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4月29日報導說，根據密西根大學研究者的研究，從1980年到2010年30年之間，中國基尼係數幾乎翻番，現在指向「嚴重」不平等。這個發現符合許多中國人所相信的。在2012年民調當中，他們將不平等列為這個國家頭號社會挑戰，超過腐敗和失業。基尼係數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標。
密西根大學利用2010年至2012年間、5所中國大學的6項調查資料來計算基尼係數，然後與此前的預測結果進行比較。研究結果指出，2010年大陸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約為0.55，此一資料不僅與1980年的0.30擴大將近1倍，更在同年超越美國的0.45，貧富懸殊之大，居世界首位。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不是之一），這個結果難免讓人沮喪。貧富懸殊一直刺痛著公眾的敏感神經，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做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聯合國計畫開發署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占人口總數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由此可以計算出，中國20%的最高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樣的資料，在美國是8.4，印度是4.9，俄羅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這意味著，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
初次分配中，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顯低於世界平均50%-55%的水準，而美國該項指標早在19世紀就達到了50%。城鄉差距，2005年中國是3.22倍，2009年就擴大到3.36倍，絕對差距首次超過一萬元。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處於歷史最高水準。東部與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也沒有扭轉跡象，仍在持續擴大中。
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而國民收入年均僅增長13%。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6%，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95%；韓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6%，而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4%。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取樣8,000戶家庭做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中國10%的家庭控制了整個中國86.7%的財富。而從金字塔頂到塔底，其間的貧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後。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盪。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
國家統計局給出的官方資料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實際上基尼係數遠遠高過上述指標，在少數人財富呈爆炸性增長的同時，中國仍有至少1.28億人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所謂國家貧困線的定義為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
中國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因而社會矛盾與風險日益突出，群體性事件在各地頻頻爆發，「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會底層民眾感到極大的生存壓力，積聚的民怨越來越威脅著社會穩定。而維穩經費飆高被外界解讀為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國外，而是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隨著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根據財政部的資料，中國自2011年起，其「維穩經費」預算已連續3年超過國防預算。以2013年為例，其維穩經費預算（即公共安全執行費用）為7691億元，而該年的國防預算為7406億元。
近年來，除了土地、資源、資本製造富豪外，眾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國富豪人數龐雜社會財富底數更加模糊混亂。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專案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20多萬億投資中，至少有5萬多億通過不同管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國無論是公開的富豪還是隱形富豪，在擁有巨額財富的同時，並沒有盡到相應的納稅義務，沒有為這個國家創造更多的稅收，以至於中國的富豪人數在短短數十年裡，便超越了美國。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針對富人的稅收體系，因此導致中國的稅收制度出現了「劫貧濟富」的亂象。
貧富懸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一般情況下貧富懸殊並不可怕，只有當貧富懸殊巨大，特別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敗大行其道時，貧富懸殊才會變得複雜並且伴隨著危險。正如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生前所說：「如果是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算失敗了」。
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權變更和社會動盪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貧富懸殊而引發的社會內亂和抗爭。中國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統退位，史家公認的「五大盛世」加起來不足300年，而見諸史料記載的戰爭就有3800餘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必須慎重處理國民收入分配機制，不能任憑貧富差距無限擴大。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也完全取決於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國的發展只是讓極少數人富起來，絕大多數人長期只能維持溫飽抑或艱難度日，中國將會很快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密西根大學利用2010年至2012年間、5所中國大學的6項調查資料來計算基尼係數，然後與此前的預測結果進行比較。研究結果指出，2010年大陸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約為0.55，此一資料不僅與1980年的0.30擴大將近1倍，更在同年超越美國的0.45，貧富懸殊之大，居世界首位。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不是之一），這個結果難免讓人沮喪。貧富懸殊一直刺痛著公眾的敏感神經，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做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聯合國計畫開發署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占人口總數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由此可以計算出，中國20%的最高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樣的資料，在美國是8.4，印度是4.9，俄羅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這意味著，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
初次分配中，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顯低於世界平均50%-55%的水準，而美國該項指標早在19世紀就達到了50%。城鄉差距，2005年中國是3.22倍，2009年就擴大到3.36倍，絕對差距首次超過一萬元。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處於歷史最高水準。東部與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也沒有扭轉跡象，仍在持續擴大中。
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而國民收入年均僅增長13%。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6%，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95%；韓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6%，而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4%。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取樣8,000戶家庭做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中國10%的家庭控制了整個中國86.7%的財富。而從金字塔頂到塔底，其間的貧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後。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盪。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
國家統計局給出的官方資料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實際上基尼係數遠遠高過上述指標，在少數人財富呈爆炸性增長的同時，中國仍有至少1.28億人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所謂國家貧困線的定義為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
中國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因而社會矛盾與風險日益突出，群體性事件在各地頻頻爆發，「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會底層民眾感到極大的生存壓力，積聚的民怨越來越威脅著社會穩定。而維穩經費飆高被外界解讀為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國外，而是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隨著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根據財政部的資料，中國自2011年起，其「維穩經費」預算已連續3年超過國防預算。以2013年為例，其維穩經費預算（即公共安全執行費用）為7691億元，而該年的國防預算為7406億元。
近年來，除了土地、資源、資本製造富豪外，眾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國富豪人數龐雜社會財富底數更加模糊混亂。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專案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20多萬億投資中，至少有5萬多億通過不同管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國無論是公開的富豪還是隱形富豪，在擁有巨額財富的同時，並沒有盡到相應的納稅義務，沒有為這個國家創造更多的稅收，以至於中國的富豪人數在短短數十年裡，便超越了美國。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針對富人的稅收體系，因此導致中國的稅收制度出現了「劫貧濟富」的亂象。
貧富懸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一般情況下貧富懸殊並不可怕，只有當貧富懸殊巨大，特別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敗大行其道時，貧富懸殊才會變得複雜並且伴隨著危險。正如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生前所說：「如果是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算失敗了」。
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權變更和社會動盪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貧富懸殊而引發的社會內亂和抗爭。中國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統退位，史家公認的「五大盛世」加起來不足300年，而見諸史料記載的戰爭就有3800餘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必須慎重處理國民收入分配機制，不能任憑貧富差距無限擴大。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也完全取決於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國的發展只是讓極少數人富起來，絕大多數人長期只能維持溫飽抑或艱難度日，中國將會很快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