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日訊】（新唐人記者隋念綜合報導）目前在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擔任教授的孫旭培素有“中國最為敢言的新聞研究學者”之稱。他曾擔任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1984年參與起草中國第一份新聞法草案，但始終未獲通過。日前，孫旭培接受《騰訊網》新聞中心編輯沈洪的採訪，並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下面是這篇採訪的文摘轉載。
曾起草《新聞法》但始終沒有被通過
孫旭培介紹說，“經歷“文革”的中國人都對媒體的所作所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聞界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上要求制定新聞法，保護媒體說真話的權利。”1984年，時任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胡績偉找到孫旭培，請他去籌備指定新聞法的工作。
“於是教科文委員會與新聞所合辦一個新聞法研究室，由我負責具體工作。我們招新聞法研究生，辦《新聞法通訊》，編寫《新聞法知識講座》，跟胡績偉到各地召開徵求新聞立法意見的討論會。後來我帶著兩個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聞法草案。胡績偉組織討論，修改多次。我們的草案有兩個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二是“報紙刊物的創辦也可由自然人進行”。這招致胡喬木的不滿。他做過許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聞立法的目的應是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新聞媒體的創辦，由出版法去規定，新聞法不要管；先出臺出版法，再出臺新聞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結果很像個出版管理條例，在人大也很難形成統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過，新聞法就沒戲了。
與此同時，上面還讓上海也起草了一個新聞法草案，連同後來新聞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個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沒有任何結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會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聞立法，但總是被回答：新聞立法正在進行中。這顯然不是真話。後來乾脆回答：新聞立法排在遠期規劃中。
中國出版界一直存在“法外禁載”現象
其實，中國是有憲法的，憲法中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孫旭培說，“可是在中國，誰要提出依憲施政，按社會主義的憲法搞憲政，還是個冒風險的事；憲法規定有言論出版自由，可媒體都認為這個詞彙太敏感，極力回避。”孫旭培舉例說，“其實，1949年制訂的《政協共同綱領》就規定有“保護報導真實新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這出版自由就是新聞自由，英語裡用的是同一個詞。我們現在即使不用新聞自由，談言論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樣很難嗎？你看我們的刊物發過幾篇言論出版自由的文章？我們建國以來有哪個部門開過言論出版自由的會？連學術會議也不敢開。
所以，即使孫教授提倡的只是在一黨專政下的“適度的新聞自由”，他的最重要的一本學術著作《坎坷之路：新聞自由在中國》，還是一直沒有出版社敢於出版。“我多次要求出版社為我提供一份書面資料，說明我的著作違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項禁載內容（其中前10條都是《出版管理條例》上所規定的）中的哪些條文。還有違背什麼其他規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認了。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提供。祕密在於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載”，即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條文作依據，而禁止發表或出版。他們憑長期在極為嚴格的管理中所積累起來的感覺，就知道什麼東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楣，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條例》。他們為我舉出多個因出了一本不該出的書，而導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這些事雖不一定發新聞，但在出版圈子裡會拿出來殺雞儆猴，讓大家曉以利害。可歎在中國，並沒有”法無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憑有關部門琢磨“社會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無權對“社會效果”做出評判。”
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只有“黨人辦報”
孫旭培說：“我三十多年來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中國從晚清到民國都有民營報紙和出版自由，為什麼到1949年這個歷史突然中斷？如果中國再走上新聞自由之路，現實中的一系列不適應、不配套，甚至不允許又怎麼解決呢？許多問題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採訪中曾提到流傳很廣的陳雲的一句話，也許可以回答孫教授的疑問，陳雲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 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可是孫旭培認為，“在文明國家裡新聞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不能從如何掌握馭民之術的角度去看是要還是不要。而且，我認為一個政黨當初用自由民主號召全國人民，取得政權，就應該兌現承諾，這是起碼的政治倫理。”
他認為目前沒有“文人辦報”，只有“黨人辦報”。“文人辦報”是在有言論自由制度的條件下出現的，現在只有“黨人辦報”，而且是唯一政黨的報紙。報人以黨性原則為依歸。只要跟著黨的路線走，對人民造成再大的禍害，也安然無事。大躍進、文革中一些新聞人的所作所為沒有受到什麼追究，就是證明。他們是在既無新聞法，也無法有強烈的新聞道德意識的情況下工作的。
他認為，“在各項自由中，言論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我國長期不提自由，沒有自由就無民主可言。”所以，在幾十年的理論研究中，“新聞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
孫旭培主張“新聞改革小步前進，不斷發展。”他舉例說，“一個省的宣傳部門，你去年下達各種報導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後降到五六十次，新聞自由度就會有一個顯著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個省的禁令並不不誇張。2006年南方一個新聞集團一年接到來自各方面的各種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達10次之多。”
“又如，民辦報紙現在條件不成熟，能不能將都市報改成公共報紙形式，即報紙所有制不變，但不要設主管單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讓七八家都市報做試點？現在，新聞體制領域比哪個領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漸進，還不時看到倒退。比如，《南方週末》搞了跨地區監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歡迎，因為機關報體制下難以進行的監督在這家報紙上得到一些展現。本來我以為國家還會再布幾個這樣的點，進行跨地區監督，沒想到，宣傳管理部門頂不住各地一些有權者的反對，竟於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區監督。有關部門應該捫心自問，這樣做符合新聞改革發展的大趨勢嗎？這樣做是不是一種政治上的短期行為？這樣做該不該為近五六年更加升級的腐敗、濫權承擔責任呢？”
即便如此艱難，孫旭培一直抱有樂觀的態度。他說：“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詭，總還有一種基本的民意在運行，順著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無須悲觀，社會終究會沿著民意走，那些張牙舞爪的勢力終究會垮 掉。這個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勢無論是好還是不好的時候，個人無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的時候，都能堅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動搖。”
