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4日訊】【導讀】作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無疑是她一個「文革」的受害者，然而同時她又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她一手創立的「桃園經驗」成為是「文革」的序曲，幾年後她親自品嚐到了自己種的苦果。
在中共多年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不計其數，然而，有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他們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事件
王光美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並不僅是由她作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劉少奇一同創立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964年9月）。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王光美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們本人的利器。
1963年11月的這個冬季，王光美帶領工作隊在河北撫寧縣盧王宕公社桃園大隊蹲點，從那裡總結出來的一套「四清」經驗。本來，國家領導人的夫人是不干涉政事的，但事出緊急，王光美不得不出面開展「四清」。這主要是1958年大躍進，國家領導人錯誤的判斷了形勢，認為浮誇風中的農業收成是真實現象，特別是主持政務的小平同志也到畝產萬斤糧田參觀並拍照，認為那層層疊疊的糧食是地裡真實長出來的，而毛澤東也就此請教了錢學森，錢在《人民日報》發表科普文章應證，說每畝地真的能出產萬斤還以上。既然科學家都這麼說了，任何人都很難懷疑。
大躍進時期，甘肅玉門敲着鑼鼓送喜報的石油工人（網絡圖片）
因此決定提前償還蘇聯債務，大量的農產品流向蘇聯。這一流動不要緊，國內供應立即捉襟見肘。本來高產就是浮誇，而且因浮誇而移動沒有成熟的糧食秸稈，這造成大幅度減產，有的甚至絕收，不少村莊辦大食堂時，很多連種子都吃掉了。這樣一來全國飢荒遍野，特別是河南信陽一帶， 在其省委書記吳芝圃極左政策貫徹下，餓死人數居全國之首，高達數十萬人。
餓死人的消息雖然被下面遮掩，但沒有不透風的牆，終於還是傳到了上層耳朵裡，這又帶來了不少人的恐慌，就是搞浮誇政策的那些人，他們必然要承擔責任。推卸責任成了必須，轉移話題，尋找替罪羊，彭德懷因此在廬山倒霉了，撞到槍口上了，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彭德懷倒下後，餓死人的事就沒有人再敢追究，反而將缺糧歸咎為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是人民公社集體化和大食堂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同意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提議，選出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根據劉少奇的提名，決定周恩來連任國務院總理。從此，劉少奇開始行使於國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權。而劉少奇一上任就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僱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
這種政策實行後，人的自私自利本性開始爆發，到處貪腐橫行，幹部多吃多佔，百姓極度不滿，官僚階層和民眾對抗加劇，到了63年，幹群關係已經到了火山要爆發邊緣。對此，到底該怎麼辦？不可能派別人來處理這樣的問題，因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劉少奇親自拍板的，如果派別人，那就有可能變成「三自一包」是造成貪腐原因，制定這樣政策的人必然承擔政策錯誤的責任。如果用自己夫人來處理，然後積累一整套經驗再推廣，這樣就能將自己的過失掩蓋起來，當然， 自己作為國家主席，也不便於到一個大隊去蹲點，王光美因此領著工作隊出發了。
到了桃園大隊，當然就不能真的是清工、清帳、清財、 清庫那麼簡單，而是要引向政治鬥爭，要清理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後來所總結出來的就是「階級鬥爭」，毛曾說的「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 始作俑者其實是劉少奇，如果沒有他和夫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也沒有後來文革中的階級鬥爭擴大化。
既然已經將「四清」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步，王光美所率領的工作組所採用的鬥爭手段就有點駭人聽聞，先搞紮根串聯，再組織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然後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對敵鬥爭；最後搞組織建設，掀起生產高潮。這一整套程序走下來，越搞越複雜，到了對敵鬥爭這一塊，辦出了大量冤假錯案，特別是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讓桃園大隊幹部「洗澡」互相「搓澡」 。但工作隊覺得大隊領導吳臣「不老實」,「嚴重的問題都不交代」,給工作隊「製造麻煩, 混淆是非」最後公社黨委批准把吳臣清除出黨,而且同意定他為壞分子。當然，還牽涉到很多其他人。
就是這樣的經驗被向全國推廣，據《撫寧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統計,四清運動使撫寧縣1939名黨員、幹部受錯誤處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錯誤管制1014戶被錯劃地主、富農。而全國更是一個龐大數字，並且還在不斷升級中，一直到66年毛髮動文革，「四清」在不少地方還沒有結束。其實在「四清」中，已經不是懲治貪污腐敗，更多的是政治站位，看你這個人是不是支持劉少奇，支持他必然支持「桃園經驗」，你那個地方就應該大量整人，如果不整人， 那你就要被整，就是發放「打老虎，打豺狼」名額，你那裡找不出「老虎豺狼」，那你就是「老虎豺狼」，「老虎豺狼」意思是貪腐份子。
遊街、掛牌子、戴高帽、坐「噴氣式」等等，這都是「桃園經驗」引導出來的，其實文革就是對「桃園經驗」的一種深入。在文革中，不少在「桃園經驗」中被迫害的冤假錯案反而獲得了平反，像那個桃園大隊書記吳臣1967年4月23日被平反,撫寧縣轉達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園「造反派」名義, 宣布摘掉「四清」為其戴的壞分子帽子,恢復黨籍。並在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召開撫寧縣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區各縣代表參加的萬人大會,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和王光美。歷史終於開了一個玩笑。
