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2日訊】【導讀】張學思，張作霖之第四子，張學良之弟。 193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建政後，被授予少將軍銜。文革開始不久，張學思遭到非法關押，最終慘死。
一帆風順的仕途路
1928年，12歲的張學思入奉天同澤中學讀書。 1931年初到北平讀書。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因為是張作霖的兒子，所以1933年4 月年僅17歲就被加入中國共產黨。遂受中共派遣，到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特務大隊做兵運工作。 1934年7月，經長兄張學良介紹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十期預備班學習。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軍事政變」，逮捕了蔣介石，中共本想殺害蔣介石，但由於蘇聯另有打算，命令釋放蔣介石，於是蔣安全離開西安。當時張學良成了萬人唾罵的「千古罪人」，為了表示歉意，他堅決要送蔣介石到南京。周恩來曾頻頻暗示他不要上飛機，但張學良還是跟隨而去。張學良晚年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最痛心的是最喜愛的四弟54歲被中共折磨致死，張學良說：「紅軍長征後剩下了1萬多人，蔣公在陝西重兵布下了鐵桶，要剿滅紅軍。結果我抓了蔣公，救了他們。但是他們卻殺了我的四弟張學思，蔣公軟禁了我，但是卻陰差陽錯的保護了我，我能活到90多了。如果當年我留在了大陸，我早就沒命了。」後來中共使盡招術，百餘歲老人張學良都未曾再踏足大陸一步。
張學良痛失愛弟，直到晚年都未再踏足大陸。（網絡圖片）
「西安軍事政變」後，因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受到國民政府的審查，不久獲釋繼續學習。 1937年初畢業後到東北軍第五十三軍任見習排長、上尉參謀。受中共黨組織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聯絡東北軍將領，進行活動。 1938年10月，張學思到延安後入馬列學院學習。後曾任抗日軍政大學東北幹部隊隊長。 1949年4月受命創建海軍學校，任安東海軍學校副校長。中共建政後，張學思任大連海軍學校副校長兼副政委。 1953年37歲被任命為海軍副參謀長。 1955年39歲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6年張學思被派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留學， 1958年畢業回國後任海軍參謀長。
1951年毛澤東接見時任海軍總參謀長的張學思（左一）（網絡圖片）
由於「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一路風順的海軍參謀長張學思終於栽倒在1967年。至於說被打倒的罪名，那隻有「莫須有」三個字最貼切。
1967年9月11日凌晨4點，張學思家裡的紅色內線電話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張學思從睡夢中驚起，拿起了電話筒，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軍作戰值班室的機要電話，只聽對方傳來低低的聲音：「你是張參謀長嗎？要開個緊急會議，你馬上到第一招待所來。」光明磊落的張學思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陰謀。他急忙 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機。夫人謝雪萍也被電話鈴驚醒了，她問丈夫有什麼事，張學思只說有急事要去開會，便急急忙忙洗漱了一下就乘車走了。謝雪萍萬萬沒有想到，她的丈夫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張學思到達海軍第一招待所時，天還沒亮，整個海軍大院一片寂靜，招待所門前也沒有一個人影，門廳內透出一片微弱的燈光。張學思走進大門，只見門廳裡有幾個穿黃軍裝的人迎視著他，他沒有理會，繼續向小會議室走去。那幾個人便尾隨而來，緊接著李作鵬（時任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的一個親信從會議室門裡迎了出來，張學思已被這夥人包圍了起來。再看會議室，裡邊空無一人，根本沒有開會的跡象。張學思目光嚴厲，直逼對方，厲聲問道：「你們想幹什麼？」那個人冷笑著哼了一聲說：「我向你宣布，根據上級決定，你被逮捕了！」對於這一遭遇，張學思是心裡有數的，因為自己的出身原因，他也估計到會有這一天。但他不曾料到，他們竟會採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張學思的憤怒很快變成了蔑視，而對鐐銬他嗤之以鼻，用輕蔑、辛辣的語調說：「你們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級決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廣眾面前宣布我的罪狀，然後把我逮捕起來，為什麼還要用欺騙的手段把我騙來？！」幾句話說得那人無言以對，他們手忙腳亂地把張學思架上了囚車。
