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8日訊】中共建政幾十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據《同舟共進》雜誌2010年第12期披露，在中共「肅反」期間，一位當兵的少女只因為她長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混進革命隊伍的千金小姐，不「肅」掉不放心。而被中共殺掉。
當年在川北有一個著名的「紅軍之家」，王新敏、王新正兩兄弟，王新詩、王新國、王新蘭三姐妹，加上入贅到王家的任俊卿，一家有6人參加紅軍。如今這兄弟姐妹6人中，只有最小的王新蘭還健在，他們當中有4人「英年早逝」，但沒有一人是死在戰場上，卻全是被自己人（中共）殺掉的，僅剩下王新詩、王新蘭兩姐妹。
據王新蘭回憶，一天深夜，小新蘭和姐姐新國睡在一起。不知啥時候，小新蘭被驚醒了，睜眼一看，姐姐已被幾名戰士拖了起來，正在用繩子反捆雙臂。戰士們不解釋，捆好，就推著她往外走。王新蘭那時雖然才12歲，可一看這肅殺的氣氛，就明白大禍臨頭了。她一下子撲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拚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們不要抓走她呀！」王新蘭眼睜睜看著姐姐被帶進沉沉的黑夜裡，再也沒有回來……
對新國的死，王新蘭一直掛在心上。許多年後，她才通過丈夫蕭華，從當年負責肅反的一位領導口中得知，殺王新國的原因是：她長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混進革命隊伍的千金小姐，不「肅」掉不放心。
據介紹，當年「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行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天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
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如【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所指，中共建政後，肅反、公私合營、反右、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每次都採用了相同的手段。
「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
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什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當年在川北有一個著名的「紅軍之家」，王新敏、王新正兩兄弟，王新詩、王新國、王新蘭三姐妹，加上入贅到王家的任俊卿，一家有6人參加紅軍。如今這兄弟姐妹6人中，只有最小的王新蘭還健在，他們當中有4人「英年早逝」，但沒有一人是死在戰場上，卻全是被自己人（中共）殺掉的，僅剩下王新詩、王新蘭兩姐妹。
據王新蘭回憶，一天深夜，小新蘭和姐姐新國睡在一起。不知啥時候，小新蘭被驚醒了，睜眼一看，姐姐已被幾名戰士拖了起來，正在用繩子反捆雙臂。戰士們不解釋，捆好，就推著她往外走。王新蘭那時雖然才12歲，可一看這肅殺的氣氛，就明白大禍臨頭了。她一下子撲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拚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們不要抓走她呀！」王新蘭眼睜睜看著姐姐被帶進沉沉的黑夜裡，再也沒有回來……
對新國的死，王新蘭一直掛在心上。許多年後，她才通過丈夫蕭華，從當年負責肅反的一位領導口中得知，殺王新國的原因是：她長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混進革命隊伍的千金小姐，不「肅」掉不放心。
據介紹，當年「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行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天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
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如【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所指，中共建政後，肅反、公私合營、反右、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每次都採用了相同的手段。
「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
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什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