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2日訊】最近，愛德華·斯諾登泄密美國政府監控事件引發了全球熱議。有人認為美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和中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實，這是嚴重誤解。有人憂慮美國是否也會成為喬治·奧威爾筆下「老大哥」無所不在的大洋國，其實，這是誇大其詞。
比較一下中美兩國政府監控的目的、內容、程序和後果，就不難發現，美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與中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美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是自由國家在憲政體制下對私人的有限監控，是不得不有的必要之惡，其目的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其權力受到法治約束。中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是極權國家在專政體制下對私人的全面監控，是必鬚根除的極權之惡，其目的在於維護中共極權統治，其權力不受法治約束。換句話說，美國人可以受到充分的法治保護，而中國人仍在遭受專政的任意侵犯。因此，對於斯諾登泄密的「稜鏡門」事件，中國政府沒有任何資格幸災樂禍，中國人也不要被混淆視聽的說辭所迷惑。
為了反恐和國家安全，監控外國政府、外國公民和本國公民，是各國政府情報和安全機構的基本職能，也是各國政府彼此心照不宣的普遍做法和公開祕密。西方大國、俄羅斯、中國等大國政府無不實施此種國家安全監控。作為世界上遭受恐怖威脅最大的國家，美國政府在9·11事件之後通過反恐立法實施的國家安全監控本是一種正常做法，斯諾登在「稜鏡門」事件中的爆料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對於斯諾登的爆料，克格勃出身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受採訪時表現淡定，他表示俄羅斯早就知道斯諾登爆料的內容，並直言監控項目並不稀奇。
但是，中共政府的監控遠遠超出了必要的國家安全監控，而正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繪的極權主義監控。中共政府對中國公民的監控與德國納粹極權政府對德國公民的監控、蘇聯共產極權政府對蘇聯國民的監控、朝鮮金氏家族政府對朝鮮國民的監控同屬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總體全面監控和國家恐怖主義。董樂山先生說，這種極權主義「是中外歷史上任何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們連想也想不到的。」這種全面監控是以國家恐怖主義暴力威脅的手段，強制吞噬任何的個人心靈，強制消滅任何的個體差別，強制滅絕任何的正常人性。
在「稜鏡門」事件的影響下，奧威爾反烏托邦主義、反極權主義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的中英文版近期受到中外讀者關注，在幾大銷售商的暢銷書排行榜上排名快速上升，銷量大幅增加。其中，中譯本《一九八四》近期榮升亞馬遜中國暢銷書排行榜第36名，銷量大增。對中國讀者來說，這是件好事。藉此機會，可以讓中國人認識到，美國政府為了反恐和國家安全而實施的監控只是應該受到法治限制，以防止其過度濫用，而中共政府為了專政和迫害良善而實施的監控則是那種總體的、全面的、反人類的監控，是根本不應存在的，是必須予以徹底根除的極權之惡。
中共建政之前就確立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極權主義統治方式。中共建政之後，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的家庭、社會中間組織、道德和信仰體系，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對中共領袖毛澤東無限忠誠的全面控制體系，這種全面監控在「文革」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共對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首先採取了最原始的人盯人的監控方式。與東歐祕密警察不同，毛澤東採取了更加惡毒的人整人的群眾監控方式。在這種群眾監控方式下，家庭、學校、機關、單位都是監控機構，都具有監控職能。在這種群眾監控方式下，人人自危，沒有親情，沒有愛情，沒有友情，沒有人性，沒有「親親相隱」，只有對「老大哥」（「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每個人都可能是中共的眼線，每個人都可能是中共的卧底，每個人都競相告密、揭發、檢舉，以表示忠誠，以獲得自保。在那個年代，同僚、戰友、同事、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夫妻之間相互告密、揭發、檢舉，是常有的事兒。告密成了人們的生存策略。丁東先生這樣描述那個年代：「夫妻互相檢舉，父子互相揭發，師生互相批判，朋友互相告密，從平民百姓，到國家主席的家庭，都不能倖免。偉大領袖的魅力佔領了國人的信仰空間，中華民族的傳統人倫——父子、夫妻、兄弟、師生、朋友之間的信任幾乎土崩瓦解。」
