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1日訊】人們知道「白毛女」的傳說，大多是從革命樣板戲《白毛女》開始的。其實，它來源於1930年代末晉察冀邊區一帶流傳的「白毛仙姑」的故事。1944年5月，《晉察冀日報》記者李滿天給周揚寫信，講述這一故事：在河北省平山縣的一個山洞裡，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那麼一個民間傳說是怎麼變成了政治神話的呢？
從民間傳說到政治神話
在中共晉察冀根據地，由於人們晚上經常去給白毛仙姑」進貢，因此「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註意到了這個題材，為了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仙姑廟中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民間傳奇，主題是「破除迷信」，這就是《白毛女》的雛形。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陝西延安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不是超階級的，文藝要和工農兵群眾結合。在同一個時期，延安還發動了「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這使得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意識到要創作出一個全新的反映共產黨的理念的藝術作品。
芭蕾舞劇版《白毛女》（網絡圖片）
延安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文人對《白毛女》僅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意，他們組織了以賀敬之為首的創作班子，冥思苦想，無中生有地發掘其政治意義，終於將它升格為一部表現「階級鬥爭」主題--即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起而反抗的戲劇。此為《白毛女》創作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
1948年8月，周楊建議將這出戲作為向中共「七大」的獻禮，對其主題再次「提煉」，這回歸納的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的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當時中共領導人對這出戲非常關心，因為時值抗戰尾聲，民心所向將決定「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因而它被視為宣傳戰中的一顆重磅炸彈。毛澤東親自示意戲的結尾要反應中共政策的轉變，即「土地要分掉，黃世仁要槍斃」。因為抗戰要結束，「減租減息」和「團結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階級」所取代了。
真實的黃世仁與楊白勞
然而，真實的「白毛女」並沒有受過什麼壓迫，而真實的黃世仁更是勤勞本分、喜歡行善的地主。經過記者對黃世仁的家鄉河北省平山縣進行詳細調查，得知了歷史上那一段傳說的真實面目。
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本是一個老實貧農，經過一輩子的省吃儉用艱苦創業，四十歲的時候買下了十五畝薄田，然後辛勤勞動慘淡經營，最終將一百多畝地傳給了他的獨生子黃起龍。黃起龍念過私塾知書達理，聆聽祖訓秉承父業，低調做人，幾十年來，將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留下的一百多畝地擴大成千畝良田。並且有了「仁，義， 禮，智，信」五個兒子。黃世仁是長子，自然接了父親的班兒。黃世仁自幼好學，學歷至相當於現在的高中。黃家五兄弟在當地名聲頗好。黃家仁人善心，經常賙濟鄰裡，行善積德，在當地是有名的黃大善人。
楊白勞是黃世仁的發小兒(結拜），楊白勞的父親楊洪業，是當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稱「楊豆腐」。楊家豆腐以質好價廉著稱。楊洪業將他的豆腐事業傳給他的獨生子楊白勞之後，於41歲英年早逝。楊白勞承接父業之後，辛勞程度超出了他當公子時候的想像，同時又染上了賭癮和毒癮，豆腐事業從此敗落，當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喜兒是楊白勞的獨生女兒。黃世仁在楊白勞欠下巨額賭債無力償還又遭債主追討的時候立字據借給楊白勞大洋1000元（相當於現在的10萬人民幣），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兒。楊白勞欠錢躲債，吃喝嫖賭無臉見人，最終誤喝鹵水不治身亡。黃世仁念在同楊白勞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楊白勞並且收養了喜兒。
