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自2013年5月14日起，我一直被警方非法拘禁於家中；樓門外，警察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站崗看守，不准我踏出房門半步。隨著6月4日的臨近，看守得更為嚴密。
為了能夠在6月4日這一天公開組織實施一次傳播六四真相的紀念活動，我於6月2日凌晨3點悄悄潛出房門，欲逃離被囚禁之地；但剛出樓門，便被看守警察發現並抓住，於是我欺騙他們說同意與他們一起去派出所，警察信以為真，就在他們鬆開雙手的一瞬間，我立即飛奔而去，翻牆越欄，藉助夜色，躲過追捕，成功脫逃。
6月4日，從上午開始我先後在天津市百貨大樓、鼓樓、南市食品街、東北角、天津大學宿捨等繁華地段的公交車站及海光寺、電報大樓、濱江道等地鐵出入口，以大字報形式粘貼了大量要求平反六四；懲辦屠凶的標語。下午，在準備去南開大學的路上，於衛津路被在此蹲守的公安北辰及南開分局國保警察抓住，併當場沒收了存有大量現場圍觀群眾圖片的手機及尚未貼出的要求平反六四的黃色大字報，隨後被押往公安北辰分局。當日搶走我的房門鑰匙抄家搜查，沒收了一台電腦、一台硬碟錄像機、現金、數本日記、心得筆記、30冊《中共歷史性承諾何時兌現》及部分紀念六四的大字報標語。但警方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拒絕出具扣押物品清單。
由於我堅持零口供，一字不講，審訊工作一開始就陷入僵局。雖經警方一輪又一輪的審訊，他們仍然一無所獲。晚上，氣急敗壞的警方，使出了一個陰損招數，二十余名警員乘三輛警車把我轉押到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院方精心給他們準備了三個房間，臨時建立起了一個名符其實的黑監獄。在這裡警員分成兩班，每班由八名警察組成，十二小時一輪換，日夜輪番對我進行刑訊逼供毆打。夜裡把我圍在中間，不讓睡覺，左邊的警察一腳把我踹向右邊；右邊的警察一腳把我再踹回左邊；身後的警察一腳把我踹向前邊；前邊的警察再一腳把我踹回後邊；我被踹的就像皮球一樣在地上滾來滾去，而警察邊打邊叫囂，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一撥警察打累了，又換上來一撥，並變換著花樣，他們把我打倒在床上；騎壓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四肢，使我動彈不得，十幾隻手同時伸向我的腋窩及陰部，不停地用力咯吱，弄得我狂笑不止，上氣不接下氣，由於笑得喘不上氣來，幾近虛脫，多次背過氣，昏厥過去。而惡警們則陰陽怪氣地說：「我們沒打你，我們只是在給你做免費的按摩」。
在這暗無天日的黑監獄裡，我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終於抵擋不過，開始交待違法行為。警方終於按照院方醫生的提示和要求，拿到了他們想要的「證據材料」，完成了一項神聖使命。繼而馬上安排了一次虛假的精神病鑒定，而鑒定人員又依據警方提交的無中生有的假材料，絞盡腦汁，按照警方的意圖，編笆造蘑，再次把我定為精神病人。鑒定意見：「偏執性精神障礙，6月4日實施危害行為時，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責任能力」。警方與院方合謀配合得默契無比，大功告成。
6月18日，全體公安人員從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撤出，並把我轉押到位於北辰道上的名為德品上佳快捷酒店8303、8306室繼續囚禁。其間公安北辰分局國保劉副隊長、王科長、管界派出所高所長、郭副所長多次逼迫我認罪悔過寫保證書，保證以後不在張貼傳播六四的大字報標語，都被我用沉默以示拒絕。6月22日中午，用警車把我從酒店提出，我以為該接受法律治裁了，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現，我被帶到北辰道上豪華的裕德隆飯莊，在三樓雅間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宴，到場的有公安北辰分局國保許隊長、劉副隊長、尹科長、王科長、管界派出所高所長、郭副所長。席間，許隊長宣布兩件事，第一，不需要我表態以後是否還繼續張貼傳播六四的大字報；第二，由公安局出資四萬元給我家進行一次全面的裝修。面對這樣一份大禮，我依舊用沉默以示拒絕，倒是對桌子上的美味佳餚盛情難卻，狼吞虎咽吃了起來。