章詒和女士回憶過那並不如煙的往事中的幾多告密事件。《告密者》一文指出，當年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一些好友至交，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卧底》一文憶及，在被打為右派的馮亦代孤獨落寞之際，章伯鈞夫婦將其作為朋友，熱心邀請他經常來家做客、款待、聊天，但卻未曾料到，這位面相慈祥的馮亦代卻是被中共指派負責收集大右派章伯鈞 「反動材料」的卧底。1978年以來，中共的極權統治被迫開始有所鬆動，但是，中共的極權本性並未改變，告密仍然是當今中共治國的一大策略，告密仍在當下發生。例如，中國高校是思想活躍的地方，也是中共監控的重點，中國高校普遍建立了執行中共監控任務的信息員制度。在中國高校，教師因揭露、批評中共極權專政而被學生告密的事件時有發生，盧雪松女士、楊師群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有良知的教師都曾因學生告密而遭受中共威脅或者迫害。章詒和女士認為，「極權制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現實的歷史，就不再只是歷史，它已化為現實。」「只要學生還在奉命舉報教師的課堂言論，只要電話和郵件還在被監聽和監控，密告和監視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們當下活生生的存在。」是的，往事並不如煙！
除了發動群眾告密之外，中共還設有專門的監控機構，例如街道、社區、派出所。這些機構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監控和打壓批評中共極權專政、倡導民主憲政、呼籲公示官員財產、上訪維權、敢言律師、良知記者、信仰群體、少數民族群體。各地街道、社區、派出所經常假借人口普查或者登記住戶的名義，一年多次反覆登記公民信息，或者上門騷擾住戶。當然，還有常規的祕密警察和國安特務，長年專門負責監控所謂的著名敏感人士。尤其是，一到中共所謂的敏感年份、敏感月份、敏感日子，更是加強監控，反覆排查，家家戶戶都經常不得安生。隨著中共紅潮末世，天災人禍不斷，中共罪惡增多，這所謂的敏感時期也越來越多，一年之中已經幾乎沒有多少不敏感的時期了。這顯然不是正常法治國家的做法，而是極權警察國家的行徑。其目的何在？當然不是什麼所謂的社會穩定和公共秩序，而是中共極權晚期恐懼瘋狂的愚蠢自保。
在電子訊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中共政府的監控術也在與時俱進。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和進駐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都必須接受中共的要求，幫助中共政府監控所謂的敏感言論，並且通過監控打壓、抓捕和迫害正義人士。例如，2009年6月，中共工信部發布《關於電腦預裝綠色上網過濾軟體的通知》，以「掃黃」的名義要求7月1日之後在中國銷售的所有個人電腦出廠時預裝一款名為「綠壩——花季護航」的綠色上網過濾軟體，進口電腦在中國銷售前也將預裝該軟體。然而，被破解出的綠壩過濾詞彙庫卻顯示，色情關鍵字有2700多個，而非色情關鍵詞列表卻有6500多個，在非色情關鍵詞中，大約有6500多敏感詞彙，其中法輪功相關名詞的詞彙佔據絕大多數。可見，中共掃黃是假，防法輪功是真，監控法輪功是真。
在今天的中國，可謂監控攝像頭密布。2011年8月2日，英國《衛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監控攝像頭進入超市、影院及課堂》的報道，中國各地政府近年花費巨資，在街道、小區、超市、商場、影院、教室等場所，強制安裝了不計其數的高解析度攝像頭，並且派出大批專職人員管理這些監控攝像。「監控攝像頭無所不在，無論是街道、商場，還是大學教師，亦或是異議者的家門外，你都能見到。」雖然英國也有安裝監控攝像頭，但是中國政府對於安裝監控攝像頭的熱情卻更高。在民主國家，安裝的監控攝像頭數量有限，而且要受到獨立法院、隱私條例、信息保存期限規則、監控錄像信息取得途徑的法律程序以及獨立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監督和約束。在中國，監控攝像頭以驚人的速度逐年增加，監控攝像頭數量巨大，卻沒有這些人權保障措施，使其很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奧威爾式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公民的表現都受監控，私人生活也不例外。這些監控攝像頭與其說主要是監控普通犯罪行為，還不如說主要是為了恐嚇和打壓中共極權統治所不能容忍的各種信仰、異見和維權人士。
中共政府覺得這些監控措施並不夠用，還要建立更為高級的資料庫，使其覆蓋每個居民，提高「社會管理」，實現同個人身份證相連接，以便實時掌握每個人的基本信息和主要行蹤。為此，身份證就成了中共全面監控中國公民的最重要手段。2011年10月29日，中共政府修改了《居民身份證法》，其第三條規定，「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應當登記指紋信息。」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出示執法證件，可以查驗居民身份證：（一）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實施現場管制時，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三）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突發事件時，需要查明現場有關人員身份的；（四）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港口、碼頭、機場或者在重大活動期間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場所，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五）法律規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絕人民警察查驗居民身份證的，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分別不同情形，採取措施予以處理。」