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0日訊】 前一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歷史學家馬勇發表新作《坦然面對歷史的傷》，馬勇教授從重新思考中國現代化的視角出發，完整解讀晚清七十年，並且論證從長遠來看，《南京條約》帶來的五口通商是「雙贏」，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所倡導的確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富強道路並沒有錯，光緒皇帝推動改革並非想像那麼難。他更提出，八國聯軍是為拯救被義和團和慈禧太後向萬國宣戰而陷於危局的外交官和教民而來。他認為對歷史真實應該報以坦然和善意，這才可以重新理解這個國家曾經走過的路。
官方喉舌馬上組織文章痛批馬勇的觀點，認為既定的官方史觀不容顛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就是思想基石，義和團反帝反封建是「國家意識形態」，絕對不容改寫。殺人放火、怪力亂神的義和團居然是反帝反封建，這樣荒誕的說詞，根本就不是討論問題的語言。
不妨再看看馬勇的分析，他認為：中國政治精英利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系列戰敗編織了一整套飽受外族剝削、欺侮為內容的「民族敘事」和「歷史建構」。訴諸於道德的講述深刻左右著中國人的想像，也確實在過往100多年歷史進程中激勵人們發憤圖強，獲取新生。但當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中國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中國的近代史敘事繼續慷慨激昂，可能無助於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只有願意使用一種「建設性的民族敘事」來定義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開展全方位的合作。
其實重寫近代史這種呼籲，早在80年代就由學者專家多次提出，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年代，政治和文化胸襟都比較開闊，很多新思潮湧入或者在本土誕生，重寫近代史已經列入中國社科院的重點專題，但六四之後一切都被逆轉。所謂「反和平演變」和敵視西方價值，又成了「國家意識形態」，所以近代史中的「悲情」和「屈辱」必須強化為全民的集體記憶。
這次馬勇再提重寫近代史，時代背景已和80年代不一樣，但阻力卻比80年代更大，中共精神道統的衛道士自認為手握「宇宙真理」，任何異己的聲音都進入不了他們固若金湯的話語系統。只不過，所謂的「三個自信」只是自說自話而已，什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普通老百姓都沒有多少關係，他們連信也信不起來，更別提和統治者一道自信滿滿。
縱觀世界，所有極權主義都會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萬眾膜拜，天下歸心，就類似宗教情懷的虔誠信仰和向心力，這就像毛澤東時代從一九四九到文革這段時期；第二階段是靠各種恐懼來維繫其威權，這就像文革中後期，人民只有懼怕而沒有了忠誠；到第三階段就已經禮崩樂壞，泛社會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騙，寡廉鮮恥……這和現在的中國社會極為吻合。但是中共政權為什麼看起來還是那麼堅固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有一個法寶還沒有失效，雖然和老百姓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是對牛彈琴，但是一講民族主義，大家就慷慨激昂、青筋暴突。
最近央視在十一黃金週期間做了一個街頭採訪，提問是「說起愛國，你首先會想起什麼？」受訪者有一個受黨文化影響還不夠深的小女孩的答道：「我首先想到的是環保，因為只有有一個好的環境，我們生活得更好，才更愛國家。」只有她的認知最有普世價值的意味，其他受訪者的回答五花八門，多數難以洗脫受黨文化灌輸的痕跡。
由此可見，民族主義是專制政治的萬應靈丹，而這種民族主義情懷，必須根植於受盡屈辱和欺侮的歷史觀。其實這一訴諸悲情的集體記憶，孫中山和國民黨也作為革命理論甚至寫入黨綱，但是孫中山畢竟對「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樂於平等相待。國民黨在北伐勝利後取消了部分不平等條約，實現了關稅自主。在抗日戰爭還在進行之中的1943年，一切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已經全部廢除。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已經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世界四大國之一，這時候國民政府不再提反帝口號，而倡導「平等、自由、獨立自主」。
