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訊】（新唐人記者劉惠採訪報導）近日四位中國律師第三次到黑龍江佳木斯一農場洗腦班辦營救被長期關押在那裡的法輪功學員，並且到相關司法監管部門申訴黑監獄的違法事實，因而遭到當地公安局綁架，事後律師聲援團和公民聲援團前往事發地聲援，民眾紛紛捐款，網上呼籲不斷，為此《新唐人》記者採訪了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
記者：有四位律師到東北一洗腦班，要求釋放關押在那裡的法輪功學員後遭到拘留，現在律師聲援團有100名律師發表聲明向中共政府呼籲，釋放這些律師和法輪功學員，請問您對這件事是怎麼看的？
夏明：首先的話，我想律師他是作為一個法治國家的一個樑柱，因為律師他首先保護公民的一個權利，變成說他是跟公權、跟對方進行一個對辯，這樣的話法庭能處於比較中立的地位，再來就是公訴方和律師之間尋求一個公正的法律的一個裁決。所以我們可以看應該說在公訴方，就是檢察院和法院和律師的三個關係中，很顯然律師會傾向於個人權利和保護民權的。
雖然我們一點也不奇怪，就是在維護法治原則的歷史的進程中，律師總會站在前面，因為最根本的就是說，因為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就是一個律師的基本工作，那麼如果他不擔負起基本的責任的話，也就是說律師就是自己在自廢武功，讓自己的職業根本受到拋棄，我覺得這點是應該很清楚。
也就是說律師他對政權的反抗，在全世界是非常典型的，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幾個例子，那印度的獨立戰爭中，就是一些律師來推動的，最有名的兩個律師一個就是聖雄甘地，另外一個就是尼赫魯，尼赫魯也是一個律師，而尼赫魯的爸爸也是一個律師。所以我們看到在印度的民主化的進程中，反殖民主義和推動民主的進程中，律師成為一個自由社會的主要的中間力量和領導力量，最後建立一個政黨，給印度帶來了民主。
在美國也很清楚，在50年代以後，為了推動反對種族歧視，來促進黑人和有色人種，包括以後還有婦女、同性戀、殘疾人他們的權利，我們看到律師發揮很大的作用。其中一個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委員會，它就是法律基金會。他們的法律部當然有白人律師也有很多的黑人律師，其中最有名的一個黑人律師，就是以後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聖彼德‧馬歇爾。
馬丁•路德金也是具有法律背景的，儘管他是一個教師，在推動民權運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怎麼樣利用法律，通過一場一場的法律上的戰鬥，逐漸的把美國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給推翻了，功勞應該說主要來自於律師。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中國走向這一步，一方面是標誌著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的增加了，另一方面呢，中國在過去的20多年隨著法學院的恢復和建立，越來越多的法學院的畢業生出來了，他們就是說現在他們的職業本身就是要守護法治原則的。
而中共在最近也宣布他要廢除勞改制度，那麼如果勞改制度和勞教條例已經被廢除的話，他沒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據來繼續保護這些黑監獄。我覺得黑監獄是介於正式的司法局、司法部領導下正式的監獄體制下以外的非正式的，是由公安他們隨意設置和隨意建立的。這種情況下，律師他可以有法律依據來捍衛國民的權力的。
我覺得這個當然非常具有正面的價值，而且我覺得這種挑戰對中國政府應該會形成很大的壓力。這裡邊就像我以前在文章這邊寫到了，這裡邊就是一個不可阻擋的一個歷史趨勢，就是說如果你培養個工程師，那麼他們一定會要求推動社區化，那麼你培養出工商管理的這些MBA的畢業生，他們一定會推動市場經濟，而且他們一定也會指有在市場的經濟中會找到自己的價值。同樣的如果你建立了法學院，那麼培養出律師、法官，那麼這些人他們就一定會成為法治原則和法治制度的一個根本的捍衛者和堆動者。那麼同樣的我們可以繼續延伸，如果你培養出很多政治學的畢業生，和公眾型的畢業生等，如果有很多像中國有各種政治學系，甚至科學系，也都建立了，如果你這麼多政治科學的這些畢業生畢業出來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推動選舉政治、推動民主政治，那麼我覺得這恐怕是歷史不可避免的一個潮流。
記者：您是說中國的律師也會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先鋒嗎 ？
夏明：對。我們可以看到，律師在中國大概有幾十萬，現在。當然我們看到，中共在通過各種方式控制他們，所以得司法局都有律師處，這樣的話就通過司法局律師處把律師就給控制起來。而且我們看到律師畢竟現在在大城市裡面，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律師的主要的力量居住在北京、上海或廣州這些大城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最主要對暴政的反抗，對民權的維護，主要是來自於大城市的這些律師，他們敢到小地方去接案子。而這些案子的話，一般的小人物、小律師是不敢接手的，所以我們看到李莊，他從北京跑到重慶去辦理這些所謂的黑社會案子。像四川地震了，那邊辦理這些律師也都是從上海去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律師在起作用，另一面，我們必須意識到，律師他往往在大城市裡邊，他們可以對很多的邊緣城市，或者小地方的各種人權、民權問題，他的干預相對的就比較少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均衡。
