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9日訊】在坊間紛傳「周老虎」大案行將公佈的時候，不成想中國西南一隅的昆明市卻突然爆出一樁驚天血案。
3月1日晚9時20分左右，在雲南昆明火車站廣場、售票廳內外，忽見8名統一著黑色圓領衫的蒙面暴徒，個個手持利刃，一路殺將而去，見人就狂砍。整個殺戮過程只持續了12分鐘左右。6男2女就被當場砍死。加上被急送醫院不治身亡的共有29人，急救130人。事發時，有4名兇徒被後來趕到的警察擊斃。一時間，滿地屍體。據現場目擊者說，很多被刺到的男女「都是從背後插著一把刀，有的刀插得太深，只看到了刀柄」。
這顯然是一起針對無辜百姓下手的暴力恐怖襲擊。據從其身著的黑色圓領上所印圖文初步證實，這是謀求新疆獨立的「東突」組織所為。其所作所為在性質上，與美國「911」事件並無不同。雖然該事件的作案動機和真相暫不明了，但這種殘殺無辜平民的暴行，不管它是來自哪個民族、哪個地域，都理當受到道義的強烈譴責。正如公民運動發起人楊建利博士所指出的，「人類沒有一種立場、理論可以為在昆明火車站的暴力辯護，不管施暴者曾受到過專制政府或者惡霸個人多麼殘酷、多麼不公平的對待。今天我要說：施暴者，你們是一群殘忍血腥的孬種。」
但我不認同時下傳媒使用「新疆暴徒」這樣的字眼來詆毀新疆維吾爾族人。而應該僅僅限定在「東突暴徒」的範圍內。維吾爾族人歷來是愛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學者指出，「新疆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包括認同、移民、恐怖組織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組織在新疆內的影響可能等於零，因為大部分的維吾爾族，雖然信仰伊斯蘭教，但從來不是像中東那樣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極端分子；也從來不覺得最理想的國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對那些習慣於以偏概全的媒體人說，請不要在傷痕纍纍的新疆大地上撒鹽了！過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
就在3月1日的當天夜裡，當昆明當局派出全副武裝的特警，包圍了當地有名的維族聚居區——大樹營時，居住在那裡的維吾爾人也紛紛表示，他們對此事件感到很難受。他們也不明白兇徒的動機，有維族青年更直說「我恨他們」，因為這種暴行讓他們感到「很丟新疆人的臉」。
其中有位叫安外爾的、在當地新疆菜餐廳打工的20歲維族青年說，週六（3月1日）事發時，他正在和一群漢族朋友聊天喝酒。這時，有一個漢族女孩在微信中提醒他，火車站有很多人被砍傷，他馬上回覆道：「就想哭，就想大聲的喊。」那時，他還不知道行兇者中就有自己的維族同胞。
即使是前些日子被中共當局以莫須有的「涉嫌分裂罪」被批捕的著名維族學者、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一直堅持認為，「維吾爾人追求平等自由的願望，完全不能脫離漢族人實現自由民主的進程，兩者必須是緊密結合的。維吾爾人今日的處境，正是整個中國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產物，只有漢族人也實現了自由民主的願望，維吾爾人才有可能獲得自由民主。」他還說，「在我哈木看來，只要生活在一個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國家，是漢族人佔多數還是維吾爾人佔多數，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個民族的權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習慣。如果我們中國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那些周邊國家的人才還會因為你制度的優越性被吸引到這邊來。」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秉持客觀理性立場的維族學者，也被神經高度緊張的中共當局視為「分裂分子」而不由分說地抓捕、監禁。其實，伊力哈木在一次面對外媒採訪中被問到是否有過新疆獨立的念頭時，卻脫口而出表達了自己反對新疆獨立的根本立場。他說：「每一次新疆的民族衝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維吾爾人起來上街砍人，其實最後不都是維吾爾人死的多嗎？如果中國出現民族分裂出現戰亂，那肯定是維吾爾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漢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說你們漢族有十三億人，光是新疆的漢族人，他們掌握的資源力量，都對維吾爾人有壓倒優勢。」
在這裡，伊力哈木實際上已含蓄地暗示了漢族統治者在其家鄉所實施的歧視性民族政策。在這種政策的強力推動下，即使新疆的經濟狀況這些年有所提升，當地的維吾爾族人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與漢人同樣的生活和工作的平等權利。原因是維族人現已在各個領域中都被迫邊緣化，甚至包括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但儘管如此，伊力哈木也從未對高高在上的漢人抱有偏見甚或仇視的眼光。他仍然非常理理性地認為，「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新疆是一個真正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自治區，維吾爾人會因生活在中國為傲。」可是，新疆的漢人統治者卻越來越無視維吾爾族人的民主和政治權利。
