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訊】我們是台大意識報。
在社運歷史上的又一個轉捩點，推擠、佔領、喊口號的背後，我們腦袋裡轉著各種對爭議點的掙扎和對正義的嚮往，置身所謂的「暴民」群中，我們該以什麼方式觀察和思辨，身為學生媒體的我們為了什麼來到抗議的現場？
在台灣社會中，新聞報導與時事流通仍舊依賴主流媒體，能否登上頭版頭條，不可否認的被視為判定事件重要程度的標準。然而，各家報社立場頑固，政治偏好完全主導本該探討事件的報導，甚至為了反對而將新聞的焦點放在無關議題的瑣碎畫面。做為擁有龐大資源的媒體本該利用如此優勢將議題剖析得更為深入，探討事件的發展，開啟公民的討論平台；就算除卻了政治立場的因素，媒體的社會責任和商業利益又產生了衝突，剪接能夠引起短暫間聚集焦點的片段。此種點狀而缺乏脈絡的報導，沒能幫助閱聽者了解議題、聚集問題意識，反而無謂地煽動缺乏理性思考的情緒。我們以為主流媒體在過程中完全失職，那在社會結構中扮演第四權的媒體腳色該由什麼樣的勢力擔當？運動中的媒體又該是怎麼樣的媒體？
所謂獨立於政商勢力之外的獨立媒體，能夠用更理想的方式處理新聞報導，維持新聞記者的專業自主和撰稿自由，相較於主流媒體能夠更深入的理解議題，並投入時間和人力做長時間的報導。獨媒被賦予了這樣的責任，在運動中寫出立場，「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似乎成為自然而然的準則，為弱勢族群發聲，凝聚某種社會關懷的氛圍，如苦勞網及自我定義為運動中的媒體、媒體中的運動，那麼學生媒體呢？
學生作為社會運動的行動者，或開啟校園內的討論，或組織學生挺身對抗並站上前線聲援。然而跳脫行動者的視角，該如何釐清事件的全貌？台大意識報，作為一個大學校園的學生媒體，記者、編輯、總編全部由來自全校不同科系的學生擔綱，我們並沒有專業的媒體訓練也沒有編輯室的限制，沒有政治力量的介入卻也沒有一致的聲調。沒有目的性地，只是試著思索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在運動的過程中觀察，試圖把訊息帶出這一個被衝突烈火燃燒的角落，於現場蒐集資料，撰稿同時整理自己的思緒，處理議題的眾多觀點也爬梳脈絡。
身為學生、運動參與者、記者的多重身分凝視事件的發生，在現場誠實記錄所見所聞做為報導的一部分。這是我們認為學生媒體應有的責任、該做的事情，也是一次自我身分的定位。
—— 轉自《台大意識報》
在社運歷史上的又一個轉捩點，推擠、佔領、喊口號的背後，我們腦袋裡轉著各種對爭議點的掙扎和對正義的嚮往，置身所謂的「暴民」群中，我們該以什麼方式觀察和思辨，身為學生媒體的我們為了什麼來到抗議的現場？
在台灣社會中，新聞報導與時事流通仍舊依賴主流媒體，能否登上頭版頭條，不可否認的被視為判定事件重要程度的標準。然而，各家報社立場頑固，政治偏好完全主導本該探討事件的報導，甚至為了反對而將新聞的焦點放在無關議題的瑣碎畫面。做為擁有龐大資源的媒體本該利用如此優勢將議題剖析得更為深入，探討事件的發展，開啟公民的討論平台；就算除卻了政治立場的因素，媒體的社會責任和商業利益又產生了衝突，剪接能夠引起短暫間聚集焦點的片段。此種點狀而缺乏脈絡的報導，沒能幫助閱聽者了解議題、聚集問題意識，反而無謂地煽動缺乏理性思考的情緒。我們以為主流媒體在過程中完全失職，那在社會結構中扮演第四權的媒體腳色該由什麼樣的勢力擔當？運動中的媒體又該是怎麼樣的媒體？
所謂獨立於政商勢力之外的獨立媒體，能夠用更理想的方式處理新聞報導，維持新聞記者的專業自主和撰稿自由，相較於主流媒體能夠更深入的理解議題，並投入時間和人力做長時間的報導。獨媒被賦予了這樣的責任，在運動中寫出立場，「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似乎成為自然而然的準則，為弱勢族群發聲，凝聚某種社會關懷的氛圍，如苦勞網及自我定義為運動中的媒體、媒體中的運動，那麼學生媒體呢？
學生作為社會運動的行動者，或開啟校園內的討論，或組織學生挺身對抗並站上前線聲援。然而跳脫行動者的視角，該如何釐清事件的全貌？台大意識報，作為一個大學校園的學生媒體，記者、編輯、總編全部由來自全校不同科系的學生擔綱，我們並沒有專業的媒體訓練也沒有編輯室的限制，沒有政治力量的介入卻也沒有一致的聲調。沒有目的性地，只是試著思索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在運動的過程中觀察，試圖把訊息帶出這一個被衝突烈火燃燒的角落，於現場蒐集資料，撰稿同時整理自己的思緒，處理議題的眾多觀點也爬梳脈絡。
身為學生、運動參與者、記者的多重身分凝視事件的發生，在現場誠實記錄所見所聞做為報導的一部分。這是我們認為學生媒體應有的責任、該做的事情，也是一次自我身分的定位。
—— 轉自《台大意識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