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下)

 

目錄： 4、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 1） 灌輸進化論的真實目的──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 2） 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 （1） 脆弱的邏輯基礎 （2） 概率計算否定了進化論的核心──基因突變機制 （3） 進化論的尷尬──關於進化時間表的種種疑問 3） 灌輸進化論的後果 4） 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 5） 中共不講「科學」，馬克思主義反自然 6） 科學家信神並不妨礙其作出科研成就 7） 實證科學並不是探索宇宙規律的唯一方式 8） 實證科學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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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的一個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國業餘化石專家在位於猶他州附近，也是以三葉蟲化石聞名的羚羊泉敲開了一片化石，赫然發現一個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隻三葉蟲上。三葉蟲是一種生長於六億年前至二億多年前的生物，換句話說，在這久遠的歷史時期之前，是不是有著和我們一樣的人類文明存在？

一八四四年，以發現反射偏光「布魯斯特法則」聞名的布魯斯特爵士在英國科學發展協會發表了一篇報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報告中提到，在英國北部靠近Inchyra的Kindgoodie採石場挖掘出的一塊沙石巖中，居然有一枚釘子的一半埋在裡面。這枚釘子雖已被腐蝕了，但仍然能辨別出來。1985年，這塊沙石巖經測定後發現至少有四千萬年歷史。那麼是誰在古老岩層裡留下的釘子呢？

在2001年進行的一次關於人類起源和發展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1000名美國人被要求選擇與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觀點。調查顯示，45%的人選擇了「上帝在過去1萬年左右創造了今天的人類」，37%的人選擇了「人類從比較原始的形態經過上百萬年的演化而來，而上帝主導著這一過程」，12%選擇了「人類從比較原始的形態經過上百萬年的演化而來，並且上帝與這一過程無關」，剩下6%的人表示沒有觀點或無任何傾向。在另一項由美國裴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05年7月進行的調查表明，63%的美國人願意接受學校在教授進化論的同時，也教授宗教的創世論，38%的人乾脆主張學校只教授創世論，不教進化論。

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讀者都會對上述調查結果感到非常驚訝。其實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國家，不接受進化論的大有人在，而與中共黨文化的思維定勢相反，這並沒有導致這些國家落後、愚昧。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文明發展恰恰與其開放寬容的自由思想氛圍密切相關。進化論來自於西方，但當今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國、前蘇聯和原來的東歐前共產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權力被用來禁止對神的信仰和灌輸無神論。中共自從1949年以後就一直在持續地壓制和迫害各種宗教信仰的同時，強制性地灌輸「進化論」，以至於許多國人不僅自己把「進化論」奉為金科玉律，而且當然地認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眾灌輸進化論，一方面是出於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的目的，因為這樣就可以為強行灌輸無神論舖平道路，以便於把自己打扮成至高無上的人間救主；另一方面是因為進化論可以為其「階級鬥爭」的理論提供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清楚的說明進化論與信仰的關係：「現在我們以進化的概念來看宇宙，再也沒有空間容納一位創造者或統治者了。」（《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馬克思又說，「達爾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支持了人類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完全符合我的觀點。」恩格斯也說，「（進化論是）十九世紀三大科學發現之一…...優越的無產階級將贏得這場生存鬥爭。」

人類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後，就一直在追尋「我是誰，我從哪裡來」這樣一個永恆的根本問題。在消滅各種宗教信仰之後，進化論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夠用來解釋生命起源的學說。在網上做一個搜索，往往會發現許多中學教師對於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進化」一章這樣分析：「對於學生形成生物進化的觀點，樹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有重要意義。」因而中共在剷除中國敬畏天命的傳統文化的同時，把進化論作為解釋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強行灌輸。今天的許多中國人在談到信仰的時候，都會不假思索的聲稱，「我是信仰無神論的，我是相信進化論的。」拋開無神論、進化論本身的是非對錯之爭不談，事實上對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對於無神論的「信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靈的選擇，是相對於「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強權之下，誰不信仰「無神論」，誰不信進化論就面臨著「封建迷信」、「愚昧」、「誤國誤民」、「反科學」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臨著被劃離「廣大人民群眾」而成為「一小撮」另類的「改造對像」。在這種環境下，根本談不上自由抉擇的權利，還有什麼信仰可言呢？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根據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進化的假說，認為今天複雜的生物界是從簡單的原始生物一步步進化而來。然而隨著科學深入廣泛的發展，大量的事實發現對進化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許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現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網站的「初中生物教學資源」中這樣寫道，「在人類，偶然會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長毛的人、多乳頭的女子等等，這些現象表明，人類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長毛的、多乳頭的動物。所以返祖現象也是生物進化的一種證據。」要按這種邏輯，嬰兒無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繫在一起是沒有道理的。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不予深究，也是因為深究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許多人聽到這話感到很驚訝。其實，問題的揭示會使人更驚訝。