可見，警察可以隨意檢查公民的身份證，沒有什麼真正的保護措施和法律程序。隨後，中共政府就在全國強制推行第二代居民身份證，並且通過公安機關與其他政府部門和企事業機構之間的全國範圍內的身份證和信息資料庫聯網，快速識別身份和查詢信息，加強所謂的「社會管理」。例如，一些大城市的中共公安部門強制要求賓館酒店與公安系統進行身份證信息聯網並建立了自動報警系統，旅客入住賓館登記身份證信息時，一旦落入中共鎖定的特定身份人員範圍，系統內部就會發出自動報警，派出所警察隨即就會來到賓館採取抓捕行動。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已經發生多起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在賓館登記身份證後，被當地警察非法騷擾甚至綁架迫害的事件。可見，這套系統當然不只是用來偵查犯罪的，更是用來迫害信仰人士、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
對此，有人混淆視聽，說什麼美國的社會安全號和中國身份證具有同樣的效果。徐子沛先生在《大數據》一書中提到，在美國，從來沒有發放過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駕駛證、護照和社會安全號都只是部分地起到了身份證件的作用。「嚴格地說，美國的社會安全號還算不上統一的身份證件。因為它只記錄姓名，連男女、年齡、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沒有，公民也不需要隨身攜帶，該號碼被明確規定為個人隱私。」1974年《隱私法》還專條規定「要控制社會安全號對個人隱私造成的威脅。」「幾乎沒有官員敢在公開場合支持統一身份證的做法。」「近幾十年以來，美國也對統一身份證這個問題做過很多次民意調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曇花一現，每次都是反對意見佔了絕對上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個月，「有70%的民眾都支持全民統一身份證的計劃」，「但沒想到，這和珍珠港事件之後的社會反應一模一樣。僅僅幾個月之後，2002年3月，蓋洛普民調表明，統一身份證的支持率下降到26%，反對率上升為41%。很多人表示，他們支持在機場加強身份的查驗，但反對在銀行、醫療、教育、福利等領域使用統一的身份標識。」徐子沛先生提到美國民意調查創始人喬治·蓋洛普1942年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的觀點，「統一身份證是管理社會、控制公民的一種手段，在美國，這種手段被視為警察國家的做法，是集權社會的象徵，是違反美國精神的。」中共公然利用全國統一身份證全面監控中國公民的做法，正是極權主義全面監控的真實寫照。
除了利用身份證實施全面監控之外，中共政府還強制推行互聯網實名制，以實現對個人和社會的全面監控。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其中第六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用戶辦理網站接入服務，辦理固定電話、行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布服務，應當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中共政府借口說其他國家也都加強網路信息管理，因此，中共所謂的網路實名制符合國際慣例。然而，網路實名制根本不是什麼國際慣例。實際上，只有韓國政府曾經短期實施過有限的網路實名制。2007年，為了防止網路惡性留言導致的社會弊害，韓國通過了《關於促進信息通信網利用與信息保護法》，要求日均訪客超過10萬人以上的網上留言需要經過實名認證。但是，2012年8月23日，韓國憲法法院8名法官一直裁決，該法侵犯了公民言論自由，卻沒有促進公共利益，因此該法是違憲的，隨後韓國政府廢除了網路實名制。在中國，各地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地依據中共操縱下通過的《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抓緊實施固定電話、行動電話和互聯網實名制。就在斯諾登泄密「稜鏡門」事件熱炒之際，2013年6月19日，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網高調報道，截至2012年年底，西藏已實現全區276萬電話用戶和146．74萬互聯網用戶全部真實身份登記的目標，西藏自治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本地固定電話、行動電話和互聯網用戶真實身份登記全覆蓋。對於中共強制推定的網路實名制，中國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周永坤教授認為，「網路實名制既不合國際慣例，也已為世界上唯一的實名制國家——韓國——證明為得不償失。網路實名制是直接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它通過對隱私權的侵犯間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權，特別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它也會妨礙反腐事業，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動力。如此不顧國際慣例與前車之鑒的立法之所以出台，與家長主義立法觀念有關。」的確，中共推行固定電話、行動電話和網路實名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加強對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讓中國人都時刻不要忘了「老大哥在看著你」，從而乖乖地做中共極權統治下的順民。
