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6日訊】（新唐人記者唐音採訪報導）台灣警察24日凌晨暴力清場中打傷學生，震驚了世界。40歲以上的很多中國人立刻回憶起1989年大陸學生運動以大屠殺收場。25日，台灣總統馬英九放出口風，願意和學生對話，又使大陸人想起25年前學生們跪在北京的人大會堂前，遞交請願信，而當時的中共總理李鵬拒絕接收。
25日，台灣總統府發言人表示，總統馬英九願意在不設任何前提的條件下，邀請反對服貿協議的學生代表，到總統府對話。抗議學生的發言人、台灣大學的研究生林飛帆同意，並提出希望討論的具體問題。
這讓關心台灣學運的人士、尤其是大陸人鬆了一口氣。因為24日凌晨台灣警察暴力驅趕行政院裡的學生時，造成包括警察、記者和學生在內174人受傷。而學生滿臉鮮血的照片，刺痛了許多大陸民眾的心，令他們立刻想起了25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遭到中共用機槍和坦克屠殺的青年學子們。
相對於這次太陽花學運，有媒體翻出台灣上一次學運，1990年3月16日到3月22日的野百合學運，當時來自全台灣最多時有6000名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靜坐，提出了「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和「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項訴求。
時任總統的、民進黨籍的李登輝邀請學生代表50多人，到總統府對話。然後不僅召開國是會議，而且在1991年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促使台灣更加民主。
1989年民主運動中三位學生代表曾跪在人大會堂東門前，遞交學生的請願書，時任中共總理李鵬拒不接信。（網絡圖片）
維權律師：兩岸社會制度有巨大差別導致學生命運完全不同
大陸維權律師、公民不合作運動發起人唐荊陵認為：「像野百合學運所遭遇的命運和中國大陸八九的學生運動的命運的差別，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是）社會制度基礎不同。」
「台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的社會基礎已經是一個半民主社會了，不是一個完全獨裁專制社會，它是處在向民主化轉型的過程當中的。如果我們看它那個時候關於結社、言論自由，各個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政治權利方面，它的開放度是比中國的89年要高很多的。」他具體分析。
「就是因為這種社會制度上跟社會條件上有巨大的差異，所以學生命運也發生了比較大區別。」說到海峽兩岸的學生運動，結局竟如此天差地別，唐荊陵唏噓不已。
對於馬英九願意與學生對話，唐荊陵表示：「雖然說沒有使用槍枝、坦克，像中共那樣，但是還是使用了暴力手法將學生趨離，引起來很大的爭議。但是現在馬英九先生願意跟學生方面進行對話，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轉向。」
而1989年4月22日中午12點45分左右，民主運動的三位學生代表北大研究生張智勇﹑郭海峰和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曾跪在人大會堂東門前，遞交學生的請願書。時任中共總理李鵬就在大會堂裡，卻始終不肯出來接信。
「一個不好制度它會讓掌握權力的人身上的惡會被惡化，但是一個好的制度會讓人身上善良的成份有機會可以發揮。」唐荊陵認為體制的性質和個人的選擇，在這種時刻都起作用。
他解釋說：「跟民眾的互動和回應，這樣一個程序進入專制的體制裡面去，專制的這一套體系是無法維持的。因為他們權力本身來源於一種壟斷，來源於就是獨佔，現在如果它的權力是來源於和人民的互相的接受，那麼最終原來的專制體制一定會沒有辦法存續，這是肯定的。」
「因為民主要求民眾和政府權力之間是互相認可，但是獨裁專制權力不是這樣。專制權力它本身是靠壓制、靠欺騙、靠它自己的壟斷來維持的。它會形成一種約束機制，避免受到民主和自由的『干擾』。」唐荊陵分析。
反服貿抗議學生的發言人、台灣大學的研究生林飛帆 （網絡圖片）
大陸人大代表獨立參選人：權力是民眾給予的官員就應與民對話
浙江溫嶺市人大獨立競選人李加富認為，對於一個民主國家，官員與民眾對話，是很自然的事情。「權為民所用的話，那當然人民提出的要求，他必須要回復的，因為這個權力不是他的，是人民賦予給他的。所以說，他必須的給人民一個交代。」
而大陸官員幾十年要麼拒絕與民對話，要麼欺騙民眾，對此李加富指出：「因為他們是集權的嘛，沒有法治。」
他看到：「中國就是誰的權大誰的話就是法。想想今天的中國法律是誰定的？是官員定的。它的法（是）對付老百姓的，而不是對付他們的。」
看到台灣的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擁有人權，李加富深刻的認識到：「中國這塊土地是沒有法治，只有台灣是有法治的。民主的先提就是法治，因為有法治的地方才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地方就沒有民主。」