比較解剖學證據是進化論的三大主要證據之一。按照比較解剖學，哺乳類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鰭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結構，因此達爾文推斷它們從同一遠祖遺傳而來，只是進化過程中因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顯然，用比較解剖學證據來論證進化論，存在邏輯上的漏洞，因為從同一祖先的假設，邏輯上可以推斷出四肢骨骼結構相似的結論，但反過來卻不一定。正如冰箱製冷可以使水結冰，不等於水結冰一定是由於冰箱製冷。

古生物化石也是進化論的三大主要證據之一。然而進化論支持者以古生物化石論證其進化的過程，卻又需要依賴於進化的模式。比如中國著名猿人「元謀人」的確定，是從僅有的3顆人類牙齒推斷來的；藍田猿人的確定，僅憑一個下頜骨；丁村人，三顆牙齒，一小塊頭蓋骨；馬壩人，一個不完整的頭蓋骨……把它們確定成什麼，要完全套用進化模式。這裡邊暴露了一個邏輯問題：從進化論來的東西，再去證明進化論，顯然是循環論證。所謂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發現，就充分暴露出這種論證邏輯的缺陷。一九二二年，生物學家奧斯本宣布發現了一顆牙齒，這顆牙齒同時具備猩猩、猿人及類人猿特徵。他給這顆牙齒的主人取了一個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著，相信進化論的人士畫出了這個猿人的想像圖，僅僅憑著一顆牙齒。但一九二七年，經過更深入的研究後發現，這顆牙齒的主人是一種絕種了的美洲野豬！

那麼進化論是歸納法嗎？不是，太多事實歸納不進去。

有人曾說進化論是歸納法，這種邏輯思路稍微難一些，其實也好理解。歸納法就是提出一個命題，如果能把涵蓋的所有問題都歸納進去，那這個命題就是真理。然而對於進化論，太多的事實歸納不進去。從前面的史前文明證據來看，從進化的速度、物種爆髮式的產生的方式、進化的概率等等許許多多不但歸納不進去，而且都在否定進化論，可見進化論的論證作為歸納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實還是循環論證。

似是而非的「循環論證」貫穿了整個進化論，人們似乎都對此習以為常了。然而當我們嚴格的分析起來，都會大吃一驚。

中學生物課本上有一張胚胎髮育圖，顯示魚、蠑螈、烏龜、雞、豬、牛、兔、人等動物在胚胎髮育不同階段的側面，其原版收藏在倫敦大學的Bodleian圖書館，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紀德國 Jena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海克爾。從這張圖得出的結論是，雖然這些動物成年後形態各不相同，但在胚胎髮育過程中均有一個形態相似的階段，包括人類，各種動物在胚胎髮育的某個階段，其形態會重演一個類似魚的形態，表明它們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動物，它們祖先的特徵在胚胎髮育過程中重演了。這就是支持進化論的三大證據之一「胚胎重演律」。

其實，用重演律證明進化論，也可形式地表述為：「假如進化論成立，胚胎髮育會重演進化的過程；因為觀察發現胚胎髮育會重演進化的過程，所以進化論成立。」邏輯上講，這仍然是用假說證明假說的「循環論證」。

1997年，英國科學家理察遜和多家實驗室合作，收集更多種系的動物，觀察它們在各個胚胎髮育期的形態。他們發現海克爾的圖譜不是基於事實的描述，「我們的研究嚴重削弱了海克爾圖形的可信性，海克爾圖形與其說是顯示脊椎動物胚胎髮育過程中一個相似時期，不如說是按固定程序設計的胚胎。」權威的《科學》雜誌於1997年專門就此事發表了一篇綜述（Science 1997, 277:5331）。那麼，為什麼海克爾和理察遜的研究結論差異如此之大呢？原來，海克爾有意選擇形態上比較相近的動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蠑螈代表兩棲類，而不用青蛙，因為蠑螈本身更像魚。又如早期雞的胚胎其眼球是沒有色素的，但海克爾把它塗黑，使得雞的胚胎和其他動物胚胎更相似。海克爾特別對人的胚胎圖作了藝術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內臟部分和腿，就成了一個有尾巴，類似魚的胚胎。