揭開悲情心結，放下仇恨包袱，這在中共政權是斷斷不肯的，那是它精神法統的重要依據。馬勇教授重寫近代史的呼籲幾乎即刻受到圍剿，看來以後「七不准講」的還要擴大到第八條——不准對官方鐵定的歷史觀作一絲一毫的修正，因為那是「宇宙真理」（解放軍報的語錄）和「政治絕技」（環球時報的語錄）的組成部分。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官方喉舌馬上組織文章痛批馬勇的觀點，認為既定的官方史觀不容顛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就是思想基石，義和團反帝反封建是「國家意識形態」，絕對不容改寫。殺人放火、怪力亂神的義和團居然是反帝反封建，這樣荒誕的說詞，根本就不是討論問題的語言。
不妨再看看馬勇的分析，他認為：中國政治精英利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系列戰敗編織了一整套飽受外族剝削、欺侮為內容的「民族敘事」和「歷史建構」。訴諸於道德的講述深刻左右著中國人的想像，也確實在過往100多年歷史進程中激勵人們發憤圖強，獲取新生。但當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中國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中國的近代史敘事繼續慷慨激昂，可能無助於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只有願意使用一種「建設性的民族敘事」來定義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開展全方位的合作。
其實重寫近代史這種呼籲，早在80年代就由學者專家多次提出，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年代，政治和文化胸襟都比較開闊，很多新思潮湧入或者在本土誕生，重寫近代史已經列入中國社科院的重點專題，但六四之後一切都被逆轉。所謂「反和平演變」和敵視西方價值，又成了「國家意識形態」，所以近代史中的「悲情」和「屈辱」必須強化為全民的集體記憶。
這次馬勇再提重寫近代史，時代背景已和80年代不一樣，但阻力卻比80年代更大，中共精神道統的衛道士自認為手握「宇宙真理」，任何異己的聲音都進入不了他們固若金湯的話語系統。只不過，所謂的「三個自信」只是自說自話而已，什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普通老百姓都沒有多少關係，他們連信也信不起來，更別提和統治者一道自信滿滿。
縱觀世界，所有極權主義都會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萬眾膜拜，天下歸心，就類似宗教情懷的虔誠信仰和向心力，這就像毛澤東時代從一九四九到文革這段時期；第二階段是靠各種恐懼來維繫其威權，這就像文革中後期，人民只有懼怕而沒有了忠誠；到第三階段就已經禮崩樂壞，泛社會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騙，寡廉鮮恥……這和現在的中國社會極為吻合。但是中共政權為什麼看起來還是那麼堅固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有一個法寶還沒有失效，雖然和老百姓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是對牛彈琴，但是一講民族主義，大家就慷慨激昂、青筋暴突。
最近央視在十一黃金週期間做了一個街頭採訪，提問是「說起愛國，你首先會想起什麼？」受訪者有一個受黨文化影響還不夠深的小女孩的答道：「我首先想到的是環保，因為只有有一個好的環境，我們生活得更好，才更愛國家。」只有她的認知最有普世價值的意味，其他受訪者的回答五花八門，多數難以洗脫受黨文化灌輸的痕跡。
由此可見，民族主義是專制政治的萬應靈丹，而這種民族主義情懷，必須根植於受盡屈辱和欺侮的歷史觀。其實這一訴諸悲情的集體記憶，孫中山和國民黨也作為革命理論甚至寫入黨綱，但是孫中山畢竟對「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樂於平等相待。國民黨在北伐勝利後取消了部分不平等條約，實現了關稅自主。在抗日戰爭還在進行之中的1943年，一切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已經全部廢除。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已經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世界四大國之一，這時候國民政府不再提反帝口號，而倡導「平等、自由、獨立自主」。
揭開悲情心結，放下仇恨包袱，這在中共政權是斷斷不肯的，那是它精神法統的重要依據。馬勇教授重寫近代史的呼籲幾乎即刻受到圍剿，看來以後「七不准講」的還要擴大到第八條——不准對官方鐵定的歷史觀作一絲一毫的修正，因為那是「宇宙真理」（解放軍報的語錄）和「政治絕技」（環球時報的語錄）的組成部分。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