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1日訊】 *中國年輕人為何喜歡上網發洩？*
以下文字出自頭號黨刊《求是》雜誌：「一些現實境遇不佳的網民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罵，罵不倒黨和政府，也罵不來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識改變命運，勞動創造幸福。與其沉溺於網絡發洩不滿、抱怨社會，倒不如斷開網線、腳踏實地，刻苦學習、勤奮工作，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來改善生活、改變命運。」
這段話，如果完全不考慮中國現狀，尤其是就業狀況，確實是金玉良言，是放之各個時代各國而皆準的「宇宙真理」。可悲的是，我太瞭解中國現狀，從寫作《中國：人口的懸劍》開始（1986年出版），已經擔心了將近30年。目前，一大批無業可就的青年，精力旺盛，在大學（或研究生）畢業以後，因為找不到工作，無法通過「勞動創造幸福」，更無法依靠「知識改變命運」，於是只能「沉溺於網絡發洩不滿、抱怨社會」。看到那語言中瀰漫的戾氣，我不由得在想，如果不是有網絡論壇、微博讓他們傾洩不滿，全憋在心裡，一定會造成更多的「陳水總」。
中國的就業問題有可能解決嗎？在近幾十年內都不可能解決，近十年內只會更嚴重。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世界經濟史上沒有的奇特景象：經濟增長率年年高達8-10%以上，但就業率的增長卻跌落至1-3%的區間裡，是典型的「無就業增長」。在1999年教育產業化剛開始時，我就指出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與教育結構雙重缺陷的作用，中國必將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2003年之後，我關注的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的真假。自從各高校在上級考評壓力下不得不偽造畢業生就業率以來，不少大學生被迫讓父母親屬單位開假接收證明來換取畢業證書。這種現象讓我知道中國辛辛苦苦分析就業數據，其實無法知曉中國失業現象真相了。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該文以全國性高校畢業生調查為基礎， 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 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再以後，我每年看著高校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成了月光族、蟻族，沒找到工作的成了城市流民、啃老族，或者乾脆就用官方話語，統稱為「待富一族」。
*中國的世紀難題：就業*
要說政府完全沒為青年就業想辦法，那也不是事實。記得從2005年開始，吸收高校畢業生參軍、去西部工作，到居委會及村委會當基層幹部，一切能夠羅掘出來的就業機會都羅掘窮盡；要說大學生研究生放不下架子，也真有點冤枉他們，殯葬工、環衛工，統統都幹，不少女大學生乾脆將當「小三」當作「就業機會」。此情此境之下，儘管好點的就業機會叫「官二代」們承包了，但平民子弟能夠有碗飯吃，也算將就了。
為了安置大量城市下崗工人與失業大學生，不讓異議分子及維權者們搗亂，破壞「社會穩定」，各地政府及高校在維穩經費那塊大蛋糕慷慨地切下一塊來，分給信息員、網評員。上海、北京等地異議分子多，就讓下崗工人以跟蹤盯梢這類人士為業，每月報酬不多，約為600-800元，下崗工人也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我一朋友很榮幸地被列入盯梢名單，總想甩掉這些人，結果被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求懇：「您就讓我跟著吧，全家還指著這每月600多元過日子呢。跟丟了我就幹不成這活了。」黑龍江、湖南等地異議人士不是太多，於是讓一些文化稍高的下崗工人當網評員。這類人在全國有多少？無法得知其詳，但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台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3500多人 」；內蒙古開魯縣是一個40萬人口的偏遠郊縣，成年人口當中就有12000個充當線人參與維穩。這個鼓勵人與人之間互相告密的維穩產業，其實是個龐大的精神污染產業，它並不創造任何價值實體，用不高的報酬吸收社會底層，為中共構築了一隊思想上的盲從者。
*失業青年與社會動盪的關係*
但問題是，無論政府再怎樣慷慨，也無法將所有失業人口納入這個精神污染產業，社會上總遊蕩著一大批青年人。這些無業可就的年輕人大批沉澱於社會上，必然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日本赤軍等社會運動中，青年熱衷於參加的原因與失業的關聯不太明顯，但意大利紅色旅的組成就與青年大學生失業現象嚴重有直接關係。60年代末期的意大利失業率開始上升，同時學校開始擴大招生範圍，學生畢業後不易找到工作，受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熏陶的特倫託大學社會學學生雷納托•庫喬及其女友瑪格麗塔•卡戈爾（Margherita Cagol）、阿爾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等人創建了紅色旅（Brigate Rosse，縮寫為「BR」）。最初的成員包括大學生和一些希望改善工作條件增加待遇的工廠工人。該組織倣傚祕密組織形式，人員層層分級，同級單位相 互之間並不聯絡，最著名的行動之一是在1978年綁架並處決了意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被意大利政府定為恐怖組織。