事實上，新疆問題的癥結就是，維吾爾人應該依法享有真正的自治。中共早中建政之初，就承諾給予少數民族自決權。1947年國民黨政府曾與新疆民族代表達成 11條協議，也承諾高度自治，但共產黨執政後就不再提「民族自決」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及至後來連「民族自治」也形同虛設了。新疆早先還有一個維吾爾族人——賽福鼎，而後來所有的民族自治區第一把手都換成了漢人。目前漢人的控制，已經超出了社會公共資源的各種領域。甚至漢族人還在維吾爾族傳統產業上取而代之。比如清真食品供應權也被漢族企業家霍蘭蘭經營的新疆佳雨工貿公司所壟斷，提供46種清真食品。霍蘭蘭承認，公司的300名員工主要都是漢人；當然公司裡也有少數維吾爾人，如一位做清潔的女工。但所有的職位幾乎都是漢人包攬。很多新疆的招工啟示上寫明了僅招漢人。這當然使維吾爾族人覺得自己都成了邊緣人。這自然導致了維漢之間的怨恨正在日積月累地加深。
由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文化上強調無神論，政治結構上又是一個中央集權下的封閉型政治體制。這些無疑給民族地區實現民族自治製造了很多人為的障礙。因為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習俗都構成了嚴重打擊。
知名學者笑蜀指出，疆藏政策必須全面反思和調整，必須問責王樂泉等人及負責機構。當民族地區發生那麼多悲劇，當達賴、伊力哈木理性溫和的聲音也被全面剿殺之時，我們做過什麼說過什麼？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堅決要求真相，要求公開，要求自由討論，堅決批評和問責，則應該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識界反思的第一步。如果不進行深刻的反思，正視民族政策上的嚴重問題，未來的民族問題將會日益嚴重。當然，站在道德高地譴責暴力，是最省事的事情。但如果僅止於譴責而不對自身的錯謬進行反思；僅強化維穩，而不屑於開展平等對話，那麼可以想見，更深層的裂痕，更慘烈的暴力，也可能隨之向「車臣化」演變下去。應該聲明的是，暴民雖可恨，但暴政更可惡。因為暴民是暴政的畸形兒。承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但承認問題並不意味著昆明火車站的濫殺無辜有其正當或合理的絲毫成分。
在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內部所發生的、越來越多的重大事件雖然可能與主權國家之外的因素相關聯，但這並不表明中國政府可以對國內長期存在的民族衝突問題無動於衷。
早在2009年，就有德國《新蘇黎世報》記者舒士特在詳細瞭解了中國民族政策之後這樣發出警示：「在新疆，維吾爾人的平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一些醫療衛生的重要指數都比漢人差。……如果不認真對待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問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敗的危險。」他隨後還對記者說，南疆維吾爾人的失業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失業率之一。他原則上並不反對農民工，但漢族勞動力大量遷居新疆就很成問題，因為這肯定會加大維漢之間的差別，導致局勢更為緊張。而新疆的漢人官僚 「並不關心維吾爾窮人的處境，也沒有落實保護維吾爾人的政策。」
不過，若將很多問題都歸結為民族矛盾也許過於簡單化。由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官員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如腐敗嚴重，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懸殊問題，在新疆地區肯定同樣存在。而且當地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保護以及維族青年的就業權等問題，都幾乎從未引起當地漢人大小官僚的真正重視。
雖然中共官方一直公開否認，新疆問題不是民族問題，不是政策問題，也不是宗教和人權問題，更不是不平等的問題，那究竟是什麼問題？事實上，不管將事件的因由歸咎於民族矛盾、分裂主義、宗教政策，還是恐怖主義，歸根結底都是由於存在 「問題」而造成的惡果。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判斷。
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混雜而居的國家。但美國政府並不刻意需要給某個民族施以格外照顧性的懷柔政策，卻能讓各民族公民有尊嚴地生活在其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儘管懷柔政策作為短期的權宜之計是有效的，但作為一項長期的國策則會遺患無窮。
假如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一樣是個民主國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權，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會朝正面發展。所以，新疆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只有通過改變不合理的專制體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3月1日晚9時20分左右，在雲南昆明火車站廣場、售票廳內外，忽見8名統一著黑色圓領衫的蒙面暴徒，個個手持利刃，一路殺將而去，見人就狂砍。整個殺戮過程只持續了12分鐘左右。6男2女就被當場砍死。加上被急送醫院不治身亡的共有29人，急救130人。事發時，有4名兇徒被後來趕到的警察擊斃。一時間，滿地屍體。據現場目擊者說，很多被刺到的男女「都是從背後插著一把刀，有的刀插得太深，只看到了刀柄」。