開文革政治迫害之先河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其次，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像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復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乾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兇。在斗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 」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復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清華的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一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立刻成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斗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佔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人數眾多，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著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的現場（網絡圖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在全校批鬥王光美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鬥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
應當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後只是強調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對於自己從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別人的經歷，卻做了種種不應當的辯解。比如，她在不少場合仍然把她在四清運動中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和今天的「反腐敗」相提並論，來證明自己殘酷迫害別人的正確性乃至預見性。這些都是毫無反省和懺悔的一面。
一個微妙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對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澤東的態度，逐漸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劉的項目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謅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王光美的言行，蘊藏更深的還是她對於她家庭的特權利益的切實維護……而王光美為了兒子的飛黃騰達，自然也心甘情願地作了這一「政治秀」的主角。
晚年的王光美（網絡圖片）
無疑，王光美既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同時她又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讓歷史不再重演。
新唐人首發
在中共多年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不計其數，然而，有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他們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事件
王光美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並不僅是由她作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劉少奇一同創立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964年9月）。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王光美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們本人的利器。
1963年11月的這個冬季，王光美帶領工作隊在河北撫寧縣盧王宕公社桃園大隊蹲點，從那裡總結出來的一套「四清」經驗。本來，國家領導人的夫人是不干涉政事的，但事出緊急，王光美不得不出面開展「四清」。這主要是1958年大躍進，國家領導人錯誤的判斷了形勢，認為浮誇風中的農業收成是真實現象，特別是主持政務的小平同志也到畝產萬斤糧田參觀並拍照，認為那層層疊疊的糧食是地裡真實長出來的，而毛澤東也就此請教了錢學森，錢在《人民日報》發表科普文章應證，說每畝地真的能出產萬斤還以上。既然科學家都這麼說了，任何人都很難懷疑。
大躍進時期，甘肅玉門敲着鑼鼓送喜報的石油工人（網絡圖片）
因此決定提前償還蘇聯債務，大量的農產品流向蘇聯。這一流動不要緊，國內供應立即捉襟見肘。本來高產就是浮誇，而且因浮誇而移動沒有成熟的糧食秸稈，這造成大幅度減產，有的甚至絕收，不少村莊辦大食堂時，很多連種子都吃掉了。這樣一來全國飢荒遍野，特別是河南信陽一帶， 在其省委書記吳芝圃極左政策貫徹下，餓死人數居全國之首，高達數十萬人。
餓死人的消息雖然被下面遮掩，但沒有不透風的牆，終於還是傳到了上層耳朵裡，這又帶來了不少人的恐慌，就是搞浮誇政策的那些人，他們必然要承擔責任。推卸責任成了必須，轉移話題，尋找替罪羊，彭德懷因此在廬山倒霉了，撞到槍口上了，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彭德懷倒下後，餓死人的事就沒有人再敢追究，反而將缺糧歸咎為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是人民公社集體化和大食堂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同意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提議，選出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根據劉少奇的提名，決定周恩來連任國務院總理。從此，劉少奇開始行使於國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權。而劉少奇一上任就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僱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
