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8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今年1月中旬，一個在青年時期為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工作，中年以後又為中共做了30年的黨報工作，晚年終於成為一個對中共歷史有深入反思的老人——丁弘，去世了。在他過世前三年，時年84歲的丁弘給時任中宣部部長的劉雲山寫了一封長信，以第一任中共宣傳部長李達和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以及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等人的慘痛經歷，結合自身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觀察，向劉雲山提出了諄諄告誡。
丁弘過世前致劉雲山的信
江蘇南通大學離休教授丁弘於1月17日去世，終年87歲。儘管老人臨終前留下遺囑，不開追悼會，不通知親朋，但了解並尊敬這位老人的同事與晚輩們，仍然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令他們敬重的長者。
近日，有海外媒體轉發了丁弘過世前寫給劉雲山的一封長信。這封信最早在2013年8月《北京之春》的8月號上以特稿刊發。2013年11月7日，博主夏韻把這封長信全文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中，這篇博文保持至今未被當局「和諧」封殺也算是個奇跡。
在長信中，丁弘以已至耄耋之年的「過來者」身份，首先向劉雲山講述了中共建政以來，幾位主管宣傳部的中共喉舌幹將，在中共「人治」體制內遭受殘酷打擊的歷史事實。
據長信回憶，參與並主持了中共「一大」的李達是中共第一任宣傳部長，他當時被稱為 「哲學界的魯迅」。在「大躍進」啟動時，李達本著「唯物主義哲學」提醒說：「不能頭腦發熱呀，否則中國人民要受難了。」結果引起了毛澤東的「不快」。後來「文革」爆發時，李達被批鬥致死。
中共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曾經主張新聞必須完全真實，並於l956年撰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讓中國的很多新聞工作者以為看到了「春天的信息」。然而，他面臨的後果是，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中共當權者投入秦城監獄多年，在裡面「吃了苦頭」。「文革」結束之後，陸定一對這段歷史「有深刻的反思」。
長信還提到，曾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中南海內被打得皮青臉腫後，舉起《憲法》，認為應得到它的保護，但是來不及了」。而作為中共公安部長的羅瑞卿一直在其工作中維護「人治」，忽視「法治」，而他自己到最後也受到「人治」的打擊，當眾跳樓自殺，儘管跌斷了腿，還是被人用籮框抬著去接受批鬥，慘絕人寰。
鑒於對上述歷史事實的反思，丁弘在信中寫道：「事實證明沒有『法治』，人人沒有保障，看來是越在上層，越危險。」
丁弘表示，他自己就是因為跟著宣傳部的要求，而在「文革」中被稱為 「執行了劉少奇的反動路線」而被「打翻在地」的。他寫道：「我總是想，如果我們的國家不建設「法治」，中宣部下一個李達，下一個陸定一不知是誰了。」
丁弘在長信中表示，言論出版自由是《憲法》授予人民的基本的權利，他批評中宣部「這些年管得太多太細」，甚至「超過了毛澤東時代」。
丁弘認為，中共出版部門明確發通知，要求對涉及當代史實的著作「不作安排」，這是公開對歷史「主張遺忘」。他寫道：「一個不能和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沒有科學的歷史觀，是談不到科學的發展觀的。說到底一個國家興衰成敗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個人自由的程度。所謂『國貴自主，民貴自由』。所以我們應該致力於『法制』，而不是維持『專制』、『人治』」。
長信還批評了公權的濫用和不作為，批評中宣部「該管的沒有管，不該管的濫用了公權，這不是加強法制，而是削弱了法制。」
針對中宣部封殺一些回顧中共歷史事實的書籍，丁弘表示：扼殺一本書，其性質是剝奪了作者的「公民權」。中宣部未經法院判決就暗箱操作，隨意性剝奪公民的公權，這是對法治的破壞。他告誡劉雲山，「對歷史只能是虔誠地面對；對錯誤應有真誠懺悔的態度，才能取信於民。」