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裡。營區的一角有一排陳舊的平房，這裡原是一個連隊的營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間，兩邊臨時間壁成一間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玻璃窗外安上了鐵絲網，窗戶緊閉著，下半截還糊上了報紙，以阻止屋內的人向外觀望。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張學思走進這個環境，心裡充滿了屈辱。第二天，張學思就寫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鵬和海軍黨委提出詢問：「究竟為什麼要把我關押起來？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或什麼罪行？」幾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回答。 9月16日，張學思又寫了一封信提出質問：「抓人總得有個理由吧？你們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碼也要告訴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問題吧？！ 」這次，李作鵬在信上批了幾句話：「張學思的信如何處理有兩個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訴他可能問題嚴重，正在審查中。」結果還是不做回答。 9月27日，張學思第三次寫信質問，還是沒有任何回音。於是張學思寫信向周恩來申訴：「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30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談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但是依然是石沉大海，渺無音信。
1951年，周恩來與張學思在大連（網絡圖片）
在此後相當長的日子裡，張學思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比肉體上的摧殘更加難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軍大院批鬥，發現以往那一張張親切熟悉的面孔變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圍到處是憤怒仇視的目光和震耳欲聾的吼叫，時常還會夾雜比拳打腳踢更侮辱人格的謾罵……張學思雖然參加革命幾十年，但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和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外很少參加黨內的政治運動，很少有黨內鬥爭的經歷和經驗。在他的心目中，黨一直是一幅純潔完美的圖畫，一直是一個高大神聖的形象。他越是堅信黨，就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處境。
曾與張學思同期受迫害，就關押在他隔壁房間裡的呂正操將軍，曾回憶到以下一段情節：「我們每頓吃的飯，是一碗發了霉的大米或一個又乾又硬的饅頭，我們都不夠吃，可是張學思的精神壓力大，經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許倒，要留著下頓吃，他就拿張報紙蓋著，報紙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戰士就批他蔑視偉大領袖，他反駁，和戰士吵，便受到圍攻。每天晚上提審他的時候，他都據理反駁，和他們爭吵得非常厲害……」呂正操認為，一是由於張學思對黨內鬥爭認識上的單純，缺乏接受這場空前嚴酷鬥爭的思想準備；二是他從母親那裡繼承了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嚴重得多。
臨死前醒悟被「惡魔纏身」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折磨之下，張學思本來很健壯的身體也難以支持，漸漸垮了下來。他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失眠症和胃病。他的食量越來越少了，人也越來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專案組又派人前來「提審」時，張學思已走不動路，上下樓梯都要有人扶著，哮喘非常嚴重，耳朵也幾乎聾了。張學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長期缺乏營養造成的，要求給予全面檢查治療。 2月18日晚，張學思進了醫院。經初步檢查，醫生認為病情嚴重，可能是粟粒性結核或腫瘤。又經幾天的檢查，醫院診斷為血行播散性結核。滿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裡面有瘤，還難以斷定。肝也腫大，腎也有病，鎖骨窩內發現有核桃大的疙瘩，兩耳聽不見，說明神經系統也有問題。由於這種病傳染性很強，所以2月26日又把張學思轉到部隊的一所結核病的專科醫院。醫院的診斷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源性心髒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張學思病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結核菌幾乎遍及全身。但是在他住院期間仍有七名看守人員在醫院進行監視。因為是「特嫌」，他們以防止他「自殺」為藉口，把張學思病房的門窗關得緊緊的，窗戶擰上鐵絲，燈光換上大瓦數，整夜照得張學思無法入睡。醫院根據張學思的病情，決定一級護理，但實際上並沒有實施。他重度營養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飯問題成為他治療的關鍵。這個重度營養不良的病人，吃的卻是一般病號飯。雞蛋是油炸的，張學思自己用水泡了兩三次，結果還是油膩得吃不下去，想請看守人員買一點想吃的東西，看守藉故拒絕，並批他是「剝削階級生活方式」。
