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夏業良和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張雪忠因言獲罪，被逼離開自己辛勤耕耘的講臺之後，目前，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諶洪果為了維護自己的“教學底線”與“法律人尊嚴的底線”也被逼公開辭職。這個事件立刻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界的關註。
為了堅守學術獨立和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而辭職
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諶洪果在其個人的博客上發表了一份“辭職聲明”。該聲明表示，自己“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但是，為了堅守“學術獨立”和“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為了“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為了“選擇自由尊嚴的生活”，他決意付出辭職的代價來維護自己做人的底線。
事情起因於12月初，諶洪果教授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卻在去機場的路上突遭學校原因不明的勸阻。諶洪果堅持前往，然而參加完會議回來後，他卻被學校以“找人代課違反教學紀律” 為由，予以通報批評處分。
盡管諶洪果教授本人對於這一處分，表示完全接受，但很快他卻發現自己的港澳通行證突然被吊銷了。在他嚴格按照程序要求，再次申請補辦一個港澳通行證和因私護照時，卻處處遭遇推脫。從學院的職能部門、黨政辦、校長辦公室、書記辦公室，到相關領導的家門口，他跑了無數的路，費盡心思口舌，主動溝通交流。結果是每個人都態度很好，甚至沒有人說他不能申請港澳通行證和護照，卻也沒任何人說你可以辦理，沒有任何實質回應，沒有下文，就是無法正常辦理。
多方溝通無效後，幾經內心的痛苦掙紮，絕望的諶洪果教授最終做出公開辭職的決定。
他在自己的公開辭職信中寫道：“這些年，我在大學裡做了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熱衷於教學相長的活動，以各種方式和學生互動交流；不過是堅持請一些學者律師到學校講座，滿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學生的知識渴求；不過是堅持和學生開展讀書討論會，而公開正當坦然地做出過抗爭；不過是就學校一些具體的有違大學法治精神的規定和做法，提出過就事論事的建設性批評。我一向堅守理性、善意、坦誠的原則，堅守學術獨立、師生平等、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這些年來，我發表過一些公開言說，卻都是從學術專業的視角出發；我做出過一些底線抗爭，但從沒能力並且也本能地拒絕成為一個鬥士。我只是一個想保持獨立和說說真話的個體，只是一個想好好上上課看看書寫寫文字的學者。然而，我的路卻越走越窄，進行教學探索和學術交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信中聲明，自己“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只是為了“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所以到哪裡，我都有權為自己保留一點點獨立自由尊嚴的空間，那是我珍愛的精神家園。”
信中質問：“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覺與體制保持某種獨立和距離，這種姿態，難道能叫反體制，跟體制過不去嗎？我不喜歡那種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維。”
諶洪果教授悲憤地寫道：“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為什麽在剝奪一個人的權利時，各個機構部門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為什麽當事人想申請恢復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卻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誰是決策者，誰為此負責，所有機構部門都顯得如此無奈和忙碌，顧不上孤獨的當事者的苦痛艱難？我認為這樣不好，這對很多很多底層掙紮的人們太殘忍。”
“在經歷痛苦的掙紮後，我還是意識到自己付出如此代價堅守的位置，是最適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選擇，無論體制內外。我不反對任何東西，也無法改變任何東西。我雖然懷疑自己的辭職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給我帶來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須回歸，回歸到那個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辭職理由，是我無顏再面對學生。我曾不止一次說過，我如此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如此喜歡跟學生在一起，這是我一直眷戀於此的緣由。但現在，我扛不住 了。一個這麽簡單的小事，一項如此普通的權利，作為法學教師，我都無能爭取，我還有什麽資格站在講臺上，給將來從事法律職業的學生們講什麽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權威、程序的價值、正義的底線、權利的重要？”
“要知道，我們總能為自己的妥協找到說辭。但是，我很清楚，當我抱著委屈求全的姿態，繼續站在講臺上，我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為茍且偷生而放棄自己曾經捍衛過的原則和底線。我內心不安，不願如此分裂。”
