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2日訊】(新唐人記者陳潔綜合報導)原中共中顧委委員於光遠9月逝世，享年98歲。他的女兒於小康近日撰文表示，父親這一走，她便名實相符地和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她在文章中透露，她的母親孫歷生被定為右派，慘死於文革，殘害她母親的人，至今無一人懺悔道歉。不要對她說「向前看」，她要堅持尋找母親死亡的真相。
於小康在香港《開放網》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要對我說「向前看」》的文章，文章說，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麼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於小康在文章中說，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父親走了，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歷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裡，細寫了孫歷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向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 （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無論生死，我們作證）即使我不能做什麼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歷史作證。
孫歷生的遭遇
孫歷生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書中659名文革受難者之一。書中寫道，孫歷生是北京女三中的學生，畢業留校當政治教員，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很美的人」，不到20歲和一名高級幹部結婚。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她被劃成「右派分子」，送去勞改農場勞動。丈夫和她離婚，3個孩子送到她母親家裡撫養。
1966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到批鬥和迫害。在「第二勞改隊」中，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了四塊磚頭，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8月20日上午，該校校長沙坪在全校鬥爭會上被打死，當時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被關在學校審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挨鬥，校革委會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沒改造好的右派」，要在第二天下午開全校大會給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同事不見她來吃午飯，有人來報告說她吊死在廁所裡了。女三中革委會宣布她「自殺」。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吊起來的。
王友琴在《開放網》發表的一篇題為《孫歷生和於光遠》的文章中說，於光遠就是和孫歷生離了婚的丈夫。書稿原本沒有寫出於光遠的名字。這樣做的道理是，孫歷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妻子被丈夫拋棄的成分在內，但她的命運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這兩場大迫害造成的。被勞改，受酷刑，慘死於校園中，那不只是孫歷生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上百萬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受難者」的共同命運。
文章說，在追念於光遠的報導中，提到他晚年出版了近百本書，但為什麼他從來沒有寫到孫歷生？崇高的社會地位，98歲高齡，應該是一個可以坦然回顧人生所有經歷的時候，他為什麼還要迴避？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歷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諒，只能迴避。
王友琴說，很遺憾，《文革受難者》一書出版後，才認識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員陳壽仁老師。陳做了仔細的回憶和調查，寫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鬥爭」直至被殺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
陳壽仁說，1960年代初她問過孫歷生：「你為什麼反黨成了右派啊？」孫歷生說，她看到了一些內部資料，和人議論了，被報告上去，成了右派。陳老師又問：「你為什麼離婚啊？」孫歷生說：「他要離。我也願意離，免得影響他。」紅八月「鬥爭」和打死了校長沙坪時，孫歷生和她都是「勞改二隊」的，跪在沙坪的東邊。
1968年，學校革委會領導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一批老師被作為「特務」「現行反革命」遭到關押和「鬥爭」。所謂「特務」，根本就是沒有的事。所謂「現行反革命」，是一位體育老師在家中做完針線活後，順手將針別到貼在牆壁的報紙上的毛澤東照片的空白邊上。
在孫歷生去世前，化學老師方婷芝也被關在學校，說她是國民黨「特務」。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對她召開全校「鬥爭大會」。12日中午她走出校門穿 過馬路時被公共汽車撞死。革委會宣布她「畏罪自殺」。陳壽仁認為方婷芝並非自殺，是因為神經緊張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鋼鐵學院教授高詒善知道妻子死訊後，於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殺了。家破人亡。
北京女三中，一個中學，就有一名校長加四名教員被害死，還有一名教員被迫害成瘋子，七名家屬被害死，至少兩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該校紅衛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還未知）。可見，文革對學校、對社會有多大規模的傷害和殺戮！
於小康在香港《開放網》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要對我說「向前看」》的文章，文章說，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麼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於小康在文章中說，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父親走了，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歷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裡，細寫了孫歷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向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 （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無論生死，我們作證）即使我不能做什麼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歷史作證。
孫歷生的遭遇
孫歷生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書中659名文革受難者之一。書中寫道，孫歷生是北京女三中的學生，畢業留校當政治教員，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很美的人」，不到20歲和一名高級幹部結婚。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她被劃成「右派分子」，送去勞改農場勞動。丈夫和她離婚，3個孩子送到她母親家裡撫養。
1966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到批鬥和迫害。在「第二勞改隊」中，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了四塊磚頭，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8月20日上午，該校校長沙坪在全校鬥爭會上被打死，當時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被關在學校審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挨鬥，校革委會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沒改造好的右派」，要在第二天下午開全校大會給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同事不見她來吃午飯，有人來報告說她吊死在廁所裡了。女三中革委會宣布她「自殺」。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吊起來的。
王友琴在《開放網》發表的一篇題為《孫歷生和於光遠》的文章中說，於光遠就是和孫歷生離了婚的丈夫。書稿原本沒有寫出於光遠的名字。這樣做的道理是，孫歷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妻子被丈夫拋棄的成分在內，但她的命運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這兩場大迫害造成的。被勞改，受酷刑，慘死於校園中，那不只是孫歷生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上百萬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受難者」的共同命運。
文章說，在追念於光遠的報導中，提到他晚年出版了近百本書，但為什麼他從來沒有寫到孫歷生？崇高的社會地位，98歲高齡，應該是一個可以坦然回顧人生所有經歷的時候，他為什麼還要迴避？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歷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諒，只能迴避。
王友琴說，很遺憾，《文革受難者》一書出版後，才認識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員陳壽仁老師。陳做了仔細的回憶和調查，寫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鬥爭」直至被殺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
陳壽仁說，1960年代初她問過孫歷生：「你為什麼反黨成了右派啊？」孫歷生說，她看到了一些內部資料，和人議論了，被報告上去，成了右派。陳老師又問：「你為什麼離婚啊？」孫歷生說：「他要離。我也願意離，免得影響他。」紅八月「鬥爭」和打死了校長沙坪時，孫歷生和她都是「勞改二隊」的，跪在沙坪的東邊。
1968年，學校革委會領導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一批老師被作為「特務」「現行反革命」遭到關押和「鬥爭」。所謂「特務」，根本就是沒有的事。所謂「現行反革命」，是一位體育老師在家中做完針線活後，順手將針別到貼在牆壁的報紙上的毛澤東照片的空白邊上。
在孫歷生去世前，化學老師方婷芝也被關在學校，說她是國民黨「特務」。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對她召開全校「鬥爭大會」。12日中午她走出校門穿 過馬路時被公共汽車撞死。革委會宣布她「畏罪自殺」。陳壽仁認為方婷芝並非自殺，是因為神經緊張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鋼鐵學院教授高詒善知道妻子死訊後，於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殺了。家破人亡。
北京女三中，一個中學，就有一名校長加四名教員被害死，還有一名教員被迫害成瘋子，七名家屬被害死，至少兩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該校紅衛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還未知）。可見，文革對學校、對社會有多大規模的傷害和殺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