兩天後，高所長領著裝修隊人員到我家實地勘察，並聯繫了一家倉庫，限我兩日內把屋內傢俱騰空，由無賴警官王德滿協辦此事。見此情景，我亮明觀點鄭重聲明：堅決不接受公安局的恩惠；堅決不同意裝修房屋。警方見用金錢腐蝕不了我停止傳播六四真相的決心，重新把我囚禁於家中，樓門口的警察又上崗了。
此境況延續至七月初略有好轉，樓門口的警察由二十四小時站崗改為十二小時，早八點至晚八點。7月8日早上7點，趁樓門口警察還未到崗之際迅速溜出家門，再次踏上傳播六四的道路。
這次張貼傳播六四真相大字報的地點，除上次地點之外，又增加到中上門、二宮、洪湖裡、今晚報大廈、天拖、王頂堤、天津市圖書館、鞍山西道卧龍裡等處公交站及復興門、長虹公園地鐵站。需要講一下，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在中國大陸，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當人們看到這些張貼的大字報時，圍觀者只是少數。針對這種情況，我這次在鞍山西道卧龍裡公交車站專門用了四張大字報以文字形式簡明扼要、又不失系統地介紹了八九民運及六四大屠殺真相，果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貼出不到十分鐘，就有近二百人圍攏觀看，場面感人。可以負責任地說，自八九六四大屠殺後，在中國大陸，這種公開紀念傳播六四真相，並造成群眾大量圍觀的事情，發生在了天津市鞍山西道，時間是2013年7月8日下午5點許（被警方扣押的現場視頻，會有重見陽光的一天）。
晚上回家剛進樓門，便被埋伏於四周的便衣警察抓住，帶到派出所，沒收了手機（內有大量現場圖片及視頻），搶走我家的房門鑰匙，抄家搜查。扣押了家中電腦一台、硬碟錄像機一台，但警方再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拒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單。夜裡，被轉押到公安北辰分局審訊室，面對審訊依舊是零口供，不做任何回答。
轉天下午，天津市國保局曹局長、葛隊長親自出面來見我，進行所謂的說教，無非又是讓我端正態度；認罪悔過；保證以後不在張貼傳播六四真相的大字報，未果。即不給曹局長面子認罪悔過，又不放棄繼續傳播六四真相的行動，該被繩之以法了，沒曾想又被釋放回家，監控囚禁。但這次，警察由樓門口變成進駐到我家裡來，二十四小時貼身監控，兩班倒，每班有五名警察組成；每頓飯，由警員用飯盒從派出所食堂打來給我吃。
由於警方從樓門外非法進駐到家裡來，脫離了公眾視線；更因為家中安裝的硬碟錄相機被警方刻意沒收扣押，因此，警員們無所顧忌，流氓本性又開始暴露出來；在我家中喝酒、打牌、賭博、摔桌子、砸板凳；睏了，就進入我女兒的房間，躺在她的床上呼呼大睡，倫理道德喪失殆盡；對我更是抬手就打、張嘴就罵。
針對警方非法進住我家及他們肆無忌憚的無賴行為，十幾天後，我開始絕食抗議。此舉可惹惱了他們，幾名警察多次掰開我的嘴，強行灌食，被我頑強頂住。硬來不行就換軟招，高所長帶領幾名國保，買來羊肉串、啤酒及其他食物，在我躺著的床頭，攤開桌子，現場烤起羊肉串來吃，並大聲地、誇張地吧嗒嘴，試圖用肉香、酒香摧毀我絕食的意志。怎奈我意志堅定、面對近在咫尺的酒肉不為所動、絕食不改。對警方只有一句話，就是公安人員必須從我家中撤出，這是我進食的唯一條件。當絕食進入第六天，身體已虛弱到了極點，看著我已皮包骨的身體，主管領導擔心這樣下去，肯定會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鬧出人命。為了避免負領導責任，許隊長、高所長到我家宣布：「從今天起監控人員從我家轉移到樓門口二十四小時監控，不准我踏出房門半步」。