張學思住院期間曾經寫道：「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已54歲的人還得肺病，一般的30歲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絕對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現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對犯人也要給一些寬大吧？！等我病好了，怎麼罰我都行，給我加罪也行，現在我不是來醫院治罪的！」 「我想從吃的方面來配合治療，所以我提出買東西。我也不是想吃什麼貴重的東西，就是想吃點香腸、酸菜，他們說沒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馬鈴薯，這個不會沒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說沒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復成一個健康的人。即使給我加罪，你們也要等我病好了再加呀！」「這裡這麼好的山林空氣，對我這樣的病人是多麼需要呀！可是這裡幾個月不開門窗，還用鐵絲把窗子擰起來，我這樣的人還能跳樓自殺嗎？能不能給我點寬大？！難道飯不給我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還不行嗎？……」這是一個身臨絕境的人發出的求生呼喚！然而，就是這樣一點點要求也被拒絕了。
張學思的病情在繼續發展，到1970年3月下旬進一步惡化，不斷地發高燒。他已不能起床，連翻身都困難，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醫院檢查發現，張學思的新陳代謝系統也起了變化，呼吸加快，心肌損傷。眼見張學思病情危重，「專案組」才作出讓家屬看望的決定。在「文革」時期是「一人受難，禍及全家」。張學思的六個子女， 分別被趕到黑龍江、內蒙古、陝北、青海等邊遠地區插隊勞動。最小的女兒才14歲，只是由於老師和親友的幫助關照，才得以留在京郊毛紡廠當了徒工。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張學思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他看見孩子們驚愕的眼光，拉著孩子的手說：「不認識爸爸了？他們從爸爸身上扛走了兩袋麵啊！（喻體重掉了90 斤）」謝雪萍見張學思骨瘦如柴，完全變了模樣，禁不住一陣心酸。她還是強忍著悲痛，安慰張學思好好養病，告訴他老母親健康，子女們也都好。這些話給病危的張學思帶來一點安慰。
然而張學思病情最終惡化，於6月29日含恨離開了人世。臨死前，長期處於昏迷狀態的張學思已然說不出話來。不過，當他見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摯友鄭新潮時，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許多。他把床頭的鬧鐘推到地上，女監護員聞聲拿來紙筆，他遂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鄭新潮反覆追問：「是病魔纏身吧？ 」他擺擺手，又將四個字重寫了第二遍。大概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為中共這個惡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張學良悔誤都是晚矣！
一帆風順的仕途路
1928年，12歲的張學思入奉天同澤中學讀書。 1931年初到北平讀書。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因為是張作霖的兒子，所以1933年4 月年僅17歲就被加入中國共產黨。遂受中共派遣，到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特務大隊做兵運工作。 1934年7月，經長兄張學良介紹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十期預備班學習。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軍事政變」，逮捕了蔣介石，中共本想殺害蔣介石，但由於蘇聯另有打算，命令釋放蔣介石，於是蔣安全離開西安。當時張學良成了萬人唾罵的「千古罪人」，為了表示歉意，他堅決要送蔣介石到南京。周恩來曾頻頻暗示他不要上飛機，但張學良還是跟隨而去。張學良晚年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最痛心的是最喜愛的四弟54歲被中共折磨致死，張學良說：「紅軍長征後剩下了1萬多人，蔣公在陝西重兵布下了鐵桶，要剿滅紅軍。結果我抓了蔣公，救了他們。但是他們卻殺了我的四弟張學思，蔣公軟禁了我，但是卻陰差陽錯的保護了我，我能活到90多了。如果當年我留在了大陸，我早就沒命了。」後來中共使盡招術，百餘歲老人張學良都未曾再踏足大陸一步。
張學良痛失愛弟，直到晚年都未再踏足大陸。（網絡圖片）
「西安軍事政變」後，因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受到國民政府的審查，不久獲釋繼續學習。 1937年初畢業後到東北軍第五十三軍任見習排長、上尉參謀。受中共黨組織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聯絡東北軍將領，進行活動。 1938年10月，張學思到延安後入馬列學院學習。後曾任抗日軍政大學東北幹部隊隊長。 1949年4月受命創建海軍學校，任安東海軍學校副校長。中共建政後，張學思任大連海軍學校副校長兼副政委。 1953年37歲被任命為海軍副參謀長。 1955年39歲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6年張學思被派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留學， 1958年畢業回國後任海軍參謀長。
1951年毛澤東接見時任海軍總參謀長的張學思（左一）（網絡圖片）
由於「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一路風順的海軍參謀長張學思終於栽倒在1967年。至於說被打倒的罪名，那隻有「莫須有」三個字最貼切。
