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6月28日訊】近幾年北京市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中顯示，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外來人口增速呈現下降態勢。英國金融時報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北京最嚴格入學政策是中共暴力的本質，成為逼人離開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規模均未超過60萬人。北京市統計局近幾年人口數據發現，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外來人口增速一直呈現下降態勢。
報導說，從2010年開始，為應對北京外來人口過快增長，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調控「組合拳」，對於外來流動人口，北京市實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
從目前的情勢來看，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強。今年當局工作報告在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還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的目標。
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戶籍、居住證等剛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場、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憤怒但卻無能為力的，莫過於嚴格的公立學校招生政策。
據報導，從2012年開始，北京對非京籍孩子入學要求「五證」，讓很多非京籍的孩子失去在京上學的機會，而今年條件更加苛刻，非北京市戶籍適齡兒童入學（幼升小）除「五證」之外，多個區縣設置了額外的限制條件。
如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必須「在我區」，有的區還要求家長必須在學校片區工作3年以上才行。而通州區大部份非京籍家長在其他區工作繳納社保，導致非北京戶的孩子們求學無門。
今年5月19日，近200名通州區非京籍幼升小學生家長向北京信訪辦請願，要求通州區教委根據義務教育法，統一安排孩子上小學；25日再有逾百人到北京朝陽區教委門前聚集，抗議當局「教育排外」，提高非京籍兒童新生入學門檻，導致孩子不能入學。
「五證」齊全非易事
報導指出，根據新政，非京籍適齡學童，不但要嚴格採集學齡人口信息，家長還需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系借讀。
但「五證」齊全對很多人來說並非易事。對從事收諸如廢品收購等低端行業的家長來說，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很難準備；就連很多在京繳納十年社保甚至已經買了房的家長，即便能達到「五證」，也很難達到完美的「五證」。
報導舉例說，比如，通州區就要求達到「在我區務工就業證明審核標準」，除此之外，還要求社保必須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間哪怕因為變換工作斷交一個月，也立即喪失入學資格。
2011年出現草根學校關停潮
要說清理非京籍學童一事，從2011年起北京就出現過一波針對主要接收農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學校的關停潮。 當時北京當局承諾「不使一個學生失學」。
現在回過頭看，對當局「不使一個學生失學」的承諾，公眾過於樂觀了。關停的結果是市場提供的學習機會被消滅了，三年之後，翻雲覆雨，公立學校卻持續收緊，成為逼人離開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表面上看，關停學校理由充足：過度追求盈利、師資不足、質量低下、安全隱患突出。但其中無法迴避的一個深層原因則是，許可證的嚴格控制，使辦學者沒有穩定的長期預期，從而刺激了其短期行為。
報導說，關停草根學校，緊縮入學表面看僅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溫文爾雅，冠冕堂皇，絕不會碰家長一個手指頭，但根本上看，從關停學校，以證逼人，到最嚴公立學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減少，這長長的因果鏈背後，隱藏著的是得到公權力背書的暴力。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規模均未超過60萬人。北京市統計局近幾年人口數據發現，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外來人口增速一直呈現下降態勢。
報導說，從2010年開始，為應對北京外來人口過快增長，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調控「組合拳」，對於外來流動人口，北京市實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
從目前的情勢來看，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強。今年當局工作報告在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還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的目標。
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戶籍、居住證等剛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場、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憤怒但卻無能為力的，莫過於嚴格的公立學校招生政策。
據報導，從2012年開始，北京對非京籍孩子入學要求「五證」，讓很多非京籍的孩子失去在京上學的機會，而今年條件更加苛刻，非北京市戶籍適齡兒童入學（幼升小）除「五證」之外，多個區縣設置了額外的限制條件。
如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必須「在我區」，有的區還要求家長必須在學校片區工作3年以上才行。而通州區大部份非京籍家長在其他區工作繳納社保，導致非北京戶的孩子們求學無門。
今年5月19日，近200名通州區非京籍幼升小學生家長向北京信訪辦請願，要求通州區教委根據義務教育法，統一安排孩子上小學；25日再有逾百人到北京朝陽區教委門前聚集，抗議當局「教育排外」，提高非京籍兒童新生入學門檻，導致孩子不能入學。
「五證」齊全非易事
報導指出，根據新政，非京籍適齡學童，不但要嚴格採集學齡人口信息，家長還需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系借讀。
但「五證」齊全對很多人來說並非易事。對從事收諸如廢品收購等低端行業的家長來說，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很難準備；就連很多在京繳納十年社保甚至已經買了房的家長，即便能達到「五證」，也很難達到完美的「五證」。
報導舉例說，比如，通州區就要求達到「在我區務工就業證明審核標準」，除此之外，還要求社保必須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間哪怕因為變換工作斷交一個月，也立即喪失入學資格。
2011年出現草根學校關停潮
要說清理非京籍學童一事，從2011年起北京就出現過一波針對主要接收農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學校的關停潮。 當時北京當局承諾「不使一個學生失學」。
現在回過頭看，對當局「不使一個學生失學」的承諾，公眾過於樂觀了。關停的結果是市場提供的學習機會被消滅了，三年之後，翻雲覆雨，公立學校卻持續收緊，成為逼人離開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表面上看，關停學校理由充足：過度追求盈利、師資不足、質量低下、安全隱患突出。但其中無法迴避的一個深層原因則是，許可證的嚴格控制，使辦學者沒有穩定的長期預期，從而刺激了其短期行為。
報導說，關停草根學校，緊縮入學表面看僅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溫文爾雅，冠冕堂皇，絕不會碰家長一個手指頭，但根本上看，從關停學校，以證逼人，到最嚴公立學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減少，這長長的因果鏈背後，隱藏著的是得到公權力背書的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