長信比較了中共實行的「預審制」和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追懲制」：「追懲制」的特點是保障個人自由，最後由「法律」把關；而「預審制」是人治，能否通過要看審查者的態度，而態度決定於他的學養、政治傾向，甚至興趣。
最後，丁弘表示 ，中宣部這樣的機構「權力大，責任也大」，他希望劉雲山 「能為建設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做出貢獻」，而不要「殃及蒼生萬民」。
丁弘其人其書
據公開的資料，丁弘青年時期，在中共地下黨的鼓動與安排下，由上海偷渡長江進入蘇北中共的根據地，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參與創辦《江海報》（《南通日報》前身）。中共建政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丁弘受到衝擊與批判。
南通大學教授徐應佩今年1月28日發表在香港《東方日報 》的紀念文章《一盞思想明燈熄滅了——悼念丁弘老》中寫道：「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丁弘不敢思想、也不會思想、更不容他思想了。直到『文革』爆發這漫長的時間，丁弘努力做黨的『馴服工具』，成為《南通日報》這部機器上『一顆螺絲釘』，領導定什麼調，他就吹什麼號。上級指什麼路，他就跨什麼步。他不能思想，不必思想。丁弘兢兢業業地寫了許多社評、言論，都不署丁弘的名，也不是丁弘的思想」。
即使這樣，當「文革」爆發時，丁弘和他的家人依然未能逃脫被迫害的命運。他的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丁弘攜三個未成年的子女被下放到如皋南鄉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文革」結束，丁弘回到南通中學工作。此後30年，丁弘逐漸成為一個不斷反思歷史的學者。撰文500餘萬字，著有《閑話黨史》、《探訪陳獨秀》、《流年回眸》、《晚晴之旅》、《我的三十年》等等。其中內容豐贍、分量最重、影響最廣，出書富有傳奇色彩的當推《在歷史的天平上》。
2009年接近年底時，《在歷史的天平上》在香港出版後，11月下旬被中共當局查扣。該書的代理發行人、江蘇省政協離休幹部強劍衷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當地文化和公安部門抄走了約4000本，在場的6名退休教授也被公安傳喚。
當時，代理該書的江蘇省前政協離休幹部強劍稱：「（查扣書）蓋的公章是南京是新聞出版局，這個新聞出版局機構已經不存在了，根本沒有這個機構，要合併成南京市文化廣播電視出版局，一個作廢的圖章怎麼能執法？我們向南京中級人民法院告新的機構」。
丁弘過世前致劉雲山的信
江蘇南通大學離休教授丁弘於1月17日去世，終年87歲。儘管老人臨終前留下遺囑，不開追悼會，不通知親朋，但了解並尊敬這位老人的同事與晚輩們，仍然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令他們敬重的長者。
近日，有海外媒體轉發了丁弘過世前寫給劉雲山的一封長信。這封信最早在2013年8月《北京之春》的8月號上以特稿刊發。2013年11月7日，博主夏韻把這封長信全文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中，這篇博文保持至今未被當局「和諧」封殺也算是個奇跡。
在長信中，丁弘以已至耄耋之年的「過來者」身份，首先向劉雲山講述了中共建政以來，幾位主管宣傳部的中共喉舌幹將，在中共「人治」體制內遭受殘酷打擊的歷史事實。
據長信回憶，參與並主持了中共「一大」的李達是中共第一任宣傳部長，他當時被稱為 「哲學界的魯迅」。在「大躍進」啟動時，李達本著「唯物主義哲學」提醒說：「不能頭腦發熱呀，否則中國人民要受難了。」結果引起了毛澤東的「不快」。後來「文革」爆發時，李達被批鬥致死。
中共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曾經主張新聞必須完全真實，並於l956年撰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讓中國的很多新聞工作者以為看到了「春天的信息」。然而，他面臨的後果是，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中共當權者投入秦城監獄多年，在裡面「吃了苦頭」。「文革」結束之後，陸定一對這段歷史「有深刻的反思」。
