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8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四清」運動中民兵把「四類分子」押解到場聽會。（網路圖片）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一九六三年九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 一九六五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綳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註四十七）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祕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祕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註四十八）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八月一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註四十九）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註五十）「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八月一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祕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註五十一）
九月一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註五十二）
十月十二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十月二十四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王光美在清華大學的批鬥會上。（網路圖片）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十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註五十三）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彙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彙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註五十四）
王光美在書裡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註五十五）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註五十六）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百分之二十（註五十七），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註五十八）毛澤東在一九六零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註五十九）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註六十）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註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註六十二）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飢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百分之九十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百分之十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彙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彙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彙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百分之七十的基本群眾。（註六十三）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註六十四）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貪污行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三萬六千多斤，豬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八十年代劃歸佳木斯市，九十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一九六零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七，大牲畜減少了百分之三十點五，糧食產量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糧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員收入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點七。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全社共有三百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六十多戶。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 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中（註六十五）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十三名委員當中，有六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十五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干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一九六零年就吃了十二頭豬，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十一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廣大農民，對「大飢荒」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佔、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四清」運動給了農民這個機會。
在「四清」中，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幹部如何打他們，說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農村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據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三百四十九名幹部自殺。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青海省在十三個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一千七百多名幹部自殺。（註六十六）這些基層幹部是 「大躍進」運動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大躍進」在農村搞不起來。現在出了這麼打亂子，死了這麼多人，中央不承擔責任，「四清」中讓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四清」中批鬥「富農分子」。（網路圖片）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十二月二十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註六十七）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註六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註六十九）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註七十）
毛澤東在一九七零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註解：
[註四十七] 中共邯鄲市委：《關於三十二個農村三反試點基本總結和下段安排意見向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中共邯鄲市委文件，[六零]一四一號。
[註四十八] 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見《批判材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第四七一-五七零頁。
[註四十九]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零-一二一頁。
[註五十] 在延安時，毛澤東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劉少奇，現在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澤東的這一改變意味深長。
[註五十一] 王力：《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七三頁。
[註五十二] 《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四]二七號。
[註五十三]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對一篇當代史回憶文本的解讀》（修訂全本），載《領導者》二零零六年一月號（總第十二期）。
[註五十四]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零頁。
[註五十五]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八五頁
[註五十六] 《對信陽地委關於整風、生產救災情況報告和中央轉發這一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零七-四零九頁。
[註五十七] 《對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的批語》，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七頁。
[註五十八]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五三三-五三四頁。
[註五十九] 《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頁。
[註六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七八-三八三頁。
[註六十一] 《中央轉發廣東省委關於農村「三反」問題的兩個文件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零七頁。
[註六十二]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一零一頁。
[註六十三] 李大章：「大出給省委常委和西南局同志一閱」，四川省檔案館，辦公廳，二四一二。
[註六十四] 《中央批轉湖北省委關於沔陽通海口公社整風整社第二階段總結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註六十五] 東北局農委工作組、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註六十六] 尹曙生：《從批屍鬧劇看「四清」運動》，載《炎黃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註六十七]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一一五-一一八頁。
[註六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九九三年，第一一三一頁。
[註六十九]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
[註七十]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一一八頁。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
(接上期)
四 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四清」運動中民兵把「四類分子」押解到場聽會。（網路圖片）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一九六三年九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 一九六五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綳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註四十七）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祕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祕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註四十八）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八月一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註四十九）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註五十）「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八月一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祕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註五十一）
九月一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註五十二）
十月十二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十月二十四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王光美在清華大學的批鬥會上。（網路圖片）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十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註五十三）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彙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彙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註五十四）
王光美在書裡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註五十五）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註五十六）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百分之二十（註五十七），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註五十八）毛澤東在一九六零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註五十九）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註六十）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註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註六十二）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飢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百分之九十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百分之十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彙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彙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彙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百分之七十的基本群眾。（註六十三）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註六十四）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貪污行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三萬六千多斤，豬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八十年代劃歸佳木斯市，九十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一九六零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七，大牲畜減少了百分之三十點五，糧食產量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糧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員收入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點七。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全社共有三百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六十多戶。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 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中（註六十五）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十三名委員當中，有六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十五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干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一九六零年就吃了十二頭豬，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十一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廣大農民，對「大飢荒」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佔、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四清」運動給了農民這個機會。
在「四清」中，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幹部如何打他們，說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農村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據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三百四十九名幹部自殺。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青海省在十三個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一千七百多名幹部自殺。（註六十六）這些基層幹部是 「大躍進」運動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大躍進」在農村搞不起來。現在出了這麼打亂子，死了這麼多人，中央不承擔責任，「四清」中讓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四清」中批鬥「富農分子」。（網路圖片）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十二月二十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註六十七）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註六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註六十九）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註七十）
毛澤東在一九七零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註解：
[註四十七] 中共邯鄲市委：《關於三十二個農村三反試點基本總結和下段安排意見向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中共邯鄲市委文件，[六零]一四一號。
[註四十八] 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見《批判材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第四七一-五七零頁。
[註四十九]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零-一二一頁。
[註五十] 在延安時，毛澤東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劉少奇，現在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澤東的這一改變意味深長。
[註五十一] 王力：《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七三頁。
[註五十二] 《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四]二七號。
[註五十三]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對一篇當代史回憶文本的解讀》（修訂全本），載《領導者》二零零六年一月號（總第十二期）。
[註五十四]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零頁。
[註五十五]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八五頁
[註五十六] 《對信陽地委關於整風、生產救災情況報告和中央轉發這一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零七-四零九頁。
[註五十七] 《對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的批語》，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七頁。
[註五十八]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五三三-五三四頁。
[註五十九] 《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頁。
[註六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七八-三八三頁。
[註六十一] 《中央轉發廣東省委關於農村「三反」問題的兩個文件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零七頁。
[註六十二]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一零一頁。
[註六十三] 李大章：「大出給省委常委和西南局同志一閱」，四川省檔案館，辦公廳，二四一二。
[註六十四] 《中央批轉湖北省委關於沔陽通海口公社整風整社第二階段總結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註六十五] 東北局農委工作組、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註六十六] 尹曙生：《從批屍鬧劇看「四清」運動》，載《炎黃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註六十七]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一一五-一一八頁。
[註六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九九三年，第一一三一頁。
[註六十九]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
[註七十]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一一八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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