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2月18日訊】（新唐人記者田飛綜合報導）近期，香港出現了以真普選為訴求的「雨傘革命」；無獨有偶，台灣則舉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導致執政的國民黨大慘敗，民進黨大勝，台灣政治版圖重劃。香港和台灣最新政局的發展引發各界關注和討論。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吳國光先生在《動向》雜誌撰文，對此進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中共試圖以「促進經濟增長來反制社會不滿，強化權錢聯盟以推動物質繁榮」的「中國模式」來影響香港和台灣，不過都遭遇了抗議和失敗。
吳國光將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稱作「三個中國」。雖然台灣是否可以稱為中國外界尚有爭論，但至少它們近年來已經被圈進了所謂的「中國模式」。而這種「中國模式」是從中國大陸放大、延展，進而涵蓋港、台等地。香港和台灣政治發展背後的經濟社會深層原因，均根植於「中國模式」對香港、台的滲透和籠罩。
2003年7月，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中共「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當月底，大陸居民港澳「自由行」項目就開始大幅度放開，而大陸與香港「更緊密經濟夥伴協議」也在當年簽署並實施；另外，還有更多的大陸香港經濟一體化措施相繼被推行。
文章認為，香港被圈入這種「中國模式」正是在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之後加倍提速的。中共的這些措施除了增加香港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等長期效果之外，明顯是針對香港居民對回歸中國主權之後政治狀況強烈不滿的一種經濟收買戰略，意圖通過繁榮香港經濟來弱化和對沖香港居民的政治抗議。
與此同時，北京當局也加緊了對於整體香港社會的滲透和控制，如新聞媒體、大中小學教育等。這種經濟收買和政治控制雙管齊下的做法，與中共政權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在大陸的作為一脈相承，這也正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實質。
文章分析，「中國模式」的內在邏輯是權力和金錢的聯盟，其必然造成大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不正常地獲得超額巨大利益，小資本和一般民眾因此淪為犧牲品的社會經濟後果。而香港被融入「中國模式「後，這種經濟社會癥狀也開始在香港呈現、蔓延並惡性發酵，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香港的貧富差距，剝奪了香港新一代的經濟機會，也導致向稱廉潔的香港政府腐敗醜聞頻出。
一個本來自由繁榮的香港，從2003年開始不到10年的時間，就迅速淪為中共權貴階層和那些依附大陸專制政權的香港權貴們揮霍奢侈的樂園，本來在經濟自由環境中依靠辛勤勞動能夠做到豐衣足食的一般民眾則開始失去起碼的經濟和福利保障，公民權利也被步步剝奪。
吳國光博士認為，這就是「雨傘革命」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而台灣的故事也與此類似。
他批評，國民黨馬英九政權為了「拼經濟」，汲汲於陸台經濟一體化；為了家族經濟和政治利益，國民黨老權貴階層更是數典忘祖、醜態百出地爭相向中共叩頭。正是他們的努力和主導，台灣也開始出現「中國模式」的後果：貧富分化，環境惡化，社會失序，權貴橫行。
文章又指出，中共的這套「中國模式」手法已經深度吞噬香港、台灣，並正在躍躍欲試行銷全球！但是，「雨傘革命」和「九合一」選舉，宣告了香港和台灣的民意並不接受這種「中國模式」。
文章認為，在一個「中國模式」下，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個中國」的政局發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凸顯了一個社會的糾錯機制和自新能力是如何緊密地與這個社會的政治安排相聯繫：
「在台灣，有民主制度，民眾可以通過選票周期地表達意願，通過憲政程序更換權力執掌者，從而有可能和平有序地以民眾的喜惡來影響政府、改變施政；在香港，還有相當程度的公民自由，民眾可以通過遊行抗議來表達意願，但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從屬地位，決定了，即使持續兩個多月的堅韌民主抗爭，也不可能得到當局的正面回應，強大的民意竟然敵不過一個小小玩偶行政長官的愚頑下作；在中國大陸，這兩者都沒有，所能看到的只是言論的收緊、鎮壓的加劇，是民意被壓制、被愚弄、被強姦、被閹割，是『中國模式』進一步升級換代，權貴要以此取得更大的利益收穫，社會要為此付出更大的長遠代價。」
文章最後指出，大陸、香港和台灣對「中國模式」的三種反應，深刻揭示的正是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根本問題：