此境況又一直延續至11月6日，早上8點郭副所長、王科長來到我家正式宣布，從即日起，以尋釁滋事罪對我刑事拘留，戴上手銬，送往看守所，但卻跨越屬地，羈押於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隨之而來又一摧殘我的手段上演了。警方刻意把我投入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具有魔鬼監號之稱的乙13室，室內在押犯全部為死刑犯或死緩二，牢頭獄霸兇殘無比。我剛一進監室，便被暴打一頓，完畢，一個名叫「小波」的牢頭兼號長（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對我說：「你還沒進來之前，管教，袁義就指示我，好好「幫助幫助」你，認倒霉吧」。從此每天便遭受由「小波」、「王剛」（已判死刑）帶領的眾死刑犯無緣無故的毆打。
自關進看守所以來，每次提審、提訊，依舊還是零口供，用他們的話說，審訊工作進展得很不順利。為此，負責審訊的主審人員的級別也不斷上升，由最初的小崔主審，上升到七處王隊長主審，再到後來的七處李局長主審。仍不見效果，於是他們就指示管教袁義進一步縱容監室內死刑犯王剛、小波等不斷毆打我，常被打得遍體鱗傷，舊傷未愈，又添新傷。管教袁義冷笑地對我說：「我們管不了你，就讓他們來治你」。有了政府管教的支持與縱恿，死刑犯們對我的毆打更是有恃無恐、登峰造極了。
凡是坐過牢的人都知道，在看守所內最忌諱被調動監室。因為幾個人在一起呆久了，或多或少都會有些感情；做事也多少講些面子，正所謂人熟是一寶。一旦被調動監室，到了新環境，一切都得從零開始，新來的犯人永遠是最受氣挨打的，警方對此規律也是一清二楚。用國保王科長的話說，公安局有的是壞門兒，因此，作為報復手段，兩個月內，我被警方動用職權先後調了三個監室，從乙13室調到乙1室，管教，王崢；後又被調到甲1室，管教，趙月泉。而且這三個監室都是警方精挑細選，秩序最混亂、打人最恨、亡命徒最多，都有魔鬼監號之稱的監室。
由於忍受不了這種永無休止的折磨，我又開始認罪伏法、交待問題了。警方又如獲致寶，迫不及待地安排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對我進行鑒定（每次鑒定完之後，我都要提出重新鑒定）。儘管面對鑒定專家時，我把在公安機關交代的問題全部推翻，一律不予承認，但仍舊難逃「法網」，又一次被精神病，鑒定意見：「偏執性精神障礙，自6月4日以來，實施危害行為時，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責任能力」。
至此，完全可以得出結論，中共國保對待我的「違法行為"，他們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不擇一切手段，窮盡一切辦法，要讓我開口交待違法行為。只要交待了違法行為，就等於有了把我定為精神病人的證據材料。在開口交待問題之前，絕不給我做重新鑒定。烏呼哀哉！交待違法行為，也成了我被精神病的一個理所當然的理由，「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真敢想、真敢幹。
2014年1月17日，因證據不足，我被取保候審，暫獲釋放。善良的人們也許會覺得中共國保對我夠」仁慈「的，那就大錯特錯了。自八九六四大屠殺後，中共警方針對我在八九民運中的「違法行為」，開創了共和國歷史上首例放到社會上進行殘酷迫害之先例。毫不誇張地說，二十幾年間，中共警方對我及家人的摧殘手段之毒辣殘酷，就連黨首習近平也很難從北京公安部相關部門了解到真實的黑幕內情。
經過數月的身體恢復，轉眼，2014年6月4日漸漸臨近 ，警方吸取去年六四紀念日的教訓，5月26日，北辰國保許隊長、王科長到我家說，5月29日起，帶我去東北旅遊，我不同意，許隊長回答，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為了防止我提前開溜，5月28日下午郭副所長、王科長突然提前一天闖入我家，強行把我拖進汽車，走津薊高速，後轉京沈高速直奔東北三省，同行的有：市局國保葛隊長、彪子、北辰國保許隊長、王科長、小牟、高所長等七名警察。