隨著遺傳學的出現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論在理論上面臨著空前的危機。現在公認基因突變是進化的原因。既然過去的基因已經突變成新基因了，怎麼還重現過去的特徵呢？

達爾文時代，近代西方科學正處於奠基階段，對生命現象的認識還很膚淺。那時的人看到了家養動物的諸多雜種變異，就認為物種也能這樣變成其他種，這就是進化。後來，隨著基因的發現和深入研究，學者們才意識到如果基因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不管後代表面與祖先有什麼差異，也沒有進化意義。然而基因又是極其穩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變」才能使之發生改變，那麼「基因突變」也就成了現代進化論的核心了。這是現代所有的進化論者公認的。這裡，我們就集中分析這個核心理論。

基因的穩定性是物種保持自身穩定所必須的，同一物種不同個體的基因交流，並不能使此物種變成其他物種。動植物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親本。哈佛大學的梅爾教授稱之為基因體內平衡。最常見的就是狗再怎麼雜交育種還是狗。這說明進化論有一個無法跨越的障礙。在理論上，人們把突破這個障礙的可能性寄望於基因突變，這是唯一的可能了。

基因突變，是一種在基因複製或修復損傷等過程中發生的隨機錯誤，所以又叫隨機突變，本身就是一種病態現象。它發生的機率非常低，大約在萬分之一到十億分之一之間。低等原核生物的突變率較高，大約為千分之一，而高等類型的生物中，許多基因的突變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億分之一。

基因突變能否產生具有生存優勢的高級特徵（性狀）呢？ 我們知道一個基因的核心是由幾百到幾千個鹼基排列而成，如同一個複雜精密的計算機程序，隨意的改動一兩個字符能夠產生更高級的程序嗎？當然不能。基因突變也是這樣，單個鹼基的變化結果往往是各種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條件下具有生存優勢的沒有發現一例。

現代進化論以基因突變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變本質上是一種隨機錯誤，因此概括地講所謂從猿進化到人的過程，其實質就是有一部分古猿在數百萬年裡，因為一系列的基因發生「陰差陽錯」的突變，「恰好」使得古猿前額逐漸增高，眉骨變小，吻部後縮，腦容量增大，脊椎變直……最終成為現代人類。

很顯然，自然選擇的過程只能決定最終哪些物種存留下來，卻不會增加整個過程發生的概率。許多學者進一步的計算表明，這樣一連串的「陰差陽錯」要想每一步都發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生物化學家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學機制為例，講述如此複雜精密的生命現象不可能是進化出來的。其中一個蛋白（TPA）產生的機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經過計算至少需要一百億年才能發生（目前科學家認為太陽系的年齡約為50億年）。如果同時進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機率就是十分之一的三十六次方。他說：「很可惜，宇宙沒有時間等待。」

對於生命的產生，現代進化論認為也是一個自然過程，認為簡單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在某種特殊條件下碰撞而成複雜的生命大分子，各種複雜的大分子進一步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讀到這麼多串連的「理想化」過程，讀者恐怕會考慮其中的機率問題了，英國科學家霍伊爾曾表示：「上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捲整個廢料廠的颶風來裝配七四七噴射機一樣。」

根據進化論的概念，人類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動物，慢慢爬上陸地，從兩棲生物、爬行類、哺乳類，最後進化到猿，再下到地上進化成人類，中間的過程經歷了幾億年。生物學家按照生命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畫出了進化時間表。

然而許多考古學家的發現都直接地反駁了進化論支持者的論點，這包括在世界各地陸續發現了遠古不同時期的人類的直接證據，從幾萬年前至幾億年前的人類腳印到人體的骨骼化石，都無法被歸納到進化時間表。例如，據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國地質礦產報》報導，在中國雲南富源縣三迭紀岩石上面發現有四個人的腳印。據考證，這些岩石已有二億三千五百萬年的歷史；一八五一年的六月號《科學美國人》刊載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馬薩諸塞州道契斯特（Dorchester）進行的爆破中，一個金屬花瓶因被炸成兩半而飛出岩石。將炸裂的兩半合而為一後，拼成了一個鐘形花瓶，花瓶由鋅銀合金製成，它自地下15英呎處破石而出，據估計有十萬年歷史。