這顯然是一起針對無辜百姓下手的暴力恐怖襲擊。據從其身著的黑色圓領上所印圖文初步證實，這是謀求新疆獨立的「東突」組織所為。其所作所為在性質上，與美國「911」事件並無不同。雖然該事件的作案動機和真相暫不明了，但這種殘殺無辜平民的暴行，不管它是來自哪個民族、哪個地域，都理當受到道義的強烈譴責。正如公民運動發起人楊建利博士所指出的，「人類沒有一種立場、理論可以為在昆明火車站的暴力辯護，不管施暴者曾受到過專制政府或者惡霸個人多麼殘酷、多麼不公平的對待。今天我要說：施暴者，你們是一群殘忍血腥的孬種。」
但我不認同時下傳媒使用「新疆暴徒」這樣的字眼來詆毀新疆維吾爾族人。而應該僅僅限定在「東突暴徒」的範圍內。維吾爾族人歷來是愛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學者指出，「新疆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包括認同、移民、恐怖組織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組織在新疆內的影響可能等於零，因為大部分的維吾爾族，雖然信仰伊斯蘭教，但從來不是像中東那樣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極端分子；也從來不覺得最理想的國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對那些習慣於以偏概全的媒體人說，請不要在傷痕纍纍的新疆大地上撒鹽了！過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
就在3月1日的當天夜裡，當昆明當局派出全副武裝的特警，包圍了當地有名的維族聚居區——大樹營時，居住在那裡的維吾爾人也紛紛表示，他們對此事件感到很難受。他們也不明白兇徒的動機，有維族青年更直說「我恨他們」，因為這種暴行讓他們感到「很丟新疆人的臉」。
其中有位叫安外爾的、在當地新疆菜餐廳打工的20歲維族青年說，週六（3月1日）事發時，他正在和一群漢族朋友聊天喝酒。這時，有一個漢族女孩在微信中提醒他，火車站有很多人被砍傷，他馬上回覆道：「就想哭，就想大聲的喊。」那時，他還不知道行兇者中就有自己的維族同胞。
即使是前些日子被中共當局以莫須有的「涉嫌分裂罪」被批捕的著名維族學者、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一直堅持認為，「維吾爾人追求平等自由的願望，完全不能脫離漢族人實現自由民主的進程，兩者必須是緊密結合的。維吾爾人今日的處境，正是整個中國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產物，只有漢族人也實現了自由民主的願望，維吾爾人才有可能獲得自由民主。」他還說，「在我哈木看來，只要生活在一個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國家，是漢族人佔多數還是維吾爾人佔多數，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個民族的權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習慣。如果我們中國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那些周邊國家的人才還會因為你制度的優越性被吸引到這邊來。」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秉持客觀理性立場的維族學者，也被神經高度緊張的中共當局視為「分裂分子」而不由分說地抓捕、監禁。其實，伊力哈木在一次面對外媒採訪中被問到是否有過新疆獨立的念頭時，卻脫口而出表達了自己反對新疆獨立的根本立場。他說：「每一次新疆的民族衝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維吾爾人起來上街砍人，其實最後不都是維吾爾人死的多嗎？如果中國出現民族分裂出現戰亂，那肯定是維吾爾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漢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說你們漢族有十三億人，光是新疆的漢族人，他們掌握的資源力量，都對維吾爾人有壓倒優勢。」
在這裡，伊力哈木實際上已含蓄地暗示了漢族統治者在其家鄉所實施的歧視性民族政策。在這種政策的強力推動下，即使新疆的經濟狀況這些年有所提升，當地的維吾爾族人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與漢人同樣的生活和工作的平等權利。原因是維族人現已在各個領域中都被迫邊緣化，甚至包括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但儘管如此，伊力哈木也從未對高高在上的漢人抱有偏見甚或仇視的眼光。他仍然非常理理性地認為，「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新疆是一個真正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自治區，維吾爾人會因生活在中國為傲。」可是，新疆的漢人統治者卻越來越無視維吾爾族人的民主和政治權利。