這種政策實行後，人的自私自利本性開始爆發，到處貪腐橫行，幹部多吃多佔，百姓極度不滿，官僚階層和民眾對抗加劇，到了63年，幹群關係已經到了火山要爆發邊緣。對此，到底該怎麼辦？不可能派別人來處理這樣的問題，因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劉少奇親自拍板的，如果派別人，那就有可能變成「三自一包」是造成貪腐原因，制定這樣政策的人必然承擔政策錯誤的責任。如果用自己夫人來處理，然後積累一整套經驗再推廣，這樣就能將自己的過失掩蓋起來，當然， 自己作為國家主席，也不便於到一個大隊去蹲點，王光美因此領著工作隊出發了。
到了桃園大隊，當然就不能真的是清工、清帳、清財、 清庫那麼簡單，而是要引向政治鬥爭，要清理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後來所總結出來的就是「階級鬥爭」，毛曾說的「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 始作俑者其實是劉少奇，如果沒有他和夫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也沒有後來文革中的階級鬥爭擴大化。
既然已經將「四清」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步，王光美所率領的工作組所採用的鬥爭手段就有點駭人聽聞，先搞紮根串聯，再組織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然後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對敵鬥爭；最後搞組織建設，掀起生產高潮。這一整套程序走下來，越搞越複雜，到了對敵鬥爭這一塊，辦出了大量冤假錯案，特別是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讓桃園大隊幹部「洗澡」互相「搓澡」 。但工作隊覺得大隊領導吳臣「不老實」,「嚴重的問題都不交代」,給工作隊「製造麻煩, 混淆是非」最後公社黨委批准把吳臣清除出黨,而且同意定他為壞分子。當然，還牽涉到很多其他人。
就是這樣的經驗被向全國推廣，據《撫寧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統計,四清運動使撫寧縣1939名黨員、幹部受錯誤處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錯誤管制1014戶被錯劃地主、富農。而全國更是一個龐大數字，並且還在不斷升級中，一直到66年毛髮動文革，「四清」在不少地方還沒有結束。其實在「四清」中，已經不是懲治貪污腐敗，更多的是政治站位，看你這個人是不是支持劉少奇，支持他必然支持「桃園經驗」，你那個地方就應該大量整人，如果不整人， 那你就要被整，就是發放「打老虎，打豺狼」名額，你那裡找不出「老虎豺狼」，那你就是「老虎豺狼」，「老虎豺狼」意思是貪腐份子。
遊街、掛牌子、戴高帽、坐「噴氣式」等等，這都是「桃園經驗」引導出來的，其實文革就是對「桃園經驗」的一種深入。在文革中，不少在「桃園經驗」中被迫害的冤假錯案反而獲得了平反，像那個桃園大隊書記吳臣1967年4月23日被平反,撫寧縣轉達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園「造反派」名義, 宣布摘掉「四清」為其戴的壞分子帽子,恢復黨籍。並在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召開撫寧縣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區各縣代表參加的萬人大會,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和王光美。歷史終於開了一個玩笑。
開文革政治迫害之先河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其次，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像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復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乾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兇。在斗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 」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復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清華的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一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立刻成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斗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佔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人數眾多，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著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的現場（網絡圖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在全校批鬥王光美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鬥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
應當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後只是強調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對於自己從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別人的經歷，卻做了種種不應當的辯解。比如，她在不少場合仍然把她在四清運動中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和今天的「反腐敗」相提並論，來證明自己殘酷迫害別人的正確性乃至預見性。這些都是毫無反省和懺悔的一面。
一個微妙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對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澤東的態度，逐漸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劉的項目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謅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王光美的言行，蘊藏更深的還是她對於她家庭的特權利益的切實維護……而王光美為了兒子的飛黃騰達，自然也心甘情願地作了這一「政治秀」的主角。
晚年的王光美（網絡圖片）
無疑，王光美既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同時她又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讓歷史不再重演。
新唐人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