就考古學發現而言，令進化論者頭疼的另一個問題是，進化過程中確鑿的過渡類型，嚴格地講並沒有發現。例如在從猿到人的問題上，科學家們發現了一些化石，歸類為「古猿」、「類人猿」、「猿人」、「智人」，唯獨沒有「類猿人」。尋找過渡物種「類猿人」，被列入了科學的「十大懸案」。數次宣布的人類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發現的人和猿之間的過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塊猿的頭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湊出來的，學術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卻還在宣傳。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發現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後來的鑑定中，露茜同樣被大部分學者否定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露茜是一種絕種的猿--南方古猿，和人無關。

假如進化論是真的，過渡類型化石就應該很容易找到，為什麼沒有呢？大家沿用達爾文的解釋：「化石記錄不完全」。深入想一想：從宏觀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隨機的，為什麼單單漏掉了過渡類型呢？

觀察、假設、驗證的「三步曲」，至今還是實證科學的科學家們發現自然規律和抽像科學定理所奉行的準繩。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只完成了前兩步；然而經過幾代人一個多世紀的努力，這至關重要的的最後一步——「驗證」，迄今尚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結果，並且從當前各學科的發展趨勢和進化論自身的局限來看，進化論走完這三步曲中的最後一步，已經變得越來越渺茫了。

中共灌輸進化論和其推行無神論的目標是一致的。按照進化論的觀點，人是自然界隨機產生的。人的產生無目的，存在也無目的。這樣，一切對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虛無縹緲」的了。並且，人不過是進化了的猿，和其他動物並無本質的不同。動物和植物，生物與非生物，也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生命也不過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而已。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確，從進化論的觀點來看，砍掉一棵樹與打死一隻狗，殺掉一隻猴子與殺死一個人，只有程度的差別，並無本質的不同，都只不過是改變了一些蛋白質存在的形式而已。

2003年3月，SARS蔓延到香港。香港媒體連續報導疫情發展。博鰲論壇祕書長、中共前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責怪說：「香港的報紙連續十天、二十天、三十天頭版報導肺炎事件，誰還敢來？」「如果六百萬人中有五十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三百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這種對生命極度漠視的心態，不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連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來，造成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達8千萬。然而許多中國人即使明白了這一歷史事實，仍然覺得那一條條逝去的生命不過是個數字而已。這種漠視生命的心態，和中共灌輸進化論不無關係。

中共不斷灌輸進化論的另一個惡果，是使人們覺得「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理所當然的法則。這樣，在「國家」、「民族」這樣美麗的口號下，對弱勢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辯辭：為了所謂的「發展」、為了所謂的「穩定」就無法避免犧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的豪言，便有了鄧小平64時「殺20萬，保20年穩定」的壯語。當這種法則被社會普遍接受的時候，人心對社會公義就失去了期望，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道德水平的整體下滑。

自剛剛建政開始，中共就在全國範圍不斷開展所謂「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近幾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學」的口號。幾十年來學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學大綱編寫，確保課本知識只能成為中共的「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的佐證，而不會發生衝突。中共還設有專門的「科學技術普及法」，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設立了由政府出資的「科技館」、「科普站」，其重要任務之一是 配合「中央」在基層進行大規模的「科普」活動、舉行「破除迷信」、「反對邪教」展覽等等。幾十年的灌輸，使大多數人頭腦中不但牢固樹立了科學至上的觀念，而且更將其上升到政治高度。於是「反科學」、「搞封建迷信」不僅僅是個人信仰的選擇問題，而是禍國誤民，甚至應當全民共誅的「罪行」。

事實上在現代科學更發達的西方國家，政府也從來沒有用科學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學裡，學生有充分的自由組織各種信仰團體，政府和校方不但不會干涉，反而鼓勵多元文化的繁榮。西方國家雖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動，但與掃除「迷信」、反對「偽科學」等毫不相干。這些活動往往是普及災難逃生常識等等，如從幼稚園、小學生開始就設有災難逃生等課程，經常演習訓練個人在火災、颶風、地震、海嘯等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學大綱中沒有這些內容，甚至在災害頻發的地區，這些內容也不是當地的科技館、科普站的重點。這是因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強國富民，而是為了壓制信仰。本來一個人的信仰完全是個人的行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也不得不承認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學」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給各種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學」，扣上導致人民「愚昧」、「落後」的政治帽子。這樣剷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學「衛道士」的外衣，甚至於還可以和愛國主義聯繫起來，因為「迷信」會導致國家「落後」。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開始便在全國各地大規模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三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

