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5日訊】在牛津大學，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者坐在一起，把本已具有的共識用文字表示出來，首發在了共識網上。
能夠使身在中國的不同思想和學術背景的知識分子坐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共識，在這裡面，最大的大家在表述共識文本之前卻忘記填寫的共識底色就是我們必須離開原點。而離開原點之後所要驅往的走向卻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爭論不休的問題，這樣的爭論本身隱含著巨大的共識性。
而我認為秦暉黃記蘇陳明何光滬等發起的這樣一個尋求共識，表述共識的活動裡面最為重要的前見必須是，這種共識不是被人商洽以至於可以達成，乃是根本存在而被發現。當下中國的崛起是作為共識文本語境的首要字彙，而中國的是否崛起亦是曾經值得討論的問題，作為配置為大背景的底色字彙，簽署者需要捍衛的是崛起值得認同所具有的字彙張力，也就是說，崛起一詞在怎麼的程度上書寫了中國的現狀。
如果中國的崛起是背景，而對中國崛起無體認，無觀感的人，是否應該有願意離開不崛起之中國的強烈意願，答案肯定，所有的人，都在感同身受著中國必須要改變的民族意識。要變，不僅是共識的前提那麼簡單，這是整個古老東方民族的民族意識。上升到民族意識的深度，我們需要解決的是，那些很大一部分並未認同這個崛起的群落。
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這個做為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並沒有被所有中國人一體的分沾，所以，就連崛起是否為事實都值得討論。以崛起為浪漫主義的大背景，這樣的表述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基本上是屬於知識分子的有限性的表達思軌。是否崛起，在更廣泛的人群裡，是不被關注和討論的，真正需要為之側目，吸引所有願意擔當道統的知識分子之心靈的是，需要改變。這種需要改變，不是需要捍衛和表述的，乃是天然的在於每寸肌膚裡的生命鮮活因子。
這樣的表述可以避免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由此淵源而來，當這份共識文本出來的時候，很多觀察家在發現，這些聯署者都是清一色的書齋氣質的知識分子。而今天中國需要改變的迫切，不亞於清末時刻，清末主流的思潮是在辯論保皇還是革命。辯論並未結束，但是槍聲一響。君主立憲不是被遺忘的選項，而成了辛亥槍聲響了之後的事實選擇。
今日中國，行動主義在百姓視界裡，還是活動的主流，王炳章博士學習孫中山，在南中國向台灣借槍武裝鬥爭，范亞峰博士在北京積累地下教會20省市力量，2009年由代表郭飛雄向美國商討借槍武裝鬥爭，這都是在中下社會階層裡影響巨大的時代精神。
在中國，歷史的書寫從來是主旋律的鋪張，是上層社會意識的註腳，這些厚重意識與文字，真正的作用是在評述，而現實中國這個大河將來的走向，卻與河面地下的暗流關係頗大。所以，在謀求任何的共識面前，都要考慮更廣泛的中下民眾族群的意見，而他們的意見經常不被見諸文字的宣揚。
所以，若是說牛津此份共識有蒼白之處，這就是淪為不願參與政治運動的政治知識分子的自我陶醉。願意認真梳理未來每個藥方走向的人會發現，因為需要改變已經成為民族意識，那麼在這個民族意識由滲進骨髓的理念之後，人們已然採取了行動。
而這個行動的指導者卻從來不是預設達成的文本，而是趨利避害的具體實踐，於是，人們普遍接受了後改革時代的概念，在這個概念裡面，怎麼做的行動，成了指導一切的實用且必然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從來沒有按照既定方針去鋪設未來的可能，真實的情況是，走著走著路就出來了。
所以，這份共識的補救文本應該是朝向行動主義者的，那就是：
1、中國需要改變，改變必須以中國人的選擇為準，中共不是中國人的合法選擇，必須使其成為過去式。
2、對於如何變，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爭論，但是在強大的中共面前，我們先一起力促社會的政治轉型，以後的不同，在行動中和成功後在解決。
3、現在世界變化很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多元自由應該是以後中國的主流文化。
4、中國應該作為和平有美德的世界的建設者。