傍晚，抵達秦皇島市，住宿。晚上，在大排檔吃燒烤，特意安排我挨著高所長坐下，席間王科長用手機對著我和高所長拍了幾張相片，我也沒太在意。
次日上午啟程，並順路去了市外老龍頭景點，在老龍頭景點入口處等幾個標誌性建築前，國保讓我與葛隊長、許隊長合影留念，被我拒絕。於是，他們就生拉硬拽，大有不照不行的味道，我依舊不從。儘管如此，在我正在行走時，高所長還是趁我不備，從身後摟住我的脖子，強行把我扭轉過來，在我奮力掙扎中，王科長還是搶拍了幾張相片。
照相本無可厚非，但象國保這種綁架似的，為了照相而照相的行為，其齷齪之心，一目了然。無非就是想在合影照上大做文章，抹黑、搞臭，這也是他們此行的目的之一吧。
在高速路上一路前行，傍晚，進入鞍山市，住宿吃飯；次日上午啟程，傍晚到達吉林省白山市，安排住宿、吃飯，高所長手持相機不時偷偷拍照。
轉天上午繼續前行，下午到達長白山，安排住宿，市局國保葛隊長則刻意與我站在一起，沒話找話，為高所長拍照創造條件，高所長則心領神會，立即搶拍。晚上吃飯時，高所長又用手機偷偷地錄了像。
一路走來，針對國保這種強制合影及偷偷錄像、拍照的狗爛行為，非常氣憤。作為抗議，次日上午，佯稱身體不適，需要休息，拒絕與國保一同出行旅遊，勸說未果，安排王科長留下負責看守我，其餘人員遊山玩水去了。一連數日，都是這樣度過。6月6日全體人員離開長白山往回走，中午進入吉林市，汽車在市內一條河邊停下，葛隊長讓我下車與他們一起照相，沒同意。繼續前行，傍晚到達長春市，住宿，吃晚飯時高所長又偷偷拍了幾張相。
7日上午離開長春，傍晚到達瀋陽市，住宿吃飯。8日上午一同去瀋陽故宮，由於許隊長承諾不再偷偷拍照、錄像，我信以為真，同意一起參觀故宮。然而流氓本性就是言而無信，葛隊長依舊粘在我身邊，寸步不離左右，高所長不失時機繼續偷偷拍照、錄像。
下午離開瀋陽，傍晚進入葫蘆島。在海邊，讓我下車照相，未同意，其餘人下車，就在我下車去廁所方便之際，葛隊長、許隊長立即湊過來，沒話找話，遠處的高所長立即用長焦相機拍照、錄像。完畢，安排住宿、吃飯。
眼看離家越來越近，盤點十余天的行程，國保認為還沒在一個有名氣的旅遊勝地給我拍照，任務還沒有完成，還無法向高層領導交差，於是9日中午改變回家路線，高速路上，一路狂奔，駛向避暑山莊承德。傍晚到達，住宿、吃飯。10日上午來到山莊，鑒於他們在瀋陽故宮的言而無信，因此，到山莊後，無論國保怎樣軟硬兼施，我都堅持留在車內，拒不下車。無奈葛隊長讓其他人去遊玩，他則留下負責看守我。中午時分一行人離開承德，晚上抵達津門。
此次十余天的被強制旅遊，雖然國保強行合影的用意及偷偷拍照的狗爛伎倆被我看穿並力所能極地予以抵制，但惡虎難敵群狼，令我防不勝防。高所長在此次旅行中專職偷拍任務，但其他國保也沒少干偷雞摸狗的偷拍行當，比如市局國保彪子，每當汽車駛進高速服務區，在我下車去廁所回來抽空吸支煙時，葛隊長立即湊上來、擺造型與我閑聊，彪子則躲在車內像做賊一樣抓緊偷拍，此等下三爛的行為舉不勝舉。
正文
熬過了炎炎烈日的盛夏，就在中國大陸六四平反促進委員會準備於金秋時節恢復工作，繼續傳播六四真相之時，香港暴發了最多時有二十萬人參加的爭普選和平佔中運動。為了不影響運動的走勢，本委員會臨時決定：暫停工作、蓄勢待發。
時至今日，香港學生和市民風餐露宿、日曬雨林於街頭的抗爭運動已經持續月余，北京專制政權始終不理會港人對人大框架及未來政改方向的合理訴求，並操縱大陸黑惡勢力潛入香港，暴力攪局、破壞和平佔中運動，民意與強權的抗爭舉步維艱。而中共黨喉媒體則不斷地向大陸人民進行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報道，力圖掩蓋和平佔中的真相。中共獨裁政權之所以這樣做，其實就是害怕佔中運動的影響會波及到大陸內地；唯恐佔中運動對大陸內地產生示範效應。
鑒於目前形勢，中國大陸六四平反促進委員會決定從即日起，恢複本委員會的工作，繼續向國人傳播六四大屠殺真相，只要多增加一人知道六四大屠殺真相，就是我們的收穫。我們要讓每一天都是六四紀念日，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大陸六四平反促進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長虹
2014年11月6日