1967年9月11日凌晨4點，張學思家裡的紅色內線電話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張學思從睡夢中驚起，拿起了電話筒，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軍作戰值班室的機要電話，只聽對方傳來低低的聲音：「你是張參謀長嗎？要開個緊急會議，你馬上到第一招待所來。」光明磊落的張學思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陰謀。他急忙 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機。夫人謝雪萍也被電話鈴驚醒了，她問丈夫有什麼事，張學思只說有急事要去開會，便急急忙忙洗漱了一下就乘車走了。謝雪萍萬萬沒有想到，她的丈夫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張學思到達海軍第一招待所時，天還沒亮，整個海軍大院一片寂靜，招待所門前也沒有一個人影，門廳內透出一片微弱的燈光。張學思走進大門，只見門廳裡有幾個穿黃軍裝的人迎視著他，他沒有理會，繼續向小會議室走去。那幾個人便尾隨而來，緊接著李作鵬（時任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的一個親信從會議室門裡迎了出來，張學思已被這夥人包圍了起來。再看會議室，裡邊空無一人，根本沒有開會的跡象。張學思目光嚴厲，直逼對方，厲聲問道：「你們想幹什麼？」那個人冷笑著哼了一聲說：「我向你宣布，根據上級決定，你被逮捕了！」對於這一遭遇，張學思是心裡有數的，因為自己的出身原因，他也估計到會有這一天。但他不曾料到，他們竟會採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張學思的憤怒很快變成了蔑視，而對鐐銬他嗤之以鼻，用輕蔑、辛辣的語調說：「你們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級決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廣眾面前宣布我的罪狀，然後把我逮捕起來，為什麼還要用欺騙的手段把我騙來？！」幾句話說得那人無言以對，他們手忙腳亂地把張學思架上了囚車。
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裡。營區的一角有一排陳舊的平房，這裡原是一個連隊的營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間，兩邊臨時間壁成一間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玻璃窗外安上了鐵絲網，窗戶緊閉著，下半截還糊上了報紙，以阻止屋內的人向外觀望。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張學思走進這個環境，心裡充滿了屈辱。第二天，張學思就寫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鵬和海軍黨委提出詢問：「究竟為什麼要把我關押起來？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或什麼罪行？」幾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回答。 9月16日，張學思又寫了一封信提出質問：「抓人總得有個理由吧？你們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碼也要告訴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問題吧？！ 」這次，李作鵬在信上批了幾句話：「張學思的信如何處理有兩個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訴他可能問題嚴重，正在審查中。」結果還是不做回答。 9月27日，張學思第三次寫信質問，還是沒有任何回音。於是張學思寫信向周恩來申訴：「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30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談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但是依然是石沉大海，渺無音信。
1951年，周恩來與張學思在大連（網絡圖片）
在此後相當長的日子裡，張學思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比肉體上的摧殘更加難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軍大院批鬥，發現以往那一張張親切熟悉的面孔變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圍到處是憤怒仇視的目光和震耳欲聾的吼叫，時常還會夾雜比拳打腳踢更侮辱人格的謾罵……張學思雖然參加革命幾十年，但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和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外很少參加黨內的政治運動，很少有黨內鬥爭的經歷和經驗。在他的心目中，黨一直是一幅純潔完美的圖畫，一直是一個高大神聖的形象。他越是堅信黨，就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處境。
曾與張學思同期受迫害，就關押在他隔壁房間裡的呂正操將軍，曾回憶到以下一段情節：「我們每頓吃的飯，是一碗發了霉的大米或一個又乾又硬的饅頭，我們都不夠吃，可是張學思的精神壓力大，經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許倒，要留著下頓吃，他就拿張報紙蓋著，報紙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戰士就批他蔑視偉大領袖，他反駁，和戰士吵，便受到圍攻。每天晚上提審他的時候，他都據理反駁，和他們爭吵得非常厲害……」呂正操認為，一是由於張學思對黨內鬥爭認識上的單純，缺乏接受這場空前嚴酷鬥爭的思想準備；二是他從母親那裡繼承了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嚴重得多。