最後，公開信聲明：“我知道，體制無處不在，我無處可逃。所以，請相信，我的辭職，不是在逃避退縮，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嚴、底線和原則。失去這些，我的生命就沒有依托， 我就是行屍走肉，我不再是我。”
學者：思想禁錮是中國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個最大的失誤
日前，諶洪果教授在接受新唐人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他其實挺想留下來的，因為他喜歡學生，喜歡當老師，但卻發現自己實在“撐不下去了”。
當記者問及他遭遇到了什麼樣的壓力時，他無可奈何地說：“這種壓力有形無形，包括直接、間接的，我文章裡面寫的很清楚，當然也是日積月累，多年來我以為是一些非政治化的，學術性的活動，可能由於這樣的大環境，會被人認為是一些政治化的活動，給協調人帶來很大壓力。”
談到近年來頻頻的出現一些優秀的大學教授被逼迫被辭退的現象， 諶洪果教授表示，當局對高校的管控比以前嚴，這個大家都能看見。但這些辭職的教授各自的處境是不一樣的。也許說別的老師可能被開除的原因中，你能找到明顯的一些所謂政治的理由，但是自己其實不是為了政治考量，只是在一個教學的層面上來講，為了維護自己的教學底線，維護法律人一種尊嚴的一種底線。
對諶洪果教授辭職一事，李和平律師對新唐人記者表示：“諶洪果教授就是一直堅持學術自由的理念的人，我認為他是一個很獨立的，很有教授風範，很值得人敬佩的一個人。我看了他的辭職信，感覺當中表現出來他對這個體制很失望，甚至是絕望。這種體制對人的思想、良知的限制，我們都是感同身受的。他的辭職真的是被逼無奈的一個選擇。諶洪果教授就是一個學者，他的生命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在課堂上。離開課堂，他等於把自己的半條命都拿出去了。如果不是在一個極端惡劣，極端令人不能忍受的處境下，我覺得他是不會做這樣的選擇的（指辭職）。我很能理解，他應該是感到真的很絕望了，沒有什麽奔頭了，他才這樣做的。”
東南大學法學教授張贊寧對此表示，根源在於中國司法不獨立，不允許人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觀點，只能按照中共黨文化的觀點來培養和教育學生，而這一點是很多老師都不能接受的。
他說：“我認為這是中國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個最大的失誤。人不能只有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主義，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教學上對學生進行洗腦教育，只能崇尚什麽馬列主義等等，這個是對中國學生，也就是對後代的一種摧殘。所以在這種教育體制下，中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大師級的人物。一個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獨立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培養出真正優秀的學生，也不可能培養出合格的公民。”
為了堅守學術獨立和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而辭職
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諶洪果在其個人的博客上發表了一份“辭職聲明”。該聲明表示，自己“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但是，為了堅守“學術獨立”和“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為了“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為了“選擇自由尊嚴的生活”，他決意付出辭職的代價來維護自己做人的底線。
事情起因於12月初，諶洪果教授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卻在去機場的路上突遭學校原因不明的勸阻。諶洪果堅持前往，然而參加完會議回來後，他卻被學校以“找人代課違反教學紀律” 為由，予以通報批評處分。
盡管諶洪果教授本人對於這一處分，表示完全接受，但很快他卻發現自己的港澳通行證突然被吊銷了。在他嚴格按照程序要求，再次申請補辦一個港澳通行證和因私護照時，卻處處遭遇推脫。從學院的職能部門、黨政辦、校長辦公室、書記辦公室，到相關領導的家門口，他跑了無數的路，費盡心思口舌，主動溝通交流。結果是每個人都態度很好，甚至沒有人說他不能申請港澳通行證和護照，卻也沒任何人說你可以辦理，沒有任何實質回應，沒有下文，就是無法正常辦理。
多方溝通無效後，幾經內心的痛苦掙紮，絕望的諶洪果教授最終做出公開辭職的決定。
他在自己的公開辭職信中寫道：“這些年，我在大學裡做了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熱衷於教學相長的活動，以各種方式和學生互動交流；不過是堅持請一些學者律師到學校講座，滿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學生的知識渴求；不過是堅持和學生開展讀書討論會，而公開正當坦然地做出過抗爭；不過是就學校一些具體的有違大學法治精神的規定和做法，提出過就事論事的建設性批評。我一向堅守理性、善意、坦誠的原則，堅守學術獨立、師生平等、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這些年來，我發表過一些公開言說，卻都是從學術專業的視角出發；我做出過一些底線抗爭，但從沒能力並且也本能地拒絕成為一個鬥士。我只是一個想保持獨立和說說真話的個體，只是一個想好好上上課看看書寫寫文字的學者。然而，我的路卻越走越窄，進行教學探索和學術交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信中聲明，自己“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只是為了“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所以到哪裡，我都有權為自己保留一點點獨立自由尊嚴的空間，那是我珍愛的精神家園。”