自2013年5月14日起，我一直被警方非法拘禁於家中；樓門外，警察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站崗看守，不准我踏出房門半步。隨著6月4日的臨近，看守得更為嚴密。
為了能夠在6月4日這一天公開組織實施一次傳播六四真相的紀念活動，我於6月2日凌晨3點悄悄潛出房門，欲逃離被囚禁之地；但剛出樓門，便被看守警察發現並抓住，於是我欺騙他們說同意與他們一起去派出所，警察信以為真，就在他們鬆開雙手的一瞬間，我立即飛奔而去，翻牆越欄，藉助夜色，躲過追捕，成功脫逃。
6月4日，從上午開始我先後在天津市百貨大樓、鼓樓、南市食品街、東北角、天津大學宿捨等繁華地段的公交車站及海光寺、電報大樓、濱江道等地鐵出入口，以大字報形式粘貼了大量要求平反六四；懲辦屠凶的標語。下午，在準備去南開大學的路上，於衛津路被在此蹲守的公安北辰及南開分局國保警察抓住，併當場沒收了存有大量現場圍觀群眾圖片的手機及尚未貼出的要求平反六四的黃色大字報，隨後被押往公安北辰分局。當日搶走我的房門鑰匙抄家搜查，沒收了一台電腦、一台硬碟錄像機、現金、數本日記、心得筆記、30冊《中共歷史性承諾何時兌現》及部分紀念六四的大字報標語。但警方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拒絕出具扣押物品清單。
由於我堅持零口供，一字不講，審訊工作一開始就陷入僵局。雖經警方一輪又一輪的審訊，他們仍然一無所獲。晚上，氣急敗壞的警方，使出了一個陰損招數，二十余名警員乘三輛警車把我轉押到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院方精心給他們準備了三個房間，臨時建立起了一個名符其實的黑監獄。在這裡警員分成兩班，每班由八名警察組成，十二小時一輪換，日夜輪番對我進行刑訊逼供毆打。夜裡把我圍在中間，不讓睡覺，左邊的警察一腳把我踹向右邊；右邊的警察一腳把我再踹回左邊；身後的警察一腳把我踹向前邊；前邊的警察再一腳把我踹回後邊；我被踹的就像皮球一樣在地上滾來滾去，而警察邊打邊叫囂，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一撥警察打累了，又換上來一撥，並變換著花樣，他們把我打倒在床上；騎壓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四肢，使我動彈不得，十幾隻手同時伸向我的腋窩及陰部，不停地用力咯吱，弄得我狂笑不止，上氣不接下氣，由於笑得喘不上氣來，幾近虛脫，多次背過氣，昏厥過去。而惡警們則陰陽怪氣地說：「我們沒打你，我們只是在給你做免費的按摩」。
在這暗無天日的黑監獄裡，我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終於抵擋不過，開始交待違法行為。警方終於按照院方醫生的提示和要求，拿到了他們想要的「證據材料」，完成了一項神聖使命。繼而馬上安排了一次虛假的精神病鑒定，而鑒定人員又依據警方提交的無中生有的假材料，絞盡腦汁，按照警方的意圖，編笆造蘑，再次把我定為精神病人。鑒定意見：「偏執性精神障礙，6月4日實施危害行為時，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責任能力」。警方與院方合謀配合得默契無比，大功告成。
6月18日，全體公安人員從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撤出，並把我轉押到位於北辰道上的名為德品上佳快捷酒店8303、8306室繼續囚禁。其間公安北辰分局國保劉副隊長、王科長、管界派出所高所長、郭副所長多次逼迫我認罪悔過寫保證書，保證以後不在張貼傳播六四的大字報標語，都被我用沉默以示拒絕。6月22日中午，用警車把我從酒店提出，我以為該接受法律治裁了，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現，我被帶到北辰道上豪華的裕德隆飯莊，在三樓雅間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宴，到場的有公安北辰分局國保許隊長、劉副隊長、尹科長、王科長、管界派出所高所長、郭副所長。席間，許隊長宣布兩件事，第一，不需要我表態以後是否還繼續張貼傳播六四的大字報；第二，由公安局出資四萬元給我家進行一次全面的裝修。面對這樣一份大禮，我依舊用沉默以示拒絕，倒是對桌子上的美味佳餚盛情難卻，狼吞虎咽吃了起來。