但是另一個最主要的，就是對中國政府最主要的威脅和挑戰，是在於這些律師他的主要的掙錢方式是必須要辦案，而辦案的話必須要做出聲望，要辦出大案，那麼今天的大案都已經贏了，這樣的話才會有人來找他辦案。所以就是往往律師還沒有建自己名望的律師，他一定有自己內在的動力，他想去找一些大案，能夠贏得公眾的關注，最後把自己的聲望給建立起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這種內在的機制會激烈很多的律師，尤其是年輕的律師，去在大的案件上去往前衝，那麼對政府形成一種抵制和制約，這一點我覺得恐怕中國政府目前已經說已經把瓶子打開了，這個就是心靈已經逃出了那個瓶子，他已經沒辦法再讓他給關回去了。我覺得這是中國政府沒辦法再倒退的原因。
記者：在1999年的時候，絕大部分人不敢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可是這次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聲張正義被抓後，民眾已經組織公民聲援團前往東北，還有不少民眾捐款贊助，您是怎麼看的？
夏明：我們知道1999年對法輪功鎮壓的時候，其實就是沒有得民心，10幾年前我在國內採訪過，因為我也主編了兩本書關於法輪功的，就是1999年在美國一個雜誌叫作「中國政府與法律」上面我準備了兩集專集，談中國（共）政府和法輪功衝突，和法輪功的情況。當時在採訪過程中，我就親耳聽到中國（共）公安給我介紹法輪功當時情況，有一個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警署的一個署長他就告訴我，他說他們以前執行的各項專項任務，都有自己的轄區的老百姓會主動合作，提供各種信息來協助警察，他說但是在他們進行這個反法輪功的專項工作中，沒有一個老百姓出來跟他們合作，給他們提供訊息來協助他們的查處法輪功。
這個我覺得很說明問題，就是在反法輪功的專項鬥爭中，他們沒有得到民心太多的支持。
那麼當然現在的話，我們看到對法輪功的迫害，越來越引起更多的中國人的同情和共鳴。
其中涉及到一個最更本的東西是，法輪功涉及到信仰的自由，練功的自由，另外法輪功對中共社會最大的挑戰是，現在中共社會道德淪喪，法輪功對道德的維護對中國人來說都會有許多的共鳴。
尤其我們看到中國在進行一種精神的大覺醒，也就是他們在逐漸的尋求一種真善美的東西，尋求一種精神的歸宿，心靈上的超越，由此我們看到，無論是教會還是佛教的反抗，都可以看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來聲援法輪功，因為他們認識到法輪功和他們的利益是休戚相關的。
記者：有四位律師到東北一洗腦班，要求釋放關押在那裡的法輪功學員後遭到拘留，現在律師聲援團有100名律師發表聲明向中共政府呼籲，釋放這些律師和法輪功學員，請問您對這件事是怎麼看的？
夏明：首先的話，我想律師他是作為一個法治國家的一個樑柱，因為律師他首先保護公民的一個權利，變成說他是跟公權、跟對方進行一個對辯，這樣的話法庭能處於比較中立的地位，再來就是公訴方和律師之間尋求一個公正的法律的一個裁決。所以我們可以看應該說在公訴方，就是檢察院和法院和律師的三個關係中，很顯然律師會傾向於個人權利和保護民權的。
雖然我們一點也不奇怪，就是在維護法治原則的歷史的進程中，律師總會站在前面，因為最根本的就是說，因為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就是一個律師的基本工作，那麼如果他不擔負起基本的責任的話，也就是說律師就是自己在自廢武功，讓自己的職業根本受到拋棄，我覺得這點是應該很清楚。
也就是說律師他對政權的反抗，在全世界是非常典型的，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幾個例子，那印度的獨立戰爭中，就是一些律師來推動的，最有名的兩個律師一個就是聖雄甘地，另外一個就是尼赫魯，尼赫魯也是一個律師，而尼赫魯的爸爸也是一個律師。所以我們看到在印度的民主化的進程中，反殖民主義和推動民主的進程中，律師成為一個自由社會的主要的中間力量和領導力量，最後建立一個政黨，給印度帶來了民主。
在美國也很清楚，在50年代以後，為了推動反對種族歧視，來促進黑人和有色人種，包括以後還有婦女、同性戀、殘疾人他們的權利，我們看到律師發揮很大的作用。其中一個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委員會，它就是法律基金會。他們的法律部當然有白人律師也有很多的黑人律師，其中最有名的一個黑人律師，就是以後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聖彼德‧馬歇爾。
馬丁•路德金也是具有法律背景的，儘管他是一個教師，在推動民權運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怎麼樣利用法律，通過一場一場的法律上的戰鬥，逐漸的把美國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給推翻了，功勞應該說主要來自於律師。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中國走向這一步，一方面是標誌著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的增加了，另一方面呢，中國在過去的20多年隨著法學院的恢復和建立，越來越多的法學院的畢業生出來了，他們就是說現在他們的職業本身就是要守護法治原則的。