臨死前醒悟被「惡魔纏身」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折磨之下，張學思本來很健壯的身體也難以支持，漸漸垮了下來。他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失眠症和胃病。他的食量越來越少了，人也越來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專案組又派人前來「提審」時，張學思已走不動路，上下樓梯都要有人扶著，哮喘非常嚴重，耳朵也幾乎聾了。張學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長期缺乏營養造成的，要求給予全面檢查治療。 2月18日晚，張學思進了醫院。經初步檢查，醫生認為病情嚴重，可能是粟粒性結核或腫瘤。又經幾天的檢查，醫院診斷為血行播散性結核。滿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裡面有瘤，還難以斷定。肝也腫大，腎也有病，鎖骨窩內發現有核桃大的疙瘩，兩耳聽不見，說明神經系統也有問題。由於這種病傳染性很強，所以2月26日又把張學思轉到部隊的一所結核病的專科醫院。醫院的診斷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源性心髒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張學思病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結核菌幾乎遍及全身。但是在他住院期間仍有七名看守人員在醫院進行監視。因為是「特嫌」，他們以防止他「自殺」為藉口，把張學思病房的門窗關得緊緊的，窗戶擰上鐵絲，燈光換上大瓦數，整夜照得張學思無法入睡。醫院根據張學思的病情，決定一級護理，但實際上並沒有實施。他重度營養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飯問題成為他治療的關鍵。這個重度營養不良的病人，吃的卻是一般病號飯。雞蛋是油炸的，張學思自己用水泡了兩三次，結果還是油膩得吃不下去，想請看守人員買一點想吃的東西，看守藉故拒絕，並批他是「剝削階級生活方式」。
張學思住院期間曾經寫道：「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已54歲的人還得肺病，一般的30歲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絕對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現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對犯人也要給一些寬大吧？！等我病好了，怎麼罰我都行，給我加罪也行，現在我不是來醫院治罪的！」 「我想從吃的方面來配合治療，所以我提出買東西。我也不是想吃什麼貴重的東西，就是想吃點香腸、酸菜，他們說沒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馬鈴薯，這個不會沒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說沒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復成一個健康的人。即使給我加罪，你們也要等我病好了再加呀！」「這裡這麼好的山林空氣，對我這樣的病人是多麼需要呀！可是這裡幾個月不開門窗，還用鐵絲把窗子擰起來，我這樣的人還能跳樓自殺嗎？能不能給我點寬大？！難道飯不給我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還不行嗎？……」這是一個身臨絕境的人發出的求生呼喚！然而，就是這樣一點點要求也被拒絕了。
張學思的病情在繼續發展，到1970年3月下旬進一步惡化，不斷地發高燒。他已不能起床，連翻身都困難，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醫院檢查發現，張學思的新陳代謝系統也起了變化，呼吸加快，心肌損傷。眼見張學思病情危重，「專案組」才作出讓家屬看望的決定。在「文革」時期是「一人受難，禍及全家」。張學思的六個子女， 分別被趕到黑龍江、內蒙古、陝北、青海等邊遠地區插隊勞動。最小的女兒才14歲，只是由於老師和親友的幫助關照，才得以留在京郊毛紡廠當了徒工。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張學思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他看見孩子們驚愕的眼光，拉著孩子的手說：「不認識爸爸了？他們從爸爸身上扛走了兩袋麵啊！（喻體重掉了90 斤）」謝雪萍見張學思骨瘦如柴，完全變了模樣，禁不住一陣心酸。她還是強忍著悲痛，安慰張學思好好養病，告訴他老母親健康，子女們也都好。這些話給病危的張學思帶來一點安慰。
然而張學思病情最終惡化，於6月29日含恨離開了人世。臨死前，長期處於昏迷狀態的張學思已然說不出話來。不過，當他見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摯友鄭新潮時，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許多。他把床頭的鬧鐘推到地上，女監護員聞聲拿來紙筆，他遂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鄭新潮反覆追問：「是病魔纏身吧？ 」他擺擺手，又將四個字重寫了第二遍。大概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為中共這個惡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張學良悔誤都是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