曾起草《新聞法》但始終沒有被通過
孫旭培介紹說，“經歷“文革”的中國人都對媒體的所作所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聞界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上要求制定新聞法，保護媒體說真話的權利。”1984年，時任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胡績偉找到孫旭培，請他去籌備指定新聞法的工作。
“於是教科文委員會與新聞所合辦一個新聞法研究室，由我負責具體工作。我們招新聞法研究生，辦《新聞法通訊》，編寫《新聞法知識講座》，跟胡績偉到各地召開徵求新聞立法意見的討論會。後來我帶著兩個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聞法草案。胡績偉組織討論，修改多次。我們的草案有兩個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二是“報紙刊物的創辦也可由自然人進行”。這招致胡喬木的不滿。他做過許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聞立法的目的應是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新聞媒體的創辦，由出版法去規定，新聞法不要管；先出臺出版法，再出臺新聞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結果很像個出版管理條例，在人大也很難形成統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過，新聞法就沒戲了。
與此同時，上面還讓上海也起草了一個新聞法草案，連同後來新聞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個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沒有任何結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會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聞立法，但總是被回答：新聞立法正在進行中。這顯然不是真話。後來乾脆回答：新聞立法排在遠期規劃中。
中國出版界一直存在“法外禁載”現象
其實，中國是有憲法的，憲法中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孫旭培說，“可是在中國，誰要提出依憲施政，按社會主義的憲法搞憲政，還是個冒風險的事；憲法規定有言論出版自由，可媒體都認為這個詞彙太敏感，極力回避。”孫旭培舉例說，“其實，1949年制訂的《政協共同綱領》就規定有“保護報導真實新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這出版自由就是新聞自由，英語裡用的是同一個詞。我們現在即使不用新聞自由，談言論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樣很難嗎？你看我們的刊物發過幾篇言論出版自由的文章？我們建國以來有哪個部門開過言論出版自由的會？連學術會議也不敢開。
所以，即使孫教授提倡的只是在一黨專政下的“適度的新聞自由”，他的最重要的一本學術著作《坎坷之路：新聞自由在中國》，還是一直沒有出版社敢於出版。“我多次要求出版社為我提供一份書面資料，說明我的著作違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項禁載內容（其中前10條都是《出版管理條例》上所規定的）中的哪些條文。還有違背什麼其他規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認了。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提供。祕密在於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載”，即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條文作依據，而禁止發表或出版。他們憑長期在極為嚴格的管理中所積累起來的感覺，就知道什麼東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楣，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條例》。他們為我舉出多個因出了一本不該出的書，而導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這些事雖不一定發新聞，但在出版圈子裡會拿出來殺雞儆猴，讓大家曉以利害。可歎在中國，並沒有”法無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憑有關部門琢磨“社會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無權對“社會效果”做出評判。”
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只有“黨人辦報”
孫旭培說：“我三十多年來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中國從晚清到民國都有民營報紙和出版自由，為什麼到1949年這個歷史突然中斷？如果中國再走上新聞自由之路，現實中的一系列不適應、不配套，甚至不允許又怎麼解決呢？許多問題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採訪中曾提到流傳很廣的陳雲的一句話，也許可以回答孫教授的疑問，陳雲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 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可是孫旭培認為，“在文明國家裡新聞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不能從如何掌握馭民之術的角度去看是要還是不要。而且，我認為一個政黨當初用自由民主號召全國人民，取得政權，就應該兌現承諾，這是起碼的政治倫理。”
他認為目前沒有“文人辦報”，只有“黨人辦報”。“文人辦報”是在有言論自由制度的條件下出現的，現在只有“黨人辦報”，而且是唯一政黨的報紙。報人以黨性原則為依歸。只要跟著黨的路線走，對人民造成再大的禍害，也安然無事。大躍進、文革中一些新聞人的所作所為沒有受到什麼追究，就是證明。他們是在既無新聞法，也無法有強烈的新聞道德意識的情況下工作的。
他認為，“在各項自由中，言論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我國長期不提自由，沒有自由就無民主可言。”所以，在幾十年的理論研究中，“新聞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
孫旭培主張“新聞改革小步前進，不斷發展。”他舉例說，“一個省的宣傳部門，你去年下達各種報導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後降到五六十次，新聞自由度就會有一個顯著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個省的禁令並不不誇張。2006年南方一個新聞集團一年接到來自各方面的各種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達10次之多。”
“又如，民辦報紙現在條件不成熟，能不能將都市報改成公共報紙形式，即報紙所有制不變，但不要設主管單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讓七八家都市報做試點？現在，新聞體制領域比哪個領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漸進，還不時看到倒退。比如，《南方週末》搞了跨地區監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歡迎，因為機關報體制下難以進行的監督在這家報紙上得到一些展現。本來我以為國家還會再布幾個這樣的點，進行跨地區監督，沒想到，宣傳管理部門頂不住各地一些有權者的反對，竟於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區監督。有關部門應該捫心自問，這樣做符合新聞改革發展的大趨勢嗎？這樣做是不是一種政治上的短期行為？這樣做該不該為近五六年更加升級的腐敗、濫權承擔責任呢？”
即便如此艱難，孫旭培一直抱有樂觀的態度。他說：“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詭，總還有一種基本的民意在運行，順著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無須悲觀，社會終究會沿著民意走，那些張牙舞爪的勢力終究會垮 掉。這個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勢無論是好還是不好的時候，個人無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的時候，都能堅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動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