1999年中共開始鎮壓民間信仰法輪功，也是以「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口號為其撐腰，以「反邪教」的名義對法輪功進行鎮壓之後，又進一步對其他氣功門派、地下教會進行鎮壓。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會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黨」。究其根本原因，以無神論為基礎的中共獨裁政權的確容不得民間對神的信仰，容不得在「黨中央」之上還有至高無上的神。

雖然中共通過灌輸進化論和現代科學來確立其理論根本——無神論，甚至還造了一個唬人耳目的詞語叫「科學無神論」。然而就科學發展本身而言，它並沒有證實無神論。按照正統宗教的觀點，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細菌企圖否認人的存在一樣是徒勞的。因為從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來講，對於無神論的證實，必須要求在整個宇宙所有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否認神的存在，這當然包括人類遠未認識到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樣、複雜，誰能保證，從浩瀚的宏觀到無限微觀，只有人是高級生命呢？甚至誰能保證，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賴於我們所知道的蛋白質、氨基酸的形式呢？進一步講，現代宇宙學認為人類無法觀測的暗物質占宇宙的2/3，就是說即便窮盡人類現有的觀測技術尚有2/3的宇宙屬於未知；現代理論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論，認為我們的宇宙不僅僅只是我們所能感受到的三維空間，認為許許多多空間是以多層膜的形式存在於一個多層超空間上。就是說還可能存在著另外的空間。那麼誰能保證另外的空間沒有高級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間存在高級生命，如果他們具備遠遠超越人類的大慈悲，具備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對人類而言他們不就是佛、道、神麼？因而不論從邏輯上和技術上講，從科學的角度證實無神論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裡並不反對任何個人信奉「無神論」。作為個人而言，信神與不信神都應當是無可非議的自由選擇。在正常的社會裡有神和無神的信仰完全可以並存不悖。但是當政府以強制手段在全社會灌輸無神論，壓制對神的信仰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信仰迷失，必然會使原有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喪失依托，從而導致全社會滑向物質主義、縱欲主義的泥沼。

儘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學的衛道士，而且還特別豢養一批御用的「反偽科學」專家，「反對迷信、反對偽科學」由政府出資大力宣傳，其高調甚至超過科學發達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但卻無法掩蓋中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處處違背自然規律的實質。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週年，長篇調查報告《唐山警世錄》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傳部門悄悄下令封殺。因為書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多次準確預測了將要到來的災難。

然而當時中共政局紊亂，政治穩定高於一切，無人敢上報或公布對地震的預測。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龍縣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場合得到國家地震局一位技術人員關於震情的預測通報，並將震情通知到縣裡每一個人。因此，距唐山僅115公裡的河北省青龍縣，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無一人傷亡。這一奇蹟作為特別案例被聯合國公眾管理和災害科學全球整合計畫記錄下來。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掛帥，違背自然規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財產的罪行仍然不斷。2003年全球流行的薩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國廣東省爆發，但當時中共內部正面臨黨魁江澤民16大退位問題的爭執，為了政權穩定而將疫情瞞下，最後錯過春運前控制疫情擴散的機會，導致SARS全球爆發。這裡哪有一點科學態度的影子？

幾十年來中共好大喜功，為了狂熱的政治目標做出無數違背自然規律的蠢事，最後遭殃的卻都是中國百姓。比如三峽工程的上馬就是中共導演的一個政治高於一切的「科學決策」表演。1986年，中共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以期通過這一跨世紀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開放成就」，展示中共駕馭自然的能力，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作註解。於是反對工程上馬的著名水利專家黃萬裡教授有意沒被邀請參加工程論證。黃萬裡數次給中共領導人寫信，痛述三峽工程將造成的危害。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中共對此沒有任何回應。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即將結束時，正趕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峽工程反對人士被牽連入獄，另一些反對派也因而受到壓制。當時生態環境論證組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此外中國科學院環境科學委員會、科學院三峽領導小組辦公室，也有一批專家反對三峽工程上馬。這當然不為中共所喜，於是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技術負責人潘家錚於1990年7月6日，在國務院召開的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上，將三峽工程論證生態環境組的「弊大於利」的結論改為模稜兩可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隨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又以原生態環境論證組的報告的大綱未報國家環保局審批的程序瑕疵為藉口，否定了該報告。短短的6個月後，在重新編寫的報告中，結論卻成了「利大於弊」。1991年3月，中共黨魁江發出批示：「看來對三峽可以下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做點準備。」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國媒體大量正面報導三峽工程，反對的聲音則被完全壓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張光斗教授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後，一再叮囑三建委辦公室主任「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內外專家指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遠遠大於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僅僅是三峽水庫蓄水導致水流減緩、水體自淨能力減弱、水質變壞而造成的損失，就將超過三峽工程的發電的經濟收入。三峽工程論證中的環保主審人張光斗在工程上馬後的2000年卻發現三峽庫區污染造成嚴重問題，曾建議撥款治理，他估計需3000億元人民幣（《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峽工程總投資是1800億元。由於工程問題太多，以至於後來中共沒人願意承擔責任，2006年5月這個跨世紀大工程竣工，現任中共領導人竟無人出席典禮。