信中質問：“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覺與體制保持某種獨立和距離，這種姿態，難道能叫反體制，跟體制過不去嗎？我不喜歡那種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維。”
諶洪果教授悲憤地寫道：“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為什麽在剝奪一個人的權利時，各個機構部門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為什麽當事人想申請恢復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卻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誰是決策者，誰為此負責，所有機構部門都顯得如此無奈和忙碌，顧不上孤獨的當事者的苦痛艱難？我認為這樣不好，這對很多很多底層掙紮的人們太殘忍。”
“在經歷痛苦的掙紮後，我還是意識到自己付出如此代價堅守的位置，是最適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選擇，無論體制內外。我不反對任何東西，也無法改變任何東西。我雖然懷疑自己的辭職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給我帶來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須回歸，回歸到那個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辭職理由，是我無顏再面對學生。我曾不止一次說過，我如此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如此喜歡跟學生在一起，這是我一直眷戀於此的緣由。但現在，我扛不住 了。一個這麽簡單的小事，一項如此普通的權利，作為法學教師，我都無能爭取，我還有什麽資格站在講臺上，給將來從事法律職業的學生們講什麽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權威、程序的價值、正義的底線、權利的重要？”
“要知道，我們總能為自己的妥協找到說辭。但是，我很清楚，當我抱著委屈求全的姿態，繼續站在講臺上，我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為茍且偷生而放棄自己曾經捍衛過的原則和底線。我內心不安，不願如此分裂。”
最後，公開信聲明：“我知道，體制無處不在，我無處可逃。所以，請相信，我的辭職，不是在逃避退縮，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嚴、底線和原則。失去這些，我的生命就沒有依托， 我就是行屍走肉，我不再是我。”
學者：思想禁錮是中國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個最大的失誤
日前，諶洪果教授在接受新唐人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他其實挺想留下來的，因為他喜歡學生，喜歡當老師，但卻發現自己實在“撐不下去了”。
當記者問及他遭遇到了什麼樣的壓力時，他無可奈何地說：“這種壓力有形無形，包括直接、間接的，我文章裡面寫的很清楚，當然也是日積月累，多年來我以為是一些非政治化的，學術性的活動，可能由於這樣的大環境，會被人認為是一些政治化的活動，給協調人帶來很大壓力。”
談到近年來頻頻的出現一些優秀的大學教授被逼迫被辭退的現象， 諶洪果教授表示，當局對高校的管控比以前嚴，這個大家都能看見。但這些辭職的教授各自的處境是不一樣的。也許說別的老師可能被開除的原因中，你能找到明顯的一些所謂政治的理由，但是自己其實不是為了政治考量，只是在一個教學的層面上來講，為了維護自己的教學底線，維護法律人一種尊嚴的一種底線。
對諶洪果教授辭職一事，李和平律師對新唐人記者表示：“諶洪果教授就是一直堅持學術自由的理念的人，我認為他是一個很獨立的，很有教授風範，很值得人敬佩的一個人。我看了他的辭職信，感覺當中表現出來他對這個體制很失望，甚至是絕望。這種體制對人的思想、良知的限制，我們都是感同身受的。他的辭職真的是被逼無奈的一個選擇。諶洪果教授就是一個學者，他的生命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在課堂上。離開課堂，他等於把自己的半條命都拿出去了。如果不是在一個極端惡劣，極端令人不能忍受的處境下，我覺得他是不會做這樣的選擇的（指辭職）。我很能理解，他應該是感到真的很絕望了，沒有什麽奔頭了，他才這樣做的。”
東南大學法學教授張贊寧對此表示，根源在於中國司法不獨立，不允許人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觀點，只能按照中共黨文化的觀點來培養和教育學生，而這一點是很多老師都不能接受的。
他說：“我認為這是中國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個最大的失誤。人不能只有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主義，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教學上對學生進行洗腦教育，只能崇尚什麽馬列主義等等，這個是對中國學生，也就是對後代的一種摧殘。所以在這種教育體制下，中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大師級的人物。一個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獨立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培養出真正優秀的學生，也不可能培養出合格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