最早注意到失業青年與社會革命的關係的應該是亨廷頓。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裡寫道，石油漲價所提供的動力80年代開始消失，但人口增長是一個持續的動力。東亞的崛起被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所推動，而伊斯蘭教的復興是被同樣驚人的人口增 長率所推動。伊斯蘭國家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巴爾幹、北非、中亞等地區遠遠超過了其鄰近國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國家，20歲出頭、失業青年數量的擴大將持續到2010年左右。與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進入就業市場的就業者將增加30%；在 埃及增長約50%。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輕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 政治系統處於緊張狀態」。亨廷頓進而論述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說，對他的國家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在青年人中的興起。
亨廷頓注意到上世紀90年代伊斯蘭教失業青年與原教旨主義發動的聖戰（即恐怖主義活動）的關係，指出伊斯蘭教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蘭教，加上受歷史上伊斯蘭教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聖戰」制度的影響，使 青少年成為了「殉教」、「聖戰」的主要來源。這一預測已被事實驗證，911之後，美國的反恐戰爭使得聖戰規模日小，但人口增並未停止，失業人口依然大量存在。2011年中東北非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參加主體也是失業青年——這些國家的失業率高達30-45%，點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一位被迫做小販的失業大學生的自焚事件。
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有什麼良策化解人口、資源之間的緊張關係。就算中國近期內實現民主化，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也不會馬上緩解，這有突尼斯等國的現狀為證。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以下文字出自頭號黨刊《求是》雜誌：「一些現實境遇不佳的網民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罵，罵不倒黨和政府，也罵不來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識改變命運，勞動創造幸福。與其沉溺於網絡發洩不滿、抱怨社會，倒不如斷開網線、腳踏實地，刻苦學習、勤奮工作，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來改善生活、改變命運。」
這段話，如果完全不考慮中國現狀，尤其是就業狀況，確實是金玉良言，是放之各個時代各國而皆準的「宇宙真理」。可悲的是，我太瞭解中國現狀，從寫作《中國：人口的懸劍》開始（1986年出版），已經擔心了將近30年。目前，一大批無業可就的青年，精力旺盛，在大學（或研究生）畢業以後，因為找不到工作，無法通過「勞動創造幸福」，更無法依靠「知識改變命運」，於是只能「沉溺於網絡發洩不滿、抱怨社會」。看到那語言中瀰漫的戾氣，我不由得在想，如果不是有網絡論壇、微博讓他們傾洩不滿，全憋在心裡，一定會造成更多的「陳水總」。
中國的就業問題有可能解決嗎？在近幾十年內都不可能解決，近十年內只會更嚴重。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世界經濟史上沒有的奇特景象：經濟增長率年年高達8-10%以上，但就業率的增長卻跌落至1-3%的區間裡，是典型的「無就業增長」。在1999年教育產業化剛開始時，我就指出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與教育結構雙重缺陷的作用，中國必將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2003年之後，我關注的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的真假。自從各高校在上級考評壓力下不得不偽造畢業生就業率以來，不少大學生被迫讓父母親屬單位開假接收證明來換取畢業證書。這種現象讓我知道中國辛辛苦苦分析就業數據，其實無法知曉中國失業現象真相了。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該文以全國性高校畢業生調查為基礎， 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 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再以後，我每年看著高校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成了月光族、蟻族，沒找到工作的成了城市流民、啃老族，或者乾脆就用官方話語，統稱為「待富一族」。
*中國的世紀難題：就業*