而中共在最近也宣布他要廢除勞改制度，那麼如果勞改制度和勞教條例已經被廢除的話，他沒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據來繼續保護這些黑監獄。我覺得黑監獄是介於正式的司法局、司法部領導下正式的監獄體制下以外的非正式的，是由公安他們隨意設置和隨意建立的。這種情況下，律師他可以有法律依據來捍衛國民的權力的。
我覺得這個當然非常具有正面的價值，而且我覺得這種挑戰對中國政府應該會形成很大的壓力。這裡邊就像我以前在文章這邊寫到了，這裡邊就是一個不可阻擋的一個歷史趨勢，就是說如果你培養個工程師，那麼他們一定會要求推動社區化，那麼你培養出工商管理的這些MBA的畢業生，他們一定會推動市場經濟，而且他們一定也會指有在市場的經濟中會找到自己的價值。同樣的如果你建立了法學院，那麼培養出律師、法官，那麼這些人他們就一定會成為法治原則和法治制度的一個根本的捍衛者和堆動者。那麼同樣的我們可以繼續延伸，如果你培養出很多政治學的畢業生，和公眾型的畢業生等，如果有很多像中國有各種政治學系，甚至科學系，也都建立了，如果你這麼多政治科學的這些畢業生畢業出來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推動選舉政治、推動民主政治，那麼我覺得這恐怕是歷史不可避免的一個潮流。
記者：您是說中國的律師也會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先鋒嗎 ？
夏明：對。我們可以看到，律師在中國大概有幾十萬，現在。當然我們看到，中共在通過各種方式控制他們，所以得司法局都有律師處，這樣的話就通過司法局律師處把律師就給控制起來。而且我們看到律師畢竟現在在大城市裡面，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律師的主要的力量居住在北京、上海或廣州這些大城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最主要對暴政的反抗，對民權的維護，主要是來自於大城市的這些律師，他們敢到小地方去接案子。而這些案子的話，一般的小人物、小律師是不敢接手的，所以我們看到李莊，他從北京跑到重慶去辦理這些所謂的黑社會案子。像四川地震了，那邊辦理這些律師也都是從上海去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律師在起作用，另一面，我們必須意識到，律師他往往在大城市裡邊，他們可以對很多的邊緣城市，或者小地方的各種人權、民權問題，他的干預相對的就比較少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均衡。
但是另一個最主要的，就是對中國政府最主要的威脅和挑戰，是在於這些律師他的主要的掙錢方式是必須要辦案，而辦案的話必須要做出聲望，要辦出大案，那麼今天的大案都已經贏了，這樣的話才會有人來找他辦案。所以就是往往律師還沒有建自己名望的律師，他一定有自己內在的動力，他想去找一些大案，能夠贏得公眾的關注，最後把自己的聲望給建立起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這種內在的機制會激烈很多的律師，尤其是年輕的律師，去在大的案件上去往前衝，那麼對政府形成一種抵制和制約，這一點我覺得恐怕中國政府目前已經說已經把瓶子打開了，這個就是心靈已經逃出了那個瓶子，他已經沒辦法再讓他給關回去了。我覺得這是中國政府沒辦法再倒退的原因。
記者：在1999年的時候，絕大部分人不敢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可是這次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聲張正義被抓後，民眾已經組織公民聲援團前往東北，還有不少民眾捐款贊助，您是怎麼看的？
夏明：我們知道1999年對法輪功鎮壓的時候，其實就是沒有得民心，10幾年前我在國內採訪過，因為我也主編了兩本書關於法輪功的，就是1999年在美國一個雜誌叫作「中國政府與法律」上面我準備了兩集專集，談中國（共）政府和法輪功衝突，和法輪功的情況。當時在採訪過程中，我就親耳聽到中國（共）公安給我介紹法輪功當時情況，有一個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警署的一個署長他就告訴我，他說他們以前執行的各項專項任務，都有自己的轄區的老百姓會主動合作，提供各種信息來協助警察，他說但是在他們進行這個反法輪功的專項工作中，沒有一個老百姓出來跟他們合作，給他們提供訊息來協助他們的查處法輪功。
這個我覺得很說明問題，就是在反法輪功的專項鬥爭中，他們沒有得到民心太多的支持。
那麼當然現在的話，我們看到對法輪功的迫害，越來越引起更多的中國人的同情和共鳴。
其中涉及到一個最更本的東西是，法輪功涉及到信仰的自由，練功的自由，另外法輪功對中共社會最大的挑戰是，現在中共社會道德淪喪，法輪功對道德的維護對中國人來說都會有許多的共鳴。
尤其我們看到中國在進行一種精神的大覺醒，也就是他們在逐漸的尋求一種真善美的東西，尋求一種精神的歸宿，心靈上的超越，由此我們看到，無論是教會還是佛教的反抗，都可以看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來聲援法輪功，因為他們認識到法輪功和他們的利益是休戚相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