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0日訊】中共在中國大陸執政六十餘年，期間，製造了數位驚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可謂罄竹難書，惡行累累。自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至今60餘年，近4億5千萬人死於中共的暴政和迫害。
一，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就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導致大批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國共產黨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
據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
三，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位顯示，人口急劇下降。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國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000萬人。」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裡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國共產黨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國共產黨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祕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在當時3,300萬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100人餓死，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在鳳陽，面對饑荒，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被迫害人數達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 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說，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在當時有1,600萬人口的貴州，「約有100萬人死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河南信陽地區，因饑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當年要麽自己家吃過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安徽亳縣，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資訊：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饑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資料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319萬，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
從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四，中國共產黨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裡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 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國共產黨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建政第五期（198x年及之後）
計劃生育-----滔天三十年：
強制一胎化法西斯計劃生育滅族政策，是中供魔頭毛臘肉、伍豪首創，鄧矮子發揚光大的徹頭徹尾的反人權、反人類、種族滅絕、種族迫害政策。
毋庸諱言，計劃生育是共黨最大的惡政，沒有之一，如同一個鐵桶牢牢的禁錮著中國的人性、道德，以及倫理。
計生反映了這個政權極其低下的執政能力和邪惡的執政理念。反映了這個政權對我們中國人的最根本態度：無盡的藐視和仇恨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的搜刮和踐踏。把納稅養活它們的中國人當作負擔和累贅，把消滅我們當作政績和「基本國策」！
如果共黨認為中國絕對人口多，那大家分家，分成十個二十個國家是不是就不需要計生了？中國排名世界三十幾位，人口密度大的國家比中國發達的比比皆是！華人地區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哪個不比大陸人口密度大，哪個不比大陸發達？問題的癥結在於你們低下的執政能力，49年以後連年政治運動把中國推到了社會、經濟、政治總崩潰的邊緣！
為了你們的苟延殘喘不惜透支國家民族的未來，不惜踐踏全中國老百姓的最基本人權實行反人類的計生制度！沒有比支持一個指著你的鼻子說你是這個世界所不需要的，要消滅你的政權更愚蠢的了！
非民主國家的一個最大特色是，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必然立即產生權力利益。計劃生育當然也不例外，何況還是「大力」的政策。自然而然的，計劃生育的實施過程必然伴隨著巨大的利益斂收，以及血腥，醜陋，骯髒。
在本質上，計劃生育是反人類的。人和天地間的萬物一樣會有繁衍生長的需要，這是自然現象。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那些攻擊反計生者為繁殖狂的人，自己大可 以選擇不生或少生，卻沒有權利禁止別人去生。丁克的死去或兒孫繞膝的落幕都是個人選擇的權力，不能因為你要煢煢孑立，就必須要別人也形影相弔。這種譴責還 只是道德上的辯駁。當牽扯到權力介入的時候，就變得血腥和殘忍。
30年來4億婦女累計流產12億次，打胎10億次，妊娠結束14億次，強制結紮5000萬人次，自願節育6000萬人次，30年來400萬童被拐賣，1000萬婦女淪為性工作者，5000萬光棍成為黃賭毒的受害者，1500萬個家庭由於車禍等意外事故沒了孩子。1000萬人絕後。30年來共搗毀了中國婦女（不含臺灣、香港、澳門）4億個子宮，切割1.1億根輸卵管和輸精管，拆遷房屋1500萬套，牽牛、豬大牲畜1000萬頭次，2億人沒有了舅舅姑姑哥哥姐姐妹妹，3億人無緣無故的沒了親戚。
強制引產、強制結紮、強行開除，強行罰款。可謂「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2009年9月，國家人口計殺委主任女魔頭李斌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得意洋洋宣佈：「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近30年來，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並稱「30年少生4億，中國創造了世界人口發展奇跡」。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計殺委副主任趙白鴿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億人」的說法，並由此提出，中國的計劃生育為減少污染氣體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引起國際社會一陣喧嘩。
「1991年，山東冠縣、莘縣等地開展「百日無孩」運動，冠縣縣委書記曾昭起下令全縣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間要無小孩出生。」
三十年來，自上而下的計生利益群體已經牢牢的寄生在中國人民的軀體上，瘋狂的吸血，瘋狂的嗜血，而且變本加厲。