歌劇版《白毛女》（網絡圖片）
就這樣一個簡單的傳說故事，被融入了階級鬥爭的概念。觀眾們看後自然是義憤填膺，甚至出現了現場觀眾舉槍要殺黃世仁的舉動。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在看過演出之後，表示抗戰勝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為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為主要矛盾。黃世仁應該被槍斃。《白毛女》每改一稿，黃世仁地主的形像便猙獰幾分，到最後完全變成惡的化身和符號，它把富裕等同於罪惡，貧窮等同於正義，以求得一種心理平衡和感情發洩。這就是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相結合所產生的特殊效果，它虛構出了階級對立和衝突，挑起階級矛盾和仇恨，對現實加以鬼化和神化，從而激起純樸民眾的義憤和熱望。應該承認這是20世紀的奇跡。
在藝術上，《白毛女》對傳統也頗多「借鑒」。它的情節沿襲了民間文學中冤冤相報，佳人落難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容易賺取鄉愚村陋廉價的眼淚。其音樂更是優美動聽，然而它卻多半挪自河北、山西一帶現成的、流傳很久的民間音樂，如《小白菜》、《青陽傳》和另外的一些梆子戲的曲調。 《北風吹》和《紮紅頭繩》這些最著名的段子便是原調抄來，毫不走樣。其實，豈止《白毛女》，多數「革命歷史歌曲」走的都是這條「改編」和「重新填詞」的路子，什麼《山丹丹開花紅豔豔》，什麼《翻身道情》，甚至連《東方紅》這首「準國歌」的曲調也是一首廣為流傳的情歌。一經如此「改編」，「革命文藝」不但毫不費力地將一代又一代前輩藝人的心血據為己有，還將這些早已在民間音樂史上歷盡凝煉因而確實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作為革命受到群眾「衷心」擁護的證明。
電影版《白毛女》（網絡圖片）
到了「文革」的時代，每年的除夕，廣播中都要播出這出戲。因為這出虛構的悲劇正是以地主在除夕派「狗腿子」去楊家逼債開始的，借以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在大雪紛飛的除夕之夜，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就在此時，無處不在的喇叭裡卻傳出了幽怨的「小白菜」--現在叫《白毛女》的旋律。要讓人們在與莫須有的「地獄」的對比中獲得虛幻的滿足，並產生由衷的對中共的感恩。
現代社會正在上演「白毛女」
然而真正的《白毛女》式的悲劇此刻正在上演。 1993年10月29日上海《新民晚報》有一則《沙漠「白毛男」》的消息，說的是在中英聯合探險隊對「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幹沙漠的徒步穿行中，意外地發現了一個「文革」時代留下的「活化石」。記者這樣寫道：
在「死亡之海」的腹地，在古老遙遠的牙通古斯村，有一個全村唯一的漢族人，一個被動亂年代逼迫而成的「白毛男」，他臉龐削瘦，一頭白髮，身子被日月折彎了腰，兩眼深凹像是滿懷希望，又像是在傾說什麼。他就是我們要見的漢族人，名叫鍾劍峰，今年59歲。採訪是用特殊形式進行的。他跪著說，我跪著記。他用蒼 涼得嗓音，訴說悲傷的過去。鍾氏原籍廣西，「文革」時因成份問題被造反派通緝。他逃至新疆喀什，又藏在裝貨物的卡車上逃進沙漠，一直逃到與世隔絕的牙通古斯村，一住就是24年。 1993年10月24日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漢族記者，又燃起回鄉的希望，年近六旬的老人像與父母失散的幼童一般顫聲說：「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類似鍾氏這樣離奇而悲慘的遭遇，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裡難以計數，但絕大多數早已湮沒於無聞。由於鍾氏頑強的生命力，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他這塊「活化石」才得以重見天日。感謝那位記者給他的報導取了一個饒有深意的題目，因為它使我們想起了半個多世紀前那出「創作」出來的悲劇。這裡補充一則由同一記者同一晚報去年披露出來的另一慘劇(也發生在荒無人煙的大西北)：
在羅布泊南岸，有一個叫紅柳穀的地方，六十年代有一群女知青在這兒紮根落戶。當時，這些女娃娃只有十五六歲，受苦受難時特別想家。有一天，四個女娃娃偷偷跑出來，她們一心朝著東方走，朝著故鄉上海走。可惜只走出75公裡，一個女孩便倒地渴死了。沒走多遠，剩下的三個女孩也渴死了。生命垂危時，三人抱成一團，臉面仍朝著東方，朝著家鄉 (上海《新民晚報》1998年1月13日)。
也許，中國近代史上最殘酷之處就在於真實的苦難被虛構的罪惡所掩蓋。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代真正把人變成鬼的話，那也只有「文革」，無數的一夜之間被剝奪了人格尊嚴乃至生存權力的「牛鬼蛇神」，或被驅趕到了不毛之地「奉獻青春」的少男少女們--無論是生存的，還是早已含恨長逝的--都將為此作證。在此意義上，「白毛女」的所謂人變鬼鬼變人的主題，倒成了某種令人恐懼的諫言。