在中共那裡，「科學」和「科學家」都不過是聽從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時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踐踏；需要的時候又成了打擊異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講真話、有獨立人格的科學家如黃萬裡，在中共治下卻只能抱憾終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於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學家」，如前面的講的潘家錚、張光斗等，都因為「聽話」而得到重用。當中共需要「科學界」支持鎮壓法輪功等民間信仰的時候，兩人又都搖身變成了所謂「中國反邪教協會」的發起人。

中宣部有個科學處，主管科學領域的意識形態問題，今天中共的「反偽科學」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曾是該處的一員「大將」。上個世紀中宣部科學處發起所謂批判「偽科學」運動一個接一個，幾乎波及到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例如：對摩根基因學說的批判、對孟德爾遺傳學的批判、對梁思成建築學的批判、對馬寅初人口學的批判、對量子力學一些理論的批判、對相對論的批判、對控制論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論被說成是企圖用「純技術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從而掩蓋了資產階級社會腐朽沒落的根本原因」；愛因斯坦被說成是「自然科學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相對論，則是「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大爆炸宇宙論和現代宇宙學是「學術領域唯心主義的典型」，是「供給宗教和科學以新的論證」的偽科學，等等。

中共幾十年來殺人、搞運動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為了建立所謂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學」的經典——「共產主義理論」——實際上卻恰恰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歪理邪說。按照共產主義理論，所謂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其理論基礎是通過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達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而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

由全球專家組成的民間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發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指出人類的生產不可能無限制的增長下去，首次在全球範圍喚起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極大關注。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了影響全球的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就指出：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和發展危機不能分割；地球的資源和能源遠遠不能滿足人類發展的需要。據此，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換句話說，說由於人類發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達到共產主義所謂「按需分配」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理論的時候，人類正處於工業化時代的初期，對於人類與環境的關係認識遠遠不足，共產黨卻把馬克思100多年前提出的「共產主義」理論當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從的態度。

江澤民在訪問美國時問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為什麼美國科學這麼發達，還有那麼多人信仰宗教？這是中共黨魁本身的愚昧無知的典型代表。其實，每一個中國人也應該問一問中共，中共動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輸現代科學、宣傳所謂「科學無神論」幾十年，為什麼堂堂13億人口的大國還沒有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海外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反而恰恰都沒有經歷過中共的灌輸？其實這正是因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並不是為了發展中國的科技，其實質是為了壓制信仰，鉗制思想自由，而科學創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環境。中共的灌輸方式，卻極力把科學和信仰對立起來，在民眾頭腦中形成一種殭化的思維定勢，以為對神的信仰必定導致「愚昧」、導致「反科學」，把宗教信徒都描繪為一群沒有多少文化而尋求心靈安慰的受騙者。

事實上，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看到，科學發展鼎盛時期的偉大科學家，包括哥白尼、笛卡爾、伽利略和牛頓等均稱自己絕對信仰造物主神，認為這個世界——神的傑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學家們去發現證實。科學研究和個人對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產黨所宣揚的水火不容的關係。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冊的大科學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比如現代天文學的奠基人開普勒、近代化學的開創者波義耳、電解原理的發現者法拉第、電報的發明者莫爾斯、熱功當量的發現者之一焦耳、電磁理論的集大成者麥克斯韋、被譽為原子理論之父的道爾頓、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青黴素的發明者弗來明、微生物學的創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典物理學巨匠牛頓。牛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中共無法掩蓋這一舉世公認的事實，於是在教科書中刻意把牛頓說成是晚年涉身宗教，並因此無所創造，誤導人以為其早年眾多的科學發現是在「無神論」的世界觀指導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礙了科學創造。然而事實是，牛頓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遠早於其從事科學研究，並且對神的信仰終生未變。牛頓早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就已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了。他經常在筆記本或課本的空白處寫下他的禱告，至今仍有許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他更經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發《聖經》給窮人，向他們傳福音；因此購買要分發的聖經成為牛頓學生生涯中除了房租與伙食費外最大的花費。甚至牛頓對科學的思索也與他的禱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常在信仰的思索裡想到科學，在科學的思索裡想到信仰。以至於後來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曼紐在其所著的《牛頓傳》中都說：「近代的科學是源自牛頓對上帝的默想。」