長信還提到，曾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中南海內被打得皮青臉腫後，舉起《憲法》，認為應得到它的保護，但是來不及了」。而作為中共公安部長的羅瑞卿一直在其工作中維護「人治」，忽視「法治」，而他自己到最後也受到「人治」的打擊，當眾跳樓自殺，儘管跌斷了腿，還是被人用籮框抬著去接受批鬥，慘絕人寰。
鑒於對上述歷史事實的反思，丁弘在信中寫道：「事實證明沒有『法治』，人人沒有保障，看來是越在上層，越危險。」
丁弘表示，他自己就是因為跟著宣傳部的要求，而在「文革」中被稱為 「執行了劉少奇的反動路線」而被「打翻在地」的。他寫道：「我總是想，如果我們的國家不建設「法治」，中宣部下一個李達，下一個陸定一不知是誰了。」
丁弘在長信中表示，言論出版自由是《憲法》授予人民的基本的權利，他批評中宣部「這些年管得太多太細」，甚至「超過了毛澤東時代」。
丁弘認為，中共出版部門明確發通知，要求對涉及當代史實的著作「不作安排」，這是公開對歷史「主張遺忘」。他寫道：「一個不能和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沒有科學的歷史觀，是談不到科學的發展觀的。說到底一個國家興衰成敗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個人自由的程度。所謂『國貴自主，民貴自由』。所以我們應該致力於『法制』，而不是維持『專制』、『人治』」。
長信還批評了公權的濫用和不作為，批評中宣部「該管的沒有管，不該管的濫用了公權，這不是加強法制，而是削弱了法制。」
針對中宣部封殺一些回顧中共歷史事實的書籍，丁弘表示：扼殺一本書，其性質是剝奪了作者的「公民權」。中宣部未經法院判決就暗箱操作，隨意性剝奪公民的公權，這是對法治的破壞。他告誡劉雲山，「對歷史只能是虔誠地面對；對錯誤應有真誠懺悔的態度，才能取信於民。」
長信比較了中共實行的「預審制」和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追懲制」：「追懲制」的特點是保障個人自由，最後由「法律」把關；而「預審制」是人治，能否通過要看審查者的態度，而態度決定於他的學養、政治傾向，甚至興趣。
最後，丁弘表示 ，中宣部這樣的機構「權力大，責任也大」，他希望劉雲山 「能為建設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做出貢獻」，而不要「殃及蒼生萬民」。
丁弘其人其書
據公開的資料，丁弘青年時期，在中共地下黨的鼓動與安排下，由上海偷渡長江進入蘇北中共的根據地，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參與創辦《江海報》（《南通日報》前身）。中共建政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丁弘受到衝擊與批判。
南通大學教授徐應佩今年1月28日發表在香港《東方日報 》的紀念文章《一盞思想明燈熄滅了——悼念丁弘老》中寫道：「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丁弘不敢思想、也不會思想、更不容他思想了。直到『文革』爆發這漫長的時間，丁弘努力做黨的『馴服工具』，成為《南通日報》這部機器上『一顆螺絲釘』，領導定什麼調，他就吹什麼號。上級指什麼路，他就跨什麼步。他不能思想，不必思想。丁弘兢兢業業地寫了許多社評、言論，都不署丁弘的名，也不是丁弘的思想」。
即使這樣，當「文革」爆發時，丁弘和他的家人依然未能逃脫被迫害的命運。他的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丁弘攜三個未成年的子女被下放到如皋南鄉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文革」結束，丁弘回到南通中學工作。此後30年，丁弘逐漸成為一個不斷反思歷史的學者。撰文500餘萬字，著有《閑話黨史》、《探訪陳獨秀》、《流年回眸》、《晚晴之旅》、《我的三十年》等等。其中內容豐贍、分量最重、影響最廣，出書富有傳奇色彩的當推《在歷史的天平上》。
2009年接近年底時，《在歷史的天平上》在香港出版後，11月下旬被中共當局查扣。該書的代理發行人、江蘇省政協離休幹部強劍衷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當地文化和公安部門抄走了約4000本，在場的6名退休教授也被公安傳喚。
當時，代理該書的江蘇省前政協離休幹部強劍稱：「（查扣書）蓋的公章是南京是新聞出版局，這個新聞出版局機構已經不存在了，根本沒有這個機構，要合併成南京市文化廣播電視出版局，一個作廢的圖章怎麼能執法？我們向南京中級人民法院告新的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