要說政府完全沒為青年就業想辦法，那也不是事實。記得從2005年開始，吸收高校畢業生參軍、去西部工作，到居委會及村委會當基層幹部，一切能夠羅掘出來的就業機會都羅掘窮盡；要說大學生研究生放不下架子，也真有點冤枉他們，殯葬工、環衛工，統統都幹，不少女大學生乾脆將當「小三」當作「就業機會」。此情此境之下，儘管好點的就業機會叫「官二代」們承包了，但平民子弟能夠有碗飯吃，也算將就了。
為了安置大量城市下崗工人與失業大學生，不讓異議分子及維權者們搗亂，破壞「社會穩定」，各地政府及高校在維穩經費那塊大蛋糕慷慨地切下一塊來，分給信息員、網評員。上海、北京等地異議分子多，就讓下崗工人以跟蹤盯梢這類人士為業，每月報酬不多，約為600-800元，下崗工人也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我一朋友很榮幸地被列入盯梢名單，總想甩掉這些人，結果被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求懇：「您就讓我跟著吧，全家還指著這每月600多元過日子呢。跟丟了我就幹不成這活了。」黑龍江、湖南等地異議人士不是太多，於是讓一些文化稍高的下崗工人當網評員。這類人在全國有多少？無法得知其詳，但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台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3500多人 」；內蒙古開魯縣是一個40萬人口的偏遠郊縣，成年人口當中就有12000個充當線人參與維穩。這個鼓勵人與人之間互相告密的維穩產業，其實是個龐大的精神污染產業，它並不創造任何價值實體，用不高的報酬吸收社會底層，為中共構築了一隊思想上的盲從者。
*失業青年與社會動盪的關係*
但問題是，無論政府再怎樣慷慨，也無法將所有失業人口納入這個精神污染產業，社會上總遊蕩著一大批青年人。這些無業可就的年輕人大批沉澱於社會上，必然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日本赤軍等社會運動中，青年熱衷於參加的原因與失業的關聯不太明顯，但意大利紅色旅的組成就與青年大學生失業現象嚴重有直接關係。60年代末期的意大利失業率開始上升，同時學校開始擴大招生範圍，學生畢業後不易找到工作，受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熏陶的特倫託大學社會學學生雷納托•庫喬及其女友瑪格麗塔•卡戈爾（Margherita Cagol）、阿爾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等人創建了紅色旅（Brigate Rosse，縮寫為「BR」）。最初的成員包括大學生和一些希望改善工作條件增加待遇的工廠工人。該組織倣傚祕密組織形式，人員層層分級，同級單位相 互之間並不聯絡，最著名的行動之一是在1978年綁架並處決了意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被意大利政府定為恐怖組織。
最早注意到失業青年與社會革命的關係的應該是亨廷頓。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裡寫道，石油漲價所提供的動力80年代開始消失，但人口增長是一個持續的動力。東亞的崛起被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所推動，而伊斯蘭教的復興是被同樣驚人的人口增 長率所推動。伊斯蘭國家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巴爾幹、北非、中亞等地區遠遠超過了其鄰近國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國家，20歲出頭、失業青年數量的擴大將持續到2010年左右。與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進入就業市場的就業者將增加30%；在 埃及增長約50%。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輕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 政治系統處於緊張狀態」。亨廷頓進而論述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說，對他的國家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在青年人中的興起。
亨廷頓注意到上世紀90年代伊斯蘭教失業青年與原教旨主義發動的聖戰（即恐怖主義活動）的關係，指出伊斯蘭教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蘭教，加上受歷史上伊斯蘭教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聖戰」制度的影響，使 青少年成為了「殉教」、「聖戰」的主要來源。這一預測已被事實驗證，911之後，美國的反恐戰爭使得聖戰規模日小，但人口增並未停止，失業人口依然大量存在。2011年中東北非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參加主體也是失業青年——這些國家的失業率高達30-45%，點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一位被迫做小販的失業大學生的自焚事件。
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有什麼良策化解人口、資源之間的緊張關係。就算中國近期內實現民主化，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也不會馬上緩解，這有突尼斯等國的現狀為證。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