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十八大為起點，令計劃是繼蘇榮之後被查的第二個全國政協副主席；是繼蘇榮、徐才厚和周永康之後，落馬的第四位國家領導人；是繼蔣潔敏、李東生、楊金山之後，泥足的第四位十八屆中央委員。
所有這些標籤，均不足以描述他的特殊。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令系第一個涉嫌貪腐被查的中辦主任。這個職務，在不同場合還可切換為祕書長、大內總管。財新網的報道稱：「從權勢看，曾經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的令計劃排在他的政協同事蘇榮之前，與執掌軍隊政治大權的徐才厚差可比擬甚至很多人認為，令計劃曾經擁有的隱形力量直追政治局常委。」
回溯2014年10月11日這天，有兩則新聞如果放在一起閱讀，頗有意味：
一是江蘇省委原常委、省委祕書長趙少麟被中紀委立案調查，二是為期兩天的全國黨委祕書長會議在京閉幕。兩者的重疊之處，不光是「祕書長」字樣，還有對應的權脈。
何謂祕書？《辭書》解釋，協助領導人綜合情況、調查研究、聯繫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等，是領導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這個職務本身並不具有官的權力，從屬於領導。不過，祕書崗位從來好比「官窯」，「進去都是一攤泥，出來變成青花瓷」。你去翻翻達官的簡歷，大抵不會缺了這個標籤。
至於祕書長，中外有別。在國際組織中，祕書長一般是議事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例如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北約祕書長拉斯穆森等，其主要職能是協助所在機構負責人的日常工作和組織；而本朝的祕書長，則是祕書之長，大內總管，統領整個行政中樞的輔助系統。
針對這個職務角色，曾有過4M之說Manager（事務管理者、執行者）、Mother（像母親一樣關心領導）、Model（具備良好的形象舉止）、Maid（像侍女一樣照顧好領導）。就結構而論，代表公共利益與意志的公權力包括決策權和執行權，祕書群體自身並不具備權力，但在權力私有化過程中，祕書角色也隨之「個人化」，成為公權力的實際操持者。一城草木皆如故，半部春秋總是秦。翻開國史，我們從未走出暴力營銷的惡性循環；和平年代，打江山的武將未必幹得過無後的宦官。從大明朝的「九千歲」起落，到如今「二號首長」的沉浮，自可目睹輔助系統的行權模式與擴權衝動。
盤點中共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其中在任或曾任省委祕書長的高達九人，他們分別是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趙智勇，山西的聶春玉、杜善學，江蘇的趙少麟，安徽的韓先聰，山東的王敏。而作為中辦主任的令計劃，更是祕書總長。
在省一級，祕書長通常兼任省委常委，儘管在班子中排名靠後，卻既可以是老人的觸角，又可能是一把手的第二票，甚或身體的某個器官，不僅自身位高權重，還直接關聯更重量級人物，比如趙少麟曾伺候三任省委書記，趙智勇對應落馬副國座蘇榮，李崇禧、郭永祥背後是大老虎周永康。至於令計劃的落馬，因其絕對中樞地位，只能說是一場反腐的開始，而非結束。
多數情況下，一個腐敗集團的倒掉必定存在一個祕書部落。在陳良宇案中，秦裕、孫路一等祕書系統人員涉案；而到周永康案，專職祕書郭永祥、冀文林、李華林、沈定成、余剛，甚至包括警衛祕書談紅，無一倖免。
在這之前，曾經捲入重大經濟案件的還有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祕書長陳少勇。倘若級別下沉，個案不勝枚舉，如河北省委常務副祕書長梁樹林、河南漯河市委祕書長謝連章、山西太原市原市委祕書長王國武、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委祕書長鄧曉軍，等等。
但令計劃一案，必將扭轉這一祕書附屬的特性，而成為地震震中，此前及之後的人事地震，都可能與其如網狀關聯。
以高級官員為界，黨委、政府、人大、政協、軍委五套班子中，均設有祕書長，負責「上傳下達」、「下傳上達」等協調工作，「有多少首長就有多少祕書長。」表面上看，祕書長只是中間人，但因為首長對具體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這給祕書長們很大的權力空間，由此而生的權力尋租也屢見不鮮。
優秀的祕書必須深諳政治遊戲的規則，甚至參與規則的制訂，以幫助領導疏通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這一行權過程中，實際存在兩種權力：一種是由上派生出的權力，可謂決策權的延伸；另一種是由下演化而來的權力，因為祕書處於行權者與受權者之間的關口，是接近「權力核心」的必經通道。
前者是一種顯性權力；後者是一種隱性權力，在半透明政體中擁有更大的運行空間。這實際是讓潛規則代替法治，從而形成次級秩序。祕者，不宣也！
另一方面，祕書的工作方式之一是與對方官員的祕書交往，這使得身處不同權脈中的祕書可以併網運行，由此結成同盟甚至部落。透過這些部落的活動範圍與運行軌跡，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權力結構的癌變。
比如，鐵老大劉志軍的合伙人丁書苗，在2010年初舉辦了首都祕書界新春聯誼會，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祕書界領導及部長等出席。這是觸及雷區的冒險之舉，亦是他們雙雙案發的引線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積落馬，也是這一故事的延續，共同指向同一中樞前任中辦主任令計劃。