中共當代極權監控的樣板，當屬王立軍以打黑和加強社會管理為名，投入27億元從德國和以色列購買先進設備，配備上萬警力，在重慶建立的情報信息中心——「大情報」體系。據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封面文章「起底王立軍」報道，王立軍要求從社保到銀行，除軍事、戰爭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視為自己的資源，要讓情報信息中心「真正成為一支武裝到牙齒的戰鬥團隊」，要用科技革命毫不客氣地衝擊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王立軍介紹，情報中心可在12分半鍾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可通過13個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監控其行動軌跡。2010年5月14日，在為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做報告時，王立軍透露了其「大情報」建設的奇跡：春節前5天，4000多名有劣跡的人員進入了重慶，6小時內被鎖定，3400多人被警方點對點地見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時內離開了重慶。在王立軍建設的「大情報」體系中，無論個人自由、隱私和尊嚴，還是法治程序，什麼界限和約束都可以任意打破。可見，王立軍的「大情報」與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電幕」確有一比，都是應用高科技手段，踢開任何的法治約束，達到為所欲為的專政治理目的。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發現，中共對中國公民的監控正是那種憲政國家和自由公民所強烈反對的極權主義的全面監控，也正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預言的「老大哥在看著你」的那種全面監控。這種全面監控不尊重任何人權，不講究任何法治，因為它根本就不是用來保護公民權利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而是用來維護極權統治和消滅自由人性的。這種扼殺人性的極權主義全面監控令人不寒而慄！
中共對於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令人想起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電幕」和「思想警察」。「沒有辦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監視著。思想警察究竟多麼經常，或者根據什麼安排在接收某個人的線路，那你就只能猜測了。甚至可以想象，他們對每個人都是從頭到尾一直在監視著的。反正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都可以接上你的線路。你只能在這樣的假定下生活——從已經成為本能的習慣出發，你早已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做出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在極權老大哥的全面監控下，個體被消滅了，人性被消滅了，每個人的身體和心靈都必須無限忠誠「偉光正的」極權老大哥。《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溫斯頓和裘莉亞，一對還沒有被極權統治所吞噬、還有正常人性的相愛男女，被祕密警察所發現，在遭受了殘酷的監禁、審問、拷打和洗腦之後，最終悲傷無奈地分別背叛了對方。「你不可能再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裡什麼都成了死灰。你不再有正常人的愛情、友誼、生活的樂趣、歡笑、好奇、勇氣、正直。你是空無所有。我們要把你擠空，然後再用我們自己把你填滿。」
中共對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這也可以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找到答案。「黨要當權完全是為了它自己。我們對別人的好處並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權力感興趣。」「只對權力，純粹的權力有興趣。」「權力不是手段，權力是目的。」「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權力的目的是權力。」「黨所操心的不是維繫血統相傳而是維繫黨的本身的永存。由誰掌握權力並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保持不變。」