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的統計材料，自從1901年設立諾貝獎以來，美國獲得該項科學獎的286位科學家中，73%的獲獎者是基督徒，19%是猶太教徒。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費曼曾說「許多科學家確實既相信科學，也相信上帝--啟示的上帝，而兩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現代航天科學之父馮‧布勞恩曾寫過這樣一段話，也許可以視作對費曼的註解：「宇宙的無邊神奇只能證實我們關於造物主確定性的信仰。我發現理解一個不承認在宇宙後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學家和領會一個否認科學進步的神學家一樣困難。」

1994年3月1日，秦始皇兵馬俑二號坑正式開始挖掘。考古學家在二號坑內發現了一批青銅劍，劍身上共有8個稜面。考古學家用游標卡尺測量，發現這8個稜面誤差不足一根頭髮絲。已經出土的19把青銅劍，劍劍如此。更令人稱奇的是，它們在黃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時依然光亮如新，鋒利無比。科研人員測試後發現，劍的表面有一層10微米厚的鉻鹽化合物。這一發現立刻轟動了世界，因為這種「鉻鹽氧化」處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現的先進工藝，德國在1937年，美國在1950先後發明，並申請了專利。

無獨有偶，在考古人員清理秦皇一號坑的第一過洞時，發現一把青銅劍被一尊重達150公斤的陶俑壓彎了，其彎曲的程度超過45度，當人們移開陶俑之後，令人驚詫的奇蹟出現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銅劍，竟在一瞬間反彈平直，自然恢復。當代冶金學家夢想的「形狀記憶合金」，竟然出現在 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裡。「形狀記憶合金」目前用途很廣，連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記形罩杯」，可是有誰想到過，上世紀80年代的科技文明，為什麼竟然會出現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

讓我們來做一個假設。假設上述神奇的鑄造技術並沒有留下實物而是記載在中國古籍之中的，並且我們是在上世紀初現代人類尚未發明類似技術的情況下發現這些古籍的記載的。按照中共黨文化所謂「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文明的觀點，現代人都不可能實現的技術出現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藝術想像」。同時御用「反偽」、「打假」的打手們也一定會引經據典，論證其荒謬。

實際上，這正是中共長期灌輸現代科學，致使人們而把現代實證科學奉為唯一真理的殭化思維表現。受這種思維影響的人，對現代科學尚未探索的領域、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偽科學」、「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中國古代科技並沒有走上西方實證科學的路，但能不能據此而將其視為荒謬呢？由前面的假設中我們不難想到，華夏祖先數千年來留下的文化遺產中那許許多多被視為「迷信」的部分中，一定也有現代科學所不能認識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醫發現了經絡、發明了針灸，如今現代科學已經採用測量皮膚電阻等方法證實了經絡和穴位的客觀存在，中醫的作用也已為世界衛生組織承認並高度評價。人體經絡、穴位實際上是一種生命特徵，只體現在活人身上，經絡運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響，而且幾乎沒有解剖結構特徵。按照實證科學之路，採用西醫的解剖方法，是根本無法發現的。特別是古人還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剋發現了穴位開合與能量流注隨時間變化的規律，以此應用於臨床治療可獲得顯著的療效，這更是以解剖為基礎的西醫難望其項背的。實際上中國古人是通過打坐修煉而體察到經絡的運行的，明代李時珍在其所著《奇經八脈考》中就說「內景隧道，惟返觀者能照察之」。中國古代科學講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質身體、人的精神和整個宇宙視為有機的一體，直接進行整體研究的。