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是直屬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從中共成立初期就有。在建黨初期，中辦時稱中央祕書廳，後幾經演變，於1948年5月改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要工作職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負責黨中央文祕、會務工作，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貫徹落實的督促檢查，中央指示、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的轉達和催辦落實；
二、負責全國黨政系統的密碼通信和密碼管理，負責中央文件和機要文電、信件的傳遞工作，承擔全國有關商用密碼的科研、生產、銷售、使用等管理工作，負責全國密碼保密工作；
三、負責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安全警衛、醫療保健，擔負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活動場所的警衛任務；
四、圍繞中央總體工作部署，收集信息、反映動態、綜合調研，承擔部分中央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和中央文件的校核工作；
五、負責為中央制定黨內法規和領導國家立法的具體服務工作；負責中央檔案資料的接收、徵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負責全國檔案事業行政管理；
六、歸口管理黨中央直屬各部的後勤服務，聯絡、處理中央各部門共同性的社會事務工作。
這裡的掌門人一直都是以黨魁「大管家」的身份出現，負責其日常行程、安全保衛、醫療保健等貼身工作。如果給這個群體列一份名單，他們包括毛澤東、陳獨秀、張國燾、鄧小平、周恩來、鄧穎超、任弼時、楊尚昆。
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夕召開的全國黨委祕書長會議，專題研究抓落實問題，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決策落地生根。這個會議的主持人正是中辦主任。而最高層就此批示：「崇尚實幹、狠抓落實是我反覆強調的。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依靠樞要輔助機構來保證政令貫徹，此種政治現象值得研究。其實，所謂「鏡中花、水中月」，換成另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至少在過去兩屆，這成了權力運行狀態的精確描述。
當然，類似祕書長會議早已有之，且貫穿金字塔權力結構的各個層級。如省級會議通常在兩會之前，全國會議則在中央全會之前。一些省市還對祕書系統提出這樣的政治口號：當好「堅強前哨」，建好「鞏固後院」，成為「核心智庫」。
毫無疑問，一個弱勢的權力核心必然造就一個強大的輔助系統，這是過去兩屆權力核心的陣痛，亦是此番令計劃落馬的來由，它與周氏掌控的情報系統，共同構成了強大的密室權力，並形成大規模私有化。讓陽光進入這些密室，是未來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所有這些標籤，均不足以描述他的特殊。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令系第一個涉嫌貪腐被查的中辦主任。這個職務，在不同場合還可切換為祕書長、大內總管。財新網的報道稱：「從權勢看，曾經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的令計劃排在他的政協同事蘇榮之前，與執掌軍隊政治大權的徐才厚差可比擬甚至很多人認為，令計劃曾經擁有的隱形力量直追政治局常委。」
回溯2014年10月11日這天，有兩則新聞如果放在一起閱讀，頗有意味：
一是江蘇省委原常委、省委祕書長趙少麟被中紀委立案調查，二是為期兩天的全國黨委祕書長會議在京閉幕。兩者的重疊之處，不光是「祕書長」字樣，還有對應的權脈。
何謂祕書？《辭書》解釋，協助領導人綜合情況、調查研究、聯繫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等，是領導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這個職務本身並不具有官的權力，從屬於領導。不過，祕書崗位從來好比「官窯」，「進去都是一攤泥，出來變成青花瓷」。你去翻翻達官的簡歷，大抵不會缺了這個標籤。
至於祕書長，中外有別。在國際組織中，祕書長一般是議事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例如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北約祕書長拉斯穆森等，其主要職能是協助所在機構負責人的日常工作和組織；而本朝的祕書長，則是祕書之長，大內總管，統領整個行政中樞的輔助系統。
針對這個職務角色，曾有過4M之說Manager（事務管理者、執行者）、Mother（像母親一樣關心領導）、Model（具備良好的形象舉止）、Maid（像侍女一樣照顧好領導）。就結構而論，代表公共利益與意志的公權力包括決策權和執行權，祕書群體自身並不具備權力，但在權力私有化過程中，祕書角色也隨之「個人化」，成為公權力的實際操持者。一城草木皆如故，半部春秋總是秦。翻開國史，我們從未走出暴力營銷的惡性循環；和平年代，打江山的武將未必幹得過無後的宦官。從大明朝的「九千歲」起落，到如今「二號首長」的沉浮，自可目睹輔助系統的行權模式與擴權衝動。
盤點中共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其中在任或曾任省委祕書長的高達九人，他們分別是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趙智勇，山西的聶春玉、杜善學，江蘇的趙少麟，安徽的韓先聰，山東的王敏。而作為中辦主任的令計劃，更是祕書總長。