從民間傳說到政治神話
在中共晉察冀根據地，由於人們晚上經常去給白毛仙姑」進貢，因此「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註意到了這個題材，為了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仙姑廟中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民間傳奇，主題是「破除迷信」，這就是《白毛女》的雛形。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陝西延安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不是超階級的，文藝要和工農兵群眾結合。在同一個時期，延安還發動了「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這使得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意識到要創作出一個全新的反映共產黨的理念的藝術作品。
芭蕾舞劇版《白毛女》（網絡圖片）
延安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文人對《白毛女》僅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意，他們組織了以賀敬之為首的創作班子，冥思苦想，無中生有地發掘其政治意義，終於將它升格為一部表現「階級鬥爭」主題--即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起而反抗的戲劇。此為《白毛女》創作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
1948年8月，周楊建議將這出戲作為向中共「七大」的獻禮，對其主題再次「提煉」，這回歸納的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的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當時中共領導人對這出戲非常關心，因為時值抗戰尾聲，民心所向將決定「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因而它被視為宣傳戰中的一顆重磅炸彈。毛澤東親自示意戲的結尾要反應中共政策的轉變，即「土地要分掉，黃世仁要槍斃」。因為抗戰要結束，「減租減息」和「團結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階級」所取代了。
真實的黃世仁與楊白勞
然而，真實的「白毛女」並沒有受過什麼壓迫，而真實的黃世仁更是勤勞本分、喜歡行善的地主。經過記者對黃世仁的家鄉河北省平山縣進行詳細調查，得知了歷史上那一段傳說的真實面目。
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本是一個老實貧農，經過一輩子的省吃儉用艱苦創業，四十歲的時候買下了十五畝薄田，然後辛勤勞動慘淡經營，最終將一百多畝地傳給了他的獨生子黃起龍。黃起龍念過私塾知書達理，聆聽祖訓秉承父業，低調做人，幾十年來，將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留下的一百多畝地擴大成千畝良田。並且有了「仁，義， 禮，智，信」五個兒子。黃世仁是長子，自然接了父親的班兒。黃世仁自幼好學，學歷至相當於現在的高中。黃家五兄弟在當地名聲頗好。黃家仁人善心，經常賙濟鄰裡，行善積德，在當地是有名的黃大善人。
楊白勞是黃世仁的發小兒(結拜），楊白勞的父親楊洪業，是當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稱「楊豆腐」。楊家豆腐以質好價廉著稱。楊洪業將他的豆腐事業傳給他的獨生子楊白勞之後，於41歲英年早逝。楊白勞承接父業之後，辛勞程度超出了他當公子時候的想像，同時又染上了賭癮和毒癮，豆腐事業從此敗落，當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喜兒是楊白勞的獨生女兒。黃世仁在楊白勞欠下巨額賭債無力償還又遭債主追討的時候立字據借給楊白勞大洋1000元（相當於現在的10萬人民幣），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兒。楊白勞欠錢躲債，吃喝嫖賭無臉見人，最終誤喝鹵水不治身亡。黃世仁念在同楊白勞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楊白勞並且收養了喜兒。
歌劇版《白毛女》（網絡圖片）