如今，中共極權暴政已經進入了末世，它不可能改變極權主義的本性，但已經越來越無力維繫其全面監控。老大哥依然在看著你，但是，人性已經復甦，個體已經覺醒，已經沒有人對老大哥無限忠誠了。等待老大哥的，是最後的審判！
比較一下中美兩國政府監控的目的、內容、程序和後果，就不難發現，美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與中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美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是自由國家在憲政體制下對私人的有限監控，是不得不有的必要之惡，其目的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其權力受到法治約束。中國政府對私人的監控是極權國家在專政體制下對私人的全面監控，是必鬚根除的極權之惡，其目的在於維護中共極權統治，其權力不受法治約束。換句話說，美國人可以受到充分的法治保護，而中國人仍在遭受專政的任意侵犯。因此，對於斯諾登泄密的「稜鏡門」事件，中國政府沒有任何資格幸災樂禍，中國人也不要被混淆視聽的說辭所迷惑。
為了反恐和國家安全，監控外國政府、外國公民和本國公民，是各國政府情報和安全機構的基本職能，也是各國政府彼此心照不宣的普遍做法和公開祕密。西方大國、俄羅斯、中國等大國政府無不實施此種國家安全監控。作為世界上遭受恐怖威脅最大的國家，美國政府在9·11事件之後通過反恐立法實施的國家安全監控本是一種正常做法，斯諾登在「稜鏡門」事件中的爆料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對於斯諾登的爆料，克格勃出身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受採訪時表現淡定，他表示俄羅斯早就知道斯諾登爆料的內容，並直言監控項目並不稀奇。
但是，中共政府的監控遠遠超出了必要的國家安全監控，而正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繪的極權主義監控。中共政府對中國公民的監控與德國納粹極權政府對德國公民的監控、蘇聯共產極權政府對蘇聯國民的監控、朝鮮金氏家族政府對朝鮮國民的監控同屬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總體全面監控和國家恐怖主義。董樂山先生說，這種極權主義「是中外歷史上任何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們連想也想不到的。」這種全面監控是以國家恐怖主義暴力威脅的手段，強制吞噬任何的個人心靈，強制消滅任何的個體差別，強制滅絕任何的正常人性。
在「稜鏡門」事件的影響下，奧威爾反烏托邦主義、反極權主義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的中英文版近期受到中外讀者關注，在幾大銷售商的暢銷書排行榜上排名快速上升，銷量大幅增加。其中，中譯本《一九八四》近期榮升亞馬遜中國暢銷書排行榜第36名，銷量大增。對中國讀者來說，這是件好事。藉此機會，可以讓中國人認識到，美國政府為了反恐和國家安全而實施的監控只是應該受到法治限制，以防止其過度濫用，而中共政府為了專政和迫害良善而實施的監控則是那種總體的、全面的、反人類的監控，是根本不應存在的，是必須予以徹底根除的極權之惡。
中共建政之前就確立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極權主義統治方式。中共建政之後，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的家庭、社會中間組織、道德和信仰體系，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對中共領袖毛澤東無限忠誠的全面控制體系，這種全面監控在「文革」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共對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首先採取了最原始的人盯人的監控方式。與東歐祕密警察不同，毛澤東採取了更加惡毒的人整人的群眾監控方式。在這種群眾監控方式下，家庭、學校、機關、單位都是監控機構，都具有監控職能。在這種群眾監控方式下，人人自危，沒有親情，沒有愛情，沒有友情，沒有人性，沒有「親親相隱」，只有對「老大哥」（「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每個人都可能是中共的眼線，每個人都可能是中共的卧底，每個人都競相告密、揭發、檢舉，以表示忠誠，以獲得自保。在那個年代，同僚、戰友、同事、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夫妻之間相互告密、揭發、檢舉，是常有的事兒。告密成了人們的生存策略。丁東先生這樣描述那個年代：「夫妻互相檢舉，父子互相揭發，師生互相批判，朋友互相告密，從平民百姓，到國家主席的家庭，都不能倖免。偉大領袖的魅力佔領了國人的信仰空間，中華民族的傳統人倫——父子、夫妻、兄弟、師生、朋友之間的信任幾乎土崩瓦解。」
