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9日訊】(新唐人記者馬寧綜合報導）中共高層的特供由來已久。1941時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任弼時從蘇聯帶回了等級供給制，由此開始，中共領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特供製度延續到現在。
中共高層的特供由來已久
中共文字獄中的第一個犧牲者王實味，在其《野百合花》裡面對中共高層的「等級供給制」頗為不滿。他在文章中稱：「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1941年春，任弼時按照蘇聯體制健全了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同時完善了機關食堂的管理制度。
據《南都周刊》早前報導，當時的延安的伙食標準按照等級制度執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工作人員伙食，分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規定「每人每月須吃8次肉，每次4兩」、「饅頭每月須吃4次」、「菜內應增加油4錢到5錢」、「米要碾細，米湯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飯維持同等水平，並規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長級別幹部或七年以上黨齡者、技術工作人員享用。
小灶則要求米面各佔一半比重，注意飯菜的調劑等，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幹部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王實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並不滿這種「特供」制度，於是便寫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語，代表著其強烈情感。
「特供」之「特」
中共篡權不久，在北京玉泉山附近的「香山農場」建成，其產品專供副總理以上中央領導和部分老中央委員。
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歷任服務科招待員、辦事員、總特灶伙食組組長等職的張寶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參考》上，發表了一篇記錄香山農場歷史的文章，並稱香山農場「開啟了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製度。」
供給制年代，香山農場主要人物是保證中共高層的飲食供給，「除了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需要外，其他首長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由於香山農場的特殊性，其規模也不斷擴大，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農場還開墾了山坡荒地，栽種果樹。並按照三個級別區別果品。
據張寶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憶，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農場還負責「少數首長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農場還專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
這種特殊需要的特殊對待，被稱為「專供中的特供」。
34號「北京食品供應處」
1956年6月1日，地處北京東華門大街34號的「北京食品供應處」正式營業。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被習慣稱為「34號供應部」的食品供應機構，是一個正處級單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業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團」之前身。34號供應部是這個制度機構體系化、任務政治化的肇始。
「特供」之「特」，在於三個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質量、高水準第二，方便第三。特供食品，要做到「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一絲不苟、絕不鬆懈、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
負責「特供」業務幹部與職工，由商業局親自選調，而保衛幹部與化驗人員，必須經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政治態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點審查的因素。
大飢荒年代特供也未間斷
1959年至1961年是中國的大饑荒年，但是特供製度卻高度發展。
對享受「特供」待遇的幹部，因權位高低和官職大小而制定標準。如「四副雙高」（人 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與最高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的標準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
而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鳳凰衛視曾報導，由於商品匱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國各地以「政治大局」為重，壓縮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號供應部管轄的專用生產基地，如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均配備當時最先進的設施，「甚至連豬捨、養牛場都是聘請蘇聯專家設計和建築的」。
中共高層的特供由來已久
中共文字獄中的第一個犧牲者王實味，在其《野百合花》裡面對中共高層的「等級供給制」頗為不滿。他在文章中稱：「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1941年春，任弼時按照蘇聯體制健全了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同時完善了機關食堂的管理制度。
據《南都周刊》早前報導，當時的延安的伙食標準按照等級制度執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工作人員伙食，分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規定「每人每月須吃8次肉，每次4兩」、「饅頭每月須吃4次」、「菜內應增加油4錢到5錢」、「米要碾細，米湯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飯維持同等水平，並規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長級別幹部或七年以上黨齡者、技術工作人員享用。
小灶則要求米面各佔一半比重，注意飯菜的調劑等，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幹部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王實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並不滿這種「特供」制度，於是便寫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語，代表著其強烈情感。
「特供」之「特」
中共篡權不久，在北京玉泉山附近的「香山農場」建成，其產品專供副總理以上中央領導和部分老中央委員。
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歷任服務科招待員、辦事員、總特灶伙食組組長等職的張寶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參考》上，發表了一篇記錄香山農場歷史的文章，並稱香山農場「開啟了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製度。」
供給制年代，香山農場主要人物是保證中共高層的飲食供給，「除了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需要外，其他首長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由於香山農場的特殊性，其規模也不斷擴大，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農場還開墾了山坡荒地，栽種果樹。並按照三個級別區別果品。
據張寶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憶，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農場還負責「少數首長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農場還專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
這種特殊需要的特殊對待，被稱為「專供中的特供」。
34號「北京食品供應處」
1956年6月1日，地處北京東華門大街34號的「北京食品供應處」正式營業。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被習慣稱為「34號供應部」的食品供應機構，是一個正處級單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業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團」之前身。34號供應部是這個制度機構體系化、任務政治化的肇始。
「特供」之「特」，在於三個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質量、高水準第二，方便第三。特供食品，要做到「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一絲不苟、絕不鬆懈、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
負責「特供」業務幹部與職工，由商業局親自選調，而保衛幹部與化驗人員，必須經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政治態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點審查的因素。
大飢荒年代特供也未間斷
1959年至1961年是中國的大饑荒年，但是特供製度卻高度發展。
對享受「特供」待遇的幹部，因權位高低和官職大小而制定標準。如「四副雙高」（人 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與最高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的標準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
而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鳳凰衛視曾報導，由於商品匱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國各地以「政治大局」為重，壓縮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號供應部管轄的專用生產基地，如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均配備當時最先進的設施，「甚至連豬捨、養牛場都是聘請蘇聯專家設計和建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