就這樣一個簡單的傳說故事，被融入了階級鬥爭的概念。觀眾們看後自然是義憤填膺，甚至出現了現場觀眾舉槍要殺黃世仁的舉動。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在看過演出之後，表示抗戰勝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為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為主要矛盾。黃世仁應該被槍斃。《白毛女》每改一稿，黃世仁地主的形像便猙獰幾分，到最後完全變成惡的化身和符號，它把富裕等同於罪惡，貧窮等同於正義，以求得一種心理平衡和感情發洩。這就是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相結合所產生的特殊效果，它虛構出了階級對立和衝突，挑起階級矛盾和仇恨，對現實加以鬼化和神化，從而激起純樸民眾的義憤和熱望。應該承認這是20世紀的奇跡。
在藝術上，《白毛女》對傳統也頗多「借鑒」。它的情節沿襲了民間文學中冤冤相報，佳人落難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容易賺取鄉愚村陋廉價的眼淚。其音樂更是優美動聽，然而它卻多半挪自河北、山西一帶現成的、流傳很久的民間音樂，如《小白菜》、《青陽傳》和另外的一些梆子戲的曲調。 《北風吹》和《紮紅頭繩》這些最著名的段子便是原調抄來，毫不走樣。其實，豈止《白毛女》，多數「革命歷史歌曲」走的都是這條「改編」和「重新填詞」的路子，什麼《山丹丹開花紅豔豔》，什麼《翻身道情》，甚至連《東方紅》這首「準國歌」的曲調也是一首廣為流傳的情歌。一經如此「改編」，「革命文藝」不但毫不費力地將一代又一代前輩藝人的心血據為己有，還將這些早已在民間音樂史上歷盡凝煉因而確實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作為革命受到群眾「衷心」擁護的證明。
電影版《白毛女》（網絡圖片）
到了「文革」的時代，每年的除夕，廣播中都要播出這出戲。因為這出虛構的悲劇正是以地主在除夕派「狗腿子」去楊家逼債開始的，借以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在大雪紛飛的除夕之夜，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就在此時，無處不在的喇叭裡卻傳出了幽怨的「小白菜」--現在叫《白毛女》的旋律。要讓人們在與莫須有的「地獄」的對比中獲得虛幻的滿足，並產生由衷的對中共的感恩。
現代社會正在上演「白毛女」
然而真正的《白毛女》式的悲劇此刻正在上演。 1993年10月29日上海《新民晚報》有一則《沙漠「白毛男」》的消息，說的是在中英聯合探險隊對「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幹沙漠的徒步穿行中，意外地發現了一個「文革」時代留下的「活化石」。記者這樣寫道：
在「死亡之海」的腹地，在古老遙遠的牙通古斯村，有一個全村唯一的漢族人，一個被動亂年代逼迫而成的「白毛男」，他臉龐削瘦，一頭白髮，身子被日月折彎了腰，兩眼深凹像是滿懷希望，又像是在傾說什麼。他就是我們要見的漢族人，名叫鍾劍峰，今年59歲。採訪是用特殊形式進行的。他跪著說，我跪著記。他用蒼 涼得嗓音，訴說悲傷的過去。鍾氏原籍廣西，「文革」時因成份問題被造反派通緝。他逃至新疆喀什，又藏在裝貨物的卡車上逃進沙漠，一直逃到與世隔絕的牙通古斯村，一住就是24年。 1993年10月24日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漢族記者，又燃起回鄉的希望，年近六旬的老人像與父母失散的幼童一般顫聲說：「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類似鍾氏這樣離奇而悲慘的遭遇，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裡難以計數，但絕大多數早已湮沒於無聞。由於鍾氏頑強的生命力，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他這塊「活化石」才得以重見天日。感謝那位記者給他的報導取了一個饒有深意的題目，因為它使我們想起了半個多世紀前那出「創作」出來的悲劇。這裡補充一則由同一記者同一晚報去年披露出來的另一慘劇(也發生在荒無人煙的大西北)：
在羅布泊南岸，有一個叫紅柳穀的地方，六十年代有一群女知青在這兒紮根落戶。當時，這些女娃娃只有十五六歲，受苦受難時特別想家。有一天，四個女娃娃偷偷跑出來，她們一心朝著東方走，朝著故鄉上海走。可惜只走出75公裡，一個女孩便倒地渴死了。沒走多遠，剩下的三個女孩也渴死了。生命垂危時，三人抱成一團，臉面仍朝著東方，朝著家鄉 (上海《新民晚報》1998年1月13日)。
也許，中國近代史上最殘酷之處就在於真實的苦難被虛構的罪惡所掩蓋。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代真正把人變成鬼的話，那也只有「文革」，無數的一夜之間被剝奪了人格尊嚴乃至生存權力的「牛鬼蛇神」，或被驅趕到了不毛之地「奉獻青春」的少男少女們--無論是生存的，還是早已含恨長逝的--都將為此作證。在此意義上，「白毛女」的所謂人變鬼鬼變人的主題，倒成了某種令人恐懼的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