很顯然，一旦需要把人類本身的精神活動也納入研究對象的整體環境時，實證科學所要求的重複試驗過程、分解還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適用。從這一點來看，那些掄起實證科學的大棒子打擊中國傳統修煉文化的人，自以為真理在握，實際上恰恰是被黨文化一葉障目，把現代科學宗教化、權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由於現代科學已經滲透人類生活相關的幾乎所有領域，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採用殭化的思維方式來灌輸現代科學，以至於許多人不自覺地把現代科學等同於真理，而「不科學」的也就成了謬誤的代名詞。實際上科學（Science）一詞來源於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學問」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廣義上講，科學是探索和不斷接近宇宙規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識體系。現代科學是以形式邏輯和實證方法為基礎的認識和探索物質世界規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識體系，在這裡我們稱之為實證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實證科學並不等同於終極真理，它應當隨時準備接受新的事實的檢驗，並伴隨著人們認識能力和事物本身的發展而發展；同時我們也不能保證現代實證科學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現代科學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已經逐漸給人類帶來許多頭疼的難題。一批有遠見的科學家已經開始認識到現代科學的局限了。來自西方的實證科學的哲學基礎，是把一個完整的世界劃分為兩個獨立的範疇：物質與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觀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與物分割開來。其後果就是不能實證精神活動的本質，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精神對物質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與物質的一體。

這樣一來，精神活動游離於現代實證科學的視野之外，道德更是沒有物質基礎的純粹說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體，其後果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由人主導的科學發展卻有著很大的盲目性。瓦特發明了蒸汽機，由此引發的工業革命帶來大規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時代，誰也沒想到200年後的人類會因此陷入溫室氣體帶來的窘境；殺蟲劑DDT的人工合成，曾被認爲是人類之福，因爲它能使作物免於蟲害，然而人們沒料想到的是，若干年後蟲子産生了抗藥性，而人類的食物中卻發現了DDT，更讓人驚恐的是青少年體內、甚至母親的乳汁中也發現了DDT；可卡因是臨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藥，因為發現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從無影燈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萬計算，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可卡因毀滅的生命比它拯救的還要多；愛因斯坦發現質能方程（E=MC^2）的時候，絕不會想到幾十年後「核威脅」成為人類頭上揮之不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愛因斯坦說過，「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於自己，而不取決於工具。」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對人類是福還是禍，不能由科學本身來解決，只能由人自己來解決，在這一點上他想不出，除了傳統宗教之外，還有什麼能與之相媲美。他說「如果我們從先知者們所建立的猶太教和耶穌基督所教導出來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後來附加上去的東西，特別是那些傳教士所附會上去的那些東西統統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夠醫治人類社會一切弊病的教義。」在此，愛因斯坦已經認識到了現代科學由於將精神和物質分離而帶來的局限。

儘管普通民眾，特別是許多受中共黨文化灌輸而相信現代科學無所不能的大眾，尚不能認識現代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危機，許多清醒的科學家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了。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裡約熱內盧召開了有各國首腦參加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一封有12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簽名的信送到了大會，引起反響。信中說道：「人類與自然已經處於強烈衝突之中。人類活動導致了環境和關鍵資源的嚴重破壞，而這種破壞經常是不可再恢復。如若不進行檢討，我們的許多活動將把我們所希望的人類社會和動植物王國的將來置於極其危險的境地，而且可能把這個生命世界變成不能維持任何我們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為了避免將要到來的衝突，本質上改變(人類活動)已迫在眉睫。」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無意指責現代科學。在這裡指出現代科學的局限，是為了澄清黨文化造成的誤區，揭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灌輸無神論，最終達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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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五千年文化是從天地、神明和人的關係而確立的自上而下的價值體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惡報應、講求順應天道、返本歸真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共高舉「崇尚科學」、「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這些的核心價值一概貶為「封建糟粕」，同時通過灌輸未經證實的進化論和灌輸片面化、宗教化的現代實證科學為手段，以殘酷的政治鬥爭為暴力依托，而達到其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目的。雖然今天的中共出於裝點門面也不得不表現出推崇傳統文化的樣子，但因為其無神論的基礎已在中國確立，對神的信仰幾乎已成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無論其裝修多少廟宇、建立多少「孔子學院」、提出多少諸如「八榮八恥」、「構建和諧社會」之類動聽的口號，中華文化的神韻早已被中共抹殺。這種失去了內核價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強行用「無神論」改造人們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傳統文化幾乎被中共連根拔起，以至於今天的社會秩序僅僅是靠著老年人遺留下來的一點傳統道德觀念維持著，而缺乏信仰的道德與文化顯得如此蒼白和弱不禁風，隨時會被橫流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和縱欲主義所徹底湮滅。當華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當善惡有報的信仰被貶得一錢不值的時候，人們不再探尋生命的價值，也無須追求人格的完善，人們心中沒有任何顧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當下」的「瀟灑」、感官的滿足和對欲望的無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結果，使中國人的心靈沒有了歸宿，使中華民族喪失了立命的根基。

—— 轉自《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