章詒和女士回憶過那並不如煙的往事中的幾多告密事件。《告密者》一文指出，當年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一些好友至交，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卧底》一文憶及，在被打為右派的馮亦代孤獨落寞之際，章伯鈞夫婦將其作為朋友，熱心邀請他經常來家做客、款待、聊天，但卻未曾料到，這位面相慈祥的馮亦代卻是被中共指派負責收集大右派章伯鈞 「反動材料」的卧底。1978年以來，中共的極權統治被迫開始有所鬆動，但是，中共的極權本性並未改變，告密仍然是當今中共治國的一大策略，告密仍在當下發生。例如，中國高校是思想活躍的地方，也是中共監控的重點，中國高校普遍建立了執行中共監控任務的信息員制度。在中國高校，教師因揭露、批評中共極權專政而被學生告密的事件時有發生，盧雪松女士、楊師群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有良知的教師都曾因學生告密而遭受中共威脅或者迫害。章詒和女士認為，「極權制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現實的歷史，就不再只是歷史，它已化為現實。」「只要學生還在奉命舉報教師的課堂言論，只要電話和郵件還在被監聽和監控，密告和監視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們當下活生生的存在。」是的，往事並不如煙！
除了發動群眾告密之外，中共還設有專門的監控機構，例如街道、社區、派出所。這些機構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監控和打壓批評中共極權專政、倡導民主憲政、呼籲公示官員財產、上訪維權、敢言律師、良知記者、信仰群體、少數民族群體。各地街道、社區、派出所經常假借人口普查或者登記住戶的名義，一年多次反覆登記公民信息，或者上門騷擾住戶。當然，還有常規的祕密警察和國安特務，長年專門負責監控所謂的著名敏感人士。尤其是，一到中共所謂的敏感年份、敏感月份、敏感日子，更是加強監控，反覆排查，家家戶戶都經常不得安生。隨著中共紅潮末世，天災人禍不斷，中共罪惡增多，這所謂的敏感時期也越來越多，一年之中已經幾乎沒有多少不敏感的時期了。這顯然不是正常法治國家的做法，而是極權警察國家的行徑。其目的何在？當然不是什麼所謂的社會穩定和公共秩序，而是中共極權晚期恐懼瘋狂的愚蠢自保。
在電子訊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中共政府的監控術也在與時俱進。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和進駐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都必須接受中共的要求，幫助中共政府監控所謂的敏感言論，並且通過監控打壓、抓捕和迫害正義人士。例如，2009年6月，中共工信部發布《關於電腦預裝綠色上網過濾軟體的通知》，以「掃黃」的名義要求7月1日之後在中國銷售的所有個人電腦出廠時預裝一款名為「綠壩——花季護航」的綠色上網過濾軟體，進口電腦在中國銷售前也將預裝該軟體。然而，被破解出的綠壩過濾詞彙庫卻顯示，色情關鍵字有2700多個，而非色情關鍵詞列表卻有6500多個，在非色情關鍵詞中，大約有6500多敏感詞彙，其中法輪功相關名詞的詞彙佔據絕大多數。可見，中共掃黃是假，防法輪功是真，監控法輪功是真。
在今天的中國，可謂監控攝像頭密布。2011年8月2日，英國《衛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監控攝像頭進入超市、影院及課堂》的報道，中國各地政府近年花費巨資，在街道、小區、超市、商場、影院、教室等場所，強制安裝了不計其數的高解析度攝像頭，並且派出大批專職人員管理這些監控攝像。「監控攝像頭無所不在，無論是街道、商場，還是大學教師，亦或是異議者的家門外，你都能見到。」雖然英國也有安裝監控攝像頭，但是中國政府對於安裝監控攝像頭的熱情卻更高。在民主國家，安裝的監控攝像頭數量有限，而且要受到獨立法院、隱私條例、信息保存期限規則、監控錄像信息取得途徑的法律程序以及獨立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監督和約束。在中國，監控攝像頭以驚人的速度逐年增加，監控攝像頭數量巨大，卻沒有這些人權保障措施，使其很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奧威爾式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公民的表現都受監控，私人生活也不例外。這些監控攝像頭與其說主要是監控普通犯罪行為，還不如說主要是為了恐嚇和打壓中共極權統治所不能容忍的各種信仰、異見和維權人士。
中共政府覺得這些監控措施並不夠用，還要建立更為高級的資料庫，使其覆蓋每個居民，提高「社會管理」，實現同個人身份證相連接，以便實時掌握每個人的基本信息和主要行蹤。為此，身份證就成了中共全面監控中國公民的最重要手段。2011年10月29日，中共政府修改了《居民身份證法》，其第三條規定，「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應當登記指紋信息。」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出示執法證件，可以查驗居民身份證：（一）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實施現場管制時，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三）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突發事件時，需要查明現場有關人員身份的；（四）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港口、碼頭、機場或者在重大活動期間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場所，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五）法律規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絕人民警察查驗居民身份證的，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分別不同情形，採取措施予以處理。」