兩天後，高所長領著裝修隊人員到我家實地勘察，並聯繫了一家倉庫，限我兩日內把屋內傢俱騰空，由無賴警官王德滿協辦此事。見此情景，我亮明觀點鄭重聲明：堅決不接受公安局的恩惠；堅決不同意裝修房屋。警方見用金錢腐蝕不了我停止傳播六四真相的決心，重新把我囚禁於家中，樓門口的警察又上崗了。
此境況延續至七月初略有好轉，樓門口的警察由二十四小時站崗改為十二小時，早八點至晚八點。7月8日早上7點，趁樓門口警察還未到崗之際迅速溜出家門，再次踏上傳播六四的道路。
這次張貼傳播六四真相大字報的地點，除上次地點之外，又增加到中上門、二宮、洪湖裡、今晚報大廈、天拖、王頂堤、天津市圖書館、鞍山西道卧龍裡等處公交站及復興門、長虹公園地鐵站。需要講一下，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在中國大陸，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當人們看到這些張貼的大字報時，圍觀者只是少數。針對這種情況，我這次在鞍山西道卧龍裡公交車站專門用了四張大字報以文字形式簡明扼要、又不失系統地介紹了八九民運及六四大屠殺真相，果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貼出不到十分鐘，就有近二百人圍攏觀看，場面感人。可以負責任地說，自八九六四大屠殺後，在中國大陸，這種公開紀念傳播六四真相，並造成群眾大量圍觀的事情，發生在了天津市鞍山西道，時間是2013年7月8日下午5點許（被警方扣押的現場視頻，會有重見陽光的一天）。
晚上回家剛進樓門，便被埋伏於四周的便衣警察抓住，帶到派出所，沒收了手機（內有大量現場圖片及視頻），搶走我家的房門鑰匙，抄家搜查。扣押了家中電腦一台、硬碟錄像機一台，但警方再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拒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單。夜裡，被轉押到公安北辰分局審訊室，面對審訊依舊是零口供，不做任何回答。
轉天下午，天津市國保局曹局長、葛隊長親自出面來見我，進行所謂的說教，無非又是讓我端正態度；認罪悔過；保證以後不在張貼傳播六四真相的大字報，未果。即不給曹局長面子認罪悔過，又不放棄繼續傳播六四真相的行動，該被繩之以法了，沒曾想又被釋放回家，監控囚禁。但這次，警察由樓門口變成進駐到我家裡來，二十四小時貼身監控，兩班倒，每班有五名警察組成；每頓飯，由警員用飯盒從派出所食堂打來給我吃。
由於警方從樓門外非法進駐到家裡來，脫離了公眾視線；更因為家中安裝的硬碟錄相機被警方刻意沒收扣押，因此，警員們無所顧忌，流氓本性又開始暴露出來；在我家中喝酒、打牌、賭博、摔桌子、砸板凳；睏了，就進入我女兒的房間，躺在她的床上呼呼大睡，倫理道德喪失殆盡；對我更是抬手就打、張嘴就罵。
針對警方非法進住我家及他們肆無忌憚的無賴行為，十幾天後，我開始絕食抗議。此舉可惹惱了他們，幾名警察多次掰開我的嘴，強行灌食，被我頑強頂住。硬來不行就換軟招，高所長帶領幾名國保，買來羊肉串、啤酒及其他食物，在我躺著的床頭，攤開桌子，現場烤起羊肉串來吃，並大聲地、誇張地吧嗒嘴，試圖用肉香、酒香摧毀我絕食的意志。怎奈我意志堅定、面對近在咫尺的酒肉不為所動、絕食不改。對警方只有一句話，就是公安人員必須從我家中撤出，這是我進食的唯一條件。當絕食進入第六天，身體已虛弱到了極點，看著我已皮包骨的身體，主管領導擔心這樣下去，肯定會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鬧出人命。為了避免負領導責任，許隊長、高所長到我家宣布：「從今天起監控人員從我家轉移到樓門口二十四小時監控，不准我踏出房門半步」。