「沒有民眾的民主參與權利，一個社會只能要麼沉淪、要麼爆發，那個政府只能在火山和深淵之間強力維穩。票子固然重要，選票卻更重要；沒有選票，只要票子，最終落得兩者皆失。試問那些仍然沉迷於對物質財富的追求而避權利、抗議與政治唯恐不遠的愚昧國人，面對這樣的對比，你有什麼資格反對港人行使自由抗議權利？又有什麼本錢抵制台灣人心傾向獨立？」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吳國光先生在《動向》雜誌撰文，對此進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中共試圖以「促進經濟增長來反制社會不滿，強化權錢聯盟以推動物質繁榮」的「中國模式」來影響香港和台灣，不過都遭遇了抗議和失敗。
吳國光將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稱作「三個中國」。雖然台灣是否可以稱為中國外界尚有爭論，但至少它們近年來已經被圈進了所謂的「中國模式」。而這種「中國模式」是從中國大陸放大、延展，進而涵蓋港、台等地。香港和台灣政治發展背後的經濟社會深層原因，均根植於「中國模式」對香港、台的滲透和籠罩。
2003年7月，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中共「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當月底，大陸居民港澳「自由行」項目就開始大幅度放開，而大陸與香港「更緊密經濟夥伴協議」也在當年簽署並實施；另外，還有更多的大陸香港經濟一體化措施相繼被推行。
文章認為，香港被圈入這種「中國模式」正是在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之後加倍提速的。中共的這些措施除了增加香港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等長期效果之外，明顯是針對香港居民對回歸中國主權之後政治狀況強烈不滿的一種經濟收買戰略，意圖通過繁榮香港經濟來弱化和對沖香港居民的政治抗議。
與此同時，北京當局也加緊了對於整體香港社會的滲透和控制，如新聞媒體、大中小學教育等。這種經濟收買和政治控制雙管齊下的做法，與中共政權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在大陸的作為一脈相承，這也正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實質。
文章分析，「中國模式」的內在邏輯是權力和金錢的聯盟，其必然造成大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不正常地獲得超額巨大利益，小資本和一般民眾因此淪為犧牲品的社會經濟後果。而香港被融入「中國模式「後，這種經濟社會癥狀也開始在香港呈現、蔓延並惡性發酵，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香港的貧富差距，剝奪了香港新一代的經濟機會，也導致向稱廉潔的香港政府腐敗醜聞頻出。
一個本來自由繁榮的香港，從2003年開始不到10年的時間，就迅速淪為中共權貴階層和那些依附大陸專制政權的香港權貴們揮霍奢侈的樂園，本來在經濟自由環境中依靠辛勤勞動能夠做到豐衣足食的一般民眾則開始失去起碼的經濟和福利保障，公民權利也被步步剝奪。
吳國光博士認為，這就是「雨傘革命」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而台灣的故事也與此類似。
他批評，國民黨馬英九政權為了「拼經濟」，汲汲於陸台經濟一體化；為了家族經濟和政治利益，國民黨老權貴階層更是數典忘祖、醜態百出地爭相向中共叩頭。正是他們的努力和主導，台灣也開始出現「中國模式」的後果：貧富分化，環境惡化，社會失序，權貴橫行。
文章又指出，中共的這套「中國模式」手法已經深度吞噬香港、台灣，並正在躍躍欲試行銷全球！但是，「雨傘革命」和「九合一」選舉，宣告了香港和台灣的民意並不接受這種「中國模式」。
文章認為，在一個「中國模式」下，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個中國」的政局發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凸顯了一個社會的糾錯機制和自新能力是如何緊密地與這個社會的政治安排相聯繫：
「在台灣，有民主制度，民眾可以通過選票周期地表達意願，通過憲政程序更換權力執掌者，從而有可能和平有序地以民眾的喜惡來影響政府、改變施政；在香港，還有相當程度的公民自由，民眾可以通過遊行抗議來表達意願，但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從屬地位，決定了，即使持續兩個多月的堅韌民主抗爭，也不可能得到當局的正面回應，強大的民意竟然敵不過一個小小玩偶行政長官的愚頑下作；在中國大陸，這兩者都沒有，所能看到的只是言論的收緊、鎮壓的加劇，是民意被壓制、被愚弄、被強姦、被閹割，是『中國模式』進一步升級換代，權貴要以此取得更大的利益收穫，社會要為此付出更大的長遠代價。」
文章最後指出，大陸、香港和台灣對「中國模式」的三種反應，深刻揭示的正是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根本問題：
「沒有民眾的民主參與權利，一個社會只能要麼沉淪、要麼爆發，那個政府只能在火山和深淵之間強力維穩。票子固然重要，選票卻更重要；沒有選票，只要票子，最終落得兩者皆失。試問那些仍然沉迷於對物質財富的追求而避權利、抗議與政治唯恐不遠的愚昧國人，面對這樣的對比，你有什麼資格反對港人行使自由抗議權利？又有什麼本錢抵制台灣人心傾向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