可見，警察可以隨意檢查公民的身份證，沒有什麼真正的保護措施和法律程序。隨後，中共政府就在全國強制推行第二代居民身份證，並且通過公安機關與其他政府部門和企事業機構之間的全國範圍內的身份證和信息資料庫聯網，快速識別身份和查詢信息，加強所謂的「社會管理」。例如，一些大城市的中共公安部門強制要求賓館酒店與公安系統進行身份證信息聯網並建立了自動報警系統，旅客入住賓館登記身份證信息時，一旦落入中共鎖定的特定身份人員範圍，系統內部就會發出自動報警，派出所警察隨即就會來到賓館採取抓捕行動。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已經發生多起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在賓館登記身份證後，被當地警察非法騷擾甚至綁架迫害的事件。可見，這套系統當然不只是用來偵查犯罪的，更是用來迫害信仰人士、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
對此，有人混淆視聽，說什麼美國的社會安全號和中國身份證具有同樣的效果。徐子沛先生在《大數據》一書中提到，在美國，從來沒有發放過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駕駛證、護照和社會安全號都只是部分地起到了身份證件的作用。「嚴格地說，美國的社會安全號還算不上統一的身份證件。因為它只記錄姓名，連男女、年齡、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沒有，公民也不需要隨身攜帶，該號碼被明確規定為個人隱私。」1974年《隱私法》還專條規定「要控制社會安全號對個人隱私造成的威脅。」「幾乎沒有官員敢在公開場合支持統一身份證的做法。」「近幾十年以來，美國也對統一身份證這個問題做過很多次民意調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曇花一現，每次都是反對意見佔了絕對上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個月，「有70%的民眾都支持全民統一身份證的計劃」，「但沒想到，這和珍珠港事件之後的社會反應一模一樣。僅僅幾個月之後，2002年3月，蓋洛普民調表明，統一身份證的支持率下降到26%，反對率上升為41%。很多人表示，他們支持在機場加強身份的查驗，但反對在銀行、醫療、教育、福利等領域使用統一的身份標識。」徐子沛先生提到美國民意調查創始人喬治·蓋洛普1942年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的觀點，「統一身份證是管理社會、控制公民的一種手段，在美國，這種手段被視為警察國家的做法，是集權社會的象徵，是違反美國精神的。」中共公然利用全國統一身份證全面監控中國公民的做法，正是極權主義全面監控的真實寫照。
除了利用身份證實施全面監控之外，中共政府還強制推行互聯網實名制，以實現對個人和社會的全面監控。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其中第六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用戶辦理網站接入服務，辦理固定電話、行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布服務，應當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中共政府借口說其他國家也都加強網路信息管理，因此，中共所謂的網路實名制符合國際慣例。然而，網路實名制根本不是什麼國際慣例。實際上，只有韓國政府曾經短期實施過有限的網路實名制。2007年，為了防止網路惡性留言導致的社會弊害，韓國通過了《關於促進信息通信網利用與信息保護法》，要求日均訪客超過10萬人以上的網上留言需要經過實名認證。但是，2012年8月23日，韓國憲法法院8名法官一直裁決，該法侵犯了公民言論自由，卻沒有促進公共利益，因此該法是違憲的，隨後韓國政府廢除了網路實名制。在中國，各地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地依據中共操縱下通過的《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抓緊實施固定電話、行動電話和互聯網實名制。就在斯諾登泄密「稜鏡門」事件熱炒之際，2013年6月19日，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網高調報道，截至2012年年底，西藏已實現全區276萬電話用戶和146．74萬互聯網用戶全部真實身份登記的目標，西藏自治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本地固定電話、行動電話和互聯網用戶真實身份登記全覆蓋。對於中共強制推定的網路實名制，中國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周永坤教授認為，「網路實名制既不合國際慣例，也已為世界上唯一的實名制國家——韓國——證明為得不償失。網路實名制是直接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它通過對隱私權的侵犯間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權，特別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它也會妨礙反腐事業，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動力。如此不顧國際慣例與前車之鑒的立法之所以出台，與家長主義立法觀念有關。」的確，中共推行固定電話、行動電話和網路實名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加強對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讓中國人都時刻不要忘了「老大哥在看著你」，從而乖乖地做中共極權統治下的順民。