此境況又一直延續至11月6日，早上8點郭副所長、王科長來到我家正式宣布，從即日起，以尋釁滋事罪對我刑事拘留，戴上手銬，送往看守所，但卻跨越屬地，羈押於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隨之而來又一摧殘我的手段上演了。警方刻意把我投入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具有魔鬼監號之稱的乙13室，室內在押犯全部為死刑犯或死緩二，牢頭獄霸兇殘無比。我剛一進監室，便被暴打一頓，完畢，一個名叫「小波」的牢頭兼號長（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對我說：「你還沒進來之前，管教，袁義就指示我，好好「幫助幫助」你，認倒霉吧」。從此每天便遭受由「小波」、「王剛」（已判死刑）帶領的眾死刑犯無緣無故的毆打。
自關進看守所以來，每次提審、提訊，依舊還是零口供，用他們的話說，審訊工作進展得很不順利。為此，負責審訊的主審人員的級別也不斷上升，由最初的小崔主審，上升到七處王隊長主審，再到後來的七處李局長主審。仍不見效果，於是他們就指示管教袁義進一步縱容監室內死刑犯王剛、小波等不斷毆打我，常被打得遍體鱗傷，舊傷未愈，又添新傷。管教袁義冷笑地對我說：「我們管不了你，就讓他們來治你」。有了政府管教的支持與縱恿，死刑犯們對我的毆打更是有恃無恐、登峰造極了。
凡是坐過牢的人都知道，在看守所內最忌諱被調動監室。因為幾個人在一起呆久了，或多或少都會有些感情；做事也多少講些面子，正所謂人熟是一寶。一旦被調動監室，到了新環境，一切都得從零開始，新來的犯人永遠是最受氣挨打的，警方對此規律也是一清二楚。用國保王科長的話說，公安局有的是壞門兒，因此，作為報復手段，兩個月內，我被警方動用職權先後調了三個監室，從乙13室調到乙1室，管教，王崢；後又被調到甲1室，管教，趙月泉。而且這三個監室都是警方精挑細選，秩序最混亂、打人最恨、亡命徒最多，都有魔鬼監號之稱的監室。
由於忍受不了這種永無休止的折磨，我又開始認罪伏法、交待問題了。警方又如獲致寶，迫不及待地安排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對我進行鑒定（每次鑒定完之後，我都要提出重新鑒定）。儘管面對鑒定專家時，我把在公安機關交代的問題全部推翻，一律不予承認，但仍舊難逃「法網」，又一次被精神病，鑒定意見：「偏執性精神障礙，自6月4日以來，實施危害行為時，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責任能力」。
至此，完全可以得出結論，中共國保對待我的「違法行為"，他們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不擇一切手段，窮盡一切辦法，要讓我開口交待違法行為。只要交待了違法行為，就等於有了把我定為精神病人的證據材料。在開口交待問題之前，絕不給我做重新鑒定。烏呼哀哉！交待違法行為，也成了我被精神病的一個理所當然的理由，「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真敢想、真敢幹。
2014年1月17日，因證據不足，我被取保候審，暫獲釋放。善良的人們也許會覺得中共國保對我夠」仁慈「的，那就大錯特錯了。自八九六四大屠殺後，中共警方針對我在八九民運中的「違法行為」，開創了共和國歷史上首例放到社會上進行殘酷迫害之先例。毫不誇張地說，二十幾年間，中共警方對我及家人的摧殘手段之毒辣殘酷，就連黨首習近平也很難從北京公安部相關部門了解到真實的黑幕內情。
經過數月的身體恢復，轉眼，2014年6月4日漸漸臨近 ，警方吸取去年六四紀念日的教訓，5月26日，北辰國保許隊長、王科長到我家說，5月29日起，帶我去東北旅遊，我不同意，許隊長回答，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為了防止我提前開溜，5月28日下午郭副所長、王科長突然提前一天闖入我家，強行把我拖進汽車，走津薊高速，後轉京沈高速直奔東北三省，同行的有：市局國保葛隊長、彪子、北辰國保許隊長、王科長、小牟、高所長等七名警察。
傍晚，抵達秦皇島市，住宿。晚上，在大排檔吃燒烤，特意安排我挨著高所長坐下，席間王科長用手機對著我和高所長拍了幾張相片，我也沒太在意。