在省一級，祕書長通常兼任省委常委，儘管在班子中排名靠後，卻既可以是老人的觸角，又可能是一把手的第二票，甚或身體的某個器官，不僅自身位高權重，還直接關聯更重量級人物，比如趙少麟曾伺候三任省委書記，趙智勇對應落馬副國座蘇榮，李崇禧、郭永祥背後是大老虎周永康。至於令計劃的落馬，因其絕對中樞地位，只能說是一場反腐的開始，而非結束。
多數情況下，一個腐敗集團的倒掉必定存在一個祕書部落。在陳良宇案中，秦裕、孫路一等祕書系統人員涉案；而到周永康案，專職祕書郭永祥、冀文林、李華林、沈定成、余剛，甚至包括警衛祕書談紅，無一倖免。
在這之前，曾經捲入重大經濟案件的還有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祕書長陳少勇。倘若級別下沉，個案不勝枚舉，如河北省委常務副祕書長梁樹林、河南漯河市委祕書長謝連章、山西太原市原市委祕書長王國武、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委祕書長鄧曉軍，等等。
但令計劃一案，必將扭轉這一祕書附屬的特性，而成為地震震中，此前及之後的人事地震，都可能與其如網狀關聯。
以高級官員為界，黨委、政府、人大、政協、軍委五套班子中，均設有祕書長，負責「上傳下達」、「下傳上達」等協調工作，「有多少首長就有多少祕書長。」表面上看，祕書長只是中間人，但因為首長對具體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這給祕書長們很大的權力空間，由此而生的權力尋租也屢見不鮮。
優秀的祕書必須深諳政治遊戲的規則，甚至參與規則的制訂，以幫助領導疏通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這一行權過程中，實際存在兩種權力：一種是由上派生出的權力，可謂決策權的延伸；另一種是由下演化而來的權力，因為祕書處於行權者與受權者之間的關口，是接近「權力核心」的必經通道。
前者是一種顯性權力；後者是一種隱性權力，在半透明政體中擁有更大的運行空間。這實際是讓潛規則代替法治，從而形成次級秩序。祕者，不宣也！
另一方面，祕書的工作方式之一是與對方官員的祕書交往，這使得身處不同權脈中的祕書可以併網運行，由此結成同盟甚至部落。透過這些部落的活動範圍與運行軌跡，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權力結構的癌變。
比如，鐵老大劉志軍的合伙人丁書苗，在2010年初舉辦了首都祕書界新春聯誼會，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祕書界領導及部長等出席。這是觸及雷區的冒險之舉，亦是他們雙雙案發的引線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積落馬，也是這一故事的延續，共同指向同一中樞前任中辦主任令計劃。
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是直屬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從中共成立初期就有。在建黨初期，中辦時稱中央祕書廳，後幾經演變，於1948年5月改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要工作職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負責黨中央文祕、會務工作，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貫徹落實的督促檢查，中央指示、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的轉達和催辦落實；
二、負責全國黨政系統的密碼通信和密碼管理，負責中央文件和機要文電、信件的傳遞工作，承擔全國有關商用密碼的科研、生產、銷售、使用等管理工作，負責全國密碼保密工作；
三、負責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安全警衛、醫療保健，擔負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活動場所的警衛任務；
四、圍繞中央總體工作部署，收集信息、反映動態、綜合調研，承擔部分中央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和中央文件的校核工作；
五、負責為中央制定黨內法規和領導國家立法的具體服務工作；負責中央檔案資料的接收、徵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負責全國檔案事業行政管理；
六、歸口管理黨中央直屬各部的後勤服務，聯絡、處理中央各部門共同性的社會事務工作。
這裡的掌門人一直都是以黨魁「大管家」的身份出現，負責其日常行程、安全保衛、醫療保健等貼身工作。如果給這個群體列一份名單，他們包括毛澤東、陳獨秀、張國燾、鄧小平、周恩來、鄧穎超、任弼時、楊尚昆。
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夕召開的全國黨委祕書長會議，專題研究抓落實問題，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決策落地生根。這個會議的主持人正是中辦主任。而最高層就此批示：「崇尚實幹、狠抓落實是我反覆強調的。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依靠樞要輔助機構來保證政令貫徹，此種政治現象值得研究。其實，所謂「鏡中花、水中月」，換成另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至少在過去兩屆，這成了權力運行狀態的精確描述。
當然，類似祕書長會議早已有之，且貫穿金字塔權力結構的各個層級。如省級會議通常在兩會之前，全國會議則在中央全會之前。一些省市還對祕書系統提出這樣的政治口號：當好「堅強前哨」，建好「鞏固後院」，成為「核心智庫」。
毫無疑問，一個弱勢的權力核心必然造就一個強大的輔助系統，這是過去兩屆權力核心的陣痛，亦是此番令計劃落馬的來由，它與周氏掌控的情報系統，共同構成了強大的密室權力，並形成大規模私有化。讓陽光進入這些密室，是未來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