中共當代極權監控的樣板，當屬王立軍以打黑和加強社會管理為名，投入27億元從德國和以色列購買先進設備，配備上萬警力，在重慶建立的情報信息中心——「大情報」體系。據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封面文章「起底王立軍」報道，王立軍要求從社保到銀行，除軍事、戰爭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視為自己的資源，要讓情報信息中心「真正成為一支武裝到牙齒的戰鬥團隊」，要用科技革命毫不客氣地衝擊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王立軍介紹，情報中心可在12分半鍾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可通過13個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監控其行動軌跡。2010年5月14日，在為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做報告時，王立軍透露了其「大情報」建設的奇跡：春節前5天，4000多名有劣跡的人員進入了重慶，6小時內被鎖定，3400多人被警方點對點地見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時內離開了重慶。在王立軍建設的「大情報」體系中，無論個人自由、隱私和尊嚴，還是法治程序，什麼界限和約束都可以任意打破。可見，王立軍的「大情報」與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電幕」確有一比，都是應用高科技手段，踢開任何的法治約束，達到為所欲為的專政治理目的。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發現，中共對中國公民的監控正是那種憲政國家和自由公民所強烈反對的極權主義的全面監控，也正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預言的「老大哥在看著你」的那種全面監控。這種全面監控不尊重任何人權，不講究任何法治，因為它根本就不是用來保護公民權利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而是用來維護極權統治和消滅自由人性的。這種扼殺人性的極權主義全面監控令人不寒而慄！
中共對於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令人想起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電幕」和「思想警察」。「沒有辦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監視著。思想警察究竟多麼經常，或者根據什麼安排在接收某個人的線路，那你就只能猜測了。甚至可以想象，他們對每個人都是從頭到尾一直在監視著的。反正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都可以接上你的線路。你只能在這樣的假定下生活——從已經成為本能的習慣出發，你早已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做出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在極權老大哥的全面監控下，個體被消滅了，人性被消滅了，每個人的身體和心靈都必須無限忠誠「偉光正的」極權老大哥。《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溫斯頓和裘莉亞，一對還沒有被極權統治所吞噬、還有正常人性的相愛男女，被祕密警察所發現，在遭受了殘酷的監禁、審問、拷打和洗腦之後，最終悲傷無奈地分別背叛了對方。「你不可能再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裡什麼都成了死灰。你不再有正常人的愛情、友誼、生活的樂趣、歡笑、好奇、勇氣、正直。你是空無所有。我們要把你擠空，然後再用我們自己把你填滿。」
中共對中國公民的全面監控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這也可以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找到答案。「黨要當權完全是為了它自己。我們對別人的好處並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權力感興趣。」「只對權力，純粹的權力有興趣。」「權力不是手段，權力是目的。」「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權力的目的是權力。」「黨所操心的不是維繫血統相傳而是維繫黨的本身的永存。由誰掌握權力並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保持不變。」
如今，中共極權暴政已經進入了末世，它不可能改變極權主義的本性，但已經越來越無力維繫其全面監控。老大哥依然在看著你，但是，人性已經復甦，個體已經覺醒，已經沒有人對老大哥無限忠誠了。等待老大哥的，是最後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