次日上午啟程，並順路去了市外老龍頭景點，在老龍頭景點入口處等幾個標誌性建築前，國保讓我與葛隊長、許隊長合影留念，被我拒絕。於是，他們就生拉硬拽，大有不照不行的味道，我依舊不從。儘管如此，在我正在行走時，高所長還是趁我不備，從身後摟住我的脖子，強行把我扭轉過來，在我奮力掙扎中，王科長還是搶拍了幾張相片。
照相本無可厚非，但象國保這種綁架似的，為了照相而照相的行為，其齷齪之心，一目了然。無非就是想在合影照上大做文章，抹黑、搞臭，這也是他們此行的目的之一吧。
在高速路上一路前行，傍晚，進入鞍山市，住宿吃飯；次日上午啟程，傍晚到達吉林省白山市，安排住宿、吃飯，高所長手持相機不時偷偷拍照。
轉天上午繼續前行，下午到達長白山，安排住宿，市局國保葛隊長則刻意與我站在一起，沒話找話，為高所長拍照創造條件，高所長則心領神會，立即搶拍。晚上吃飯時，高所長又用手機偷偷地錄了像。
一路走來，針對國保這種強制合影及偷偷錄像、拍照的狗爛行為，非常氣憤。作為抗議，次日上午，佯稱身體不適，需要休息，拒絕與國保一同出行旅遊，勸說未果，安排王科長留下負責看守我，其餘人員遊山玩水去了。一連數日，都是這樣度過。6月6日全體人員離開長白山往回走，中午進入吉林市，汽車在市內一條河邊停下，葛隊長讓我下車與他們一起照相，沒同意。繼續前行，傍晚到達長春市，住宿，吃晚飯時高所長又偷偷拍了幾張相。
7日上午離開長春，傍晚到達瀋陽市，住宿吃飯。8日上午一同去瀋陽故宮，由於許隊長承諾不再偷偷拍照、錄像，我信以為真，同意一起參觀故宮。然而流氓本性就是言而無信，葛隊長依舊粘在我身邊，寸步不離左右，高所長不失時機繼續偷偷拍照、錄像。
下午離開瀋陽，傍晚進入葫蘆島。在海邊，讓我下車照相，未同意，其餘人下車，就在我下車去廁所方便之際，葛隊長、許隊長立即湊過來，沒話找話，遠處的高所長立即用長焦相機拍照、錄像。完畢，安排住宿、吃飯。
眼看離家越來越近，盤點十余天的行程，國保認為還沒在一個有名氣的旅遊勝地給我拍照，任務還沒有完成，還無法向高層領導交差，於是9日中午改變回家路線，高速路上，一路狂奔，駛向避暑山莊承德。傍晚到達，住宿、吃飯。10日上午來到山莊，鑒於他們在瀋陽故宮的言而無信，因此，到山莊後，無論國保怎樣軟硬兼施，我都堅持留在車內，拒不下車。無奈葛隊長讓其他人去遊玩，他則留下負責看守我。中午時分一行人離開承德，晚上抵達津門。
此次十余天的被強制旅遊，雖然國保強行合影的用意及偷偷拍照的狗爛伎倆被我看穿並力所能極地予以抵制，但惡虎難敵群狼，令我防不勝防。高所長在此次旅行中專職偷拍任務，但其他國保也沒少干偷雞摸狗的偷拍行當，比如市局國保彪子，每當汽車駛進高速服務區，在我下車去廁所回來抽空吸支煙時，葛隊長立即湊上來、擺造型與我閑聊，彪子則躲在車內像做賊一樣抓緊偷拍，此等下三爛的行為舉不勝舉。
正文
熬過了炎炎烈日的盛夏，就在中國大陸六四平反促進委員會準備於金秋時節恢復工作，繼續傳播六四真相之時，香港暴發了最多時有二十萬人參加的爭普選和平佔中運動。為了不影響運動的走勢，本委員會臨時決定：暫停工作、蓄勢待發。
時至今日，香港學生和市民風餐露宿、日曬雨林於街頭的抗爭運動已經持續月余，北京專制政權始終不理會港人對人大框架及未來政改方向的合理訴求，並操縱大陸黑惡勢力潛入香港，暴力攪局、破壞和平佔中運動，民意與強權的抗爭舉步維艱。而中共黨喉媒體則不斷地向大陸人民進行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報道，力圖掩蓋和平佔中的真相。中共獨裁政權之所以這樣做，其實就是害怕佔中運動的影響會波及到大陸內地；唯恐佔中運動對大陸內地產生示範效應。
鑒於目前形勢，中國大陸六四平反促進委員會決定從即日起，恢複本委員會的工作，繼續向國人傳播六四大屠殺真相，只要多增加一人知道六四大屠殺真相，就是我們的收穫。我們要讓每一天都是六四紀念日，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大陸六四平反促進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長虹
2014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