這樣，所納入的群落會更多，也會更符合中國政治生態的構造，離開起點，離開原點，必須改變，既然這個是轟轟烈烈的民族意識，所以，我覺得，中國是有希望的。
能夠使身在中國的不同思想和學術背景的知識分子坐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共識，在這裡面，最大的大家在表述共識文本之前卻忘記填寫的共識底色就是我們必須離開原點。而離開原點之後所要驅往的走向卻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爭論不休的問題，這樣的爭論本身隱含著巨大的共識性。
而我認為秦暉黃記蘇陳明何光滬等發起的這樣一個尋求共識，表述共識的活動裡面最為重要的前見必須是，這種共識不是被人商洽以至於可以達成，乃是根本存在而被發現。當下中國的崛起是作為共識文本語境的首要字彙，而中國的是否崛起亦是曾經值得討論的問題，作為配置為大背景的底色字彙，簽署者需要捍衛的是崛起值得認同所具有的字彙張力，也就是說，崛起一詞在怎麼的程度上書寫了中國的現狀。
如果中國的崛起是背景，而對中國崛起無體認，無觀感的人，是否應該有願意離開不崛起之中國的強烈意願，答案肯定，所有的人，都在感同身受著中國必須要改變的民族意識。要變，不僅是共識的前提那麼簡單，這是整個古老東方民族的民族意識。上升到民族意識的深度，我們需要解決的是，那些很大一部分並未認同這個崛起的群落。
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這個做為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並沒有被所有中國人一體的分沾，所以，就連崛起是否為事實都值得討論。以崛起為浪漫主義的大背景，這樣的表述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基本上是屬於知識分子的有限性的表達思軌。是否崛起，在更廣泛的人群裡，是不被關注和討論的，真正需要為之側目，吸引所有願意擔當道統的知識分子之心靈的是，需要改變。這種需要改變，不是需要捍衛和表述的，乃是天然的在於每寸肌膚裡的生命鮮活因子。
這樣的表述可以避免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由此淵源而來，當這份共識文本出來的時候，很多觀察家在發現，這些聯署者都是清一色的書齋氣質的知識分子。而今天中國需要改變的迫切，不亞於清末時刻，清末主流的思潮是在辯論保皇還是革命。辯論並未結束，但是槍聲一響。君主立憲不是被遺忘的選項，而成了辛亥槍聲響了之後的事實選擇。
今日中國，行動主義在百姓視界裡，還是活動的主流，王炳章博士學習孫中山，在南中國向台灣借槍武裝鬥爭，范亞峰博士在北京積累地下教會20省市力量，2009年由代表郭飛雄向美國商討借槍武裝鬥爭，這都是在中下社會階層裡影響巨大的時代精神。
在中國，歷史的書寫從來是主旋律的鋪張，是上層社會意識的註腳，這些厚重意識與文字，真正的作用是在評述，而現實中國這個大河將來的走向，卻與河面地下的暗流關係頗大。所以，在謀求任何的共識面前，都要考慮更廣泛的中下民眾族群的意見，而他們的意見經常不被見諸文字的宣揚。
所以，若是說牛津此份共識有蒼白之處，這就是淪為不願參與政治運動的政治知識分子的自我陶醉。願意認真梳理未來每個藥方走向的人會發現，因為需要改變已經成為民族意識，那麼在這個民族意識由滲進骨髓的理念之後，人們已然採取了行動。
而這個行動的指導者卻從來不是預設達成的文本，而是趨利避害的具體實踐，於是，人們普遍接受了後改革時代的概念，在這個概念裡面，怎麼做的行動，成了指導一切的實用且必然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從來沒有按照既定方針去鋪設未來的可能，真實的情況是，走著走著路就出來了。
所以，這份共識的補救文本應該是朝向行動主義者的，那就是：
1、中國需要改變，改變必須以中國人的選擇為準，中共不是中國人的合法選擇，必須使其成為過去式。
2、對於如何變，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爭論，但是在強大的中共面前，我們先一起力促社會的政治轉型，以後的不同，在行動中和成功後在解決。
3、現在世界變化很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多元自由應該是以後中國的主流文化。
4、中國應該作為和平有美德的世界的建設者。
這樣，所納入的群落會更多，也會更符合中國政治生態的構造，離開起點，離開原點，必須改變，既然這個是轟轟烈烈的民族意識，所以，我覺得，中國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