事實上，新疆問題的癥結就是，維吾爾人應該依法享有真正的自治。中共早中建政之初，就承諾給予少數民族自決權。1947年國民黨政府曾與新疆民族代表達成 11條協議，也承諾高度自治，但共產黨執政後就不再提「民族自決」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及至後來連「民族自治」也形同虛設了。新疆早先還有一個維吾爾族人——賽福鼎，而後來所有的民族自治區第一把手都換成了漢人。目前漢人的控制，已經超出了社會公共資源的各種領域。甚至漢族人還在維吾爾族傳統產業上取而代之。比如清真食品供應權也被漢族企業家霍蘭蘭經營的新疆佳雨工貿公司所壟斷，提供46種清真食品。霍蘭蘭承認，公司的300名員工主要都是漢人；當然公司裡也有少數維吾爾人，如一位做清潔的女工。但所有的職位幾乎都是漢人包攬。很多新疆的招工啟示上寫明了僅招漢人。這當然使維吾爾族人覺得自己都成了邊緣人。這自然導致了維漢之間的怨恨正在日積月累地加深。
由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文化上強調無神論，政治結構上又是一個中央集權下的封閉型政治體制。這些無疑給民族地區實現民族自治製造了很多人為的障礙。因為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習俗都構成了嚴重打擊。
知名學者笑蜀指出，疆藏政策必須全面反思和調整，必須問責王樂泉等人及負責機構。當民族地區發生那麼多悲劇，當達賴、伊力哈木理性溫和的聲音也被全面剿殺之時，我們做過什麼說過什麼？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堅決要求真相，要求公開，要求自由討論，堅決批評和問責，則應該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識界反思的第一步。如果不進行深刻的反思，正視民族政策上的嚴重問題，未來的民族問題將會日益嚴重。當然，站在道德高地譴責暴力，是最省事的事情。但如果僅止於譴責而不對自身的錯謬進行反思；僅強化維穩，而不屑於開展平等對話，那麼可以想見，更深層的裂痕，更慘烈的暴力，也可能隨之向「車臣化」演變下去。應該聲明的是，暴民雖可恨，但暴政更可惡。因為暴民是暴政的畸形兒。承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但承認問題並不意味著昆明火車站的濫殺無辜有其正當或合理的絲毫成分。
在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內部所發生的、越來越多的重大事件雖然可能與主權國家之外的因素相關聯，但這並不表明中國政府可以對國內長期存在的民族衝突問題無動於衷。
早在2009年，就有德國《新蘇黎世報》記者舒士特在詳細瞭解了中國民族政策之後這樣發出警示：「在新疆，維吾爾人的平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一些醫療衛生的重要指數都比漢人差。……如果不認真對待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問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敗的危險。」他隨後還對記者說，南疆維吾爾人的失業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失業率之一。他原則上並不反對農民工，但漢族勞動力大量遷居新疆就很成問題，因為這肯定會加大維漢之間的差別，導致局勢更為緊張。而新疆的漢人官僚 「並不關心維吾爾窮人的處境，也沒有落實保護維吾爾人的政策。」
不過，若將很多問題都歸結為民族矛盾也許過於簡單化。由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官員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如腐敗嚴重，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懸殊問題，在新疆地區肯定同樣存在。而且當地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保護以及維族青年的就業權等問題，都幾乎從未引起當地漢人大小官僚的真正重視。
雖然中共官方一直公開否認，新疆問題不是民族問題，不是政策問題，也不是宗教和人權問題，更不是不平等的問題，那究竟是什麼問題？事實上，不管將事件的因由歸咎於民族矛盾、分裂主義、宗教政策，還是恐怖主義，歸根結底都是由於存在 「問題」而造成的惡果。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判斷。
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混雜而居的國家。但美國政府並不刻意需要給某個民族施以格外照顧性的懷柔政策，卻能讓各民族公民有尊嚴地生活在其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儘管懷柔政策作為短期的權宜之計是有效的，但作為一項長期的國策則會遺患無窮。
假如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一樣是個民主國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權，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會朝正面發展。所以，新疆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只有通過改變不合理的專制體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