計生之罪罄竹難書，以下僅僅是簡單收集的計劃生育罪惡的一小部分，冰山之一角。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一，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就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導致大批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國共產黨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
據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
三，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位顯示，人口急劇下降。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國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000萬人。」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裡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國共產黨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國共產黨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祕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在當時3,300萬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100人餓死，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在鳳陽，面對饑荒，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被迫害人數達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 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說，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在當時有1,600萬人口的貴州，「約有100萬人死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河南信陽地區，因饑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當年要麽自己家吃過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安徽亳縣，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資訊：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饑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資料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319萬，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
從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四，中國共產黨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裡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 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國共產黨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建政第五期（198x年及之後）
計劃生育-----滔天三十年：
強制一胎化法西斯計劃生育滅族政策，是中供魔頭毛臘肉、伍豪首創，鄧矮子發揚光大的徹頭徹尾的反人權、反人類、種族滅絕、種族迫害政策。
毋庸諱言，計劃生育是共黨最大的惡政，沒有之一，如同一個鐵桶牢牢的禁錮著中國的人性、道德，以及倫理。
計生反映了這個政權極其低下的執政能力和邪惡的執政理念。反映了這個政權對我們中國人的最根本態度：無盡的藐視和仇恨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的搜刮和踐踏。把納稅養活它們的中國人當作負擔和累贅，把消滅我們當作政績和「基本國策」！
如果共黨認為中國絕對人口多，那大家分家，分成十個二十個國家是不是就不需要計生了？中國排名世界三十幾位，人口密度大的國家比中國發達的比比皆是！華人地區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哪個不比大陸人口密度大，哪個不比大陸發達？問題的癥結在於你們低下的執政能力，49年以後連年政治運動把中國推到了社會、經濟、政治總崩潰的邊緣！
為了你們的苟延殘喘不惜透支國家民族的未來，不惜踐踏全中國老百姓的最基本人權實行反人類的計生制度！沒有比支持一個指著你的鼻子說你是這個世界所不需要的，要消滅你的政權更愚蠢的了！
非民主國家的一個最大特色是，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必然立即產生權力利益。計劃生育當然也不例外，何況還是「大力」的政策。自然而然的，計劃生育的實施過程必然伴隨著巨大的利益斂收，以及血腥，醜陋，骯髒。
在本質上，計劃生育是反人類的。人和天地間的萬物一樣會有繁衍生長的需要，這是自然現象。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那些攻擊反計生者為繁殖狂的人，自己大可 以選擇不生或少生，卻沒有權利禁止別人去生。丁克的死去或兒孫繞膝的落幕都是個人選擇的權力，不能因為你要煢煢孑立，就必須要別人也形影相弔。這種譴責還 只是道德上的辯駁。當牽扯到權力介入的時候，就變得血腥和殘忍。
30年來4億婦女累計流產12億次，打胎10億次，妊娠結束14億次，強制結紮5000萬人次，自願節育6000萬人次，30年來400萬童被拐賣，1000萬婦女淪為性工作者，5000萬光棍成為黃賭毒的受害者，1500萬個家庭由於車禍等意外事故沒了孩子。1000萬人絕後。30年來共搗毀了中國婦女（不含臺灣、香港、澳門）4億個子宮，切割1.1億根輸卵管和輸精管，拆遷房屋1500萬套，牽牛、豬大牲畜1000萬頭次，2億人沒有了舅舅姑姑哥哥姐姐妹妹，3億人無緣無故的沒了親戚。
強制引產、強制結紮、強行開除，強行罰款。可謂「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2009年9月，國家人口計殺委主任女魔頭李斌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得意洋洋宣佈：「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近30年來，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並稱「30年少生4億，中國創造了世界人口發展奇跡」。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計殺委副主任趙白鴿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億人」的說法，並由此提出，中國的計劃生育為減少污染氣體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引起國際社會一陣喧嘩。
「1991年，山東冠縣、莘縣等地開展「百日無孩」運動，冠縣縣委書記曾昭起下令全縣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間要無小孩出生。」
三十年來，自上而下的計生利益群體已經牢牢的寄生在中國人民的軀體上，瘋狂的吸血，瘋狂的嗜血，而且變本加厲。
計生之罪罄竹難書，以下僅僅是簡單收集的計劃生育罪惡的一小部分，冰山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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