摒棄意識形態鬥爭」難道不是慣於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環球時報》最該做的事？微博「@章文的文章」說：「環球時報記者在圈內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很簡單，大家瞧不起為了一碗飯而昧良心的人！」由此可見「意識形態鬥爭」到底有多恐怖：它是飛去來器，到最後，所有發出的暴力都會回落到自己頭上。
三、法輪功修鍊者與中國社會的質變
不過，中國社會並不見得一定會走上「往死裡鬥」的末日之路。何光滬教授憂患地指出：「主張中國人不要憲政，實際上是主張中國人都變成野獸。」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被弱肉強食的鬥爭哲學洗腦，變成了野獸。恰恰相反，有一群人在「真善忍」信仰的指引下修鍊自己的身心，變成了傳播光明價值的天使，這就是令世界矚目的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從1992年到1999年，是法輪功精神信仰在中國大陸廣泛傳播並飽受民眾歡迎的時期；從1999年開始，是中共江氏集團以虐殺、關押、凌辱、煽動仇恨等方式殘酷鎮壓法輪功修鍊者群體的「紅色恐怖」時期。1999年之前，法輪功修鍊者群體秉持「真善忍」信仰，在道德規則嚴重失范的社會中，以自身善良、健康、陽光的言行感染著身邊的人，社會風氣在客觀上得到明顯改善。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轉法輪》中說：「我們人人都向內去修的話，人人都從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做的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慮別人。那麼人類社會也就變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變好了，治安狀況也就變好了，說不定還沒有警察了呢。」修鍊者注重心性的升華，其努力方向在於向內去改變自身，而不是向外去關注社會，但因法輪功修鍊者並不脫離社會離群索居，反而將正常的社會交往視為個人提升的必要環境，這一人數逾億的龐大群體，在無意中令整個社會風尚隨之而升華。1999年之後，由於中共江氏集團對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公開的虐殺、關押、凌辱、煽動仇恨，這一發生在世紀之交的人間慘劇令世人為之震驚。在現代文明價值已經深入人心的年代，普通民眾甚至被迫在極權恐怖下接受洗腦，違心表態，脅迫檢舉，誘導歧視，「文革」重演使得社會文明迅速退化至少二、三十年。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將如何面對長期的迫害，會不會被迫選擇走向極端的暴力反抗？這一問題一度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賀衛方教授在2005年的天則所雙周學術研討會上做了題為《憲政路上的絆腳石與推動力》的學術演講。其中談到「去曬太陽沒有危害任何人」，「我不太理解如果一個老太太把兩個手舉向天空的這個事實怎麼會危害別人呢？」現場對話中有人提出：「（去曬太陽）在有些條件下就可能造成很多家庭的離散。……（老太太）如果她要帶上小孫女呢？小孫女如果這樣，他的父母就會不同意，因為會影響高考。」賀衛方所說，正是法輪功修鍊者群體在1999年之後無辜受難的遭遇，在當時高壓的政治氣氛下，「曬太陽」、「把兩個手舉向天空」是對法輪功修鍊者正常的晨煉行為的一種心照不宣的描述。他以學者的良知和勇氣仗義執言，令人欽敬。提問者沿襲中共迫害的邏輯，將執政者的犯罪行為（「家庭的離散」和「影響高考」）歸咎於法輪功修鍊者對自身信仰的堅持，自是荒謬又冷血。但這個問題實際觸及到中共統治的要害：「沒有一種基本的政教分離的傳統來保障人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賀衛方語），他們很難像一個正常社會那樣，「世俗的政治不可以倡導一種宗教、保護一種宗教而反對、迫害另外的宗教」（賀衛方語）。因為他們推行其西來幽靈信仰的直接統治，共產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崇尚仇恨、暴力、瀆神的宗教政治。所以，在共產政治社會中，社會結構高度的「反憲政化」，體現為鬆散的原子化，缺乏善意與信任，行為和思想缺乏穩定的連貫性，彼此警覺而仇視，人與人之間既沒有合理的界限，也沒有有效的連結。由於不同群體和階層沒有有效溝通的對話平台，在社會衝突中只有兩種選擇：被動的麻木服從和殘酷的同歸於盡。世俗權威完全取代了精神權威，也導致人們沒有信仰，沒有希望，沒有尊嚴。但是，「精神權威」出現於世間，正信的傳播，信仰者的群體的形成，人們秉持正信參與社會生活，必然令共產社會結構隨之而發生變化。1999年的大規模鎮壓法輪功修鍊者的做法，表示共產政治無法容忍這種「反憲政化」的社會結構的改變，無法容忍共產黨的權威之外的「獨立的精神權威」及其信徒的出現，無法容忍人們在摒棄洗腦之後選擇精神自治的人生。共產政治將一切自由的、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事物都視為它的敵人。
從1999年到現在，十四年之間，法輪功修鍊者克服了內心恐懼，戰勝了暴力逼迫，始終堅持和平善良的信仰，沒有屈服和退卻，也沒有改變以「真、善、忍」信仰面對一切的初衷。這是一群完全對人間政治沒有興趣的人，但是，正是他們以喪失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對精神自治的堅持，讓共產政治為之而震動甚至趨於瓦解。他們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共產權威」強大無敵的篤信，也幫助其他備感壓抑的善良民眾消除了深重的恐懼感。「退黨」精神運動，旨在拒絕共產信仰的醜惡價值對無辜民眾的綁架裹挾，鼓勵人們回歸精神自治的正常世界；「講真相，救世人」，旨在消除被迫洗腦、煽動仇恨給無辜民眾造成的精神傷害，幫助人們形成不受操縱的獨立判斷和清醒認知。不同階層、群體、個人正在各自的友善、文明的堅持之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社會結構的「反憲政化」正gai在逆轉。在這一群體對其他階層、群體、個人的持續不斷、友善開放的溝通的過程中，他們所堅持的「真善忍」的精神品格已慢慢地轉換、積淀，已在濡染和啟迪更多的人，並將最終成就未來社會的品格。讓所有人都守規矩，讓社會不再「變成弱肉強食的野獸森林」，這正是好的Master、好的信仰、好的修行帶給一個好社會的最重要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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