25日，台灣總統府發言人表示，總統馬英九願意在不設任何前提的條件下，邀請反對服貿協議的學生代表，到總統府對話。抗議學生的發言人、台灣大學的研究生林飛帆同意，並提出希望討論的具體問題。
這讓關心台灣學運的人士、尤其是大陸人鬆了一口氣。因為24日凌晨台灣警察暴力驅趕行政院裡的學生時，造成包括警察、記者和學生在內174人受傷。而學生滿臉鮮血的照片，刺痛了許多大陸民眾的心，令他們立刻想起了25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遭到中共用機槍和坦克屠殺的青年學子們。
相對於這次太陽花學運，有媒體翻出台灣上一次學運，1990年3月16日到3月22日的野百合學運，當時來自全台灣最多時有6000名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靜坐，提出了「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和「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項訴求。
時任總統的、民進黨籍的李登輝邀請學生代表50多人，到總統府對話。然後不僅召開國是會議，而且在1991年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促使台灣更加民主。
1989年民主運動中三位學生代表曾跪在人大會堂東門前，遞交學生的請願書，時任中共總理李鵬拒不接信。（網絡圖片）
維權律師：兩岸社會制度有巨大差別導致學生命運完全不同
大陸維權律師、公民不合作運動發起人唐荊陵認為：「像野百合學運所遭遇的命運和中國大陸八九的學生運動的命運的差別，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是）社會制度基礎不同。」
「台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的社會基礎已經是一個半民主社會了，不是一個完全獨裁專制社會，它是處在向民主化轉型的過程當中的。如果我們看它那個時候關於結社、言論自由，各個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政治權利方面，它的開放度是比中國的89年要高很多的。」他具體分析。
「就是因為這種社會制度上跟社會條件上有巨大的差異，所以學生命運也發生了比較大區別。」說到海峽兩岸的學生運動，結局竟如此天差地別，唐荊陵唏噓不已。
對於馬英九願意與學生對話，唐荊陵表示：「雖然說沒有使用槍枝、坦克，像中共那樣，但是還是使用了暴力手法將學生趨離，引起來很大的爭議。但是現在馬英九先生願意跟學生方面進行對話，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轉向。」
而1989年4月22日中午12點45分左右，民主運動的三位學生代表北大研究生張智勇﹑郭海峰和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曾跪在人大會堂東門前，遞交學生的請願書。時任中共總理李鵬就在大會堂裡，卻始終不肯出來接信。
「一個不好制度它會讓掌握權力的人身上的惡會被惡化，但是一個好的制度會讓人身上善良的成份有機會可以發揮。」唐荊陵認為體制的性質和個人的選擇，在這種時刻都起作用。
他解釋說：「跟民眾的互動和回應，這樣一個程序進入專制的體制裡面去，專制的這一套體系是無法維持的。因為他們權力本身來源於一種壟斷，來源於就是獨佔，現在如果它的權力是來源於和人民的互相的接受，那麼最終原來的專制體制一定會沒有辦法存續，這是肯定的。」
「因為民主要求民眾和政府權力之間是互相認可，但是獨裁專制權力不是這樣。專制權力它本身是靠壓制、靠欺騙、靠它自己的壟斷來維持的。它會形成一種約束機制，避免受到民主和自由的『干擾』。」唐荊陵分析。
反服貿抗議學生的發言人、台灣大學的研究生林飛帆 （網絡圖片）
大陸人大代表獨立參選人：權力是民眾給予的官員就應與民對話
浙江溫嶺市人大獨立競選人李加富認為，對於一個民主國家，官員與民眾對話，是很自然的事情。「權為民所用的話，那當然人民提出的要求，他必須要回復的，因為這個權力不是他的，是人民賦予給他的。所以說，他必須的給人民一個交代。」
而大陸官員幾十年要麼拒絕與民對話，要麼欺騙民眾，對此李加富指出：「因為他們是集權的嘛，沒有法治。」
他看到：「中國就是誰的權大誰的話就是法。想想今天的中國法律是誰定的？是官員定的。它的法（是）對付老百姓的，而不是對付他們的。」
看到台灣的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擁有人權，李加富深刻的認識到：「中國這塊土地是沒有法治，只有台灣是有法治的。民主的先提就是法治，因為有法治的地方才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地方就沒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